根據1981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報道：
1980年底，全國有社隊企業143萬個，從業人員3050萬人，總收入614億元，比1979年增長22%。
社隊企業創造的年收入，占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經濟總收入的34%。
1980年，社隊企業的利潤分配中，用于支援農業發展的資金為22.6億元，向國家繳納的稅收為25.6億元。
這段內容，向我們釋放了幾個歷史信息：
第一，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能夠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就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就業崗位。
第二，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能夠鞏固和壯大集體經濟，增加社員家庭收入，改善社員生活水平。
第三，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能獲為集體積累可觀資金，用來反哺農業生產建設，促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第四，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符合農村經濟綜合發展的客觀需要，它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五，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可以改善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情。
第六，實踐證明，發展社隊企業，可以有效縮減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均衡發展。
當然，在社隊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若干問題。
比如：盲目開辦工廠，集體積累過多，同質化競爭嚴重等現象。
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不要因為社隊企業存在若干優點，就刻意淡化或掩蓋它所存在的問題。
在寒牛出欄看來，上述幾個問題是農村工業化必然要經歷的坎，可以通過政府調整與管理優化來解決。
從宏觀經濟角度觀察。
國家出面調整，可以更好地優化經濟結構，避免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引導社隊企業走上產業化、專業化、區域化發展道路，打造產業化公社，這完全有可能性。
從企業微觀發展來分析。
社會發展激烈，工業經濟變化周期加快，社隊企業根據市場變化來做有益調整，是非常正常的市場行為；就像世界500強企業，隔幾年都會優化重組業務部門一樣。
為此，對社隊企業調整很有必要。
但不應全盤否定人民公社及社隊企業，更不應該剝奪農民發展集體經濟的權力，更不應該變相或強行改制社隊企業，用合法的方式吞噬農民的集體經濟成果。
要反思社隊企業改制的合理性與科學性，要為城鄉失衡發展感到愧疚不安，要從中總結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路徑來。
歷史實踐證明，黨和國家在制定農村政策時，既要為農民眼前利益著想，也要為農民長遠利益謀劃。
這是小仁政與大仁政的辯證關系，二者不能偏廢。
（寒牛出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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