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七月初我們轉載刊發了《“再造”社會主義？中國基層正發生一場無聲劇變》一文（點擊標題可查看文章詳細內容），該文是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集體經濟、族群文化與鄉村共同體”研討會的會議綜述。我們繼綜述之后，選編與會老師們的其他相關文章以饗讀者，進一步探討集體經濟的內涵以及發展集體經濟的路徑方法。

　　長期以來，物質資源不足成為制約村莊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依靠外部扶持的發展模式存在缺乏持續性和資產流失的風險，對于物質條件不足的資源匱乏型村莊，如何內生發展可持續的新型集體經濟？本文從公共事務治理理論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角度，以陜西省袁家村為例，探究資源匱乏型村莊破除資源匱乏困境，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路徑。

　　袁家村以關中文化為依托，以分散經營、統一分配的合作社方式發展集體經濟。袁家村的發展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資源共建，依靠村莊的社會資本共建公共池塘資源，破解資源匱乏困境；二是社會共治，建立中國化的自主治理規則，創新集體經濟發展制度；三是成果共享，憑借靈活調整的股權配置，解決利益分配失衡問題，實現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袁家村采取了“交叉入股”的方式以及對“經營股”“分紅股”采取“一店一議”的分配方式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維護經營項目的多樣性的同時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的要求。

　　作者｜周立（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奚云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馬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方平（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

　　一

　　引       言

　　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及農村治理問題的有效路徑，更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有力支撐。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壯大集體經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2018年11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指出，“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1956年6月30日頒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了土地和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從私人所有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這標志著農村集體經濟的正式形成（高鳴、蘆千文，2019）。

　　之后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最終確定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展開的農業生產活動受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影響和行政命令的安排，實行統一經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民公社解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三級所有”的產權制度仍然得到了保留。從發展成就來看，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體制，為國家建立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和工業化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之后的雙層經營體制，更是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使中國創造了用全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世界22%人口的奇跡（周振、孔祥智，2019）。

　　然而，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著難以平衡的“統分困局”。在計劃經濟時期，對集體經濟的強調和對個體農戶經濟的忽視，極大地制約了生產力與農業農村的發展，農民太窮、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成為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的主要問題（魏后凱、劉長全，2019）。改革開放之后，農村集體經濟則呈現出“分”得過度、“統”得不夠的局面，導致農戶與集體經濟組織的聯系越來越弱，農村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功能弱化（高鳴、蘆千，2019）。2018年，在農業農村部統計的545461個行政村中，有78.9%的村莊當年的村集體經濟經營收益在10萬元以下，甚至35.8%的村集體經濟當年無經營收益[1]近八成村莊無法自我運轉，這樣薄弱的農村集體經濟，如何能承擔起鄉村振興的重任？為此，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2]。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時再次強調，要“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

　　新型集體經濟的實踐探索，始發于改革開放后的股份合作制。早在1979年，農村就有了集資入股的社隊企業（高強、孔祥智，2019）。20世紀80年代，黨中央、國務院對于農村股份合作經濟成分的發展，給予了及時關注、肯定、支持和引導[3]。20世紀90年代，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4]賦予了集體經濟新的內涵，強調成員之間的合作不僅包括勞動聯合，還可以有資本聯合。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5]，更是跳出了傳統意識形態的禁錮，提出了開放性、包容性、互利共贏的新型集體經濟發展觀（苑鵬、劉同山，2016）。可見，農村集體經濟中股份合作制發展實踐，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新型集體經濟概念的出現。那么，新型集體經濟就等同于股份合作制嗎？

　　目前，已有研究對新型集體經濟的定義，尚未達成共識，但大多定義都強調合作原則的自愿性以及合作形式、分配原則的多樣性。除此之外，已有研究還強調新型集體經濟的經營基礎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朱有志、肖衛，2013）；新型集體經濟的核心是現代產權制度（苑鵬、劉同山，2016），其核心特征是集體所有與股份合作（李天姿、王宏波，2019）。

　　綜上，本文認為新型集體經濟的內涵如下：以集體所有制為基本前提，以股份合作為主要形式，勞動者可以進行勞動、資本、土地等各生產要素聯合，并以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多種方式進行分配。下文將在中國政策與實踐語境下，將其歸納為資源共建、社會共治和成果共享三個部分。

　　新型集體經濟的具體發展模式，可大致分為外生發展和內生發展兩種類型：外生發展一般以政府為主導，村集體主要依靠財政補助、征地款項、涉農項目扶持以及稅源企業分成等方式獲得集體經濟收入，這種發展模式大多存在于集體資產薄弱的村莊；內生發展指村集體依靠自身的集體資產（包括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從事生產經營，其中包括以工業化模式、后發優勢模式、產業發展型和產業聯合等模式為代表的二產驅動型和以為農服務型、資產租賃型、資源開發型，以及資產和物業租賃型為代表的三產帶動型（許泉等，2016；苑鵬、劉同山，2016；孔祥智、高強，2017）。

　　現實中不是所有村莊都擁有豐富的資源，尤其對中西部而言，有相當一部分村莊屬于缺乏資產性資源和自然資源的資源匱乏型村莊，這些村莊常常受制于匱乏的資源而難以走上內生發展的道路。此外，依靠政府扶持的外生發展模式，不僅缺乏持續穩定性，且存在集體資產流失的風險（許泉等，2016）。那么，對于這些物質條件不足的資源匱乏型村莊而言，如何內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鑒于已有研究一直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本文將從公共事務治理理論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角度，提出公共治理說，并以陜西省袁家村為例，探究資源匱乏型村莊如何破除資源匱乏困境，發展新型集體經濟。

　　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有如下三點貢獻：一是開創性地從公共事務治理的理論視角，研究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把農村集體資產看作公共池塘資源的基礎上，將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問題與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問題相聯系；二是將西方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中國特色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相結合，區分共建、共治和共享三大發展階段，構建資源匱乏型村莊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可行之路；三是發掘中國鄉土情境下自主治理的獨特內容，為完善公共池塘資源和自主治理理論，貢獻中國經驗。

　　……

　　農村集體資產的非排他性和競爭性特征，使本文可以使用公共池塘資源這一概念范疇，并將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問題與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問題相聯系，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公共治理說，從而超越產權缺失說和社會經濟說，為兼顧公平和效率的農村集體經濟內生發展，找到理論依據。一方面，公共池塘資源的非排他性特征，要求農村集體經濟必須進行統一分配，從而使每個集體成員都能受益，實現分配的相對公平；另一方面，公共池塘資源的競爭性特征，使村集體經濟可以通過分散經營的形式，實現生產經營效率的提高。因此，建立在公共池塘資源基礎上的村集體經濟，不僅可以兼顧效率與公平，更有可能突破長久以來困擾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統分困局”。

　　接下來，本文將引入公共池塘資源的自主治理理論，并結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構建資源匱乏型村莊的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框架，以兼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的效率與公平。

　　二

　　基于公共治理說的分析框架

　　由前文可知，新型集體經濟以集體所有制為前提，在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資產可以被看作公共池塘資源，那么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就與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相聯系。鑒于公有化治理與私有化治理的弊端，因此本文引入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以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所謂自主治理，即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通過相互交流和博弈，自行找到解決“公地悲劇”的制度安排（Ostrom，1990）。但是，自主治理理論并不能完全契合本文的研究情境：

　　首先，該理論是在西方的社會制度基礎上提出的，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社會的語境，需要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

　　其次，自主治理理論是在公共池塘資源既有的條件下展開討論，與本文所研究的資源匱乏的實踐情境大相徑庭；

　　最后，現有的自主治理理論中，鮮有涉及公共池塘資源收益分配的討論，然而，公平合理的資源收益分配體制可以讓參與共建的各方公平分享發展成果，是促進資源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姚樹榮、周詩雨，2020）。

　　因此，本文將結合中國政策實踐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以彌補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在資源建設、資源收益分配方面的不足。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內涵，有三重意蘊：事業的共同建設、行動的共同治理以及成果的共同享有（江國華、劉文君，2018），其理論基礎在于治理理論強調的合作性與公共性理論強調的公共性（夏錦文，2018）。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理論的提出，不僅延續了黨的社會治理思想在治理主體上從政府管治到多元主體共治的轉變，而且回應了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以及改進社會參與等方面的要求（馬慶鈺，2018）。自主治理理論的價值核心也正是證明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的存在，即多元主體之間的溝通、交流與合作，可以實現對公共事務的善治。因此，無論從理論基礎的合作性與公共性來看，還是從治理主體的多元性趨勢來看，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都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這也是本文將二者結合，以自主治理理論，豐富共建共治共享中“共治”內涵的前提。

　　綜上所述，本文將公共池塘資源的自主治理理論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相結合，并引入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這一實踐領域，以“資源共建”破解資源匱乏困境，以“社會共治”創新集體經濟發展制度，以“成果共享”解決利益分配失衡。

　　首先，以社會資本為紐帶“共建”集體所有的公共池塘資源，破解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資源困境。社會資本主要指依托信任關系構建的社會網絡結構（Putnam et al.，1994）。其中，基于情感和能力的信任一方面可以幫助獲取資金（李新春等，2015），以緩解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面又能夠增強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羅家德等，2013）。而社會網絡作為人與人之間互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聯體系，具有共享信息、提供擔保和分擔風險的優勢（郭云南等，2015）。因此，蘊藏著豐富社會資本的村莊可以通過信任關系和社會網絡，促進物質資源的集聚和村莊發展信息的傳播。之后，利用集聚起來的村莊資源，村集體成員可以“共建”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公共池塘資源。由于每一位對公共池塘資源形成有所貢獻的成員，都可以主張對這一資源的所有權，因此這種公共池塘資源具有明顯的集體共有的特征，可以作為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

　　其次，以自主治理為基礎實現資源利用的“社會共治”[6]，創新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社會共治以多元主體的共同治理為特征（王名等，2014），在一系列與社會共治相似的理論話語中，就包括以自主治理為基礎的多中心治理（藍煜昕，2017）。因此，在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共治可以自主治理為基礎，通過自主治理來激發村集體內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熱情和能力，從而促進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新型集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八原則，即清晰界定邊界、占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一致、集體選擇的安排、分級制裁、監督、沖突解決機制、對組織權的最低限度的認可、嵌套式組織，能夠有效保證自主治理的成功。然而，這些自主治理的原則并不能完全適應中國農村的治理情境，因此在參考既有的八原則之余，還需要根據具體的治理情境設計新的治理原則，以中國化的自主治理實現“社會共治”，進而創新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制度安排。

　　再次，以股權配置為手段促進資源收益的“成果共享”，調控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分配格局。傳統的“產權缺失說”所倡導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雖然可能帶來農村集體資產的流失，但是其通過股權配置分配集體收益的做法，卻值得借鑒。在實踐中，各級財政投入的部分項目資金也正是通過折股量化的方式轉化為集體經濟組織股權，從而使一些貧困村集體經濟有了項目支撐，保障了貧困戶的穩定脫貧和長久致富。可見，股權配置的本質就是利益分配。因此，在對公共池塘資源的收益進行分配時，可以通過股權配置的方式調整集體成員的收益分配格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最后，在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體系中，共建是基礎，強調多主體共同參與新型集體經濟建設。共享是目標，旨在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部集體成員。共治是核心環節，亦是關鍵所在，這要求形成集體成員通過自主治理共同參與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治理體系。只有以多元主體參與的自主治理，實現對作為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基礎的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治理，最終達成“社會共治”，才能走出公共池塘資源利用的哈丁式“公地悲劇”、黑勒式“反公地悲劇”及一分了之的“私地悲劇”。因此，只有真正把“共治”落到實處，才能將“共建”持續推進，并最終實現“共享”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了一個關于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和公共治理說的理論框架（見圖1），該框架說明了中國場景下公共池塘資源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如何促進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并明確了社會資本、自主治理及股權配置在其中的作用。

圖1 資源匱乏型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共建共治共享機制

　　三

　　研究設計

　　1、方法選擇

　　本文采用探索性單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夠對實踐現象進行豐富細膩的描述，適合回答 “如何”的問題（Yin，2017），尤其是單一案例研究能夠更容易地把“是什么”和“怎么樣”說清楚（李飛等，2011）。本文要研究的是資源匱乏型村莊如何破解資源困境，實現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問題，屬于“如何”問題的范疇。此外，典型案例往往蘊含著在理論和實踐上認知的“縫隙”或“黑箱”，具有獨特的分析價值，適合做單案例的深度研究（井上達彥，2016）。本文的研究對象——袁家村，正是關于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因此本文采用單案例研究。同時，由于本文需要細化分析不同階段資源的發現、利用與治理如何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屬于已有文獻沒有深入探討的內容，需要進行理論構建，因此采用探索性方法（Yin，2017）。

　　2、案例選擇

　　本文之所以選取陜西省袁家村作為研究案例，理由有三：

　　其一，袁家村的發展起點是衰敗的資源匱乏型村莊。就經營性資產而言，袁家村村集體雖然有過一段鄉村工業化的輝煌時期，但在2007 年發展鄉村旅游之前，僅有鄉鎮企業時期留存下的一處舊水泥廠房。就資源性資產而言，地處關中平原腹地的袁家村，既無豐富的礦產資源發展制造業，也無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發展旅游業，以至于在2007年發展鄉村旅游時曾被專家斷言，“袁家村要想發展鄉村旅游，至少要等20 年 ”[7]。

　　其二，袁家村的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特征顯著。在所有制上，袁家村的土地、開展經營的小吃街都為集體所有；在合作原則上，袁家村的合作社“入股都是自愿的”；在合作形式上，袁家村采取股份合作，集體成員甚至是非集體成員可以以土地或資金入股[8]，各個股東的份額固定、透明；在分配形式上，袁家村實行按勞分配和按股金分紅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盡可能使更多的農民分享袁家村的發展紅利。可見，袁家村的發展與既有文獻所強調的新型集體經濟的特征相一致，即集體所有的前提、股份合作的形式、分配原則的多樣性以及合作原則的自愿性。

　　其三，袁家村是內生發展的典型。袁家村始終把農民作為發展鄉村旅游的主體，不僅在旅游項目的開發上本地化特征突出，而且在經營管理上凸顯農民主體性，在村莊發展的過程中，村民對關中文化、產業發展的認可以及對村莊共識的維護不斷加強（馬薈等，2020）。

　　此外，雖然袁家村是資源匱乏型村莊內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典型，但是其后期以自主治理對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制度的創新、以股權配置對集體成員利益分配的調控，對于非資源匱乏型村莊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也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因此本文選擇陜西省袁家村為研究案例，不僅希望為資源匱乏型村莊內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提供成功的實踐借鑒，更期待為更廣大的村莊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貢獻有益的經驗參考。

　　3、數據收集

　　本文的數據收集主要以非正式訪談為主，輔以內部文檔、公開報道等資料。作者所在的調研小組于2018年10月赴袁家村進行了集中調研，之后成員數次赴袁家村回訪，也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進行了多次線上訪談，采用半開放式的問題訪談了包括村兩委干部、本村村民、各合作社社長、消費者以及外來創業者在內的共62人進行“三角驗證”，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Yin，2017）。對村兩委干部、各合作社社長等管理者的半結構化訪談主要包括村莊的發展歷史、組織結構、政府等外部主體是否為村莊發展提供了幫助、有無負面事件、袁家村成功的關鍵因素等內容，對農家樂街、康莊老街、小吃街、作坊街等街區經營者的半結構化訪談則側重于其個人經歷（包括進入袁家村的時間及過程、技能獲得等）、如何捍衛食品安全、村莊成員的關系（包括原村民與外來商戶的關系、有無矛盾沖突及其解決）、對村集體及合作社的入股和分配原則的看法等，最終獲得了時長2268分鐘的訪談錄音，并整理出29萬字的訪談資料，為開展探索性的單案例研究，奠定了基礎。

　　四

　　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

　　1、發展基礎：一窮二白的空心村

　　袁家村是位于陜西關中平原地區的一個傳統村落，村莊的發展既無豐厚的人文資源風貌、物資資源基礎，也無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從村莊地理區位來看，袁家村雖距離唐昭陵僅10公里，但唐昭陵對游客的吸引力度有限，其經濟效應難以輻射至袁家村及附近村落；從村莊發展歷史來看，盡管2000年之前，在時任村支部書記郭裕祿的帶領下，袁家村的集體經濟曾有過一段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的輝煌發展歷史，甚至一度涉足房地產、影視、制藥和旅游等多個領域，但自2000年起，隨著村辦企業的關停和外出務工村民的增多，袁家村開始逐漸“空心化”，袁家村的村集體資產也只剩下了一座舊水泥廠房，即袁家村缺乏發展的物質資源基礎。此外，袁家村發展初期也并不具備任何成型的、可供開發的民俗文化資源[9]。反而隨著鄉鎮企業的衰落，村莊勞動力外流，空心化現象不斷加劇。因此，袁家村屬于典型的資源匱乏型村莊。

　　2、發展歷程：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

　　（1）起步時期，打造民俗旅游發展物質基礎（2007—2012年）。2007年，袁家村老書記郭裕祿的兒子郭占武決定由西安返鄉，帶領村民興辦農家樂，發展民俗旅游，以重振袁家村。為此，郭占武和村干部自發籌集了一筆資金，一部分用于支持村民將自家房屋改造為農家樂，一部分用于改造水泥廠房建設康莊老街，用來展示當地的傳統手工藝，如油、布、粉條、辣子、酸奶等的傳統制作方法，并出售成品，袁家村的民俗旅游由此發端。隨著客流量的逐漸增加，農家樂逐漸難以滿足游客的餐飲需求。于是，袁家村在2009年新建小吃街，專門出售由農民制作的傳統關中小吃。小吃街的建設，進一步豐富了袁家村的旅游業態，擴充了袁家村的民俗旅游項目。

　　這一時期，袁家村的民俗旅游蓬勃發展，而新型集體經濟尚未形成，但由村民共建的民俗旅游資源，為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2）發展時期，集體經濟品牌優勢增強（2012—2015年）。2012年，袁家村的客流量突破了百萬大關，如何保住口碑、留住游客，成為這一時期袁家村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于是在這一年，袁家村將原有的幾家醪糟店鋪合并為一個醪糟合作社，原有店鋪的經營者可以入股或者加入合作社工作，目的就是為了保證醪糟的質量。2015年，袁家村又成立了小吃街合作社，無論是不是小吃街的經營者均可入股，目的同樣是為了遏制小吃街店鋪野蠻生長的狀況，提高小吃質量。此外，袁家村又相繼成立文創聯盟，發展精品民宿、客棧，逐步開發酒吧街、藝術長廊、祠堂街、回民街等街道，形成了集吃、住、行、游、購、娛為一體的“關中印象體驗地”，推動袁家村由民俗旅游向包含多元項目的鄉村旅游轉型。

　　在食品安全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時，2012年袁家村提出“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的口號，希望將“袁家村”打造成為一塊“農字號”金字招牌。隨著游客的不斷涌入，“袁家村”名號越來越響，市場認可度越來越高，影響力越來越大。于是，在2015 年，袁家村通過集體成員集資，在西安市的曲江銀泰城開設了第一家城市體驗店，不僅將袁家村自產的辣子、酸奶、醋等農副產品賣進了城市，還開設了“一店一品”的傳統關中小吃店，把袁家村最火的小吃街搬到了城市人的身邊，村集體成員也通過入股城市體驗店參與分紅，獲得了新的收入來源。

　　在這一階段，袁家村的新型集體經濟初見雛形，不僅通過成立合作社的形式，保住了袁家村口碑，更使旅游收益在集體范圍內共享。依托“袁家村”品牌，通過集資開設城市體驗店的形式，袁家村擴大了新型集體經濟經營規模，為集體成員開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3）壯大時期，集體經濟進一步拓展（2015年至今）。2015年至今，袁家村逐漸在西安市開設了15家城市體驗店，這不僅使“袁家村”品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更使袁家村“八大作坊”的產品逐漸供不應求。因此，近年來袁家村的作坊合作社，逐漸建立起現代化生產線，用以擴大產能，滿足袁家村本村、游客及城市體驗店的需求。此外，為了確保食品原材料的安全，袁家村還在著手進行農業生產基地的建設。

　　另一方面，從2016年開始，袁家村逐漸與山西、青海、河南、山東、甘肅等省份達成合作，共同開發了運城印象、河湟印象、同盟古鎮、泰山人家、屋蘭古鎮等項目。由此，袁家村不僅吸引了個體投資人參與到八大作坊合作社組建、15家進城店的前期投資和袁家村餐飲上市的籌備等事項中，更是在“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的農民主體理念下，不斷以合作開發來擴大“朋友圈”，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道路越走越寬。

圖2 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訪談資料、公開報道整理。

　　3、發展成果：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縱觀其發展歷程，袁家村由一個資源匱乏的普通村落轉變為一個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村莊，且實現了由單一旅游業向多樣化產業綜合發展的轉變。2020年，袁家村共有小吃街合作社、辣子合作社、酸奶合作社等9個合作社[10]。依托多樣化的鄉村旅游項目，2019年袁家村的客流量突破600萬，旅游收入逾10億元。其中，小吃街合作社的日營業額超過了200萬，袁家村集體成員的年均收入，更是達到了10萬元以上。按相關報道，袁家村是一個從“爛桿村”到“網紅村”的神奇案例，村集體經濟積累從2007年的1700萬元，增長到2016年的20億元，創造了產業共融、產權共有、村民共治、發展共享的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奇跡[11]。

　　五

　　基于公共治理說的袁家村經驗分析

　　在鄉村發展的實踐中，大多數村集體面臨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資源困境。資源匱乏，極大地制約了這些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2007年之前的袁家村，顯然也在此之列。那么，袁家村是如何破解資源匱乏困境，最終實現新型集體經濟內生發展的？下文將結合上文構建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論框架，對此做出分析。

　　1、資源共建：以社會資本破解資源困境

　　（1）依靠村莊的社會資本發現并匯聚村莊資源。在起步階段，袁家村通過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和社會關系網，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條件下，發現并匯聚了資金和人才資源。

　　為了獲得足夠的資金發展農家樂和康莊老街，一方面，郭占武及村委會成員自發籌集了一筆資金[12]；另一方面，通過村莊的信任機制，袁家村成功匯聚了來自村集體成員的資金，如王先生因為“比較信任郭占武”，積極開辦了袁家村第一家農家樂，且自己承擔了農家樂改造的一半費用；也正是基于對郭占武的認可和信任，具備旅游管理專業知識的宋副村長，毅然辭職返鄉，協助郭占武成功打造了康莊老街和小吃街[13]。憑借村集體成員對發起人郭占武的信任，袁家村在成功發動村集體成員參與新型集體經濟建設的同時，匯聚了村莊的物質資源——資金和人才。

　　為了尋找擁有傳統技藝的手藝人，袁家村藉由村莊的社會關系網，一方面主動鎖定并招攬了一批“技術名人”，并給他們開工資吸引他們加入袁家村，如豆腐合作社的經營者盧大哥原來在自己村賣豆腐，后來“被袁家村的人請了好幾次，最后說一個月給我1500元的工資”，盧大哥才同意來袁家村。另一方面，袁家村對外廣泛招商，免費為前來經營的商戶提供店面和基本的加工設備，且免收房租和水費。這一消息經由鄉土社會的熟人關系網廣泛傳播，于是一批“手藝能人”加入了袁家村，如賣稃子的馬大姐在得知袁家村招商的消息后主動加入了袁家村的小吃街，而賣岐山臊子面的羅大哥和賣燴菜的李大姐，則是通過熟人介紹加入了袁家村。

　　（2）利用村莊的已有資源建設公共池塘資源。在起步、發展和壯大階段，通過建設有形和無形的公共池塘資源，袁家村成功奠定了新型集體經濟起步、轉型的資源基礎，破解了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資源困境。

　　首先，依托村莊聚集的資金和人才，袁家村建設了有形的公共池塘資源，奠定了新型集體經濟起步的資源基礎，如康莊老街、小吃街、作坊街等旅游項目，后來都成為了袁家村的“網紅街道”，吸引了大量游客前來觀光、消費。無論是起步階段的民俗旅游還是發展階段的鄉村旅游，袁家村用以建設旅游項目的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皆具有多樣化的來源。一方面，憑借對這些要素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對土地、資金、技術等要素的貢獻者都可以參與對袁家村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這使得袁家村旅游資源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袁家村的旅游資源并非可以進行無限開發，過度開發會導致旅游項目體驗下降，進而影響其他成員收益，因而具有競爭性的特征。可見，袁家村的旅游資源屬于公共池塘資源的概念范疇。鄉村旅游資源這一類公共池塘資源的發現和利用，使得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具有了堅實基礎：這種公共池塘資源既非私人所有，也非國家所有，而是由包括袁家村集體成員在內的特定群體所有，因此資源利用的收益，必定由該特定群體共享。隨著資源開發利用的不斷深入，袁家村的村集體經濟逐漸蓬勃發展起來。

　　其次，基于有形的公共池塘資源，袁家村開發了無形的公共池塘資源，奠定了新型集體經濟轉型的資源基礎。袁家村在發展鄉村旅游過程中，積累了良好的口碑和聲譽，直接促成了“袁家村”這一地域品牌的形成。由于地域品牌具有準公共物品的特征，因此，“袁家村”品牌的形成，標志著新的公共池塘資源系統的誕生。城市體驗店的開設、作坊合作社現代化生產線的建立以及袁家村與其他省份的合作開發等，正是對“袁家村”品牌這一無形的公共池塘資源系統的有效利用。可見，依托“袁家村”品牌，袁家村從發展鄉村旅游，到逐漸涉足食品加工，再到著手農業生產基地建設，實現了新型集體經濟的多樣化經營，而這種多樣化經營也是一種由原來單一的第三產業，轉變為“發展三產、帶動二產、倒逼一產”的“逆向三產融合”過程。此外，依托“袁家村”品牌，袁家村的旅游資源也得以吸引更多的游客，這能夠直接提高袁家村內生產經營項目的收益，進而通過“交叉入股”[14]的方式，惠及每一位成員，有效避免了成員間的惡性競爭，從而有利于袁家村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在公共治理的視野下，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資源匱乏型村莊，每個村莊都有社會關系和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有共有的信息、理念和基本物質條件等資源。發現這些資源，就可以利用其建設公共池塘資源，從而破解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資源困境。

　　2、社會共治：以自主治理創新發展制度

　　作為公共池塘資源的一種，袁家村的旅游資源和“袁家村”品牌一度面臨“公地悲劇”的威脅。就村莊內部而言，在袁家村成立合作社并實行“交叉入股”之前，同質化競爭的苗頭已經出現，不少村民紛紛競相開發辣子、酸奶等賺錢項目。如果任由村民進行同質化競爭，袁家村旅游業態的多元性將會遭到破壞，最終將導致袁家村的旅游資源過度開發，旅游項目體驗下降。就村莊外部而言，在“袁家村”品牌形成之后，有不少附近村民打著“袁家村”的招牌做生意，這種搭便車的行為不僅損害了“袁家村”品牌所有者的利益，還會對“袁家村”品牌的形象和地位造成沖擊。因此，袁家村制定了一套自主治理規則，以保證袁家村旅游資源和“袁家村”品牌的可持續利用，為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1）西方自主治理理論下的袁家村治理規則。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八原則，被認為是成功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指南。在袁家村的治理規則中，其中的五個原則得到了體現：

　　第一，清晰界定邊界，包括成員邊界和資源邊界。在袁家村，這一原則部分表現為成員邊界的清晰界定，即袁家村合作社股東的身份。袁家村每一家合作社都懸掛了“某合作社社員名單”的告示牌，清晰說明合作社成員、社員地址、入股金額以及股東數量。

　　第二，分級制裁。例如，若是小吃街某個商戶的食品質量和衛生狀況不達標，在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時需要公開向大家解釋原因并保證改正措施，若是發生第二次就會被直接淘汰。此外，對于違反袁家村食品安全添加標準的成員，袁家村輕則罰款，重則驅逐。

　　第三，監督。以酒吧街和小吃街為例，酒吧街的街長會定期檢查各個商戶的衛生和食品安全狀況。郭裕祿老書記帶頭組織了小吃街“品嘗小組”，每周一都要帶領“品嘗小組”巡視小吃街商戶的衛生狀況、餐飲狀況等，這就對不同的資源使用者[15]形成了有效監督。

　　第四，沖突解決機制。首先是本村村民與外村村民的沖突。袁家村本村村民主要經營農家樂，外村村民經營小吃街，而小吃街的經營發展擠占了農家樂的部分生意，導致本村村民對外村村民不滿。為化解本村村民與外村村民之間的利益沖突，袁家村要求本村村民土地作價，入股小吃街合作社，與外村村民共享小吃街發展收益。其次是小吃街內部不同商戶的收益沖突。隨著民俗旅游的發展，小吃街商戶內部開始出現利益分化，而小吃街合作社的成立以及“交叉入股”的推進，將小吃街商戶的利益聯結在一起，使得小吃街的商戶每掙一塊錢，就有其他小吃街商戶的一份[16]，這樣就將袁家村由原來松散的“矛盾綜合體”，變為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第五，嵌套式組織。在袁家村，村委會統領涉及集體經濟發展的各項事務。在袁家村村委會之下，設立有專門的旅游公司管理袁家村景區的收支，同時由街道的街長和合作社的社長或經理對所管轄商戶的日常經營進行管理。在小吃街合作社中，所有的小吃商戶又被劃分為4個小組，分別由2個小組長進行日常管理。

　　（2）中國特色“自主治理”下的袁家村治理規則。西方語境下的自主治理原則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鄉村的治理情境。因此，袁家村的治理規則在契合奧斯特羅姆自主治理八原則中的五個之外，還有如下四方面異于西方治理理論的特征：

　　第一，資源的使用者同時是資源的貢獻者。以小吃街為例，正是繁復多樣、獨一無二的關中小吃，構成了袁家村獨特的鄉村旅游資源。與此同時，這些小吃店的經營者也依靠袁家村的平臺獲得收入。

　　第二，規則的執行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就解決沖突而言，主要依靠權威人物的調解來進行，如袁家村曾發生一起村民因鄰居蓋房比自己高10厘米而導致的沖突，這起沖突最終由村委會成員負責調解解決。就監督而言，袁家村小吃街監督工作的一部分，由老書記郭裕祿來承擔，對于衛生狀況和食品質量不達標的商戶，“老書記直接拿把鎖就把門面鎖住了”，強制要求不達標的商戶停業整頓。

　　第三，資源的占用規則更注重效率。這主要體現在小吃街的每一種小吃，只能由技術最高的人開一家店。無論是在袁家村的小吃街還是袁家村的城市體驗店，一家小吃店只能經營一種小吃，經營者通過“比賽”競爭上崗。因此無論多火爆的小吃，也只能有一家，但是這些小吃店的收入，都通過合作社由經營者和所有股東共享。袁家村獨特的資源占用規則，保障了袁家村小吃街經營項目的多元性以及旅游業態的豐富性，是村莊規避同質化競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第四，權威領導下的自主治理。袁家村的自主治理，實際上是村委會領導下的自主治理，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實際上都由村委會決定，其他村民或參與者其實是被動地參與治理過程。然而與用水協會自主治理中的用戶低參與度不同（Wang et al.，2019），袁家村的治理參與者都體現出高參與度的特征，不論是每周例會等村務活動，還是撿垃圾等志愿活動，袁家村的家家戶戶基本都會參與。

　　綜上所述，袁家村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制度安排，不僅體現了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八原則的一大部分，也呈現出與西方自由民主制下的自主治理顯著不同的特征。例如，與八原則“主要依靠正式制度執行規則”不同，袁家村的規則執行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與“資源占用規則與當地條件一致”不同，袁家村的資源占用規則更注重效率；與“用戶集體參與決策”不同，袁家村是一種權威領導下的自主治理，因此集體的決策大多由權威來決定。更為獨特的是，在袁家村，資源使用資格的獲取基于成員對資源的貢獻，因此資源的使用者同時也是資源的貢獻者。不僅如此，袁家村的自主治理還克服了中國情境下自主治理低參與度的弊端。這表明，在中國鄉土社會的情境下，自主治理是可能達成高參與度的。只要公共治理制度設計合理，就能嵌套進不同的村莊治理情境，并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由此，袁家村的實踐，為探索實現鄉村治理的廣泛參與、從而達成社會“共治”的局面，提供了可供探討和借鑒的經驗。

　　3、成果共享：以股權配置調控分配格局

　　隨著袁家村經濟體量擴增，袁家村集體成員間利益失衡的現象日趨顯著，如袁家村的“宰老師”[17]所述，“農民不知道游客需要多少礦泉水，結果只有一戶村民準備了，這家賺了個盆滿缽滿。到了第二天，袁家村家家戶戶都在賣礦泉水……類似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可見，由于農民的風險厭惡以及從眾等心理，在依托鄉村旅游資源進行經營時難免會出現“有人盆滿缽滿、有人顆粒無收”的收益不均現象，以及“一窩蜂上、一窩蜂下”的經營項目同質化陷阱。而經營項目同質化的背后，是同一經營項目的不同經營者之間“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甚至是“兩敗俱傷”的負和博弈。

　　為了解決經營項目同質化的問題，袁家村開始著手組建小吃街合作社、作坊合作社等以不同經營項目為主體的合作社，所有集體成員甚至非集體成員均可以入股。于是，原來相互競爭的經營者變為“合作”的合作社股東，原來“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零和博弈、負和博弈也轉變為“有福同享”、“利益共沾”的正和博弈。以項目為主體合作社的成立，不僅調和了集體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且極大地調動了集體成員參與新型集體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如“2016年袁家村停車場募股2000萬元，一夜之間村民報了7000萬元，最后不得不縮股”。

　　在組建合作社的基礎上，袁家村通過股權配置對不同集體成員間的收入分配進行調控，在肯定勞動者貢獻與能力的基礎上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縮小了不同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最終實現發展成果的共享以及集體成員的共同富裕。

　　（1）調節合作社經營股與分紅股的收益權分配。袁家村小吃街合作社的特點是分散經營、統一分配，如何分配經營股與分紅股的收益以兼顧效率與公平，是小吃街合作社面臨的關鍵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袁家村對不同小吃店經營股與分紅股之間的利潤分成比例“一店一議”。例如一年盈利高達300萬的粉湯羊血店，經營股與分紅股的利潤分成比例為1:2；經營狀況次之的調料店，經營股與分紅股的利潤分成比例為1:1；經營狀況較為一般的豆花泡饃店，則不與分紅股進行分紅，所得利潤均由經營股占有；經營狀況較差的饅頭店甚至需要村集體對其進行補貼，來確保經營者每月最少獲得人均3000元的收入。

　　通過經營股與分紅股的配置，包括小吃店經營者在內的袁家村集體成員，均可通過入股小吃街合作社的方式，來獲取集體經濟發展收益；而不同小吃店經營股和分紅股收益權大小的靈活設置，既縮小了小吃街的收入分配差距，又維護了小吃街經營項目的多樣性；既肯定了勞動者的能力與貢獻，保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又體現了對處于劣勢經營者的人文關懷。盡管從短期來看，小吃街店鋪經營者的收益相較于入股分紅前下降了，但卻通過成員間報團取暖、互相入股的形式，有了更加可持續、穩固的收入來源。

　　（2）調節不同集體成員間的分紅股股份分配。對于分紅股而言，股份的大小，代表著收入的多少。因此，在分紅股內部，對不同集體成員間收入分配的調整，主要是通過股份分配來進行的。為了解決集體成員間的股份分配問題，袁家村村委會制定了一套“錢少先入、錢多少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的派股原則，以幫扶貧困農戶。例如，當新項目實際募集的股金超過目標金額時，袁家村傾向于向那些初始資本較少、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農戶分配更多股份，使他們盡可能多地獲得合作社的分紅收益，縮小與經濟狀況較好的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最終實現所有集體成員的共同富裕。此外，對于周邊村莊的貧困戶，袁家村村委會也無償分配了相應股份，使他們能夠獲得較為穩定的收入，共享袁家村的發展成果。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共建是發展的基礎。正是由于袁家村的旅游資源是由村集體成員共同貢獻要素建設而成，后期在以項目為主體組建合作社時，才能要求原有的經營者讓股，進行收益共享。共享是目標，基于“多勞多得”、“扶危濟困”的分配原則，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僅由集體成員公平共享，也惠及了周邊村莊。共治是核心環節，亦是關鍵所在。袁家村新型集體經濟的成功發展，離不開自主治理帶來的制度創新，通過清晰界定邊界、分級制裁、監督、沖突解決機制、嵌套式組織，以及中國特色的資源使用者同時是資源貢獻者、依靠非正式制度執行規則、資源占用注重效率、權威領導自主治理等原則，袁家村形成了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共治”局面，最終不僅兼顧了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效率與公平，也克服了長久以來的“統分困局”，調動了集體成員參與新型集體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可見，只有真正落實了“社會共治”，才能將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資源共建”持續推進，并最終實現“成果共享”。

　　六

　　結論與討論

　　本文對陜西省袁家村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歷程，做了探索式案例分析，通過理論與現實的對照，說明了即使是資源匱乏型村莊，也能實現新型集體經濟的內生發展。

　　第一，利用村莊的社會資本發現并集聚物質資源，并在此基礎上“共建”公共池塘資源，作為新型集體經濟起步、轉型的資源基礎，以破解村莊的資源匱乏困境。

　　第二，建立中國化的自主治理規則，以實現“社會共治”，推動公共池塘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創新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

　　第三，通過股權配置推進資源收益的合理分配，解決利益分配失衡問題，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果“共享”，最終實現集體成員的共同富裕。其中，分散經營、注重效率的資源占用規則，以及“多勞多得”、“扶危濟困”的收益共享原則，不僅可以兼顧效率與公平，而且實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統分結合”。

　　長久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不足被歸咎于農村集體產權的模糊，因此旨在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被大力提倡和推行。然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也并非一帆風順，農村集體資產的量化、成員資格的認定和股權的設置、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主體地位的確立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和制約（方志權，2014）。換言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長期囿于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不清”。而作為追求公平的理想，提倡培育集體經濟“社會性”的社會經濟也面臨著發展不可持續的困境。因此，需要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去另尋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出路，從而超越產權之困和社會經濟。

　　基于此，本文以陜西省袁家村為例，嘗試從公共治理的視角出發，來探尋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并激發相關研究從更加多元的理論視角展開關于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討論，從而在理論上發掘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新可能，進而為構建后扶貧時代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的長效機制，提供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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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數據來源：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編）：《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8年），中國農業出版社。

　　[2]2018 年9 月21 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3]1983 年，中央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指出，“長期以來，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流行著一些錯誤觀念；……一講合作就只限于按勞分配，不許有股金分紅。……這些脫離實際的框框，現在開始被群眾的實踐打破了”。1984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區限制。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1985 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又進一步指出，“有些合作經濟采用合股經營、股金分紅的辦法，資金可以入股，生產資料和投入基本建設的勞動力可以計價入股，經營所得利潤一部分按股分紅。這種股份式合作，不改變入股者的財產所有權，避免了一講合作就合并財產和平調勞力的弊病，卻可以把分散的生產要素結合起來，較快地建立起新的經營規模，積累共有的財產。這種辦法值得提倡，但必須堅持自愿互利，防止強制攤派”。

　　[4]1998 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農民采用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興辦經濟實體，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積極扶持，正確引導，逐步完善。以農民的勞動聯合和農民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更應鼓勵發展”。

　　[5]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6]此處的“社會共治”為狹義上的社會共治，僅指多個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過程。

　　[7]作者所在的調研組在袁家村進行訪談時，袁家村村史館的講解員，做了如此介紹。

　　[8]袁家村每戶原住村民被分配了20萬元的小吃街合作社股份，這20萬元可以通過土地入股以及資金入股的方式獲得。以土地入股則每畝土地作價4萬元，每戶原住村民向村集體流轉5畝土地即可獲得20萬元股份；若是自家土地不足5畝，則需以現金補足差額以獲得20萬元股份。非袁家村原住村民的成員只能以資金入股，以出資金額獲得相應股份。

　　[9]根據袁家村村史館的講解員介紹，郭占武當時帶領袁家村發展旅游的決定，“被包括老書記在內的很多人反對，他們認為袁家村沒有旅游資源，發展旅游簡直天方夜譚”。

　　[10]袁家村共有小吃街合作社、辣子合作社、酸奶合作社、粉條合作社、醪糟合作社、醋合作社、面合作社、豆腐合作社、油合作社9大合作社，其中后8個合作社因主要從事農產品的加工生產，也被稱為“八大作坊”。

　　[11]見搜狐網報道《袁家村，一個從“爛桿村”到“網紅村”集體資產20 億的神奇案例https://www.sohu.com/a/239819888_793673。另見人民網轉載《陜西日報》報道《陜西禮泉袁家村：老典型煥發新活力》，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4/0409/c117092-24860117.html。

　　[12]2018 年12 月21 日，郭占武在“第八屆全國農民合作社大會首屆鄉村振興論壇峰會”上指出，袁家村籌集的起步資金約為100 萬元。

　　[13]宋副村長辭職回鄉參與袁家村的發展建設時，郭占武曾問他，“沒有工資你干不干”，宋副村長回答“干！”。

　　[14]所謂交叉入股，就是不同項目的經營者可以入股包括自己經營項目在內的所有項目的股份，如小吃街商戶可以入股作坊合作社股份，農家樂經營者雖然不能參與其他項目的經營卻仍可以入股其他項目，憑借資本要素獲得收益。

　　[15]這里的資源使用者指小吃街、酒吧街的商戶，由于這些商戶依托袁家村平臺獲得收入，因此可以將他們視為袁家村旅游資源和“袁家村”品牌這兩類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

　　[16]前提是其他小吃街商戶入股了小吃街合作社，只有入股小吃街合作社的商戶才能參與合作社的分紅，若是沒有加入，則不能參與分紅。

　　[17]宰老師，筆名望嶠，原是西安的大學老師、報社記者，自2009 年起一直住在袁家村，任鄉村振興袁家村課題組組長，見證了袁家村從起步到發展壯大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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