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那么大的水災，快穿棉襖時才種上麥子。”

　　正如河南省浚縣傅莊村種糧大戶傅太華所說，去年一場秋汛，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的夏糧播種被迫推遲了15天。

　　農業生產環環相扣，耽誤一天就可能耽誤一季。這也就導致去年的小麥苗情出現近10年最差狀況。

　　因此，從去年播種開始，2022年中國夏糧就成為廣大農民、各地政府，甚至國際糧商共同的“心事”。

　　然而，讓人意外的是，今年小麥竟然“有畝產1300斤、1400斤，甚至1500斤的好收成”。

　　2022年6月28日，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糧食供應有充分保障，今年夏糧豐收已成定局”。

　　在全球糧食緊張的2022年，夏糧保住了，懸在全國群眾心中的石頭也算放下了。

　　不過熬過去了天災，農田更大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人禍”。

　　有人在這場洪澇后發現，城市里的大水沒幾天就退了，但農田卻遲遲不見好轉，為什么一場汛情對農業區的影響會這么大呢？

　　鶴壁浚縣白寺坡蓄滯洪區內被水淹沒的農田

　　關于這個問題，部分專家將責任指向一個群體——農民。

　　有專家認為，是因為農民濫砍亂伐，導致具有攔洪和蓄水功能的林地越來越少，從而加劇了洪澇災害。

　　還有人表示，這是不合理的圍湖造田，加快了湖泊沼澤化的進程所致。

　　原本這些在洪澇災害來臨時充當“吸水海綿”的林地，充當“蓄水池”的湖泊，被農民破壞了，洪水來了之后，農田的泄洪就成了大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專家表示，這其實就是農民長年來焚燒秸稈、化肥濫用所造成的后果。

　　這些行為在農村非常普遍，看似沒有什么大不了，但日積月累下來，卻嚴重損害了耕地，加重了土壤板結。

　　板結的土壤，水分下滲率大大降低。水從土里滲不下去，自然就積在田里。

　　那么，農民到底應不應該為汛情“背鍋”呢？

　　01

　　說到對土地的破壞，農民的確有著難以推卸的責任。

　　遠的不提，拿2013年的大新聞來說。當時，內蒙古大興安嶺大楊樹林區的工作人員每周在林區巡邏時就發現，時常會有一些樹被連根拔起，樹根東倒西歪地躺在四周，根須已經干枯、變形。

　　取而代之的，是新開墾的耕地。

　　這些耕地沒有經過上報審批，都是農民擅自通過毀林“偷”出來的。

　　更讓人吃驚的是，像這樣的耕地竟然有多達200多萬畝，占到了當地林區總面積的1/5。

　　要知道，大楊樹林不僅是大興安嶺林區的“東大門”，更是阻止林緣后退的第一道防線，假如這道防線被耕田所替代，若干年之后整個大興安嶺林區都會有沙化退化的風險。

　　大楊樹林區的一幕并不是個例。

　　四明山區域森林植被茂密，有寧波“綠肺”之稱。但如今來到這里，卻只能看到到處光禿禿的景象，仿佛山上被打上了一個個補丁。

　　相關部門統計，目前四明山區域毀林的面積已接近2萬畝。

　　有“中國核桃之鄉”之稱的云南省大姚縣，此前森林覆蓋率達71.83%，如今跌到只有65%，此前遍布全山的云南松等樹木，變成了核桃、烤煙、玉米等經濟作物。

　　為了獲得更多收入，各地都會出現部分農民鋌而走險去毀林。

　　除了水災之外，農民為了多賺錢帶來的災禍，還有火災。

　　每年農忙季節，各地火災不斷。

　　6月11日，河南三門峽一處麥茬起火，快速蔓延；

　　6月10，江蘇鹽城一麥地因焚燒秸稈起火；

　　5月，陜西榆林因焚燒秸稈引發火災……

　　幾乎每一年，都能看到各地報道的因焚燒秸稈引發火災的新聞。

　　為此國家曾屢次嚴令禁止，不允許將秸稈原地焚燒，有些地方甚至在春耕時期出臺“禁火令”來遏制這類行為。

　　但不少農民為了圖省事、也為了節省處理秸稈的費用，依舊我“燒”我素，不顧風險，堅持在田間“玩火”。

　　比這個更惡劣的，還有倒賣營養土。

　　說到營養土，人們一般首先都想到的是東北黑土。

　　由于其肥力高、適宜農耕，數量稀少，所以一直被冠以“耕地中的大熊貓”的稱號。但一些農民卻為了一己私利，將這些寶貴的黑土拿到市場上去售賣。

　　2021年4月，新華社報道了黑龍江省五常市一起黑土盜挖事件。在五常市沙河子鎮福太村，盜挖團伙以改良土地為名承包當地村民的耕地，盜挖的黑土地面積達到9萬多平方米，涉案金額達36萬元。

　　近些年，在東北每年都會破獲多起黑土地盜賣案件。但是，這種現象，仍是屢禁不止。

　　甚至直到今天在某些電商平臺上，2元/斤的東北黑土依舊赫然在售。

　　而營養土的減少，自然也就導致土地肥力的下降，一些農民不得不增加化肥的用量。

　　剛開始這種“大力出奇跡”的方式還奏效，但隨著時間推移，化肥的效力開始慢慢減弱。

　　拿氮肥來說，從1998年到2013年，我國小麥的氮肥施用量增長接近200％，但單產水平卻只提升了50％。與此同時，英國小麥的氮肥施用量不及我國的85％，單產水平提升卻是我國的1.3倍。

　　“地越來越饞”的背后，正是大量施肥，導致土壤板結化所導致的。

　　為了維持產量，農民被迫還要繼續加大肥料用量，導致土地更加貧瘠，陷入一個惡性循環，連農民自己都表示，“感覺就像吸毒，明知有害但停不下來。”

　　隨著化肥的投入越來越大，還會加劇土壤的污染。

　　在山東，由于農民“用力過猛”，當地土壤酸化、次生鹽漬化程度逐年加重，不僅會導致作物發病率升高，農產品品質下滑，甚至還會加大谷物被重金屬污染的風險。

　　當人吃了這些谷物后，骨痛病的患病風險也會增加。

　　所以回過頭來看，農民為了私利而付出的代價，不僅傷害了環境，還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這時許多人會想，為什么這些農民這么“壞”？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一下農民的收入都是由什么組成的。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杜鑫的研究《當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及收入分配狀況》，農業生產的收入最高占到農民收入近46%。

　　換句話說，農民近半數收入，就是靠種地而來。

　　所以，農民應該對土地敬畏才對，為什么還要破壞土地？

　　02

　　因為，當下的農民太需要錢了。

　　根據浙商證券統計，我國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5億人，其中農民就有4.6億，占比約84%。

　　而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9萬元，不到城鎮居民（4.7萬元）的一半。

　　并且，他們掙錢的能力正在不斷減弱。主要原因是，當下的農民學歷普遍比較低，年齡卻越來越大。

　　根據社科院《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當下農村勞動人口平均年齡為50歲，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只有10%。

　　從這個數據推斷，當下的農民主要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們是經歷過苦日子的人。

　　城里長大的孩子，恐怕很難體會到， 當下的農民對“掙錢”，有多大的執念。

　　在他們的概念里，沒有瘋狂星期四的肯德基，沒有購物狂歡節，只有想盡一切辦法掙錢、省錢。

　　69元一盒的獺祭冰激凌，在廣大城市白領看來咬咬牙也能接受，而在69歲來自淮南劉崗鎮的李慶友而言，這相當于他一天的工資，再加兩個小時的加班費。

　　而他為了一天能賺60塊，凌晨4點就要從床上爬起來，坐在漏風的火車里顛簸2個多小時來到工地。

　　對城市白領來說，點外賣都是常規操作。尤其是勞累了一天以后，根本不想做飯。

　　即便是做飯的時候，對鍋碗瓢盆和食材都有一定的要求。電飯煲、空氣炸鍋、烤箱、面包機、洗碗機……能上的都得用上。

　　但是對于李慶友們來說，點外賣這種操作連想都不敢想。不管一天工作有多累，他都要自己去買菜、洗菜、淘米，然后蒸飯、燒水、熱菜。

　　并且，這一整套流程，都是在他自己用一個鐵桶改造成的蒸鍋里完成的。也就是說，他的廚具，價值只有幾斤廢鐵的錢。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工資都這么低。一位比李慶友小4歲的農民工，一天工資就有100塊。

　　他是一名裝卸工，扛水泥。

　　一袋水泥100斤，65歲的身板，每天要扛六七百袋水泥。

　　即便他們都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盡管工作辛苦賺錢也不多，但他們依舊不舍得這份工作。

　　甚至當各地為農民工安全考量，陸續要求工地不得雇傭超過60歲農民工的時候，他們還抽出時間，學習如何護膚和做發型。

　　60歲的王興華，皮膚粗糙、一輩子都沒做過發型、用過護膚品的糙漢子，如今已經能夠熟練地使用染發膏、定型啫喱和嬰兒潤膚露。

　　促使他們這么做的，不是因為消費主義和內卷導致的容貌焦慮，而只是在想盡一切方法，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以便繼續待在工地。

　　即便他們知道隨著自己年齡增長，“出事”的概率也越來越大。

　　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產事故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

　　即便他們也知道自己過了勞動年齡，“出事”之后理賠也很難。

　　2012年5月，已經年逾六旬的老趙在干活過程中出現意外，經鑒定構成10級傷殘。

　　在老趙住院治療期間，因為公司認為和老趙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所以出了一部分費用后，便不再繼續賠付。

　　他們“甘愿”冒著如此巨大危險而繼續呆在工地，跟他們屢禁不止的焚燒秸稈、過度使用土地，背后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缺錢。

　　說實在的，他們自己需要的錢并不多。一個月掙三五千，也真的花不完。

　　很多農民工一個月生活費往往只花費幾百塊錢，日常三餐主要就是饅頭咸菜白開水，以及從菜市場連買帶撿的白菜蘿卜。

　　住宿的花費更少，一般是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橋洞，條件好的才會幾個人一起合租上下鋪。

　　因為，對于他們來說，肩上承擔并不是只有自己，還有整個家庭。

　　1970年，中國城鎮人口的大約17.4%。

　　如今，根據《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顯示，到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71%。

　　也就是說，農民的后代，大部分都離農村了。

　　當下，農民的后代面臨在城鎮結婚、買房、生孩子等問題。這些，都需要錢。

　　因此，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掙錢。能從土地中多獲取一分就多獲取一分，能外出打工就竭盡全力。

　　目前，農民勞動人口，除了1/3的全職務農，剩下2/3都會努力進城務工。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曾幫助大家做過對比，“現在北京的勞動力市場上，普工一天是300元，如果他回村去做農業，一天能有30元嗎？農業對勞動力要素的回報，恐怕一天不超過30元。”

　　從宏觀層面來看，糧食安全、耕地安全，問題大于天，廣大農民應該努力保護耕地、科學合理種植。

　　然而，從微觀層面來說，廣大農民要養家糊口，要幫助子女在城市定居，他們連自己的身體健康都顧不上了。

　　那么，能否讓農民在保護耕地的同時，又獲得更多的收入？

　　03

　　說實話，魚和熊掌兼顧，真的很難。

　　因為，種地成本很高。

　　除了人力成本外，犁地、播種、收割等所需要用到的農機，保證糧食產量必須用到的種子、農藥、化肥、除草劑，都是成本。

　　以四川某地的水稻田為例，2021年，種1畝水稻的收入是1300多元，其中成本就有700元；1畝玉米的收入1200元，成本600元。

　　并且，這些成本，一直在不斷升高。

　　早在2002年，隨著中國入世，工業快速發展，鐵礦石進口需求暴增。作為全球主要鐵礦石出口大國，澳大利亞趁機漲價，此后鐵礦石價格越來越高。

　　2003年，上漲9%；2004年，上漲19%；2005年，上漲超過70%……

　　上游原材料價格上漲，也導致農機價格不斷提升。

　　除此之外，國際油價的波動也給農業生產帶來巨大影響。

　　綏化市某農機合作社理事長蔣慶財表示，由于柴油漲了近一倍，僅此一項給合作社帶來的農機額外成本，就高達23萬元。

　　犁好地后，還要用化肥才能保證糧食產量。

　　氮、磷、鉀是主力化肥，今年這些化肥的價格比去年普遍漲了30%。鉀肥更離譜，直接翻番！

　　一套組合拳下來，蔣慶財估算今年種1畝地，要比去年多花至少60元。18億畝地，就是1200億元。

　　雖然國家已經連續3年上調水稻收購價格，但每次上調幅度不足1%，按照畝產1200斤計算，1畝地也就能多賣十幾塊。

　　這個時候，再要求農民進行秸稈還田，那就相當于還沒等農民把糧食賣掉換成錢，又得繼續掏錢租用農機去處理秸稈。

　　所以一把火燒了秸稈，是最省事、最省錢的做法，這也是為什么盡管國家對焚燒秸稈行為都是從嚴處罰，卻年年禁、年年有。

　　那么，確保農民收入和落實耕地保護，就只能二選一了嗎？

　　上面我們提到，農民近半數的收入，是賣糧來的。但，農民又處于一個“糧價漲幅低于成本漲幅”的狀態，那么過度使用土地就是必然現象了。

　　所以，最快速解決農民收入的方法，就是提高糧食收購價。

　　糧價漲了，收入高了，農民進行秸稈還田、免耕休耕的意愿，不就提高了嗎？

　　可為什么國家每次上調糧食收購價，都扣扣索索，每斤漲個0.01、0.02元？

　　因為，根據世界銀行最近的估算，即便糧價看似不起眼的上漲1%，也會導致近1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中。

　　更何況，要想讓農民收入提升，1%的價格提升遠遠不夠。

　　這就可能會出現一個結果：雖然農民短期內收入增加了，但也讓更多人陷入貧困。相當于中國好不容易才實現的脫貧成果，將面臨嚴峻的威脅。

　　而且，短期內提升糧價，農民很可能種的更起勁，更過度的使用土地。

　　既然漲價不是個好選項，那么就要努力降低農民的種植成本了。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發錢。并且，包含糧種、耕種、施肥、收割、秸稈還田等各個環節，都要發錢，才行。

　　根據山東大學和中央財經大學的學者《種糧直接補貼政策效應評估》研究表明，中國種糧直接補貼政策從2003年開始試點，2004年全面實施，19年來從未間斷過。

　　而今年由于成本飆升，補貼力度尤其大。

　　不僅在兩會后，安排了200億元的一次性補貼，給實際種糧的農民。同時中央財政還緊急安排了50億元資金，用于小麥的促弱轉壯。

　　事實上，國家補貼也在努力覆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比如：

　　6月之前，是50-100元/畝的基本農田補貼。

　　6月，是輪耕休耕補貼。其中東北地區試點補貼標準是150元/畝，而對于土壤危害嚴重地區，如果是休耕半年以上的可領到500元/畝，全年的可以領到800元/畝，有些地區超過了1000元每畝。

　　7-8月，是對實際種糧食農民的直接補貼，例如宿遷一畝補貼是120元。

　　8月，有50-140元/畝的糧食補貼。

　　10月，是秸稈還田的補貼，例如北京是25元/畝。

　　此外，灌溉系統也是國家重點補貼的項目之一，因為旱澇災害對糧食產量非常大。根據陜西學者的研究，陜西因為旱澇災害每年平均減產超過百萬噸！

　　為此，"十二五"以來，國家每年都會投入超過340億元，大力發展節水灌溉工程。

　　如今，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已經達到了耕地面積的54%，其中僅大中型灌區就有7000多處，貢獻了75%的糧食和90%的經濟作物。

　　客觀來說，上述補貼是在確保糧價穩定的前提下，通過減少農民支出的方式來增加農民的收入。最大化保證了農民的利益和全國糧食價格穩定。

　　但是，當下，耕地退化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了，需要加大力度進行保護了。

　　這需要從兩個層面入手。首先，要有解法。

　　如今，東北摸索出來的“龍江模式”和“梨樹模式”，已被列入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實施方案。

　　龍江模式的核心在于秸稈還田給土地增肥，而梨樹模式的核心在于讓土壤休耕。

　　其次，農民得自愿。

　　為了能讓農民秸稈還田，各地都出臺了嚴令，拘留、罰款。

　　村干部們也真是沒少想辦法，村村通大喇叭廣播、貼標語、拉橫幅這都是常規操作。過年的時候，還拎著門神上門做宣傳。

　　我認為，讓農民意識到秸稈還田的重要性，并不難。難的是，需要給到他們更多的補貼，讓他們更有意愿去做。

　　畢竟，農民真的很缺錢。只要補貼夠多，他們甚至可以進口秸稈加倍“還田”。

　　尾聲

　　建立之初，農民為國家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

　　國家城鎮化的高速發展，也離不開一代代農民工的付出。

　　從建國之初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到現在14億張吃飯的嘴，所需的糧食增加了好幾倍。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是頭等大事，也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擔的成本。

　　今天，我們不在耕地保護上花錢，明天就會在進口糧食上花更多錢。

　　如果不是此次俄烏戰爭造成全球糧食危機，或許很多人都已經遺忘了，我們國家還有數億人一直默默為我們生產糧食，數億人一直在土地上頑強謀生。

　　國家糧食安全，最終要靠廣大農民來完成。此時此刻，他們，需要需要的不是指責、義務，而是更多的“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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