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開啟了文明的大門，不僅引導人類步入文明的殿堂，也成就了四大文明古國的輝煌，無論巴比倫、埃及、印度還是中國，孕育文明的土壤都是農業。于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文明古國，中國奉獻給世界最大的禮物究竟是什么？四大發明還是儒家文化？仔細推敲兩者都不是，農業才是中國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

　　作者的部分作品：《中國歷史農業地理》、《草原與田園——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牧業與環境》、《十里八村——近代山西鄉村社會地理研究》

　　每當我們談起中國悠久而燦爛的歷史，多會脫口而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但是，話音落地立即引起質疑，上下五千年，一前一后就是一萬年，若依“夏商周斷代工程” 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朝約開始于公元前2070年，這樣至2020年也就四五千年，相距一萬年之數，還少了一半。于是有了各種解釋，有人說“上下五千年”那不過是個約數，千萬別當真；有人說早在夏王朝出現之前，我們就有了三皇五帝這類中國自己的《創世紀》傳說；也有人說考古發掘證明史前時期中國境內東西南北均留下大量切實可靠的人類遺址……這些解釋說明了問題，又似乎沒說什么，因為還是沒有道明那一半文明的出處。

　　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

　　其實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個，農業。農業是文明滋生的土壤，也是文明的一部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進程不僅源于農業，且農業登上歷史舞臺的年代正合“上下五千年”之數。一萬年前，谷子、黍子、水稻已經在中國土地上完成了從野生植物到人工栽培作物的馴化，此后大豆、纖維類大麻、油用大麻、白菜……陸續納入中國農作物的行列，農業與農業文明在國家問世之前，已經存在五千多年了。

　　粟、黍

　　中國北方馴化的旱地作物

　　21世紀的今天，大家對農業的關注，多限于餐桌，而餐桌上的主食又以米飯、面食為主，很多年輕人對于谷子、黍子及其制作的食物十分陌生，即使端上餐桌，也很少去想它們長在地里的樣子，屬于哪種作物。古人將谷子稱為粟或稷，最初 “粟”之稱通行于民間；而“稷，祭也”，故“稷”為谷子之名則用于廟堂祭祀，谷子加工后的糧食即為小米。黍子即黍，加工后為黃米，黃米因淀粉含量高低不同，西北一帶也有軟糜子、硬糜子之稱。小米與黃米外觀均為黃色，小米顆粒小于黃米，淀粉含量也低于黃米，故加工為食品以粥、飯為多，黃米中的軟糜子則多制成粘糕、油糕，陜北民歌《山丹丹花開紅艷艷》中“熱騰騰油糕，擺上桌哎”，歌中的油糕就是黃米糕。盡管，今天無論小米飯、小米粥還是黃米油糕，均不是飯桌上的主餐，但歷史上的地位卻非同尋常。古人常用“社稷”一詞比喻天下，社為土地之神，代表國家疆土；稷則是谷子，是國家的根本。土地上有了糧食，國則可以為國，民則可以為生。天下萬物，古人唯獨用稷，即谷子代表國之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時普天之下的土地種植的是谷子，率土之濱的百姓以為主食的也是谷子，五谷之中稷居首位。

　　很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如果沒有文學我們會怎樣，沒有藝術，沒有軍隊，沒有工業，沒有農業又會怎樣……這一系列如果，一步步讓人類退回遠古，若是這樣，人們盡管蒙昧，盡管愚陋，仍然可以活著，唯獨沒有農業，那就等于斷了生路，因為農業是維持民生的底線。民以食為天，是不變真理，正是如此，幾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創世紀》傳說中，都有農神，希臘神話中的農神是德墨忒爾，中國的農神是神農，是后稷。神話經千百年傳頌，幾乎成為我們歷史的一部分，然而神話并不是事實，既然農業的產生并非起源于傳說中的神農遍嘗百草、教民耕種，那些支撐民生的農作物究竟怎樣扎根在我們的土地上？谷子、黍子，就是我們討論的起點，它們不僅在中國歷史早期是北方黃河流域糧食作物的重中之重，而且也是中國人最早馴化的糧食作物之一，那個時代距今大約1萬年（圖1）。

　　▲ 圖1   神農畫像石（江蘇銅山縣出土，徐州市漢畫館藏）

　　1萬年前，那是一個遙遠的時代，誰都無法親自見證那時的一切，唯有考古成果為我們揭開了時間的面紗。當然，先民在地下都留下了什么，我們并不清楚，所以很多重大考古發現都出自偶然。那是1972年秋末，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二街一個生產大隊，為了變旱地為水地，隊里決定將附近冶金礦的廢水由低向高引向村東一公里處南崗地。這正是農業學大寨時期，戰天斗地是那個時代的時尚，磁山二街80多名青年民兵組成青年修渠突擊隊，在大南崗上開溝挖渠，工地上一镢頭下去，土中刨出了一塊長45厘米，寬20厘米，形狀像鞋底一樣的石板。隨后又挖出幾件類似的石器以及石棒、石棍，在場的青年人都覺得好奇，其中有人說：“會不會是文物？這句話提醒了大家，隊里馬上保護現場，并派人日夜守護，同時把挖出的石器、陶片都存放在大隊倉庫，并起草報告，逐級上報到邯鄲市、河北省文研所等單位。1974年初省文管處授權邯鄲文保所的孫德海、陳光唐兩位專家對這里進行了調查性的試掘，在兩個9平方的探方內，他們發現了兩個窖穴、數件石器、骨器和一些破碎的陶器碎片。1977年，孫德海等帶著第一批出土的文物到了北京，考古學家蘇秉琦端詳著他們送去的小陶盂，驚喜地說這批石器肯定比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前）要早，這很可能是中國半個世紀以來新石器考古工作的突破口。隨后的發掘，一個令中國考古學界驚嘆，吸引世界考古界的文化遺址出露在我們面前（圖2）。

　　▲ 圖2  磁山文化遺址的石磨盤、石磨棒（譚竹鈞臨摹）

　　武安市磁山村的發現，被考古學界命名為磁山文化遺址，自1972年發現，進行調查式試掘，此后1976年至1998年20余年中，經歷三個發掘階段，共發現數百個窖穴，其中糧窖189個，僅第一發掘階段的88個糧窖糧食體積就達109立方米，折合重量約138200斤，若加上此后兩個階段的糧窖，糧食存量十分驚人。

　　磁山文化先民復原圖（一）

　　面對如此重大發現，測年與弄清這些糧食究竟是什么，成為考古學最關鍵的兩步。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利用C14對磁山文化遺址測年結果為：公元前5405±100年和5285±105年，后經樹輪校正距今8000多年。2009年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呂厚遠課題組重新測年，結論遺址中的糧食距今約10000-8700年[1]，這是中國北方年代最早的糧窖。一百多個一萬年前的糧窖中儲存的糧食究竟是什么？常識告訴我們，糧食不可能長久保存，在近萬年的漫長歲月中，磁山文化遺址中的糧食多成粉末狀，正如發掘現場看到的：出土時腐朽的糧食為淡淡的灰綠色，風干后呈灰白色。粉灰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殼，形態飽滿，直徑約2毫米。經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與北京農業大學鑒定這些窖藏糧食屬于粟與黍，即谷子與黍子（圖3）。

　　▲ 圖3  磁山文化遺址發掘現場（譚竹鈞臨摹）

　　這一發現意味著什么？磁山文化遺址粟、黍的發現不僅將中國對于旱地糧食作物的馴化時間推到距今1萬年前后，而且證明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人工栽培粟、黍的國家。此前國外主流觀點認為埃及、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人工栽培粟的國家，磁山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推翻了以往的結論，改寫了世界農業歷史，而且將中國文明的起點追溯至一萬年前。

　　磁山文化先民復原圖（二）

　　粟由野生狗尾草馴化而成，野生黍則是黍的祖本，粟、黍都屬于北方旱地作物，能在河北武安市一帶完成早期人工馴化，與這里的環境有著密切關系。一萬年前的古人還處于操持農業的初級階段，換句話說還沒有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人們嘗試著播種并等待收獲的同時，仍然需要采集、漁獵獲得的食材，因此農業發端之地，應具備滿足耕作與獵獲雙向要求的環境條件。磁山遺址位于南洺河北岸臺地上，地處太行山東麓山前沖積扇地帶，那時黃河掃過華北平原，導致平原上屢屢洪水，湖沼密布，人類難以立足，而沖積扇地帶卻因地勢高亢，土壤肥沃，成為古人類的家園。這里不僅可以耕種，且處于山地與平原交匯之處，兼得林地、草地不同屬性的動植物資源。這一切既保證了維持漁獵、采集的需要，又具備拓展農業的自然條件，于是古人在摸索與探求中，逐漸從對野生動植物的依賴，轉向農業生產。正是如此，我們在磁山文化遺址，不僅看到大量的糧食，石鏟、石斧、石鐮等農業生產工具，石磨盤、石磨棒等糧食加工工具，還看到鹿、野豬、花面貍、金錢豹、梅花鹿、四不像、魚類、鱉類、河蚌等野生動物骨骸，核桃、榛子、小葉樸籽等喬木樹種，同時還出土了骨鏃、魚鰾這些獵具、漁具。采集漁獵與播種收獲并存的環境，是農業生產起源之地必備的條件，前者是探求中的保障，后者則是未來的依靠[2]（圖4）。

　　▲ 圖4  谷子（譚竹鈞繪）

　　磁山文化遺址是中國北方唯有的距今一萬年前的農作物馴化地，以此為中心，其他與粟、  黍相關的遺址年代，由早及晚具有鮮明的圈層特征。陜西、山東一帶構成圈層的年代大約距今7000-6000年；繼續向西、向北，甘肅、青海、遼寧一帶又形成距今5000-4000年的圈層；由此向四周擴展，則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黑龍江、內蒙古東部以及臺灣等地構成的圈層。這些年代圈層，既非猜測，也非臆斷，而是來自于實實在在的考古成果，粟、黍最早馴化地應該就在磁山文化遺址一帶，這些作物由此完成馴化并逐步傳向各地，養育眾生，成為民生之本（圖5）。

　　▲ 圖5  磁山文化遺址及其周鄰地區地形圖

　　學術研究素來因手中材料、研究視角而存有不同觀點，自磁山文化遺址發掘之后，華北為北方旱地作物起源地成為學術界共識，然而與主流觀點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通過浮選，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文化遺址發現距今8000-7000年的粟、黍籽粒，并就此提出塞外西遼河流域是粟、黍等北方旱地作物的起源地。如何評判這一觀點，從趙志軍本人的研究報告《從興隆溝遺址浮選結果談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問題》或許可以獲得答案。文中提到興隆溝第一浮選地屬于興隆洼文化期（距今8000-7000年），第二浮選地屬于紅山文化期（距今5000年），第三浮選地則為夏家店下層文化期（距今3500年），三個浮選地獲得的黍粒大小明顯不同，“第三地點出土的炭化黍粒均為圓球形，直徑在1.9毫米左右，與現代黍粒的尺寸和形態已經基本相同；第一地點出土的黍粒呈長圓形，粒長和粒寬的平均值分別是1.62毫米和1.2毫米，明顯小于現代黍粒”，同時出土的粟粒也具有這樣的變化特征。“粟和黍這兩種谷物在漫長的栽培進化過程中，其籽粒的演化趨勢應該是逐漸由小變大、由長變圓、由癟扁變豐滿”[3]。依照趙志軍的觀點，第一浮選地點獲得的粟粒應處于由野生轉向馴化的初期階段，其年代大約距今8000年，而磁山文化遺址粟籽粒的直徑約2毫米，與當代的粟即谷子已經完全一致。兩個遺址粟、黍籽粒的對比，我們看到距今8000年前塞外尚處粟、黍馴化的初期階段，磁山文化遺址所在地則早已完成馴化，進入常態栽培，同為人工栽培作物，其間孰早孰晚自然清楚了。

　　興隆洼文化遺址

　　農業尚未出現之前，人們采集的野生植物種類很多，將一粒種子埋在泥土中或許偶然，但帶來令人滿意結果的卻不是所有的植物，顯然只有狗尾草、野生黍，在許多植物中最具優勢，人們因此而將其投入到年復一年持續性種植中。當代農學家討論栽培作物起源，總會提及作物在野生狀態時的母本與父本，其實，無論作物的母本、父本是什么，都是在風、水、動物等自然媒介下促成的，所謂人工馴化關鍵在于選擇。那時人們并不會人工雜交育種，卻懂得選擇，不僅籽粒飽滿、穗大苗壯的籽粒留作種子，而且成熟后籽粒不易自動脫落，便于收獲的植株，也是人們關注的對象。經過這樣的選擇，作為下一次播種的種子攜帶了利于收獲、產量理想的基因，在反復擇優選擇中，含有最佳基因的種子，不僅被人們認可，且種植成習，種植成片，以某類種子為核心的種植業起步了。野生植物與人工馴化的農作物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通過反復選擇，最佳基因保留在人工栽培作物體內，粟、黍耐貧瘠、耐干旱，對旱地生態環境有良好的適應性，憑借這些優勢，這些作物從馴化中心傳到北方各地，傳入南方山地丘陵（圖6）。

　　▲ 圖6  黍子（譚竹鈞繪）

　　若穿越是一種可能，那么，三千年，五千年前，直至秦皇、漢武所在的時代，北方餐桌上幾乎沒有大米、白面，無論貴族還是奴隸，賴以為生的都是粟、黍，其中兩者之中粟又占有絕對優勢。正是如此，傳說中的農神有后稷之稱，稷就是粟。

　　粟、黍傳向域外的歷史很久，《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一卷《中世紀的農業生活》談到黍本是遠東的土生植物，歐洲人話語中的遠東指中國、日本、朝鮮、韓國，遠東各國中只有中國是黍的馴化地。大約是新時器時期，東南歐及西伯利亞平原上的游牧民族把黍帶到西方。古羅馬時代黍在英國、高盧（今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北部、德國南部等地）以及意大利波河平原等地已成為重要作物，直至中世紀意大利北部、比利牛斯山區、法國西南部，但凡小麥種植不利的地方都可以以黍為糧[4]。黍分兩類品種，一類淀粉含量高且粘性大，北方人稱為軟糜子，另一類淀粉含量低的為硬糜子。硬糜子環境適應性很強，傳入歐洲并廣有種植的應是硬糜子。

　　M. M. Posta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Volume 1,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December 1, 1966

　　那是一個距離我們十分遙遠的年代，粟、黍這些旱地作物已經走出國門，且融入到他鄉的民生之中。

　　水稻

　　中國南方馴化的水田作物

　　距今一萬年前，是栽培作物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的年代，幾乎與北方旱地作物粟、黍起源同時，甚至更早一些，南方長江流域也將野生水稻馴化為人工栽培水稻。

　　先民將野生植物馴化為栽培作物，并沒有留下他們操作過程的記錄，于是邁過漫長的時間隧道，后世了解歷史的真相必然要有一番周折。有關水稻起源的討論，則是中國農史，甚至是世界農史研究中分歧最多的問題。

　　水稻與冬小麥、玉米并列為三大糧食作物，當今世界，大約二分之一以上人口以稻米為生，正是如此，人們不僅關注當下水稻生產，也將視線投向水稻的起源。

　　青年學者劉夙告訴我們，首先關注這一問題的西方學者注意到，西方語言中“稻”的詞源來自印度梵語，且印度也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較集中的地方，于是印度為水稻起源地的說法就此流行起來[5]。此后隨著東南亞以及中國發現大量野生水稻，人們的視線與討論核心隨之轉移，新的觀點也相伴而生。1952年美國地理學家Cart O.Sauer在《農業的起源與傳播》中提出水稻的初始馴化中心在東南亞，道理在于那是動植物種類繁多的區域，有大量物種可供選擇并進行雜交。Sauer這一觀點問世不久，西方學者即提出質疑并加以否定。東南亞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導致人們沒有馴化農作物的迫切需求，加之那里沒有古老的稻作遺址，都是否定這一觀點的理由。時至20世紀50年代，中國還沒有在這場討論中成為主角，盡管早在20世紀20年代水稻專家丁穎即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提出中國是世界水稻起源地的觀點，但在長江中下游陸續發現距今7000年前稻作遺址之前，國際學術界始終認為中國水稻是境外傳入，自然忽略了丁穎的研究[6]（圖7）。

　　▲ 圖7  水稻（譚竹鈞繪）

　　扭轉局面的變化得于考古發現，20世紀50年代湖北京山屈家嶺、重慶巫山大溪發現水稻遺址，此后20多年內中國各地陸續發現水稻遺址達90處，其中長江中下游地區近70處，尤其距今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水稻遺址、浙江桐鄉市羅家角遺址震動了整個學術界。然而，就在中國發現這些稻作遺址的那些年，印度、泰國也有據說距今7000年以前的稻作遺址被發現。面對這些發現，學術界不再否認中國作為水稻起源地，但也沒有放棄舊有的說法。于是，國外一些學者又做了一番折中，提出印度奧里薩邦、印度支那的湄公河三角洲或中國南方的珠江三角洲等低濕平原沼澤地帶可能是栽培稻最初的培育地；日本農學家渡部忠世則主張起源于印度阿薩姆至中國云南的山丘地帶[7]。

　　羅家角遺址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穗和碳化稻谷

　　認定水稻起源地為中國，決定于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考古發現。這時原本認為距今7000年前的印度、泰國稻作遺址，也因測年有誤，而失去作為水稻起源地的意義，中國境內卻陸續發現水稻遺址。80年代，發現距今9000～7500年的湖北宜昌城背溪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且兩處遺址均有稻谷遺存。90年代，湖南常德市澧縣發現城頭山遺址，距離城頭山遺址1公里處，還發現距今約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距離城頭山遺址10多公里處，則發現了距今8000年大量稻田實物標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跡，有水坑、水溝等原始灌溉系統，是現存灌溉設施完備的世界最早水稻田。江西萬年縣發現仙人洞、吊桶環遺址，遺址中發現12000年前野生稻植硅石和10000年前栽培稻植硅石。2004年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距今1.4萬-1.8萬年前人工栽培稻，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稻谷遺存。面對這些稻作遺存的發現，東南亞說、印度說以及云南山地說逐漸淡出，長江中下游說成為國內外學術界共同認定的事實（圖8）。

　　▲ 圖8  彭頭山文化遺址及其周鄰地區地形圖

　　有關水稻起源地的爭論是否到此終結了呢？水稻起源于中國已成共識，但由于各地稻作遺址的年代不同，一些學者認為起源于長江中游，另一些學者認為起源于長江下游。

　　面對這一分歧，北京大學嚴文明主張長江中下游共同起源說，并強調確定稻作源地，遺址年代并不是絕對條件，城背溪、彭頭山等長江中游地段遺址比河姆渡要早，但稻作水平也比河姆渡低的多，依照稻作發展規律，河姆渡前也應該存在一個類似彭頭山稻作農業的低水平階段，“這樣長江中下游有很大可能就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它們可能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統一而不可分割的稻作起源中心”[8]。話中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河姆渡文化之前應有更低級的稻作農業，其時間必然早于距今7000年；其二，若存在這樣一個文化層，長江中下游即不因年代而有早晚之分，無論城背溪、彭頭山等長江中游稻作文化信息順江傳向下游，還是自下游逆江傳向中游，總之長江中下游稻作文化處于同一體系之中。農史學家游修齡也提出相近的觀點：“考古發掘不可能一次全面鋪開，其遺址的發現有很大的偶然性，光憑這種比較，很可能出現甲處比乙處、丙處早；說不定下次乙處又有更早的稻谷出土，則變成乙處比甲處、丙處早。[9]”技術論與另一派的時間論，在各執一詞的討論中，又等來了新的考古發現。大約2001年前后，浙江蕭山境內發現距今8000年前的跨湖橋遺址，遺址中的稻谷“是從當地野生稻馴化起來的原始性古栽培稻”[10]。同年，浙江余姚發現距今5500--7000年前的田螺山稻作遺址。還是這一年，浙江省浦江縣黃宅鎮發現距今9000—11000年的上山遺址，遺址出土的夾碳陶片的表面，發現較多的稻殼印痕，胎土中夾雜大量的稻殼。對陶片取樣進行植物硅酸體分析顯示，這是經過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些遺址年代都在河姆渡之前，它們的發現拉平了長江中下游之間稻作時間與稻作發展水平的距離，不僅證實了嚴文明的觀點，也從空間上將長江中下游與錢塘江流域劃入水稻起源地共同體中。

　　城背溪遺址和彭頭山遺址

　　世界上農作物原始馴化地不止一處，而在水鄉完成農作物的馴化，只有中國。

　　水稻的初始馴化地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這里是水鄉，傍河濱湖，也不干旱，這樣的環境與我們曾經強調過的農業起源地都在干旱的大河流域相悖，對此如何解釋呢？其實無論干旱的大河流域還是水鄉，共同之處在于單純的采集漁獵，環境并不理想，一萬年前的水鄉，河湖縱橫，沼澤密布，水多了蚊蟲小咬也少不了，泥濘的土地被河湖分割成并不寬廣的單元，這樣的環境對于單純依靠采集漁獵的先民，有著與干旱的大河流域不一樣的艱辛，時至漢代在司馬遷的筆下，仍然看到“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這樣的描述。正是“卑濕”的環境制約了利用型經濟的發展，進而推動人們改變生存方式，踏出馴化農作物的道路（圖9）。

　　▲ 圖9  河姆渡遺址帶藤條木柄骨耜（譚竹鈞臨摹）

　　水稻喜溫、喜濕，最適宜亞熱帶濕熱環境，最初人們嘗試種植水稻，多選擇沼澤之地，利用天然水生環境，辟為稻田。眾多水稻遺址中，河姆渡遺址的文化內涵最豐富，遺址南依四明山、北臨湖沼，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緩坡雜草、灌木叢生，平原臨水地帶密布蘆葦、水草，適應濕熱氣候人們不僅選擇了懸空架屋的干欄式建筑為居舍，也將稻田辟在湖沼邊緣。從遺址中，稻谷、稻葉、稻殼相互混雜形成0.2-1米厚的堆積層來看，這一時期不僅稻田已有規模，稻作技術也走出最原始階段，與此對應，遺址中出土了骨耜、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舂米木杵等農業生產和谷物加工工具。收獲水稻，只是河姆渡人部分食物來源，人們并非僅以植稻為生，漁獵采集仍然沒有離開他們的生活，復雜多樣的自然環境，孕育了各種動植物資源，在將野生水稻馴化為人工栽培稻的漫長歲月中，遺址中整坑、成堆的麻棟果、橡子、酸棗、菱角等植物果實,大量陸生、水生動物遺骸，以及石球、石彈丸、陶彈丸、木矛、骨鐵、骨哨等漁獵工具，揭示河姆渡人謀生的另一個途徑。河姆渡是一處稻作遺址，也是人類早期農作物馴化中心，由此及彼，透過河姆渡人對環境做出的選擇利用與培育水稻的技術水準，可以覽觀長江中下游水稻起源地的基本面貌[11]（圖10）。

　　▲ 圖10   河姆渡遺址及其周鄰地區地形圖

　　水稻從長江中下游與錢塘江流域完成馴化，逐漸北上南下傳入中國各地，又從中國傳入境外，向東渡海至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向南傳入東南亞、南亞等地。《植物傳奇》的作者，一位美國人這樣談到水稻走向歐美的經歷：大約公元前3世紀，希臘人剛剛聽說水稻，但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昂貴的進口糧食，還不能作為餐桌上的食物，正是如此《圣經》中沒有提到水稻。伊斯蘭教的先知默穆罕默德很喜歡稻米飯，于是隨著伊斯蘭教在中東、北非以及歐洲傳播，水稻也踏上了這片土地。英國人第一次接觸稻子在15世紀，17世紀水稻傳入北美洲，從這以后，大約一個世紀內水稻在卡羅萊納州以及美國南部、南美洲的沼澤地帶迅速生長起來。經過數千年，如今水稻不僅在東亞、東南亞、南亞形成分布優勢，而且流向世界各地，成為全世界近一半以上人口的基本食糧[12]。正是這樣的傳播，今天，我們但凡在地球的某個角落，捧起一碗大米飯，它的根都在中國。

　　回顧中國農史，無論北方旱地作物粟、黍，還是南方水稻，無疑，農業是中國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

　　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農業與環境，結論也許出乎意料，農業最初起步之地并非自然環境最優之處，由此而發散，并走向世界的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帶給世界的是人類繁衍的根本，并由此揭開了文明的帷幕。生存之本與文明之光，成就了歷史舞臺上的宏基偉業，而一萬前的中國，就已經成為最早的貢獻者之一。‘

　　注釋：’

　　[1] Houyuan Lu, Phytoliths Analysi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Foxtail Millet(Setariaitalica)and Common Millet(Panicum miliaceum). Phytoliths Analysis for Millet. February 2009,Volume 4,Issue 2, pp. 1-15.

　　[2] 河北省文物考古學會編《磁山文化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孫德海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3。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6。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1。

　　[3] 趙志軍《從興隆溝遺址浮選結果談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問題》，《東亞古物》A，第188~199頁，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主譯《劍橋經濟史》，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6頁。

　　[5] 劉夙《水稻起源的戰爭：印度還是中國？》，見于《果殼網》2015-10-15  23:09 。

　　[6] 丁潁《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載《稻作科學論文選集》，第5～27頁，農業出版社，1959年。

　　[7] 王玉堂、吳仁德等《農業的起源與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05-212頁。

　　[8] 嚴文明《中國稻作的起源與傳播》，《文物天地》，1991.5、6。

　　[9] 游修齡《中國稻作史》，第58頁，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

　　[10] 鄭云飛等《浙江跨湖橋遺址的古稻遺存研究》，《中國水稻科學》2004.2。

　　[11] 趙曉波《河姆渡周邊遺址原始稻作農業的研究》，《農業考古》，1998.3。

　　[12] [美]凱薩琳·赫伯特·豪威爾著。明冠華、李春麗譯《植物傳奇——改變世界的27種植物》，人民郵電出版社，2018年，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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