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么有愛護莊稼、節約糧食的傳統？因為這個民族有挨餓的甚至人食人的深刻的集體苦難記憶。

　　中國社會長久以來被實踐和界定為一個農耕社會。這類社會的特點是靠土地養活人口。可是，一旦人口到達一個極限，即超越了土地承載能力的時候，就會引起饑餓，然后是戰爭、瘟疫。特別是在大規模自然災害爆發的情況下，引發饑餓和戰爭的可能性會更大。也正是這個原因，造成中國歷史上王朝的不斷更迭。

　　關于災害與饑荒的記載，中國古代方志中隨處可見。如編修于清順治年間的山西《高平縣志》第九卷說：“崇禎十三年夏，大旱，秋無禾稼，飛蝗蔽野，食樹葉幾盡。至冬天，?（胡蜂）生不絕，入人家，與民爭熟食。越明年春，析爨炊子，慘不忍聞。”

　　然而，這只是小規模的局部性災難。19世紀后半葉在我國北方地區爆發的“丁戊奇荒”，是歷史上一次特大旱災，綿續四年，對山西、陜西、河南、直隸、山東以及鄰近地區造成了重大破壞。有學者研究，這次自然災害奪去了1000多萬人的生命。

　　同樣是上述所舉鳳臺縣，在光緒二年，夏糧歉收，秋糧半成，自秋至冬無雨無雪，最后是三年大旱。《鳳臺縣志》卷四記載：“野無青草，牛馬雞犬皆盡，繼食人肉，斗米值錢二千百文，斤面值錢一百四十文，他物稱是。房地衣物俱無售主。良田一畝易錢數百文或數十文，無貧無富，一概啼饑。戶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八，口十八萬八千三百六十二，該較未荒以前，戶則減二萬三千余，口則減十九萬八千。遺尸遍野，餓骨盈城，或闔室之俱空，或一村之盡絕。”

　　現代著名作家趙樹理老家是山西南部的沁水縣。現存該縣龍港鎮石塘村大廟里的“災荒記”碑（立于光緒十四年）曰：“時際大祲，惟光緒三年為尤甚焉。……餓斃日眾，尸橫道路，有偷寡（按：同“剮”，誘殺之意）死尸而食之者，有誘殺生人而烹之者，甚至妻食夫父食子，骨肉相殘，有如此者，……五六月間。人死益眾，尸停遍野，臭氣難當，且瘟疫流行，染病而死者亦復不少。迨七月間，秋禾漸熟，民始得食。”

　　正是歷史上綿連不斷的災荒、饑餓，才有如此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筆者老爹已經91歲高齡，生于戰亂動蕩的民國年間，一生經歷了不少匪亂、戰爭與饑餓，所以，他格外重視糧食，把自己打下來的口糧都存貯在陶缸里。每次回去看望他，都叮囑我們：“一旦打起仗來，趕緊往家跑，家里有糧食。”一開始我們聽了覺得好笑，但隨著自己步入老年 且目睹了去年的河南大水和今年俄烏戰爭中的難民，深刻地體會到“口糧”二字的含義，體會到老爹的話語沉重。

　　中國歷史上，民間從來不缺乏禁止毀壞莊稼的鄉村公約。嘉慶十八年（1813），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畔社與掌澤社聯合立了一塊碑，題名為《南畔掌澤合社公議禁止群羊碑》。該碑現保存于山西省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辦事處掌村玉皇廟中。碑文說：

　　……若夫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固耕田，農夫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而豈牧之者所當求乎？乃今觀屢年以來，無冬無夏，每年有群羊入地以采苗，將害視為固常，竟不以為異事。似此意牧害耕，若此之甚，能不早為之計乎？今故南畔、掌澤村合社設立嚴禁，群羊永遠不許入境。嗣后，無論誰何，但有群羊六畜入人地內害人禾苗，公仝議罰，決不姑貸。

　　此碑明確告訴我們，當年存在人羊爭食問題。其性質與最近這幾天網絡媒體所報道出來的北方部分省份一些農戶出賣秀穗小麥給奶牛場飼養奶牛現象具有相同的性質。古人何嘗不知道羊肉好吃？既如此，為何還要力保莊稼，作出嚴令禁止？實因糧食是根本，肚子填飽了再求美味。深入調查發現，至今當地百姓認為，養羊可以，但羊只能食用地邊、溝底、河川、或荒坡處雜草，不能跑到田地里啃嚙莊稼。也就是說，養羊利用的是村社中不能開發的公共空間里的“業余”自然資源。將其中人類不能消化的雜草中的營養通過羊來吸收并轉化，最后以羊肉羊奶的形式供人食用。這里有一個清晰地分界觀念存在于民間意識里。

　　西方有些國家地廣人稀，可以利用大量土地種植牧草，或者種植飼養牲口的糧食作物。近些年來，國內也有養殖場引進了西方這類經營模式。但說實在的，未必就適合中國國情，因為一旦形成規模的話，就會加劇本就緊張的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

　　近幾年，筆者主持國家課題《百年中國體質人類學史》。課題組成員對過往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發現，已有的關于中國人群體質生長與發育的測量報告和研究成果表明，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年輕人的體質指標確實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整體素質在提高。主要體現在身高增高、體重加重等方面。這與營養飲食結構的改變有莫大關聯：主要是對肉、蛋、奶、魚類的攝食增多。所以，客觀地說，與我國大力推行養殖業有關。盡管如此，糧食仍然是主導產業，養殖則處在“副業”地位。當然，對內蒙古和藏區這樣的地方，這個說法則不恰當。或者說，產糧區和畜牧區已經在我國較大地理空間內形成了特定布局，所以，不宜輕易打亂。即，不宜在華北這樣的主產糧區，將稀缺而寶貴的耕地資源（相對于賴以為生的密集人口而言）直接用于種植相關作物以飼養牛羊，或把正在生長中的人類的口糧作物用作青貯飼料。當然，我不反對，利用莊稼收獲后的秸稈飼養牛羊。更不反對利用收獲的部分糧食經粉碎后制作動物飼料。事實上，北方鄉土社會一直也是這么做的。但糟蹋未成熟的糧食，讓人覺得可惜，且心疼。

　　話再說回來，民國年間，華北社會普遍存在青苗會，又叫看青會，即每個村莊用來看護青苗的民間組織。即使1950年代以后的集體化時期，每個生產小隊也會指定一名社員專門負責看清，保護莊稼。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

　　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商品經濟，向市場社會邁進，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了。西方為了環保，即自己擁有一個清潔的生態環境，結果把那些粗加工的、高消耗的，低效益的，甚至污染較嚴重的技術產業轉向中國（按：把高技術產業封禁在自己國內），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加工廠。那些從前名不見經傳的許多小港口也很快邁入世界大港行列，由此可見其貨物吞吐能力和生產加工能力。這樣的產業最能切合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因為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尤其隨著農業現代技術的開發和使用，大量勞動力從農村土地上解放出來，即他們再也不用像從前那樣經年累月地束縛在土地上。于是，這些農村勞動力便流動進入城市或市鎮的現代加工技術產業中。在這種情形下，農業不再是大部分家庭所倚重的主要生計謀生方式，退居次位，漸成生存背景，致使許多地方出現了撂荒，集體化時期建立的水利灌溉工程破損殆盡。自然，流行了數千年的看青制度也就消失了。這種消失，在某種意義上講，反映了人們對莊稼和糧食的輕視態度，特別是年輕人。同時，也反應了中國社會的某種斷裂。

　　當然，造成這種心態變化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首先，最明顯的是糧食價格的低賤。種糧賠本，盡管有國家種糧補貼，但每畝地從幾十塊錢到一百多塊錢，對每個農戶又有多大益處呢？尤其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時代里（按：對國家來說，卻不是一筆小數目，因為每年要從財政收入中公共支出數百億），致使大部分農民對種地失去了興趣。至于糧食價格的低位問題，也不單純是國家政策造成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個全球性問題，是現代化的一種負面結果。因為，人類自從邁入現代化歷程，城市就控制了鄉村，并替鄉村表述鄉村，鄉村失去了自我定義權、表述權，以及能力和話語。這種情況下，農產品的價格也不再由鄉村世界定義，而是由城市和工業社會來定義。于是，就造成了長期的工業產品價格高、農業產品價格低的局面。反映在我國當前，就是農民喊的“種地不夠本錢”。

　　其次，由于國際貿易的發達，我們只要有錢就能從國外買到糧食。幾十年的經濟飛速增長，模塑了老百姓“不缺吃，不缺喝”或“物質極大豐富”的表象認知。豈不知，這種景象在和平年代可以，但一旦遇到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就可能引發全社會饑餓、恐慌，甚至社會秩序土崩瓦解。

　　北宋王朝不就是如此嗎？我們從清明上河圖里看到是一片繁榮景象，但當北方的人群南下橫渡黃河，東京汴梁瞬間陷落，祖廟蕩毀，接著逃難，饑餓，死亡，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份集體記憶。《東京夢梁錄》這部書的名字很好地傳達出這種集體感受：繁華已逝，金甌殘缺。

　　很多人以為當今是和平盛世，距離戰爭很遙遠，其實，戰爭的氛圍對于中國而言，從未有過解除。二戰以后，世界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信賴資本的西方自由市場社會群體，一個是以紅色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為主體的群體。為了推進他們的制度和價值觀念于天下，美國在全球謀篇布局。一方面在歐洲建立北約組織，逐漸向東推進，直至蘇聯本土；另一方面在西太平洋構建其包圍中國的封鎖鏈。二戰后日本戰敗，美國直接設有駐日美軍；1950年代初期出兵朝鮮半島，最后在南韓建立軍事基地；1970年代美國發動越南戰爭，再加上本就交好且一直合作的臺灣地區政權。盡管越戰結束美國未能實現對越南的控制，但事實已經很清楚地表明：美國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想構建對中國大陸的封鎖與包圍，事實上若把今日南太平洋諸島國形式通盤考慮，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不利局面。美國的意圖是：往北推，直至蘇聯本土。所以，一旦臺海戰事發生（當然，我們希望和平統一），美國就會切斷馬六甲海峽通道，破壞向西的“一帶一路”，完成對中國的圍困。戰爭若速速解決便罷，若僵持下來，外邊的物資，特別是糧食運不進來，必然再度挨餓受困，很可能不戰而自我內部先行崩潰。所以，必須保護耕地，保護莊稼，做好糧食的戰略儲備。實際上，就國際糧食市場而言，經過戰后七十余年的經營和布局，多半數已為美國掌控。包括國際糧食價格和進出口規模。世界的游戲是由他們制定的。

　　國家之所以提出“糧食安全”問題，而且是置于戰略高度來考慮。我想，自有其道理。明末顧炎武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公民一介，雖身微，但亦應存人生道義，且不能不居安而思危。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民族-國家”氛圍之中，這一點，不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概莫如此。所以，我們很難疏離自我的生存場域，有時不得立于自己的場域思考問題。客觀、中立的道理誰都懂得，但客觀中立會被一些不懷好意的人群、一些國家、一些組織拿來作為謀求自我利益的工具。

　　筆者覺得，全社會應該形成一種對“糟踐莊稼”“浪費糧食”的零容忍態度。這是一個健全且健康社會的應有內涵，同時也是作為一個正常人的起碼人生態度與基本素質。我們得首先保證自己不挨餓，然后才能騰出手來，幫助他人。

　　昨日登出一文（《秀穗麥棵作飼料折射出我國目前社會設計的深層危機和價值觀念混亂》），引起全國許多讀者討論。其中，有朋友發來如下一段“戲言”：

　　有一種觀點認為，割青麥的主要是奶牛飼養場。所以，批評這件事，喝牛奶的人要慎重，應該算算細帳，從生產牛奶的角度看，是讓麥子長熟了入庫再運到飼料廠做原料好（麥秸基本上就不能做飼料了），還是麥子灌漿結束后緊帖地面把麥秸麥葉麥穗一起割下來做青儲飼料好？如果問產奶的奶牛，它們會選擇后者。要尊重牛意。

　　雖為戲語，但也發人深省。所以，就當前毀麥事件而言，我們究竟是從“人道”主義出發還是從“牛道”主義出發？值得大家認真琢磨。

　　2022/5/12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