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該結束分田到戶的時候了

　　——關于土地長期個體經營的研究報告

　　老兵義雄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代表大會將在下半年召開。大會將對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全面的總結。為了開好這次會議，黨中央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通知，要求黨員和人民群眾在網上獻計獻策，共謀國家大事。我是有5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向黨中央獻計獻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向黨中央再發一個諫言，話題是《到了該結束分田到戶的時候了》

　　為什么要發這個諫言呢？

　　簡言之：我通過對人民公社和現實問題的考證后認識到：我國推行了40年的分田到戶的大包干責任制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小生產的弊端殃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和農業現代化的最大障礙。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和建成現代化強國作為2035年前的根本任務，這是兩項順民心的偉大工程，但要比較順利的實現，就必須盡快從根本上鏟除影響共同富裕和制約農業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即分田到戶的個體經濟。

　　為什么要盡快結束分田到戶呢？

　　一，分田到戶中斷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遲滯了農業現代化的如期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列寧社會主義理論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中國利用“三年過渡時期”醫治了戰爭創傷，完成了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為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準備了基本的條件。到1955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為我黨提出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這條根本路線明確：中國農業社會主義要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搞集體化；第二步，再搞現代化。鑒于中國農業落后，技術改造需要較長的時間，第一步計劃用四到五個五年計劃完成；第二步，再用四到五個五年計劃實現全黨全國人民盼望的農業現代化。根據這條根本路線指導的方向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進展， 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宣布，中國再用25年時間即在2000年前全面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但發展的實際表明，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這三個方面的現代化應當說已經很好的實現了，但唯獨農業的情況卻還停滯在60年代的水平，農業現代化沒能如期實現。

　　農業現代化為什么沒能如期實現？

　　這不能不和當年分田到戶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聯系起來。有那段生活經歷的都記得，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到后來的人民公社時期，我國廣大農村在農業"八字憲法"的指引下，持續深入地開展了以興修水利和改良土壤為主要內容的改天換地的斗爭，廣泛開展了以改良耕作方式和科學種田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革命運動。在這期間雖然遭受了“大躍進”的挫折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的襲擾，但并未阻擋中國農業技術改造的步伐。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管理體系和國民經濟管理體系，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已經超過了英國，以洛陽拖拉機制造廠為龍頭的農業機械制造業迅速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作業在勞動效率中已經占據了近40%的比重：廣大農村有70%以上實現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鹽堿地被改造成優良的土地；全國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廠，為農業創高產準備了當家的條件；袁隆平雜交水稻和其它高產農作物的改良獲得成功，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長；所有這些都是技術改造的成果，這些成果為向農業現代化過渡創造了優良的條件，黨和人民從這里看到了農業現代化的曙光。

　　然而，由于1983年后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農業根本路線的第一步被中止了，技術改革和向現代化轉變的進程驟然間也中斷了。分田到戶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建立起的水利設施遭到嚴重的破壞；原來寬闊的土地被碎片化，機械化作業失去了市場，農村又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因為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中斷了，使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得不把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的時間推遲到2035年，這表明，因分田到戶使農業現代化的時間推遲了30余年。

　　二，分田到戶極大的萎縮了農業機械化的廣闊天地，將我國機械制造業和重工業陷入嚴重困難的境地。

　　上世紀90年代，我曾在一家鋼鐵公司兼職，目睹感受了東北老工業基地從繁榮到衰敗的過程。1993年之前，那時因機械制造業十分火紅，特種鋼供不應求，鋼材出爐淬火后后還沒有走完生產程序，鋼材還在發燙，就被客戶搶上了拉貨車。但1993年后，特種鋼銷售卻急轉直下，全國鋼材市場呈現嚴重的疲軟狀態。主要表現是，鋼材售出后回款率很低，鋼材庫存形成大量積壓，當回款不能維持再生產的時候，一些中小鋼廠被迫停工停產，一停產工人發不了工資，對企業就是大問題了。當時，企業為了維持生產想了很多辦法，除了向銀行貸款，許多企業都成立了清欠辦，派出企業的強手到欠款企業清債，而欠款企業和討債企業一樣，也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回不了歀，這就形成了很難解決的三角債；討不到錢只能以物抵債，這樣，原始的易貨貿易成了現代鋼鐵和機械制造企業間維持生產常見的經營方式。企業缺少流動資金如同人缺少血液一樣，許多鋼廠只能停停打打，因經營狀況不良銀行貸款的路子也被堵死了，如此以往，大批鋼鐵企業逐步走向資不抵債，最終逃不了破產的命運。當年我們把國有企業不景氣歸咎于管理不善，以增效為突破口進行工業經濟體制改革，把大批國有企業改成民營企業，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使幾千萬工人下崗喪失主人翁的地位。記得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就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口號，28年過去了，東北老工業基地并沒有振興起來。這又是為什么呢？現在逐步認清楚了，根本的原因是農業私有化引起的工業市場萎縮造成的。現在不能不承認，我們當年工業改制把問題的根源找錯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三，大包干家庭聯產責任制是針對解決落后地區群眾溫飽問題而制定的， 從本質上是小農經濟，因而不能解決社會主義農業的出路問題。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人談農業問題時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 《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17頁。]根據小平這一指示，1980年9月，中央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明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大包干責任制就是根據鄧小平的這個指示的逐步在全國推開的。

　　很清楚，當時中央提出的大包干責任制并非是為全國農業所作的指示。從國家公布的資料顯示，家庭聯產責任制實行之前，在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推動下，辦得好的生產隊約占總數的20%，一般的占大多數，比較差的不足20%，這組比例數字表明，比較差的20%并不代表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也即是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家庭聯產責任制的經驗并沒有普遍的推廣價值。但遺憾的是，當時的黨中央，竟把大包干責任制作為一種創舉在全國推廣了，最終引出了完全脫離中國國情的建設路線。

　　有那段生活經歷的都看到，在宣布解散生產隊的時候，一夜之間集體財富被瓜分了，生產隊時期栽種的園林樹木被砍伐了，集體副業和社辦企業立馬解散，拖拉機和大型生產工具也被分解當廢鐵處理了，分田到戶后土地形成碎片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建設的水利工程很大部分遭到破壞，農村又發生了當年土地改革時的情景，農村重新回到小生產的農耕時代。當時，全國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個說法并不夸張，是恰如其分的。實事求是的說，大包干責任制對治懶人和解決落后地區的溫飽問題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對全國80%以上的生產隊是不適用的，因而并沒有產生積極正向的影響。大包干責任制最初是按照“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基本原則推行的，由生產隊組織實施的，因為這時的大包干負有“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效能，我們應當承認，那時大包干責任制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在國家全面實行市場經濟和取消農業稅之后，生產隊也不再發揮作用，這時大包干責任制除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外，已經徹底變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完全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性質。

　　因為大包干性質的轉變，小農經濟的弊端一天天暴露出來，突出表現在被學者所概括的“土地碎片化，農村住房空心化，種地農民貧困化”的“新三農”問題。實行聯產責任制后，因農業投資大收入低，青壯年為了致富大批地從農村涌向城市，發生了農村生產力的大轉移。因為這個大轉移，，許多農村變成了留守村空心巢，農村幾乎是老弱病殘在支撐生產。不少家庭因缺少勞動力，種地收入又太低，又導致土地大面積撂荒。據國土資源部2017年統計，當時國家約有1.4億畝耕地閑置。中國本來是人多地少的國度，現如今卻有這么多土地拋荒，使國家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同時，隨著農業私有化的發展，農村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受到極大的削弱。在毛澤東時代已經被根絕的封建家族勢力和黑惡勢力又死灰復燃，使許多農民重新處于受剝削和受制于人的地位。一切向錢看和實現個人富裕成了人們的最高追求，在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的社會風尚幾乎蕩然無存。因發生新的兩極分化，在廣大農民中發生了“社會主義還能救中國嗎”的信仰危機，致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也受到影響。

　　對于農村出現的“新三農”問題，黨中央很早就發現了。從中共十六大后， 中央曾出臺許多政策，如土地流轉，辦新的合作社等，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圍繞解決“新三農”問題，盡管下了很大功夫，但“新三農”的突出矛盾始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被學術界比喻為農業改革進入瓶頸階段。直到黨的十九大，土地大面積拋荒問題沒有得到改善，農村空巢和留守村是依舊的問題，貧富差距還在擴大。

　　“新三農”問題為何長期不能有效解決？

　　毛澤東在1965年的一次談話準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講：“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的國家就不安穩了。”毛澤東還說，對于包產到戶，“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引自《毛澤東傳》）

　　中國今天發生的問題，出現的局面，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言，毛澤東當年反對和憂患的問題都精準的應驗了。集體經濟的大農業垮臺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被中斷了，怎么還會有根本的出路呢？如果還有根本的出路其不成了咄咄怪事？！

　　四，分田到戶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列主義，在實踐上背離了社會主義

　　憑什么說分田到戶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列主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列寧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聽聽他是怎么講的。十月革命前，列寧在維加里寧的《農民代表大會》的加寫文中寫道： “社會主義要求把土地工廠交給按照總計劃組織大生產（而不是分散的小生產）的全體勞動者。”在《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寫道：“只有，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文中寫道：“社會主義的目的（和實質）是：把土地、工廠等等即全部生產資料變為全社會的財產，取消資本主義生產，代之以按照總的計劃進行有利于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中指出：“要知道，反對剝削勞動者的抗議和斗爭，目的在于完全消滅這種剝削的斗爭，才叫作社會主義，而“擁護份地”則是主張農民贖買以前由他們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張贖買，而是主張無代價地把農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歸農民，那也還是沒有半點社會主義，因為這種農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時期形成的），在西歐各地也和在我們俄國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踐行了他的理論。在工業方面，把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實行全民所有制；在農業方面，把土地收歸集體農莊，實行集體所有制。

　　通過上述回顧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列寧對社會主義的回答是：社會主義要求把土地工廠交給按照總計劃組織大生產的的全體勞動者，而不是交給分散的小生產；取消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之以按照總的計劃進行有利于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方式；如果不是這樣，即使讓農民贖買以前由他們支配的全部土地，或無代價地把全部土地留歸農民，都沒有半點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對照中國的農業改革，不難發現，我們是逆列寧的理論，是反其道而行之。列寧的社會主義要求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然后交給全體工人和農民，我們卻把已經收歸國有的生產資料重新轉歸個人，把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經營方式，重新回歸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認為不回歸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死路一條。由此我們不能不說，我國分田到戶的經營道路，百分之百地背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

　　對于上述這個判斷有許多人包括現在的許多高層領導，他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堅持認為：農業私有化是個創造，是改革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是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國民經濟總值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有人為了給包產到戶尋找理論根據，竟把列寧暫時戰略退的新經濟政策思想解釋為是列寧社會主義的精髓。他們說，列寧根據新的實踐，在他的晚年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意思是列寧放棄了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也可容許私有制生產關系的存在，他們說這才是列寧最后的社會主義立場。我國的改革者說，什么是社會主義誰能講清楚？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他們是有理論依據的，理論根據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為了證明這個判斷，這里不得不對當年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做些必要的分析。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第一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國家的建立敲響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喪鐘，因而引起蘇聯國內外反動派的恐慌與仇視。帝國主義對蘇聯磨刀霍霍，煽動國內反動派不斷發動反革命叛亂，蘇維埃政權面臨時刻被顛覆的危險。為了挫敗國內外反動派的聯合進攻，在1918—1920年國內戰爭期間，為保證對軍隊的物資供應，蘇聯采取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普遍實行工業國有化，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將大、中型工業企業收歸國有，對小工業則實行監督。在農業方面，頒布了余糧收集制法令，要求農民按照國家規定的數量交售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在貿易方面，實行貿易國有化，禁止一切私人貿易和地方商品流通。當時蘇聯農業落后，糧食多掌握在富農手里，普通農民很少有余量，因而在征糧過程中常常發生農民抗爭事件。在工廠，剛剛接手工廠的工人，因文化技術水平跟不上，使工廠設備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面對國內外的嚴峻形勢，列寧提出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是：在農業方面，頒布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法令，規定農民交納糧食稅后，剩余的糧食等農產品可以到市場交換物品。1922年，通過了《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在工業方面，在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大生產和國家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將部分國有企業以租借制和租讓制的形式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把一部分小企業發還原主經營。還決定把一批中小工廠和商店租借給本國的合作社或個人。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國家資本主義。由此可見，新經濟政策與列寧原來的社會主義思想確實是有重大差別的。

　　那么，這是否標志著列寧的社會主義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呢？不是的。因為列寧本人曾明確指出，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暫時的戰略“退卻”，“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這是列寧靈活的斗爭策略，采取新經濟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可我國的學者卻把列寧的暫時“退卻”的策略視為列寧社會主義立場的轉變，說列寧放棄了原來的社會主義。還有學者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稱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指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其不知，他們贄瀆了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歪曲了列寧真實的立場。列寧最后的著作是《論合作社》，他在該著中把合作社與社會主義劃等號，說社會主義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他號召必須全力扶持合作社事業，這才是列寧真正的立場與態度。由此我們說，用新經濟政策解讀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是荒謬的，把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荒唐的。

　　五，大包干責任制并不是什么新創造，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多次否定批評的“單干風”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的表現形式。

　　關于農業能不能走單干的道路，從土地改革以來曾經發生過三次大的爭論。第一次在合作化興起時。農民獲得土地標志著中國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勝利之后中國農村怎么走?黨內當時有兩種主張，一種是鞏固新民主義的勝利成果，讓農村按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自行發展。第二種意見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促進派，主張不能走單干那條路，因為剛剛分得土地的農民底子薄，經不起自然災害的洗劫，如果按自己自足的生產方式任其自行發展，許多農民就會重新失去土地，農村很快就會發生新的兩極分化，就會出現新的地主階級，最終葬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的主張為中央所接受，于是發生了引導全國農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初期人民公社把全部生產生活資料一切歸公社所有產生的惡果，黨中央提出了給農民小量的自留地，鼓勵群眾開小片荒，發展家庭副業，這些新的政策刺激了農民一家一戶的積極性，對促進生產戰勝困難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面對這一新情況，黨內以農業部長鄧子恢為代表的一些同志主張在農村全面實行大包干的生產方式。什么是大包干呢?大包干就類似今天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是把生產效益同社員物質利益直接聯系起來的責任制管理形式。當年安微是大包干實行最早的省份。具體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勞動力包田到戶，然后逐畝定產產量，超產獎勵，減產全賠；同時還規定了“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性農活統 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其基本精神是把社員的物質利益同勞動所得直接掛鉤。安徽通過試點認為 ，“責任田”制改變了計算工分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缺點;堵塞了投機取巧的空子，能提高每個社員對包產的責任心和生產積極性，更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政策。而毛澤東則認為，這種大包干實際是主張單干，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被否定了。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接著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的話說道：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大部單干，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際是大部分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的還是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集體化的鞏固，必須有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接受考驗--。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指著主張單干的鄧子恢說：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有歷史作結論。

　　第三次爭論發生在1978年至1980年間。1978年，安徽出現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有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多萬人口的地區人畜飲水出現困難。入秋后，旱情更加嚴重，秋種難以正常進行。如不采取果斷措施，大片的土地將被拋荒。為了戰勝旱災，中共安徽省委決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種麥”：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超過計劃擴種的小麥，收割時不加征購，由生產隊自行分配;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這實際是借鑒了當年大包干的經驗。萬里到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表明他支持這種做法，請小平指示。鄧小平聽后的答復是：“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

　　萬里為什么專門請示小平?因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安徽質疑人民公社的經營方式不適應發展生產，提出搞大包干的問題，但遭到與會各省的反對。與會代表認為，人民公社的體制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并無什么不適應。為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

　　1980年1月下旬，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管理會議在京召開。會上安徽又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驗，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議。熱議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到底姓“資”還是姓“社”，大多數代表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國家農委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強調“不許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為此，會后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規定。

　　但到1980年3月，萬里調中央工作，安徽在小平“不爭論，就這樣干”的原則指導下，把包產到戶由局部推向全省，再后來推向全國，家庭聯產責任就是這樣取代了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是寫入憲法的，是不能隨便改動的，但那時的黨中央沒有通過黨的代表大會和人大會議討論通過，僅憑一具通知竟把人民公社撤銷了，這不僅違反了黨紀國法，也沒有反映大多數黨員群眾的意愿。

　　六，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必須重塑集體經濟，重塑集體經濟的前提條件是結束分田到戶的歷史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長遠規劃，把2035年實現全民共同富裕作為基本的奮斗目標。黨中央的這一決策總結吸取了建國70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反映了當前絕大多數人民的意愿，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得到全黨全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然而，這項決定也遭到熱衷于搞市場經濟的抵制和反對。不少公知公開發表言論，反對重塑集體經濟，繼續顛否計劃經濟，聲稱“計劃經濟解決不了共同富裕的問題”。

　　計劃經濟為何不能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

　　他們的回答無外乎還是計劃經濟搞平均主義養懶人，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僅不能共同富裕，到頭來還會一起受窮。看樣字他們像是在否定計劃經濟，其實質是否定集體經濟的合理性。計劃經濟是列寧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在列寧的眼里，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組織領導經濟建設的最根本的手段，它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歷史成就，并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繼續在發揮它特有的歷史作用。事實上計劃經濟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法寶，可卻被歷史虛無主義者假借計劃經濟的非本質的缺陷給全盤否定了。

　　筆者通過考證計劃經濟有市場經濟無法相比的六大功能：一是計劃經濟有目標明確的計劃性功能，可以保證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避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二是可以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功能。三是勞動者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而計劃經濟具有防止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四是計劃經濟具有改造小生產和遏制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歷史功能。五是計劃經濟具有保證黨對經濟發展領導權的領導功能。當前，在這六項功能中的第三項功能，即防止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對實現黨確定的2035年的奮斗目標具有決定性和最現實的意義。

　　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只有實行公有制經濟才能保證勞動者在經濟關系中的平等地位，只有公有制經濟才能保證勞動者的最大權益。而公有制經濟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又是通過計劃經濟管理方式來實現的。在三者的關系中，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組織形式，集體經濟活動是公有制經濟的內容，兩者在哲學上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而公有制經濟與共同富裕是方法與目的的關系，集體經濟活動是方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經濟要達到的目的，它們是方法與目的的統一。它們三者是連生共存的關系，是不能分割的關系，缺一都不能構成完整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如果把社會主義經濟活動比作一臺運轉的機器，那計劃經濟就是保證機器運轉的鏈條紐帶。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沒有鏈條紐帶機器即使發動起來了也不能產生動能，就會變成空運轉。很顯然，把計劃經濟與實現共同富裕對立起來，割裂開來，在理論上是違背社會主義原理的。當前，有些人執意否定計劃經濟，實際是在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是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唱反調，是為私有制唱哀歌的。

　　振興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就連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這樣認為的。1990年3月，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后來，鄧小平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 “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這里且不說否定人民公社正確與否，但鄧小平關于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的思想完全是正確的。用哲學的觀點衡量，“第二個飛躍”就是對第一個飛躍的改變，告訴我們農業改革不能永久停留在大包干階段，在哲學上是發展的否定之否定。

　　可現今，關于農村改革的討論和爭論還一直停留在第一次飛躍，好像實現了大包干的個體經濟改革就算萬事大吉了，就到頂了。現在誰說大包干一個“不”字就立即會遭到圍攻反擊，會被扣上反對鄧小平改革的大帽子，其不知他們這樣做也扭曲了鄧小平的全部用意。

　　七，不能用富起來強起來的溫飽說掩蓋分田到戶歷史的弊端和對社會主義大業帶來的危害

　　講到這里，一定有人會說：這不是要否定農村幾十年的改革嗎？改革開放幾十年后，中國經濟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二，國家有富起來到強連起來，解決了中國過去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對此怎么解釋？這個質問很清楚，他們的發問是從捍衛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出發的。在他們看來，中國后40你的歷史成就主要工農業的改革創造的。然而，如果我們對中國快速崛起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就會發現，如果把中國的崛起都歸功于私有化改革，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筆者通過考證形成的認知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把改革開放定為基本國策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國民經濟總值不斷攀升主要取決于對外開放，的快速崛起主要應歸功于對外開放，農業改革收入在總值中提升比例是很小的，實際上是拖了中國快速崛起的后腿，如果不是農業私有化改革，中國的崛起可能比現在更好。我的這個判斷，從網上還沒有看到這么直白的說法，有這種看法的大概也不敢說。筆者在這里冒昧地拋出來，目的是和修訂歷史的專家學者交流，供領導澄清歷史是非時參考。又因為中國富起來強起來涉及到國家的方方面面，不能做全面的分析，這里僅就人們談論最多的富起來和解決溫飽問題作些探討，以證明自己的判斷。

　　是什么歷史原因使中國人擺脫貧困和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誰是解決中國溫飽問題的最大功臣?

　　前30年否定派的觀點很明確，他們認為，中國的溫飽問題是在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幾年后解決的。一位教授在網上發文寫道：“從1979年到1985年，由于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方式，由于縮小了農業經營單位，由于農民獲得了空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收益權，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生產力被空前釋放，農業經濟出現了很大的增長，1984年糧食總產量達到歷史高峰，解決了農村的溫飽問題。”還有一位博士生導師說的更邪乎，他說：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 農民吃不上飯的時候可以說是幾乎年年發生，即使在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的開元盛世，也難以避免，歷朝歷代從未走出這個怪圈。-但中國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以后，改革僅走過頭六個年頭，就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中國人將永遠告別不足溫飽這個世代難題。

　　這兩位教授為什么都把中國解決溫飽的關節點指向1984年？原因在于1984年是中國建國以來糧食產量最高水平。1984年糧食產量為40731萬噸，人均糧食390.3公斤，這是三年困難過后糧食產量的重大突破，以此為參照點不錯，問題在于這份功勞究竟應當歸誰。學者認為應歸功家庭聯產責任制，因為1984年在實行責任制之后；筆者考證的結論卻是應當歸人民公社，而不是歸功家庭聯產責任制。

　　為什么應當歸功人民公社而不是聯產責任制呢？

　　有四個憑據可以證明我的判斷。

　　第一個憑據是，《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是在1983年末定下的，在社改鄉通知下達前，直到1984年秋天，聯產責任制只是在安徽和四川兩省推行，全國大多數地區仍然是按人民公社的模式組織生產的。1984年糧食產量大增長主要取決三大基本因素：一是“大躍進”時期建立起來的水利工程發揮了作用，灌溉已不成問題;二是1965年后全國建成10余座年產30萬噸的大氨廠和1000余座小氨廠，創造了增產的當家條件;三是1975年袁隆平雜交水稻產量已經超過千斤大關，還有小麥玉米等優良品種也研究成功，開始全面推廣應用優良品種。這三大因素都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產物，因而，這個歷史最好水平的功勞理所當然應記在人民公社的賬薄上。

　　第二個憑據是，推行小崗經驗后的前5年，中國農業糧食產量相對1984年不是逐年提高而是波動式下降的。從《中國歷年糧食產量、人口和人均糧食量總覽》(下稱《總覽》)可見，1985年糧食產量是37911萬噸，1986年是39151萬噸，1987年是40473萬噸，1988年是39404萬噸，都低于 1984年，到1989年達到40755萬噸，趕上了1984年的水平。另一個很重要的指數是，從1985年直到1996年這10年間，中國人均糧食除1989年超過1984年，其它的10年間都在354.9公斤至385,3公斤間波動，都低于1984年的390.3公斤。人均糧食是衡量溫飽的核心標準，這一組數據表明，家庭聯產責任制只解決了一些落后地區的溫飽問題，對解決全國的溫飽問題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說實行責任制幾年后就解決了建國后幾十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這是一個生拉硬拽的偽命題。

　　第三個憑據是，小崗村的真實歷史是：小崗村真正脫貧是從2004年上級委派強人學生官沈浩到小崗村任支部書記開始的。沈浩到小崗村之前的25年，小崗村集體存款為零，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該村因領導力量薄弱，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后換了好幾茬村官，誰也沒有改變小崗村的懶、散、亂、差的狀況，還是處于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的落后狀態。沈浩在小崗村拼搏了六年，組織大包干帶頭人、村兩委干部、黨員群眾代表到南街村、紅旗渠等發展集體經濟較好的地方參觀學習，六年干了十件大事（因文字關系不展開介紹），才使小崗人振作了致富的信心。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小崗村，“希望大家向沈浩同志學習”，指出要靠集體致富的方向。小崗人遵照習總書記的指示，學習唐約村的經驗，開展“三變”改革試點，才使小崗村變成了改革的“標志村”，這時的小崗村才真正富了起來，在安徽才真正起到了引領作用。如果從全過程總結小崗經驗，它也是由大包干沒有解決溫飽之后再回歸集體經濟才致富的，小崗村成為“標志村”是集體經濟的功勞，這就表明，家庭聯產責任制致富倫是站不住腳的。

　　第四個憑據是，從脫貧致富過程中出現的反復可以證明，家庭聯產責任制對全國的脫貧并沒有產生積極的正向影響。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國脫貧應在2000年前完成。但到了2002年底，中國的貧困人口還有3000萬，到了2003年全國貧困人口又增加了80萬，到2014年底，全國的貧困人口從2003年的2900萬竟增加到7017萬。2003年后為什么貧困人口不降反增呢? 這不得不從生產關系上找原因。因為這一年是全面實行市場經濟的開局之年，從上到下都把目光投向市場。脫貧攻堅戰部署被打亂了，組織不力了，有些地方扶貧的資金被挪用了，扶貧工作很難開展了，農村貧富差距拉大，發生了新的兩極分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地分田到戶的個體經濟就成了貧困人口擴大化的根源。后來的情況人們都知道，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后，黨中央、國務院制定實施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集全黨全國之力，拼搏了7年，才解決了8000萬實際是1億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歷史就是如此，根本不是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幾年就解決了。

　　這里有一個現象使許多人不得其解：說家庭聯產責任制對農業發展并沒有產生積極正向的影響，還說土地大面積拋荒，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較之改革前普遍提高了？一部分人為什么真的富了起來？

　　筆者通過考證認為，這主要得益于把經濟搞活和對外開放。家庭聯產責任制的主要優點是農村勞動力不再束縛于生產隊，許多有專長的都到城市經商辦企業，沒有專長的也進城打工，他們雖然撇家舍業，但收入比種田高得多，用的常年做買賣，這一部分收入更高。國內土地拋荒為什么中國人并不缺吃少穿？和美國打貿易戰之后人們才明白，改革開放后，中國常年從國外進口大批的糧食和農副產品，因為這項事業解決了中國需要大批農副產品的缺口，所以中國市場繁榮，應有盡有。這也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據海關總署的統計，1978年到201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規模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進出口總額從按人民幣計價，從1978年355億元到2017年提高到27.8萬億元，增長了782倍，年均增速達18.6%。而我國農業產值提升平均不到2%，從比較可知，我國國民經濟總值的攀升主要應歸功于對外開放，如果不是對外開放，毛澤東關于100年趕上美國的目標是很難保證的，把攀升成就強加到國內改革上，是扭曲歷史的。

　　二0二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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