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鄉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的戰略，把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抓手。誰是鄉村振興的主體？誰來帶動鄉村振興？

　　本文結合理論探討和案例分析，向我們闡釋為什么鄉村振興的龍頭是村集體，而不是政府、個體農戶或者資本。在當前的市場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何組織農民，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8個集體經濟案例雖然在產業基礎、發展過程、發展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我們調研發現，只有付出逆市場化的努力，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創造“合”的條件，才能帶動群眾，讓村民們逐步脫離“分”的慣性，創造新的集體經濟。

　　本文刪減版刊載于《經濟導刊》2021年第10期。

　　作者｜嚴海蓉 高明

　　責編｜侯笛

　　后臺編輯｜荊吉

　　2018年夏天，我們前往西藏自治區雙湖縣調研嘎措鄉集體經濟時【編者注：調研報告見文末“閱讀原文”】，當地的一些干部剛開始對我們調研集體經濟有些不解。他們認為集體經濟是落后的、遲早要被淘汰的制度，有什么值得調研的呢？

　　我們調研發現，恰恰是集體經濟讓嘎措村民擁有穩健的經濟、小康民生、和諧社會、以及良好的生態。與單干牧戶相比，在接近無人區的雪域高原上，嘎措的集體牧業既能保護生態，嚴格執行草場輪牧制度，又能出產更優質的畜牧品，還能開展多元兼業，自主開發多種皮毛制品，組織建筑隊等。嘎措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僅遠高于雙湖縣的其它鄉鎮，而且還高于西藏其它各地區的農牧民的人均水平。

　　在社區內部，嘎措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照顧年老體弱者，甚至還首創了牧民養老制度。嘎措鄉地處4900米高原接近無人區，除了生態宜居這一條非人力可為之外，她依靠集體的力量，已經達到了鄉村振興的總要求：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我們在西藏聽到的有關集體經濟的成見，當然并不罕見。這種成見隨著農村改革、集體式微而出現，時至今日，仍然有相當的普遍性。農村改革以來，學術界出現了兩種觀點，一種是小農持久論，倡導小農戶是三農發展的主體；另一種是騰籠換鳥論（或者小農消亡論），倡導農民進城、資本下鄉，讓專業大戶和龍頭企業成為農業的主體。

　　那么，鄉村振興以誰為龍頭呢？

　　90年代以來的三農困境已經說明鄉村振興的龍頭不可能是分散的小農戶，也不是專業大戶和龍頭企業。鄉村振興也不能依靠城市化帶動。鄉村問題與城鄉關系、與城市化密切相關，但也是相對自立的一元，并不能簡單地指望城市化來引領鄉村振興。政府也難以充當鄉村振興的龍頭。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政府對農村基礎建設投放了大量的資金。這樣的外部性輸血對改變鄉村面貌，尤其對改善基礎設施，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然而僅僅依靠政府并不能扭轉農村社區因為去組織化而帶來的內生性缺失的問題。新時代以來，中央政府已然看到鄉村問題的基礎性和長期性，把“鄉村振興”作為一個中長期戰略，正是體現了這一認識。

　　我們的調研正是希望回答鄉村振興誰是龍頭、鄉村振興如何探路這兩個問題。

　　我們認為中國鄉村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短板是缺乏組織化、缺乏內生性。通過我們的調研，我們認為重新激活的村集體應該成為鄉村社會的龍頭，村莊的新集體化能夠解決鄉村的組織化和內生性問題。只有解決了組織化、內生性問題，才有可能扭轉農村業態黯淡、農村社區的原子化、農村生態環境整體性統籌這些問題，鄉村振興才有基礎和抓手。

　　01

　　鄉村振興的龍頭

　　誰是鄉村振興的龍頭？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

　　90年代以來，因為缺乏抓手，面對扶貧增收的任務，地方領導往往通過行政命令安排農民的種養項目，結果卻往往不如預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動往往效果尷尬，事與愿違，還可能導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誹：地方領導責怪村干部落實不積極，村集體的干部則覺得自己要被動承擔試錯的責任和后果，擔心遭到村民埋怨[1]。

　　顯然，地方領導做主，卻并不承擔決策的責任后果，村集體干部不能決策，卻要承擔試錯的后果，權責不統一。從權責統一的角度來看，鄉村振興的龍頭不應該是地方領導，而應該是村委集體。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發展的戰略指引，而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方法和決策，需要依靠村委集體發揮責任心和能動性。

　　資本是否能承擔鄉村振興的主體呢？

　　“鄉村振興”戰略出臺后，一些資本活躍在不少民間高端論壇，在“鄉村振興”中尋求商機。誠然，讓資本唱主角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資帶來了很大的負面性。

　　國際農政研究發現，資本化農業越來越趨向于“采掘性”(extractivism)，即農業越來越脫離傳統的資源循環模式，越來越趨向于資源流失的模式，因此這樣的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稱之為“掠奪式”[2]。

　　印度著名的生態學家范達娜席瓦言簡意賅評論了其后果：“在所謂高產的同時，整個生態系統在沉淪，生態的多功能在沉淪，每畝的營養產出在下降。在所謂高產的同時，它們把高產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費450億美元才能清除，而這些成本由整個社會來承擔[3]。”

　　荷蘭農政學者范德普勒格指出，資本主導的農業在表面上、在短期內，可能帶來了“發展”, 然而從實質上、從中長期來看，這一模式主要通過流動性和資源配置來實現資本的利益訴求，并不考慮當地的生態保護及可持續性、以及本地勞動力的安置[4]。

　　采掘性農業不僅導致資源的流失，而且也使得農業越來越脫離甚至排斥地方社區和文化，農業失去與社區、文化、生態維護相關的多功能性。以資本為主體，農業服務于單一的利潤導向，經濟價值的生產排斥了社會、文化、生態等價值的生產；農業與當地的社區、文化、生態脫嵌，導致鄉村的業態與鄉村社區、鄉村文化不能達成有機的整體性；這樣的業態模式，不僅本身缺乏可持續性，更無法帶動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是多種價值振興的統籌協調，包含產業、生態、文化、農民生計等，而只有村集體能夠兼顧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元價值，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可持續性。所以，鄉村發展、鄉村振興的龍頭應該是村集體；無論資本還是政府當龍頭，都是錯置了鄉村振興的主體。

　　關于鄉村發展的前景，小農消亡論和小農持久論在國際學界仍然爭執不休。小農持久論強調小農經濟的韌性，即小農利用家庭勞動力、以生計為目標，因此比公司化運營主體更有伸縮性、更堅韌。小農消亡論則強調小農生產缺乏規模化的經濟效益，在市場化的環境中，必將被碾壓，因此農業的資本化、企業化是必經之路。

　　近些年來，生態、氣候危機使得這一爭論出現了反轉。一些學者和世界各地的農民組織支持小農持久論，強調小農農業的多功能性，認為小農農業能夠兼顧生計、社區、文化、生態等多元價值，更環境友好，更有助于扭轉氣候危機。與之相比，小農消亡論的價值觀是資本效益優先，其投入-產出的方法論運用了簡化法，強調單一的經濟價值產出，因此直接沖撞了保護生態多樣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時代要求。

　　國際研究機構ETC Group的研究發現，全球小農用不到25%的資源——包括土地、水和石化能源——養活著世界70%的人口。相比而言，工業化的食物體系用至少75%的資源，僅養活了全球30%的人口，而且還產生了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小農農業體系的生態多樣性是工業化農業的9倍到100倍。同時，工業化食物體系每零售1美元，全社會則需要倒貼2美元來補貼該體系的負面性，即它帶來的健康和環境代價。因此以過去70年的表現來看，工業化食物鏈太耗能、太昂貴，難以持續[5]。

　　荷蘭的農政學者范德普勒格以40年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農業與農民研究為基礎，分析了小農農業、農場主農業、公司農業這三種模式的性質和特征。他認為小農模式以改善生計為目的，利用家庭和社區的勞動力，通常以生態資產的可持續利用為基礎，因此小農模式具有生計取向、靈活兼業、社區互助、生態維護等多功能性。通過對秘魯、荷蘭、意大利長達30年的跟蹤調研，范德普勒格認為這三個國家都出現了再小農化趨勢[6]。

　　關于未來農村的前景，也有學者倡導鄉村發展采取“去農化”(de-agrarianization)的策略，鼓勵脫離傳統的格局，重塑鄉村的業態、就業結構和空間格局。這樣的策略并非必須要招商引資，而是強調調整鄉村的業態，帶動就業結構和空間格局的改造，帶動鄉村發展。中國幅員遼闊，內部有豐富的差異性，因此鄉村本就應該有多樣化的業態布局[7]。

　　在國際農政視野下，結合中國70年的發展經驗，中國鄉村發展的制度特點和優勢是什么？我國長期積累的制度特點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我們認為這一制度特點能夠發揮組織化的優勢，可以超越小農作為小生產者的局限性，適度地規模經營，開發多樣化業態；同時，還可以比小農更好地統籌和保護社區農業的多功能性和多元價值。這些優勢在上述嘎措的實踐中有充分的體現。

　　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習主席曾有如下總結：

　　一是作為農村集體土地及集體資產的所有者載體，行使著集體所有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發包、管理以及集體企業經營制度的選擇和經營預期的確定等重要職能；

　　二是在目前我國農業不可能獲得太多的財政補貼和工業反哺的情況下，承擔著保護農業這個弱質產業的重任；

　　三是在廣泛領域內幫助政府實施多項農村社會發展計劃[8]。

　　2020年9月30日，習主席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全球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并宣布中國將于2021年4月召開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大會[9]。這也就意味著“生物多樣性”的恢復、保護、發展將得到我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意味著生態恢復和保護也將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鄉村振興”應該承擔的新的重要責任。

　　習主席過往的總結和最近講話，實際上指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多功能性，包括管理資源、統籌經濟、保護農業、社會發展、生態恢復。

　　自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以來，以農戶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集體和農戶雙層經營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優勢。農戶承包經營權越來越固化，而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感”和它統籌協調的權利逐步被虛化。“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至今仍然是個沒有‘戶籍’登記的‘黑孩子’[10]”，還有待國家出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讓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有存在感，而且能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制度優勢。

　　農村改革四十年，農民已經出現了兩極化、離散化的趨勢。那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有沒有可能進行第二次飛躍，形成“新集體經濟”？在市場化的條件下，第二次飛躍如何起步？集體經濟組織將如何重新組織農民，在市場機制下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們在2017-2019年對新型集體化實踐的8個案例進行了調研和分析，這8個案例是分布在全國的不同地區，主要在我國的北方、西南、和西北，分別是：黑龍江尚志市新興村（朝鮮族）、黑龍江五常市新莊村、貴州安順市塘約村、貴州安順市大壩村、云南騰沖新岐村和箐口村、西藏那曲市嘎措鄉（藏族）、河南洛陽市土古洞村。

　　8個案例也包含了不同的業態：黑龍江的新興村、新莊村以主糧水稻種植為主業，貴州塘約村、大壩村以蔬果業為基礎、二三產業并舉，云南的新岐村和箐口村以林業為主，西藏嘎措鄉以牧業為主、多種經營，河南土古洞村以農業休閑旅游為主。這些案例中，除了嘎措鄉是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延續，其它村莊的集體化都起步于新世紀。下面我們對調研進行綜述，最后從國際經驗來闡述集體經濟的意義。

　　02

　　新型集體化實踐

　　集體經濟，今昔不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體經濟有著明確的組織架構和功能設定。農村改革四十年的今天，農村組織化有待第二次飛躍，新型集體經濟如何起步、如何組織群眾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

　　改革時代，我們有幸仍有南街村、周家莊這樣的經典案例，然而這些經典案例似乎帶來了“悖論”，一方面它們的存在讓人們對集體經濟的優勢有鮮活的認識，另一方面它們作為集體經濟的高標配讓不少人對這些經典案例“望洋興嘆”，認為分田到戶幾十年了，中國農村已經沒有條件復制它們的經驗。近幾年，受《塘約道路》的啟發，山東煙臺推廣黨支部領辦集體經濟的做法，是一次突破性的、市域范圍內的嘗試【編者注：更多有關塘約、煙臺的文章請登錄我們的網站查看，網址見文末】。

　　我們建議讓“集體化”這個概念適度寬松，使得“新型集體化”既有原則也能靈活，這樣會有利于我們“看見”實踐創新，也有利于鼓勵在今天的條件下“八仙過海”。根據我們近些年閱讀和調研的實踐案例，我們認為不必急于用既定的框架或者指標來劃定今天的新型集體化。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壯大集體經濟。地方政府也想方設法地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增加集體自有資金。不過，我們也發現，地方政府對集體經濟的理解往往止步于擁有“集體資金”。集體經濟的壯大應該是多層次的推進，從資金、資產、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到生產關系的集體化。

　　為了鼓勵和發現實踐創新，我們建議把壯大集體經濟界定為公共性不斷擴大、社區粘性（團結）不斷增強的過程。此處“公共性”的擴大不是僅僅指公共品提供的增加，而是從集體自有資金、到集體生產資料、到集體經濟的生產關系的推進，這是公共性、集體能力從簡單到豐富的擴展。我們認為新型集體化的原則在于公共性的豐富和擴大，靈活則在于不要求一步到位，而是允許有探索的過程。

　　從我們的案例來看，今天的新型集體化往往發端于合作社，但它們又不同于市場化原則為主導的專業合作社。在懷有“初心”的帶頭人推動下，新型集體經濟就不止步于一般的專業合作社，而是逐步豐富其公共性內涵、擴大普惠性。如此，農村集體經濟不僅僅是部分農民增收的途徑，也是鄉村的多重價值、多功能性的載體，更是鄉村政權穩固和鄉村振興的基礎。

　　下面我們基于這8個案例，概括新型集體化實踐的特點[11]。

　　1. 初心推動

　　當下全國登記的合作社224萬個，80%以上為空殼是公開的秘密。有著40年基層工作經驗的李昌金把合作社分為大戶推動、企業推動、社會組織推動、或行政推動的結果[12]，其中的行政推動，主要是以項目或者任務為導向，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的合作社”。

　　這個分類雖然比較完備，但我們調研的8個案例卻并不對應其中任何一個類別。除了西藏嘎措是集體經濟的延續，我們案例中7個都是新世紀條件下的“初心”推動，不以具體的項目或任務為導向，更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結果。

　　上世紀五十年代合作化運動的初心，在社會層面是防止貧富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在經濟層面是創新社會化的分工合作，提升生產力；在政治層面是建立以新的生產關系為依托的村莊共同體，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我們的調研案例中，新世紀新集體經濟帶頭人的初心，是追求共同富裕，為90年代以來鄉村不振的困局尋求出路。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40年來，農村已經呈現分散、分化的局面，把集體當做事業的“初心”變得稀缺，新型集體化的實踐初心從哪里來？

　　初心是中國社會主義傳統保存在鄉村基層土壤的種子，今天這些種子雖然稀缺，但仍然留存。新型集體化便是這些初心受到激發，發芽、成長、開花、結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集體得到新的塑造，成為帶動基層鄉村振興的發動機。發掘初心推動的新型集體經濟，為鄉村振興提供思路，是我們調研的問題意識所在。

　　在我們的調研案例中，激發這些初心的是不同的機緣，但是諸多具體機緣都有農村分散分化的背景。

　　黑龍江新興村是一個朝鮮族聚居的村莊，五零后的金正浩在19歲入黨時立下決心，要為村莊建設出力，恰巧他那時看了一部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金正浩立誓也把家鄉建設成美好和諧、鮮花盛開的地方。時過境遷，90年代金正浩去韓國打工7-8年，回來以后，村民們覺得他為人正直，有技術，有能力，所以都紛紛要求他做書記，不讓他再走了。

　　2004年赴韓國打工開始成為熱潮，村里青壯年80%出國務工，年收入都有幾萬元。村支書金正浩并沒有因此高枕無憂，反而看到了問題和危機：

　　一，外出打工導致大量土地拋荒；

　　二，不能外出打工的村民缺乏途徑奔小康；

　　三，村民缺乏村莊大局觀，村容不整，只顧自己家，年輕人喝酒打牌盛行。他憂心村里的土地拋荒，思索著如何帶動留守村中的人們改善生活。

　　2007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出臺，讓金正浩找到把初心轉化為實踐的路徑：“我們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辦的、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為目的的。”

　　黑龍江省尚志市新興村

　　在新興村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初心”是稀缺，也是被高度需求的。一方面，金正浩一直懷有自己的初心；另一方面，懷有初心的金正浩是被村民需要的、信任的，村民對他的選擇激發了他的初心。金正浩和村民這種互動可以看成是中國70年道路積累在草根的一種體現，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金正浩因為堅守社會主義初心，眼里才看得到留守村民困難，心里才能裝著村莊發展的大局，他才能思考整體性的問題，探索新的集體化。

　　貴州省安順市大壩村的陳大興是六零后，1996年28歲的他接受了彌留之際老書記的囑托：“黨員就是要為村里好，為老百姓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帶領村民們走出貧困。”但是如何才能帶領村民們走出貧困呢？在地方政府的指導下，大壩村嘗試了幾個種養殖項目，屢試屢敗，不得其法，大壩仍然是省二級貧困村。直到2012年陳大興被派去著名集體村莊華西村學習，集體經濟讓他真正地受到了震撼，回來就和村兩委開了一個星期的會，討論大壩的未來發展，得到了村兩委的支持。在華西村的經歷激發了陳大興的初心。

　　河南土古洞村的帶頭人、支書鄭向東也是受到集體經濟實體案例的啟發，激發了初心。1995年鄭向東聽說了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后，將信將疑，親自前往考察，受到震撼。回去后，鄭向東層層召開會議，從村兩委的班子會議到黨員會議、再到村民代表大會，組織大家討論村莊發展道路問題。一方面，村委讓7個村民小組輪流看介紹南街村的光盤，另一方面，組織村干部、黨員去南街村考察學習。考察、學習、不斷討論歷時兩個多月。

　　貴州塘約村的帶頭人左文學團隊的初心是被2014年大洪水這樣百年難遇的災難激發的。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自然災難之后，災民遭遇的是深重的人為災難。2004年印度洋的大海嘯造成14個國家幾十萬人死亡，自然災難過后，幸存者卻面臨著資本在災區以重建為名瘋狂圈地的“海嘯”。2005年美國南方遭遇卡特里娜颶風，80萬所房屋倒塌受損。然而，災后貧困的人們遲遲未能重建家園，數十億美金的救災和重建的公共資金卻肥了私企承包商的腰包。這種資本積累的模式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

　　《塘約道路》

　　塘約卻體現了中國道路，不僅有迅速的災后重建，而且在災后重建中選擇了一條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建立起“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組織。塘約的發展的確受到了政府資金的扶持，這一點成了有些人質疑塘約道路的主要證據。我們的調研發現，塘約的集體化實踐并不是行政推動的結果。因果關系正好相反，先有塘約村的“新愚公移山”，才有后來的渠成水到：如果塘約帶頭人自己沒有組織起來的初心，沒有先干一步的決心和干勁，估計難以吸引到政府的資金支持。

　　2. 新的公共性

　　初心點燃后，如何帶動群眾呢？

　　鄉村振興在實踐的方向上應該是公共性的增加。在過去70年歷程中，前30年見證了公共性的不斷擴大，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也就是第一個飛躍——則促使了鄉村公共性的縮小。現在動員農民合作，大壩的支書陳大興說：“難！改革開放多年，村民心散，不理解這些事，以為承包給他的永遠是他的。所謂‘金不調，銀不換’。”

　　這樣的局面來自于幾十年分田到戶養成的慣性，我們的案例村是如何破局、帶動群眾集體化的呢？答案是推動者們甘當新愚公，創造新的公共性，付出逆市場化的努力。我們調研發現，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創造“合”的條件，才能帶動群眾，讓村民們逐步脫離“分”的慣性，創造新的集體經濟。

　　貴州大壩村的產業是金刺梨，這起源于支書陳大興在2008年首先自己嘗試種植了20畝（300多棵）。隨后十幾名黨員帶頭示范，2011年成功掛果，引來不少買家，愿意高價購買。如果按照市場化邏輯分配個人利益，獲得利益者首先應該是陳大興支書，然后是其他黨員們。然而，他們逆市場化而行。

　　陳大興支書查看金刺梨果生長情況

　　陳大興和其他黨員干部沒有把自己試錯、探路的成果，按市場的一般規律變成自己的先富起來的途徑，而是逆市場化地讓成果成為集體的公共品，與所有村民分享。在村民們有興趣、有信心后，村兩委趁熱打鐵召開村民大會，組織合作社。2012年完成丈量土地，全村村民大部分加入合作社，按土地分紅。新的公共性為領導團隊在群眾中贏得了新的公信力和號召力。

　　陳大興對于新集體化的意義是這么看的，這個看法其實也體現了“集體”逆市場化的功能：“我們村這種模式解決了收入差距的問題，因為村民有股份。以前田是給有能力的人做，幫他做工的一邊打工一邊把錢花完了，賺不到什么錢。很多村是把土地流轉給公司。奴隸還是奴隸，奴隸主還是奴隸主。老百姓沒有分紅，賺多少都是老板的……時間長了，老百姓醒了，還是不行。”

　　塘約村的干部們也是逆市場化的新愚公，為村民們奉獻了第一桶金，創造了新的公共性。合作社起步的150畝蓮藕項目需要籌集資金，但是當時信用社不貸款給合作社，只借貸給個人。因此塘約的村兩委開會，11名干部各自認領了8萬到15萬不等的貸款任務，以個人的名義替合作社貸款共114萬元，還這樣約定：“發展起來了，就由村集體幫我們把這個錢還了；如果發展不起來，我們虧了，我們幾個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掙錢把這個還了，自己還自己的錢，不要給老百姓拖泥帶水。”這些都發生在領導部門關注和支持塘約之前。

　　黑龍江新興村也是通過創造新的公共性，才能帶動村民的合作。這個公共性是金正浩支書奉獻的努力和技能。“我不是高級農藝師，我是農民農藝師……有什么事，給我打電話，或者把水稻拿過來，看什么病啊，診斷啊，用什么藥來處理。我一看水稻就知道有什么問題。合作社的6000畝地的技術支持都由我來承擔，應該說是免費吧，誰也沒有給我錢。”

　　用自己的技能服務合作社，符合金正浩的初心。他很明白他的奉獻是逆市場化的，因此他們的合作社與一般的合作社不一樣，是普惠性的。“我們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辦的、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為目的的……要是我個人辦的話，我早就是百萬富翁了。”支書是農藝師，從育種到田間管理方方面面都在行，一位屯長是農機能手，成長在人民公社時期，志愿承擔合作社的農機管理服務。他們為6000畝農田無償貢獻了自己的技術和精力，他們的貢獻就提供了啟動的能量，也保證了合作社的平穩發展。

　　云南新岐村的新公共性也是在逆市場化中形成的，所不同的是，新岐村的逆市場化是拒絕了政策一刀切的市場化導向。1982年包產到戶時，上級指示把林地分包到戶。新岐村并沒有盲從，而是組織村民討論是否要保留集體林地，最初的大部分村民和部分干部贊成林地全部分給農戶，而另一部分干部則認為，如果集體保留部分林地，則集體有收入，這將有助于村莊公益事業建設。

　　云南省騰沖市新岐村

　　村委多次召集會議，讓大家充分討論，最后70%的村民同意全村2/3的林地交給集體，1/3林地分給農戶。1997年全國農村實行二輪承包時，新岐村對林地分配進行了調整，把村集體一半的林地交給各村小組，形成了村集體、村民小組、村民各占1/3的“三三三制”的局面。2006年林權制度改革時，政府要求新岐村把林地全部分給農戶，但是新岐村的一些老黨員干部擔心新岐村像周邊村莊一樣成為集體經濟空殼村，失去整體發展能力，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保留集體林地。

　　不過，我們也必須辯證地看新集體化的逆市場性。在集體內部，集體的普惠性是逆市場化的，但是在市場經濟中，集體是一個市場主體。經典集體經濟村莊南街村所提的“外圓內方”，體現的就是順市場化和逆市場化的雙向關系。

　　3. 可持續的公共性：多數參與，多重價值

　　某些對當下集體經濟的質疑，往往詬病集體經濟依靠能人，一旦失去能人，則面臨“人亡政息”的前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所有的市場主體都面臨著生存問題。而且相對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更難生存，這是世界的普遍情況。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發布報告顯示，截止2017年7月，小微企業“存活五年以上的企業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業不到2%。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僅3.7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更是只有2.5年[13]。”

　　因此，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市場主體的生存艱難不是集體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所有市場主體面臨的問題。不同于一般市場主體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市場主體的農村集體經濟，往往因為其內部的非市場性，它們或許比一般的中小型企業更有韌性，更有可持續性。

　　在我們調研的案例中，西藏嘎措鄉是歷時最長久、最成熟的集體經濟，也最具有韌性和可持續性。80年代初，西藏農村改革后，嘎措是整個自治區唯一留存的集體經濟，從80年代至今，嘎措已經經歷了7任書記。嘎措的集體經濟并不依賴某個具體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點和優勢，這些包括：

　　（1）以內需為主。嘎措出產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產品大約70%用于內需，而不是全盤依賴外部市場，這就增強了韌性。

　　（2）按勞分配為主、兼顧勞動均衡，給弱勢勞動力以適當的勞動照顧，共同富裕。

　　（3）生態保護型生產，不追求產值最大化，而是追求社會最優化和生態可持續性。

　　嘎措鄉鄉政府和一村全貌︱圖片提供：丁玲

　　即便如此，因為集體的統籌發展能力遠超單打獨斗的農牧民，嘎措人均收入遙遙領先于西藏自治區的一般農牧民收入。嘎措這些不同于一般市場主體的措施，使得嘎措的集體經濟能夠很好地實現多重價值：共同富裕、社區和諧、生態保護、可持續性。如果不是上級政府統一安排搬遷，嘎措以牧業為主的集體經濟仍舊可以持續下去。在新的搬遷點，嘎措正在逐步脫離傳統牧業，嘗試新的集體經濟實踐。

　　黑龍江新興村以朝鮮族為主，2009年在金正浩推動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合作社與村財政“政企分開”，合作社覆蓋6000畝的土地，有5000畝承包給40多戶社員，1000畝合作社自主經營為全社創造收入。合作社還有如下的優勢：

　　（1）合作社幫助社員擴大了種植面積。合作社成立前，外出農戶把土地流轉到周圍的村莊；合作社成立后，把全村的土地從農戶手里流轉回來，擴大了本村社員的種植面積。同時，合作社也避免兩極分化，如2017年，合作社承包最多的農戶是280畝，最少的是100畝。

　　（2）生產上做到了“五統一分”：土地統一、技術統一、種植品種統一、農資統一、銷售統一，分戶經營。

　　（3）合作社設立315畝的良種試驗田，為社員提供優質廉價的種子。

　　（4）合作社為社員提供農機服務和農機技術培訓，使得社員的生產主要依靠自家的勞動力，減少了生產開支。合作社也為全村提供了公共品，增強了“集體性”，增強了社區的粘性：1）給全村提供免費自來水；2）支持村里的朝鮮族老年協會的各項活動。

　　我們的調研村莊并不都是發育成熟的集體化案例。西藏嘎措、貴州大壩村、塘約村、河南的土古洞村的集體化探索力度大。嘎措已經發展出成熟的集體經濟，搬遷后，業態有很大的變化，集體經濟之路怎么走，又是新的征程。大壩村、塘約村已經有一二三產聯動的思路和初步有成效的實踐。土古洞村的生態農業之路以及一二三產已經打下基礎，但如何拓展、聯動，還在探索中。黑龍江新興村的合作社、云南的新岐村和箐口村的集體林業都具備公共性的基礎，但是，帶頭團隊能否繼續探索，未來有待跟進觀察。

　　我們的調研案例中，也有集體化跑偏的案例，對比來看，很有借鑒意義。黑龍江五常市新莊村的帶頭人懷有初心，但卻沒能逆市場化。2003年新莊村開始大量的勞力外出，新莊村成立了村級工會，支持外出務工，也有效地協助了外出村民向雇主爭取到欠薪或工傷賠償。勞動力大規模外出務工，給農村留下“386199部隊”后，村支書也開始反思負面效應，也思考一個問題：未來農業靠誰來做？

　　該村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底，目前有200多戶社員，主要提供農資的統購和產品統銷，也有一定的資金互助。劉清泉支書等成立合作社的初衷有建設集體經濟的趨向，希望通過合作社來重建集體，“集體共富、合作共贏”，但是在實際運作中，沒有能夠提供足夠逆市場化的公共性，無法逆轉很多合作社常見的幾個問題：

　　（1）合作社主要強調經濟效益，沒有生成多元價值，這種單一的價值生成使得合作社缺乏粘性：越是強調經濟效益，社員越是“只能利益共享，難以風險共擔”。

　　（2）合作社內部存在相當的經濟分化，少數人決策運營，多數人缺乏參與，缺乏決策參與也導致了普通社員“難以風險共擔”。

　　（3）合作社“統”的程度不高，公共性弱，鼓勵有能力的自立門戶，這樣雖然減小了合作社的責任，但也減少了合作社的粘性。

　　簡言之，雖然合作社帶頭人有壯大集體經濟的愿景，但是合作社這些年來離重建集體的目標并沒有越走越近，集體性和公共性沒有實質的進步。

　　03

　　集體經濟的國際經驗

　　農村集體經濟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當我們把中國集體經濟的制度經驗放置在國際上關于“公共”（或者叫“公地”）的理論探討時，中國經驗不僅對我們探索鄉村振興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也能對世界的普遍問題發揮借鑒性的作用。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G·哈丁在著名的《科學》（Science）期刊上發表了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哈丁在文中引用了19世紀英國的一個關于公地的假設，即如果放任自流的話，大家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增加自家畜養牛羊的數量，這種自由將會摧毀公共牧場[14]。

　　從這個假設出發，哈丁把“公地”的命題延展到人口問題、公共環境、公共資源（如大氣、海洋）。他指出，如果放任自流，這些“公地”都會面臨著無法避免的悲劇。哈丁的文章有很大的影響力，就在于他前瞻性地在更大的范疇提出了“公地”的前途問題，警示了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公地”管理的重要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哈丁的“公地的悲劇”這一命題與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命題是相反的。亞當·斯密的命題是，當人人追求個人利益，追求生產和消費的自由時，社會公共利益將最大化，也就是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而哈丁的命題恰恰指出了個體利益和自由與社會公共利益是相悖的。哈丁提出，有兩種措施可以避免“公地的悲劇”，一種是徹底私有化，另一種是國有化。然而，在公共政策領域，哈丁的命題常常被用來推動“公地”的私有化[15]。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英語：Elinor Ostrom，中文名：歐玲）的貢獻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合作制度實踐，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16]。從廣義的農業資源來說（包括農牧漁），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中國農業“公地”的管理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揚棄，不僅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的調研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未來還有許多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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