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村

　　很多人都對農業農村發展歷程有所誤解。

　　就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總體情況和總體趨勢而言，解放后遠遠好于解放前，改開后好于改開前，以工補農后好于以工補農前，是肯定的；50年代好于40年代，60年代好于50年代，70年代好于60年代，80年代好于70年代，90年代好于80年代，……，現在好于世紀初，總體生活水平一直在逐步提高，也是肯定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絕非毫無問題，例如某些人所看到并一再講述的公社時期的問題，例如某些人所沒看到的“最危險的90年代”的問題，和延續至今的“三農問題”。這些都將導致部分人生活水平起伏不定，境遇一波三折，自然也就有了“故事”。這些故事我相信絕大部分都是真的，因為跑了幾十年田坎，正反兩方面的故事我所聞所見的比絕大部分人都多，其中有消極怠工、偷懶竅門、艱難困苦……也有積極行動、攻艱克難、扶貧發展……他們都只是總體觀察的一方面，不能完全代表總體。

　　真實的故事若不全面，若無思考，再真實也只是真實的故事而非真實的歷史。

　　所以，我不會因為我所看到的“三農問題”和“不滿”，和《2006年國家免除農業稅是出于什么考慮？ 》這個問題下某些真實但戾氣十足的回答而否定改革開放，仍堅定地支持改革開放。

　　所以，建議出于“不滿”（無論是針對50年代、70年代還是90年代）而只講故事、拒絕思考的人，還是認真思考一下你的“故事”所折射出的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村社會進步。

　　所以，建議真正來討論問題的人思考下這個問題：你所講述的，和你反駁者所講述的，會不會都只是“真實”的其中一面，而并非“真實”的全部？見樹葉見樹木也要見森林。

　　就我個人而言，更相信的是數據、總體觀察和我的試驗。因多年從事品種比較試驗和肥效試驗（包括3414試驗）等工作，曾大致模擬過各年代生產水平在最好管理下有什么產量。

　　而某些不識禾谷、不知稼穡的“老農民”所講的“故事”……且不說其是否真實客觀，我甚至不知道他們中有幾個是真正了解農業農村農民并為其利益而辯的，否則怎么會對“三農問題”毫無了解和思考？對“小農經濟”在市場中的弱勢和脆弱毫無了解和思考？至于某些大噴紅旗渠（及類似工程）草菅人命，犧牲無數，效率低下……以半強迫半精神鼓勵的模式來組織類似生產，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進步……沒有活力，沒有創新……如果留到現在再建肯定能高效高速地建設……等等，就只能歸為睿智言論之列。

一、解放初的農村

　　01

　　很多人都有種臆想：

　　只要當年在和平之后、土改之后不“瞎折騰”，農村就是一片自耕農的田園牧歌，不搞人民公社農民就不會困苦。

　　真的如此？

　　曾聽過某控訴“土改”者說：某貧困山區因為太窮，有因家有鐵鍋而被“評”為地主者。此事不知真假，但解放前貧困山區確實鐵鍋是“稀缺貨”，確實有一些地主的生活水平還不如現在某些貧困戶。我這里有這樣的老諺語：毛毛雨打濕衣裳，豆腐菜吃敗家產——即使是有“家產”的地主，不要說吃肉，就連豆腐也是不敢常吃、多吃。甚至有“用葫豆殼當茶喝”的地主，有“雙搶”時給雇工吃肉自己吃素的地主……有些地主和中農間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能真只有幾口鐵鍋，而且其中可能還有一、兩口是補過的。

　　連部分地主的生活水平也僅如此，佃農就更沒活路了。

　　估計下照片上這耕地，在風調雨順年度、無化肥無良種無現代農業技術和設施的情況下，畝產能有多少？

　　下面照片紅框處就是上圖瘠土薄地所在位置，總體平均坡度近60度，土層厚度（包括碎石屑）為0~30cm，面積約百十畝。

　　在數十年農業農村工作中曾多次到過，原以為小地名是“足步崖”，近年才知道是“絕戶崖”。

　　以解放前生產水平，在無大災的常年大概能收20多石玉米。如此窮山惡水之處，就因地租只收3成甚至有鄰縣平壩區的農民來租種。由于距村落太遠只能住在崖腔里，結果因天災人禍（垮崖、土匪等等）先后死了好些人，因而得名“絕戶崖”。

　　所以，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段歷史的感慨是：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么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

　　這就是某些人臆想的當年的“田園牧歌”。

　　而現在名為“內卷”。

　　02

　　事實上，“內卷”一詞（也譯作過密化）最早進入中國就是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用于描述中國三十年代小農經濟發展的困境。伊懋可在《中國歷史的范型》中也同樣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任何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以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于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地的租金和押金將讓杜鄉家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把土地分給杜鄉并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事實上在四川、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所以，有了魯迅、茅盾等大家筆下破落、凄苦的農村。

　　這一問題是全國性的，也是必然的：

　　其一：1949年，雖然以毀林填湖造田、大量劣質耕地開墾為代價換取耕地總面積較明清有很大增長，但中國人均耕地已經下降到3畝這個前所未有的超低值！

　　其二：中國平均糧食畝產已經觸及農業社會的農業生產天花板：畝產100公斤 工業化之前的全國平均糧食畝產最高能有多少？

　　其三：1949年因連年戰亂，不僅耕地劣化、水利荒廢，甚至粗鋼和生鐵年產量也只有15.8萬噸和25萬噸，所以部分地區還在使用包鐵木鐮木犁，連鐵鍋也成了“稀缺貨”，所以全國平均糧食畝產不足70公斤。

　　畝產70公斤×人均耕地3畝=已緊逼饑荒線（人均糧食200公斤）

　　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相關資料。就會發現：“農村破產”，早在民國就已經是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的共同結論，是否愿動手去解決只在于當政者及其追隨者的立場和利益。

　　當年的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險的火藥庫！

　　當然，和平之后、土改之后農業生產肯定會有恢復性增長，不“瞎折騰”肯定還能有大概十多年的“田園牧歌”，但必然隨之而來的人口暴發性增長——1974年人均耕地已下降到2畝……如果只有“天花板”之下的恢復性增產而沒有突破性增產，如果土地革命之后沒有工業革命，那么火藥庫的爆炸仍是遲早的必然。

　　工業化是當年包括農民在內所有中國人求生存的唯一道路和手段！

　　地下沒有如海的石油，外面沒有殖民地可掠奪，工業化不可能神賜天贈，人均只有3畝耕地且因人口快速增長而越來越少；卻總有些人在臆想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畝產也會持續、無上限地“自然增長”；臆想能有小農經濟、自耕農的田園牧歌……

　　就連黑非洲也還有30億畝宜耕荒地！中國有幾畝？

二、公社時期的農村

　　01

　　關于人民公社人云亦云的東西真的太多了，應該說某些文學作品和由此而來的“想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

　　例如：“那你也要看到公社時的另一面，土地集體，誰也不會管浪費多少，反正能怎么省事就怎么來，至于水澆多少，肥施多少，上級讓搞多少就搞多少，哪天忘了搞也就忘了。”及類似的言論。

　　因為在良種之外，人民公社還在大力推廣化肥、農膜和耕作制度改革（水田自然免耕、壟作、預留行等），所以“至于水澆多少，肥施多少，上級讓搞多少就搞多少”這個說法也對；但是……雖然我早就說了，我承認公社大多積極性不高，但是，也不能這么“想當然”地信口開河吧？積極性不高與積極性很低之間差異也是很大的，更非普遍、完全沒有積極性。如果“能怎么省事就怎么來……哪天忘了搞也就忘了”在全國絕大多數公社是普遍而非偶發，農業生產肯定早就全面崩潰了。

　　當然，崩潰個例也不是沒有，小崗村應該就是。小崗村的農業自然條件在全國肯定能排中等之上，然而1966-1970年平均每年糧食畝產只有25公斤多點，1979年因大包干糧食畝產增至128公斤，所以“輝煌”至今；但全國糧食平均畝產在1966年為118公斤，1970年為134公斤，1979年為186公斤。所以，并非所有公社都是這種某些人“想當然”的情況，而是只有小崗村這樣的個別生產隊，或者絕大部分公社中只有個別人才是“能怎么省事就怎么來……哪天忘了搞也就忘了”；其原因及后果就是《當初群眾對人民公社為什么積極性不高？ 》一文中談到的問題。

　　說實話，剛得知小崗村1966-1970年平均每年糧食畝產只有25公斤多點時我真是嚇了一跳，驗算了3遍才確定沒算錯。畝產25公斤是什么水平呢？這么說吧，涼山里面的彝胞刀耕火種如果是用良種年成好運氣好，也可能收到每畝30公斤……看了小崗事跡才知道，世上是真有父子兄弟也不能合作，“佛系”極致到了沒有救濟糧就寧愿餓死、也不給團隊出一丁點力的人……

　　雖然不是全國都能學好大寨，但小崗這樣的“極致佛系”也屈指可數。

　　還有把某一時段的情況當作人民公社的常態，一說起公社就是“大食堂”、“一把抓”、“割尾巴”，就是毀林開荒，就是以糧為綱，就是“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然而事實是：

　　“大食堂”時間最長的地方也只存在了一年多；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進一步明確了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制度；同時也明確了家庭副業和自留地，雖然此后局部地區在部分時段有所反復，但就普遍情況而言，公社社員是可以發展家庭副業，耕種自留地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文學作品總是要展現沖突，閑聊也是多談最“反常”的，所以，“局部地區在部分時段有所反復”就成了重點，而正常的普遍就被無視了。

　　毀林開荒面積最多、破壞最大的時期實際是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80年代，群眾積極性大增的后果；那時農民將分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賣掉是普遍現象，且不僅毀林、占湖、占河開荒，管理軟弱的鄉鎮甚至屢有破壞水利設施，毀渠、毀塘、占（水）庫“開荒”。公社時期全國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占用耕地面積）從不到2億畝提高到了約4.5億畝。即使是像我這里這樣的貧困山區，在1978年交通仍極為不便時，蠶桑、魔芋、紅麻、柑桔、筍干、茶、桐、棬、蠟、樟、漆、五倍子等“土特產”商品產出就已從屈指可數增長到占農業產值的一半左右。其中絕大多數類別如果不是查閱資料，我還不知道是在公社時期才引進推廣和規模化種植的，一直以為是土生土長的“土特產”。

　　人民公社的主要目標就是推進工業化。以規模種植、物資調配、統購統銷等手段破壞原有的封閉落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建設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基地，推廣農資（化肥、農藥、農機、農膜、良種）及相關使用技術，把整個農村納入了全國社會化、工業化生產的鏈條；這是服務全國工業化。同時推進的還有農村的工業化。

　　1958年《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應當根據各個人民公社的不同條件，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面轉移到工業方面，有計劃地發展肥料、農藥、農具和農業機械、建筑材料、農產品加工和綜合利用、制糖、紡織、造紙以及采礦、冶金、電力等輕重工業生產。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器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

　　1975年全國基本所有公社和絕大部分隊都有了社隊企業，雖然大多規模小、技術原始，但在安置剩余勞動力，服務農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浙江鄞縣為例，1969年底全縣已有社隊企業227家，產值2737萬元。能生產JQ2型0.6-13千瓦8種規格的農用電動機、C618型車床、B655型牛頭刨床、汽車防震彈簧鋼板、三卡螺絲等配件。越來越多的制磚機、鼓風機、抽水機、鍋駝機（農用蒸汽機）也在社隊企業中被制造出來。1978年江蘇省社隊企業的收入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43%，1983年社隊企業的產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產值的11.7%。此后改名為鄉鎮企業并輝煌一時，直至90年代后期全面消亡，但也奠定了如義烏小商品制造基地這樣的中、小、微型制造業企業的基礎。

　　02

　　很早以前我就說過：某些人最常犯的錯誤就是以現在的情況去揣測當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態去指點江山……

　　所以，某些人居然會以“這個公社制是一種勞動者必須在指定地點勞動，不得隨意遷徙，由另一個非勞動角色通過某種手段管理，所有產品由管理者統一分配，勞動者能得到的是與勞動成果沒有關系的，勉強溫飽的產品。”為據，指責“公社制是奴隸制”。強調：“不得隨意遷徙是關鍵，能遷徙，就能把勞動力投到先進的地方，不能遷徙，就只能忍著或者原地反抗。企業的產品不是由某個人任意分配，而是必須按照市場價分配，工人的遷徙保證了這個市場價，企業管理者能力差的就會倒閉，最后留下能干的。……我說公社是奴隸制，不是簡單的在說人民生活待遇差，而是說公社這種生產關系，在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后，阻礙了人的高效勞動，阻礙了先進科技的應用。”

　　其它還有“農民從古到今只有一個需求，就是不當農民的需求”，等等……

　　這就是標準的以現代、工業時代的情況去揣測當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態去指點江山。

　　在他們對公社制的定義中，除了“不得隨意遷徙”外和工廠中的工人基本沒什么區別，卻僅僅因此就在指責公社制度下“農民是任人捏扁搓圓的機器”。

　　數千年以來，在工業化以前，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其最大的訴求不是所謂的“不當農民的需求”和“隨意遷徙”，而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成為自耕農。

　　在農業社會若非征發、戰亂、饑荒等迫不得已的情況，是極為重土畏遷。

　　記得曾有研究表明：在和平時期的農業社會，90%以上的農民從未自主離開出生處“一宿之地”，99%以上的農民從未自主到過出生處100公里以外。

　　正如從不曾踏出沙漠的撒哈拉人不可能夢想征服大海，“老農想象中的皇帝是用金糞叉”也不僅是個笑話。局限于習慣、傳統、視野、見聞，同時也局限于當時農村落后的基礎教育普及水平，自幼就在“以土為根，以地為本”氛圍中耳濡目染的人，其夢想只會是成為自耕農或地主，而不是離開土地進城；如非逼不得已斷不會背井離鄉，解放前上海的數次人口劇增實際上都與戰亂、饑荒和“農村破產”相關。即使到了90年代，還有老農從沒到過縣城，數年才上街趕次場。當然，原因不是小文青們想象的“逃脫工業噪雜，遠離城市喧囂”，而是沒有這個習慣也就沒有這個需求。

　　最關鍵是，在工業化未達到一定水平之前，農民進城能干什么？

　　事實上90年代打工熱潮興起的部分原因固然是農村農業發展環境已經極為惡化陷入困境，但其前提是沿海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的大發展導致對“自由、廉價、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勞動力的需求噴涌而出，為農民提供的遠優于農村的生存發展前景所產生的強大“吸力”。在此之前，被農業農村困境所逼的農民大量、無序、無目的、無工作機會地涌入城市只會制造出如舊上海和印度一樣的貧民窟。

　　03

　　妄指“公社制是奴隸制”之后，又以“農業積極性來源于經濟效益和分配，我實在不知道有什么制度是可以讓人長時間罔顧收入，餓著肚子也要學習一些學了只是讓別人吃飽飯自己繼續受窮的科技”進而斷定公社“沒有活力，沒有創新”“阻礙了人的高效勞動，阻礙了先進科技的應用”。

　　這些斷言更是以臆想代替現實，完全不了解或無視了現在農技推廣更難于公社時期的事實，完全不了解或無視了“小農經濟不僅是最為低效、最為阻礙技術進步的現存農業組織模式之一，并且極不適應市場經濟”的事實。

　　道聽途說的不提，這是我寫論文時查到我們縣的資料（試驗、測產數據等）：

　　單論水稻品種和單產：民國時以本地“白足鵝、黑竹葉”等為主，品種退化嚴重，單產最高也僅百余公斤，普遍百多市斤。1952年后開始引入川大、農大系列，但因山區氣候特殊未成功，后陸續引入南特號、洋早谷、珍珠矮、矮腳南特、成都矮8號等，于70年代初本地品種全部更換為矮桿品種，單產普遍上升至200公斤以上。此后又引入桂朝2號、瀘科3號、廣二104等中桿品種替換了矮桿品種。1976年以后在推中桿的同時開始推廣雜交水稻，先后引入汕優、崗優、Ⅱ優系列等100多個品種，規模種植30多個品種，在80年代前期實現了雜交水稻的普及，單產普遍突破了400公斤，最高550公斤（現在最高可達650公斤以上）。

　　當然，前面的增產還必須輔以農藥、化肥、農膜、農機的推廣，和耕作制度改革。

　　這就是我所了解的農業農村的提高和進步。

　　可以這么說，如果一個解放初的老農民如果忽然穿越到了30年之后，不經學習是種不好田的。因為：水稻的三次品種大替換都伴隨著耕作制度改革，例如：通過種種技術手段把水稻播期從立夏甚至芒種一步步提前到了清明前后，有效生長期足足延長了一個多月；大苗移栽改為小苗密植，施肥制度由重底輕追改為兩頭重中間輕、增加定苗肥、撥節肥，等等……。土地下戶之初曾發生了個事：50年代用舊式犁時，因土質問題我們這里水田至少需兩犁兩耙、大多需三犁三耙；“農具改良”后大多是一犁一耙，最多兩犁兩耙。有個別老農積極性太高，認定之前是偷懶，于是一定要三犁三耙（傳言還有四犁四耙的，未親見）……結果，因新式犁太給力破壞了犁底層反而導致大減產。

　　這樣的技術進步沒有廣大普通社員的普遍學習和接受可能實現嗎？并非全國都象小崗村一樣“極致佛系”。

　　這些技術進步才是農業生產水平突破農業社會天花板，全國平均畝產達到200公斤乃至今天380公斤的真正基礎。

　　在受眾文化水平相當低、工業水平不高等等如此困難條件下取得的巨大進步，還能被稱為“阻礙了人的高效勞動，阻礙了先進科技的應用”？

　　最關鍵的是，因小農經濟與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不兼容，土地的分割細碎、小農的保守、生產單位的小、散、多，導致了農民對技術創新、更新失敗的承受能力極弱，對待新技術、新品種、新事物的常態是“一望二等三看看”……農民基本喪失了提升農業生產水平的自主積極性；導致了在農民文化素質大幅提高的今天，科技和工業化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農技推廣反而更難于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

　　所以，“公社大多積極性不高”是事實，但說公社“普遍、完全沒有積極性”就是“想當然”的瞎扯。

　　所以，妄指“公社制是奴隸制”和某些公社無限美好的看法一樣，都是錯誤的偏見。

　　所以，某些人已經不是在探討問題，而是在為偏見而強辯。其觀點即使不是完全錯誤，至少是過于極端。

　　04

　　我并不諱言：“瞎指揮”問題肯定是有的。除了有違背科學的“人有多積極，地有多高產”等及類似錯誤之外，就連正版的農技創新和推廣也曾屢有失敗。例如50、60年代引種失敗的農大系列水稻和小麥品種，例如曾廣泛推廣的“比包谷面面飯還難吃”的桂朝二號，例如四川80、90年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卻基本全失敗的旱地改制，等等……但是，以此來指責“全都是瞎指揮”“沒干過好事”就很過分了。

　　努力做事，干多錯多，研發、推廣新技術失敗，就是“為了政績”、“全都是瞎指揮”？

　　當泥菩薩，不干無錯，不研發、不推廣新技術，就是尸位素餐“沒有活力，沒有創新”？

　　……

　　話說回來，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除了工業成果在農業上的擴展應用之外，農業科技創新才真的可以說是乏善可陳。

　　就以因袁隆平而被眾人關注最多的育種為例：雜交水稻制種方法于1975年研究成功；具有突破性的遠緣雜交育成小麥品種小偃6號、緊湊型雜交玉米品種掖單2號于1979年培育成功；這些在當時都是突破性的成就。而現在，即使是海水稻、超級稻……最好的說法也就是進步很大但難言突破。

　　育種上有個“南袁北李”的說法，南袁自然是袁隆平，北李就是培育小偃6號的李振聲和培育掖單2號的李登海。

　　李登海的經歷有點傳奇色彩：

　　1968年，李登海初中畢業回山東省掖縣（現萊州市）西由鎮后鄧村務農。

　　1972年，李登海進入生產大隊的農科隊負責玉米、小麥等作物的引種、繁育和制種。

　　1974年，李登海被推薦到萊陽農學院進修一年。他如饑似渴，一年學完了四年課程，并得到了劉恩訓老師和玉米育種家于伊的支持和幫助。

　　1979年，李登海培育的“掖單2號”緊湊型雜交品種，創下我國夏玉米單產776.9公斤最高紀錄。此后李登海屢屢刷新，創造了世界夏玉米單產最高紀錄。

　　注意，這并非什么“個別人的待遇問題”，李登海這種情況名為“農民技術員”，如果沒有全隊的支持和廣泛的科學氛圍，不可能讓一個“閑人”長期占用耕地占用生產資料。這也不是個別現象，河南也有潛心研究棉花高產栽培技術，成就上了教科書；各地也多有搞水稻、玉米、小麥等育種，連我這里也有幾個公社在搞技術水平低點的三交種（73單交等×自已選育的自交系），無非是沒李登海的水平、成就高。當年全國有數百萬“農民技術員”，和赤腳醫生、民辦教師一樣不脫產不領工資掙工分。他們是當年以縣辦農科所、公社辦農科站、大隊辦農科隊、生產隊辦農科小組所組建的“四級農科網”和全國農技推廣體系的基礎；是當年農民知道、獲得、正確應用優秀和適宜的良種、化肥、農藥和改革耕作制度的源泉；是當年農技創新和推廣的一線主力。

　　而如今，雖然李登海成了公司老總，雖然每年仍在下達“農民技術員”培訓任務，但鄉鎮以下的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事實上已經崩潰，始終在農技推廣上難見成效，更不要說創新了。

　　05

　　我也不否認這個事實：公社社員生活水平比同時期的市民工人更低，較之現在是更為困苦。

　　必須肯定的是，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農民都為之作出極大的犧牲和貢獻。這些犧牲和貢獻之中，除了眾所周知的以農稅、統購、征購、“剪刀差”等方式提供的工業資金和原材料之外，還有：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鎮居民無償或低價享用的國家興建的教育、醫療、供水、電力、文化、道路等社會服務，農村卻必須自行興建、興辦，而且這些也是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構成。所以，農田水利體系、基層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農村基礎社保體系等，同樣是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作的貢獻。

　　而且這一系列“體系”以當時的生產水平是屬于“超前建設”。

　　但是

　　應該認識到這也是事實：公社社員生活水平較解放前，較其它發展中國家有很大提高；并且這種提高隨農技推廣和科技工業發展一直在持續進步中。

　　曾在《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指責新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卻在《以自由看待發展》、《社會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等文章中以印度個別邦（如喀拉拉邦）和公社時期中國作為正面事例，印度整體及改開之后的中國作為反面事例，闡述論證其“比起單單經濟發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的發展觀。相關文章所例舉的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婦女地位、營養不良情況等等數據均有類似情況：1980年以前，中國超越印度和擴大優勢；1980年以后至成書前，印度縮小差距。“在毛時代，中國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面取得了進展”……“中國向我們充分地證明了，即使一個國家相對貧困，我們也能通過良好的社會醫療和社會分配政策來極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壽命。”

　　前述的一系列“體系”不僅屬于“超前建設”，也屬于“超前消費”。

　　農民既是犧牲和貢獻者，也是受惠者。

　　其基本成形之后的成果是：中學畢業峰值人數達到726.5萬人，是1949年的120倍；小學畢業峰值人數達到1949年40倍+各種“掃盲班”，文盲率從80%降到了20%；人均壽命達到了68歲，糧食畝產突破了農業社會天花板，達到了近200公斤……

　　這些，不僅是農業生產突破農業社會天花板的基礎，也是包括農民在內所有中國人求生存的基礎，和進一步工業化的基礎。

　　農民也許易于滿足，也許眼界不開闊，卻也是極現實和精明的。如果沒有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真以為用幾句口號就忽悠幾億農民幾十年？民國時我這里是過年能吃白米飯就是小康，地主家也是“毛毛雨打濕衣裳、豆腐菜吃敗家產”，有幾口沒補過的好鐵鍋就是“炫富”資本。解放后大興水利、農技推廣提高了生產水平，普及基礎教育和醫療提高了生活水平，隨著工業化進程，化肥、農藥、甚至保溫瓶、手電筒、雨鞋、電燈、農機等也開始進入農村，日子確實艱苦但最窮的人家全年都能吃飽包谷粑了，作不出田的高山社員也能100斤包谷換70斤大米來過年了，這就是進步。當年的“農二哥”也不僅僅是調侃，農民中有文化有能力者的上升通道也是較暢通的，據說當年縣革委主任上任慣例是在半年內要把全縣60多個公社全走遍，到了八十年代鄉鎮領導中還有不少是出身普通社員，還有縣長帶著包谷粑翻山越嶺走了半個縣。

　　以農民的現實和精明，到90年代仍幾乎家家戶戶張貼教員的畫像，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張貼，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06

　　不過，進入七十年代后期之后，極度壓制消費和強行“剝奪”農村來建設工業已難以為繼，在相繼滿足吃飽包谷粑、吃飽大米飯的愿望之后大家又想吃肉了，于是改革也就勢在必行。

　　人民公社問題的主要原因和客觀原因是在低生產水平下“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此外，就是因低生產水平和積累沉淀不足、經驗總結不足而衍生的：管理者文化素質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農業在當前乃至很長一段時期內，除大規模機械化的糧食生產外，其生產活動大都是分散的、非標準化的，農業工業化程度越低情況越嚴重。在高度智能化農機和工廠化農業普及以前，這個情況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變。這就意味著：在未工業化或中、低工業化的農業生產中，有效地監督、管理和合理的績效考核，其成本是相當高的，對管理人員素質要求也是相當高的。在低生產水平下“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顧的部分情況下，公社更注重的是“公平”，注重的是即使小崗這樣的“極致佛系”也要劃撥救濟糧不能餓死人；所以有了“養懶漢”，有了“大鍋飯”，有了無富均貧的農村。

　　但是

　　不要割裂前30年和后30年。

　　與中國相比，印度2020年農業改革動作小、動靜大還最終失敗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因沒有多年積累基礎上的周密準備和基礎保障，印度農村的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婦女地位、農業生產水平、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條件、農村管理和組織水平……之中，有相當指標還不如中國80年代初水平，優者也不過相當。例如：當年中國糧食單產是世界平均單產的3倍多，是現今印度兩倍，而2020年印度糧食單產僅略高于世界平均；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1/3，超過現今印度；識字率80%，超過現今印度；人均預期壽命68歲，和現今印度相當；……；農村管理和組織水平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農村事實上倒退回了“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但小農經濟畢竟因工業化而進化到了“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如果沒有之前的積累，中國農業農村情況并不會比印度好多少。

　　所以，人民公社確實有太多的苦難和犧牲，某些錯誤政策更進一步加大并導致了超出必要限度的苦難和犧牲。但是，和民國時所受高達5成地租的盤剝，年年饑荒瘟疫，毫無意義的苦難掙扎相比較，人民公社時期的苦難和犧牲是工業化的奠基石，對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終有回報。

　　三、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農村

　　01

　　因為低工業化的農業生產中，有效地監督、管理和合理的績效考核，其成本相當高。所以，雖然目前世界上發展比較好的集體農業形式不同、規模不同、組織方式不同、嚴密程度不同、發展基礎和方向不同，如：以色列的基布茲和莫沙夫，荷蘭農業合作社，丹麥農（牧、草）業合作社等，日本農協勉強也算；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較為松散卻在進一步緊密化……但其共同點是：國家工業化程度高，成員受教育程度高，農業科技水平高。而且這些集體農業除基布茲之外大多采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體生產的組織上是集體合作甚至是集中統一的，但下面具體生產的組織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為單位。

　　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綱領性文件《1982年1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所描繪的藍圖來看，當年農業農村改革似乎也是在往這方向努力：在強調實行形式多樣的各種責任制的同時，也強調“集體統一管理和使用……”；強調“兩不變”、“三兼顧”：“我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公有制長期不變，生產責任制長期不變；要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兼顧，不能只顧一頭。集體提留、國家任務都必須保證完成”。基本構想是：農民在大集體的框架之下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同時，通過履行“三提五統”和“兩工”責任，加上集體經濟利潤，維持并提升已經被證明是農業農村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要件——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等等。

　　但是，受限于從基層到上面各級人員的文化、素質、水平，科技水平、工業水平、發展水平，以及“群眾意愿”——或者說“頑固的小農意識”，“包產到戶”變成“包干到戶”，最終事實上退化到《紀要》明確提出要極力避免的“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農民付出了重大犧牲和貢獻建設并受惠于茲的一系列“體系”陸續崩潰。雖然改革初衷不是搞小農經濟，但因其半途而廢卻成了實質上“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不僅是最為低效、最為阻礙技術進步的現存農業組織模式之一，并且極不適應市場經濟。小農經濟（包產到戶）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如果僅就農業農村發展而言，“包產到戶”明顯是失敗的；但這個失敗被國家整體改革的成功所掩蓋，或者說彌補了。

　　02

　　并非所有農民都在“自發地、主動地搶著搞包產到戶”。 為何改開初期農民會自發的主動的搶著搞包產到戶？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雖然明確了生產責任制形式多樣，各地可因地制宜采用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但大政策就是要分，不能再搞工分制統一管理，必須搞生產責任制。

　　以唯一完整保存下的周家莊公社為例，據說當時河北省調整縣級領導班子給縣委書記的一大任務就是把周家莊公社解散，結果是雷金河找了彭真、呂正操等關系，簽了保證書：“不分包到戶，社員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戶的農民。如果干一年，我們沒有其他公社好，我們就將地分了。”并做到了才保留下來。

　　我這里和鄰縣也有類似情況，當時大多是集體經濟好的不愿分，一般和較差的愿意分，經“做工作”后鄰縣還是有兩個村（大隊）沒分，但后來因大環境和管理等各種因素，都沒能捱到新世紀。這個就是“樹木、森林、氣候”的關系了，大環境是草原，零星樹木很難生存。

　　部分、或者大部分農民為什么會“自發的主動的”原因也很清楚：

　　就絕大多數情況而言，數千年以來中國農民心中都埋有個“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成為自耕農的夢。而這個夢一旦經官方認證為“群眾意愿”之后，就成了“大勢所趨”。洪水一旦破堤，之后的農業農村的形勢走向就不再受藍圖繪制者的掌控，最終事實上退化到了“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

　　“群眾意愿”肯定必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必須盲從，否則就將陷入“民粹主義”的泥塘。成為自耕農是千年以來農民的愿景，但是，在歷史大潮前，“群眾意愿”未必是正確和必須遷就的。

　　難道鐵路建設會因“百萬漕工”的“群眾意愿”而廢止？

　　如要遷就“群眾意愿”，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成功，因為其必須建立在多年積累基礎上的周密準備和基礎保障之上；如要遷就“群眾意愿”，肯定沒幾個“小農”愿意勒緊褲帶養一大批他們眼中的“閑人”（民辦教師、赤腳醫生、農民技術員等等），去“超前建設”和“超前消費”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等；就只能陷入今天印度的困境。

　　03

　　80年代初，國家戰略政策重大調整，大幅減少積累比重，增加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消費比重；放棄“以農補工”政策。

　　在此基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成為自耕農的夢實現后，群眾確實積極性高漲，克服了“人民公社管理者文化素質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等弊端。在僅有“積極性提升”一個變量時，即在農田水利、農技推廣等體系尚基本完備、未被破壞的基礎上，增產增收效果明顯。

　　此后，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個體私企的次遞輝煌，先后吸納了海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我這里農村是壯勞力80%在外打工）。廣大農民工的辛勞血汗換回的資金、信息、技術又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農業農村的發展等各種問題。

　　中國歷經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聯產承包，最終形成了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使用權屬私人的土地制度，這樣的土地制度和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利于農業生產發展，但是對國家的綜合發展是有利的。

　　因為這樣在實現耕者有其田，滿足了農民成為自耕農的愿望的同時，避免了土地的重新兼并。最為重要的是，有了土地，農民在融入城市和工業化過程中就有了憑籍，所以中國會有“民工潮”，潮來潮去，大部分民工無論成敗，其始終是和土地相聯系的，有土地農業收入為最后備選和底線，在心理上就有退路。既有利于資金、信息、技術向農村轉移，又避免了孟買貧民區那樣以百萬計失去土地的農民滯留的情況，讓我們有了相對印度更寬裕的處理危機的時間。

　　在未把農民全面納入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前，在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前，農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過早和超常規模的來襲將是場極為恐怖的災難，它將輕易制造出十倍于孟買的貧民窟。

　　事實上，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就已體現出來，企業的倒閉停工在中國引發的是農民工大規模返鄉而不是大規模騷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08年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結果，直接因金融危機影響而返鄉的占外出務工總數的5%左右，加上其它因素，累計至少有0.8億人回到鄉村重新務農。想象一下這0.8億失業農民工無家可歸滯留于城市的情景吧……所以說：農村是改革的壓艙石，是危機的泄壓池。

　　因土地而引起的“資金、信息、技術向農村轉移”的積極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早在2005年，世界銀行的“扶貧協商小組”發布的報告就指出，中國農民工匯款總額達300億美元以上（另有數據為3300億人民幣）。據國際上相關論文，外出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如：印度西北部的12個村莊，外出農民工匯款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比例為0.1%至39%不等，平均為6.5%，印度東部農村為0%至8.4%不等，平均為1.3% ，其他的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以及新幾內亞、利比亞等非洲國家的情況也均如此。但是中國75.3%的城市農民工都往家中匯了錢。從匯款的比例看，將自己收入的40%以上匯給家鄉的人占城市農民工總數的50%，農民工匯款占收到匯款家庭的總收入的20%至50%。中外如此大的懸殊，肯定有“土地”因素而不能僅僅用“家庭觀念”來解釋。

　　現在農村建設資金主要是外來資金，除政府投入資金就是打工匯款，源于本地工農產出的估計不到20%。曾聽一個鄉郵政儲蓄的朋友說，他那個1萬人口的小鄉，每年他經手的匯款至少在一、兩百萬以上。好的一面是說明總的來說城鄉間資金流向是正確、良性的，不好的一面是農業產出效率太低，農村自我發展能力太差；其增長和好轉是一種被動的增長，主要是源于工業及其它產業增長的拖動。

　　所以現在農村修建水利設施并不積極，修路反而比較容易。80年代以前只有區政府和部分鄉鎮能通公路，偏遠鄉鎮部分山村到縣城要走兩三天。在干線公路基本成網后，90年代后期興起了修路熱潮，在政府每公里補助1-3萬元以外，每戶須集資數千甚至上萬元，在叢山峻嶺之間居然實現了半數以上的村通公路，雖然線形坡度路況等足以讓每個平原來的人都意圖摒棄坐車這種不環保的行為，選擇步行欣賞山林風光。2005年以后，修路熱潮在政府提高補助（4.5米寬水泥路補助35萬/公里）后繼續漫延，現在已經實現全縣所有村、組通了水泥路。不只聽到一個人感慨，我也感慨過：以前做夢也沒想到能坐車下鄉，當年最奢侈的愿望就是能騎馬下鄉。

　　04

　　但是，對于農業、農村及留鄉農民，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并不那么美好了。

　　因自然經濟、小農經濟極為低效，在農業農村未完全工業化之前，僅憑農村自身的經濟能力根本無法支撐起獨立、完整、能管理到每一個人的行政體系。

　　所以，當年的農村行政管理通常只有兩條路，即：是要，還是不要農村基層組織。

　　如果要，就只能是現在的做法，以工補農，由國家財政全額供養補貼農村基層組織；但這是當時的國家財力無法做到的。

　　如果不要，就是如封建、民國時期那樣，皇權不下縣，鄉村全交給“士紳”們；但這樣一倒退，誰也不知道農村會爛成什么樣，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才能從“士紳”們手中把權力奪回來。

　　人民公社是走出了第三條路，即“政社合一”，讓行政機構“寄生”于集體經濟之中。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因不敢倒退回“皇權不下縣”，并且希望能保住農業農村發展必不可少的各“體系”，所以必須盡可能地保留基層組織，（至少是希望）讓政權力量仍能下到基層；另一方面，因當年國家財力不足，所以只能讓基層政府自己收稅收費養自己，有了一定的財政自主權。

　　這條新路雖然解了一時之急，但造成了兩個嚴重后果：

　　其一、稅費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征收困難。不同于人民公社是行政機構“寄生”于集體經濟之中，行政經費征收的成本低、效率高；現在卻是讓基層政府在事實上的小農經濟中自己收稅收費養自己，而“土地分割細碎的分散的小農經濟造成農業剩余量少且過度分散……政府與分散的農民之間的交易費用過高”，稅費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究竟是真的因病因災的無力繳納？還是親友互護的狡言抗繳？還是……？理論上的根據農戶實際生產生活情況“合理”收稅收費，因征收對象數量太多情況過于復雜而根本無法、無力去一一辨析，最后要么變成了統一劃線，按畝（人）強行硬收；要么就是必須面對“某某比我好多了……憑什么他不繳（少繳）我要繳（多繳）”的靈魂質問……各地在聯產承包后很快就因各種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理由出現了大量稅費拖欠。在歷經多次減免之后的2000年初，我所在的一個萬人小鄉仍有500多萬元提留統籌款拖欠，是常年提留統籌款的近兩倍。

　　其二、“自己收費養自己”必會出現“利益集團化”等痼癥，基層政府勢必要想方設法加倍彌補拖欠、增加收入。方法也簡單：一是提高標準，增加欄目，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二是增加收費人手，加強收繳力度減少拖欠逃費。增加人手就會增加支出，于是機構愈發臃腫，搭車收費愈發繁多，腐敗、挪用、截留問題愈發嚴重，基層財政很快就陷入了惡性循環……社隊企業發展不佳的部分鄉鎮在80年代末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開始了“一稅（農業稅）輕，二稅（三提五統）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的民謠序曲。

　　05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黃金歲月”終究是曇花一現，1988年即發生了“蔡發旺事件”，之后就是“最危險的90年代”。

　　曾輝煌一時、分擔了大量農民負擔的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90年代中后期紛紛大規模破產和私有化，其原因各有論述。但后果是明顯的，一是鄉鎮鄉村財務收支情況進一步惡化，甚至有陷于崩潰者；二是從農民手里收取，成了基層政府唯一的經費來源。

　　更嚴重的是，前述情況的必然后果——80年代末期開始，鄉鎮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普遍性的弱化、散化、劣化、甚至黑化。

　　在這種情況下干群關系不要說“魚水關系”，說是“油水關系”都是好的了，有的地方純粹就是“冰與火之歌”。

　　不同于網上所說的農村矛盾的引燃點通常是“三稅（集資攤派）”，我們縣的引燃點通常是計生罰款。我個人下鄉時因能為農民解決病蟲害等一些現實農業問題很受歡迎，臘肉、雞、魚能有都有，甚至會專程上街買肉，高山新鮮菜更是吃不了兜著走。但在協助搞計劃生育時，尤其大隊人馬一路時，完全就和鬼子進村一樣，曾被小孩砸過石塊，也曾因找不到地方吃飯多次是晚上回鄉政府后才中午、下午飯一起吃。

　　“民謠”從序曲進入高潮。

　　與此同時，在生產水平仍然很低，“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顧的部分情況下，當社會更注重的是“效率”，不再關注“公平”不再“養懶漢”的時候，當然也就不會再去關注老、弱、孤、寡、病、殘等弱勢群體了。因征收對象數量太多情況過于復雜而根本無法、無力去一一辨析農戶實際生產生活情況來“合理”收稅收費，甚至還要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情況下，部分老弱孤寡病殘群眾，部分無法分享城市和工業發展紅利的群眾，在生活水平總體上升的情況下卻不升反降，生活水平還不如80年代、甚至6、70年代，陷入赤貧甚至可能陷入絕境，社會矛盾大大激化。

　　一個側面：在90年代我國曾與印度并列自殺率最高國家名單，每年約30萬人自殺；其中，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以上。而因農村女性地位下降，女性自殺率高出男性一半，農村青年婦女的死亡原因中死于自殺的比例一度高達34.6%。在1995至1999年間，15歲到34歲的中國女性公民中，每10萬人里年均約有37.8名女性自殺，而其中來自農村者占比高達93%。《中國自殺率陡降的30年：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最快》： 中國自殺率陡降的30年：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最快

　　李昌平上書、豐城事件等等雖然集中出現于新、舊世紀交替時，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在1996年就親眼目睹過群眾因計生罰款問題圍攻鄉政府。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看李昌平上書和豐城事件的前因后果。

　　06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相關科技的研發、推廣，及其工業化成果的應用是農業生產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就持續、穩定的農業發展而言，其路徑只能是：因生產積極性而提高農業新科技和農業設施的學習提升積極性，再以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而現實情況卻是這個鏈條從一開始就斷了。

　　90年代，作為農業農村發展的必不可少基礎要件的一系列“體系”不僅沒有如《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所構想的得到強化和提高，反因運行維護經費減少甚至斷絕而紛紛瓦解、崩潰。再加上土地零碎的小農經濟本身就缺乏學習新技術積極性和不利于“體系”等原因，農技推廣工作自然無人問津，農田水利體系只能任其荒廢……農業生產完全失去了提升能源。

　　如果說因80年代鄉鎮尚有點財力維持各“體系”，讓農技推廣體系、農田水利體系等還能在慣性下繼續運行，在70年代工作基礎上推廣了地膜育秧、小苗密植、雜交水稻、高廂壟作等等，基本還算延續了輝煌。但到了90年代就是一敗涂地，“雙低”油菜、旱地改制、旱育秧等等技術推廣基本全部失敗，唯一成功的是在80年代工作基礎上推廣了雜交玉米，但推廣速度也大大下降。

　　此外，還必須關注農村基礎教育體系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在我曾從事過的制種工作中，因為和農戶是較長期、深入的合作關系，就有所了解和體會：如果是高中畢業生，對花期調控、去雜去雄等概念的理解領會，對新事物的接受、學習就要快得多，很快就能成長為技術骨干協助指導其他農戶；即使后來出去打工其收入、成就普遍也更高。當然也有勵志的例外，但個例代表不了現實。文盲在工業社會只能是累贅，大學畢業生比中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比小學畢業生能實現更高更好的價值（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這才是普遍、正常的現實。然而，在包產到戶后最輝煌的、糧食總產首次突破4億噸的1984年，因家長短視+“積極性高漲”紛紛要求學生綴學回家務農，再加上學制調整等原因，高中畢業生居然從峰值726.5萬人暴跌到189.8萬人！比峰值銳減73.9%。此后因提留統籌款在聯產承包后難以足額收取，財政又無力補貼的情況下，工資（補貼）打白條、拖欠數月數年導致大量優秀民辦教師流失、鄉村民辦學校關閉；從1983年始的整個80、90年代高中畢業生人數徘徊在200多萬，農村基礎教育倒退回了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以工補農”重新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增加寄宿制等各類補貼后，2006年高中畢業生人數才恢復到727.1萬人。

　　農村基礎醫療體系崩潰之后，以血吸蟲病為代表的各種傳染病和嬰、孕、產婦死亡率等指標在90年代的停滯甚至強力反彈也為農村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這些實質是犧牲未來、以透支方式破壞這些體系來獲得短期效益。

　　因此，在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本世紀初，農村社會發展和農業生產水平在經濟、工業高速發展的強力拖動下依然提高不大，進步遲緩；部分地區婦女地位、人均預期壽命反而有所下降。

　　1994年四川大旱，因水渠損毀、水庫失修、坑塘廢棄，就連緊急調來的百多臺抽水機也因找不到水源成了擺設，縣上組織的抗旱就成了“看旱”。在旱情調查中曾到過真正意義上“家徒四壁”的農戶，其中一戶5口人只剩200多斤玉米怎么也支撐不了兩個月；其時已5月底但因滴雨未下所有稻秧玉米苗都已干死，即使能馬上下雨補種最快也要8月才有嫩玉米可吃……這種情況在那10余年里雖非普遍，但也并非某一年某一地某一人的個例。

　　再與“大下崗”等情況相疊加，90年代真的是最危險的時候。

　　07

　　凡致力維護、維持“包產到戶”者，請先認真思考一下，想想自己是否真的全面了解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30年的農業農村情況和困境？想想是否認可：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農村是改革的壓艙石，是危機的泄壓池。而這些都是必要的代價：

　　農民付出了重大犧牲和貢獻建設并受惠于茲的一系列“體系”陸續崩潰；“解放農村勞動力”的另一面就是農民碎片化為“自由、廉價、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勞動力；“三農問題”成為必然的“陣痛”；九十年代成為“最危險的10年”；并且這一切都必須等待國家財政有錢“以工補農”后才有希望一步步地解決，一步步地重建一系列“體系”。

　　想明白這些問題后，再來想想怎么維護、維持“包產到戶”。

　　而我的觀點是：

　　從《1982年1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所描繪的藍圖來看，當年農業農村改革也是在往單純的集體合作社方向努力的。但因為生產力、客觀條件的限制和“小農意識”的頑固，以總設計師的水平，也不能實現其藍圖：農民在大集體的框架之下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同時，維持并提升已經被證明是農業農村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要件——一系列“體系”。尤其是：基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紀要》中關于農業科學技術部分，如果加上第二十一款（水利、農機、化肥）多達7款，在這個政策總綱性文件中居然占到了總章節（25款）的1/4以上；但仍不能保住鄉鎮以下的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不崩潰。

　　這證明以當時的實際基礎條件，《紀要》所描繪的藍圖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證明“包產到戶就一定會導致凝聚力下降”是必然，“包產到戶”和一系列“體系”只能二者選其一，“包產到戶”一旦啟動最終必定退化到《紀要》明確提出要極力避免的“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

　　理論水平很高，但與思想還是有差距。

　　我也很有鍵盤俠的自知之明，遠不敢與總設計師相比較。

　　所以

　　雖然我認為：小農經濟嚴重阻礙技術，并且極不適應市場經濟，絕不是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無論人民公社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都不能適應新形勢，無法建設現代化農業；但人民公社具有平順改革重組為單純的集約化、產業化合作社的可能，“包產到戶”之后則必須再次經歷“陣痛”。

　　雖然我提出了所謂“最理想的情況”：如何評價人民公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人民公社應當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政社分離，重組為單純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應全面解體，復辟小農經濟。……50%以上的條件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產到戶。而條件較好，生產水平較高的人民公社應當用一定的優惠政策引導促進，以“法規明確、制度規范、自愿參加、自主經營、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技術援助、政府補貼、保險保障”的原則，或以生產隊（大隊、公社）為基礎重組為類似基布茲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或重組為類似莫沙夫、荷蘭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等）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種子”保留下來的這三種模式應該各占10%以上。這樣，經過經濟轉型和市場沖擊后，每縣有10~100家多種形式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適應新的經濟環境發展壯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導示范作用就極為理想了，就不會陷入現在大力提倡合作社卻無路可走的尷尬境地。……

　　但是，也只能說：……所以，也許……也許現實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四、“以工補農”之后的農村

　　1、現在，轉機已經出現。

　　例如：農戶分散經營與“體系”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尖銳矛盾，農戶土地細碎無法協調利益得失所造成的“最后一公里問題”農田水利體系困境，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困境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困境等等一系列問題，和小農經濟本身所固有的阻礙技術進步、極不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等等……

　　渠系也好、冷庫也好、肥水藥一體化系統也好，政府可以免費建，免費給農民用，可管理使用仍需農民自己才行；產業調整、沒有銷路、濫市大虧等風險也不應每次都由政府來操作、兜底，理應由合作社或協會來組織農戶在市場規則之內規避和化解，政府只負責守底線。

　　然而，現實卻是：

　　就普遍情況而言，有希望實現共同富裕，“科研與一線生產緊密結合”和“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合作社形同虛設；僅有經濟補貼對促進合作社建立發展和加速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成效很小；甚至絕大多數農民仍然對新技術缺乏興趣，依然很不理性地固守這些觀點：一是技術保守，不愿“冒險”。

　　二是重現實利益輕長遠利益，重個體利益輕整體利益。三是缺少合作精神，寧為雞首不為牛后。

　　這些問題不是單純由國家投入巨額資金就能解決的，如果不能實事求是，有清醒的認識，繼續掩過飾非，以是為非，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所謂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農村就是空談。

　　希望繼續維持“包產到戶”的人，要么是根本不了解現在農業農村的發展困境，要么是根本沒思考過發展困境的原因和出路。

　　現在農業工作理論界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提到現在農業的問題和出路時，幾乎都認可土地零碎阻礙了農業發展，小農經濟不利于農業現代化，認為農業集約化、產業化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對“包產到戶”，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

　　當然，“治大國如烹小鮮”，但時易勢變，如果仍然以“父子兄弟也不能合作”為典型，宣傳“一包就靈，一夜脫貧”，“一年翻身，改變面貌”的小崗神話，把80年代前期的高增率完全歸因于“包產到戶”……

　　這種說法在政治上倒是簡單明了，但違背了科學規律和實際情況，經不起任何推敲。若真如此，那么其后近20年的低增率甚至停滯又怎么解釋？這種理論上的曖昧及其對法規、文件指導精神的影響遺患無窮。

　　2、立足于今天農業農村的現實困境，回頭再看，我們真的應該認真思考一下：

　　為何以總設計師的水平，和《1982年1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如此具前瞻性的文件，也不能實現藍圖？

　　如何在尊重群眾意愿的同時，避免被“小農意識”之類的“群眾意愿”所綁架？

　　如何在面對今天農業農村的現實困境時，引導群眾去克服“小農意識”共謀發展？

　　現在，新的藍圖已經繪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

　　其中提出了“突出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經營主體”。但要實現“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現代化”，家庭農場弱點明顯：不能擁有自已的農技中心難以實現“科研與一線生產緊密結合”，不能實現“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能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實現耕地生產率最大化，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盡可能提高產量產值以實現高質又高量地安置人口。所以，農民合作社雖然推進難度遠遠大于家庭農場，卻絕不可偏廢；農民合作社甚至必須發展壯大到能夠在政策支持下，起到引導農業農村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方向、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作用。這些是家庭農場在鄉村振興戰略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幾篇文章中，我已經充分論證了合作化的必要性：

　　我國農業改革的邏輯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思路是怎樣的？

　　鄉村振興建設應該怎么做，農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為什么連續13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是三農問題，但是農業卻沒明顯的發展？

　　不同于家庭農場、個體經營可以“野蠻生長”，成也就一家富裕，敗也就一家破產；農民合作社因其涉及人、事、物太多，必須有思想、理論、政策、法律、規章等等一系列支撐之后，才有可能整合眾人為一體，團結一心，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中生存并發展。資本主義以色列、荷蘭、丹麥的合作社、協會能成功，在國情基礎上學習其經驗，建立健全法律政策制度體系之后，社會主義中國沒理由失敗。

　　所以必須盡快：

　　一是小規模、多模式、廣泛多點試驗探索適合國情的合作社的各種模式；二是重視周家莊、南街村、華西村這些最佳的合作社建設改革的“試驗田”，深入探討、協助改革其已經在新形勢下暴露出的監管、財務、任免等制度問題；三是各部門院校合作，系統性地研討探索在社員異質性情境下能強力協調整合生產的農民合作社的管理問題；四是建立健全明確合作社架構和運作規則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法律政策制度體系；五是在實踐層面應強調“契約精神、合作精神”，對不遵守合作社章程，損害集體利益者必須嚴格依規管理處罰，不能僅因“自主經營權”就投鼠忌器。

　　有致力維護、維持“包產到戶”者即使無法否認合作化的必要性，卻仍認為應等待“責任制自然崩潰”。依這種說法，明治維新也是錯誤的，畢竟當時的日本封建制度還遠遠沒到自然崩潰的程度。因小農經濟的脆弱和在市場中的弱勢，即使再怎么不喜歡集體經濟，不喜歡“合作社”，至少也應積極促進農民合作組建能統籌提供農資和營銷服務的日本式“農協”吧？如果碎片化的農民不共同合作抱團取暖，有幾人能在市場和資本這兩個克蘇魯樣龐然大物的擠壓下生存？有發展空間和希望？

　　我們是應該主動去分流、培訓“百萬漕工”，組織他們去建設鐵路、工廠，盡一切可能讓這個過渡平穩無害，盡快解決“三農問題”？

　　還是坐視“百萬漕工”被歷史洪流沖進貧民窟，并推說“這就是歷史必然”？？？

　　從《紀要》所繪藍圖未能實現的經驗教訓，和實際情況（基礎條件、預期目標、需求和問題）來看，“頑固的小農意識”已經成為實現《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所繪藍圖，在農業農村發展相關政策措施、實施方案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必須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這將是新藍圖能否實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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