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的觀點切準要害

　　智廣俊

　　近日，何平在網站上發表了《實現共同富裕勢必突破慣性思維》文章，該文在“三農”問題研究圈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他在文章中提出三個觀點，一、重新認識改革前的中西方差距；二、重新認識家庭承包制及農村集體化道路；三 、重新認識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及公有制經濟的關系。我很贊同何平的觀點。

　　應該說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自古就有的理想，儒家最高社會理想就是實現天下大同。老子的理想就是“天之道，損有余補不足”。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是：主張廢除私有制，消滅階級差別，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產品，建立社會平等。然而，賢哲的理想固然美好，但在現實社會里無法推行，因而只能是一種空想。唯有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人，將理想變成了現實。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人首先在俄羅斯大地上建立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然而，不幸地是，蘇聯僅存70余年就垮臺了。中國社會主義進程也遇到了曲折，社會主義又回到了初級階段。其標志就是，人民公社解體了，大批國企轉制為民營企業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歷史倒退現象呢？這是一個重大理論課題，本人解讀不了，只能根據本人在農村基層生活工作了50多年的親身經歷，就事論事，談點個人粗淺看法。

　　我認為，新中國農村發展道路所以會出現了曲折，是因為我們全

　　黨上下執行黨的思想路線出現了偏差所致。《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第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第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農村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凡是理論與實踐脫節，不從實際出發，工作中不實事求是，沒有密切人民群眾，地方干部不是真心為人民服務，而是揣摩迎合上級領導的心思工作，必然會產生官僚主義，而官僚主義則會葬送美好的事業和理想。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刮起了“五風”，掀起了“大躍進”，農村也搞毀林大煉鋼鐵，這是導致了后來的“三年低標準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及時發現了問題，全黨調查研究，于1962年制定出有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人民公社六十條》，從此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發展道路。大寨人在陳永貴郭鳳蓮領導下大干苦干，改天換地，是農村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但是，大寨經驗含有共產主義的因素，對于一個先進典型來說，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在處于社會主義初期，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就冒進了，脫離了大多數農村的實際，脫離了大多數農民群眾的意愿，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因為，學大寨運動的做法破壞了《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原則，這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在農村體制上，六十條規定，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大寨推行大隊核算。六十條規定，社員勞動采取按勞取酬為主的分配方式，而大寨推行的是自報公議的勞動計分的制度，評分引入了思想表現內容，社員多勞動多掙點工分，成了工分掛帥，遭受到批評、批判。六十條規定，上馬農田水利建設項目，必須得到社員大會討論通過，公社大隊不能平調生產隊勞動力；發展與積累要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要量力而行。而在學大寨時期，這些原則都被破壞了。工程項目都是公社大隊領導層所定，生產隊和社員只有執行的份。而有的領導干部為了出政績，不顧生產隊的實際，貪大求功，把生產隊的家底都折騰光了。世人光知道紅旗渠的偉大，卻沒有看到學大寨時期花架子政績工程比大煉鋼鐵造成的損失大的多了。比如，我所在的縣建立了42座揚水站，只有2座發揮了作用，建了100多個蓄水池，無一起作用。到了1980年，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難以為繼，這就有了小崗村包產到戶的舉措。可上級領導只看到了這三分之一落后隊，不顧起碼另外有三分之一干的不錯的生產隊的干部和社員要堅持集體經營的意愿，硬在全國一刀切搞包產到戶。而有一百多個沒有采取包產到戶的漏網之魚，堅持走集體經濟，結果他們后來成了全國百強村。這說明我們農村改制中沒有充分實事求是，沒有充分廣泛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更為可笑地是把小崗村抬高到全國改革先進典型，而現實是政府對小崗村大力輸血，可小崗村就是稀泥摸不上墻，能把懶漢塑造成全國典型嗎？這是實事求是嗎？

　　如何看待人民公社，我同意何平的判斷，人民公社辦了近三十年，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改天換地的歷史成就，讓不少流離失所的農民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農村建立了赤腳醫生醫療保健網絡，農民人均壽命增長了一倍，適齡兒童上了學，成人接受了掃盲教育，打下了集體經濟的底子，培養了一代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人。何平在文章中引用了著名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都毫不遜色。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看問題，一定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從經濟、社會發達、人民普遍生活水平角度來看，我國目前還達不到美國的高度，這是事實，但要知道這是歷史環境條件所造成的，70多年前我國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國家，連一個洋釘都造不出來。我們要看到新中國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我們只用了70年的時間，就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切不可盲目崇洋媚外，喪失了自信心，甚至把社會主義原則，把公有制這個寶貝都要丟掉。

　　然而不可否認地是，人民公社還沒有完全解決農民吃飽飯的問題，有些地方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因此，何平說，人民公社從性質上說官辦集體經濟，如今南街村等集體村是村民自治下的新興民辦集體經濟。

　　人民公社是政社一體的體系，在其三級結構中，公社一級是政府機構，其工作人員是國家干部，與公社集體沒有經濟上的聯系，生產隊的收成好與壞，與他們的工資多少無關，他們不是公社的社員。公社干部首先要對上級政府負責，社員對他們的升遷影響很小。公社實行的計劃管理，對生產隊捆得過死，按規定，生產隊豐收了，賣夠了公糧，余糧生產隊可以自主分配，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上面干部卻千方百計地動員生產隊多賣糧，糧食產的再多，都不能違反上級定好的每人360斤的分糧標準，內蒙古后來增到380斤標準。而新興民辦集體經濟的領導人員都是本集體成員，雖然他們負有貫徹執行上級黨組織和政府政策的使命，要接受政府的工作安排，但在經濟上只對本村成員負責，實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市場經濟管理，只要不違反法律和法規，黨組織和政府不能干涉過問其經濟經營活動。有人認為如果人民公社堅持下來，全國各地到處都是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我說，在人民公社時期，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絕無可能成為如今的巨無霸，過去的體制和管理制度就不允許這樣的村出現，是改革開放給他們創造了生存發展條件。

　　從根上說起，百強村所以能夠出人頭地，主要在于其帶頭人有一心為村民服務的堅定的意愿，他們堅持因地制宜，工作中實事求是，唯實不唯上，有骨頭，有主意。華西村書記吳仁寶是老先進了，但他不顧當時以糧為綱的政策限制，悄悄上馬了小工業項目，為華西騰飛奠定了基礎。周家莊帶頭人雷金河是老革命，老英雄，資歷很老，上級組織給了他一點自主創新空間。人民公社實行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體制，而雷金河卻堅持在周家莊實行生產隊、公社二級體制，公社干部要由社員來擔任。周家莊社員勞動實行的定額管理，干什么農活都有明確的工分標準。而大寨推行的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周家莊這套做法在學大寨時期是受到批判的。全國都搞分田到戶，在公社一級中只有雷金河頂住了。實踐證明，雷金河、吳仁寶是言行一致地遵照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鄉村振興沒有黨組織的領導是不可能搞出名堂的，沒有集體經濟，基層政府和黨組織就沒有了依托，工作沒有了抓手，就打不開局面。何平說：“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我們在改革中盲目推崇西方資本發達國家的發展思維，慣用西方思維解釋中國現象，套用西方模式解決中國問題。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否定改革，我們的許多改革還是做對了，但做錯的也不少，有些決策和做法不僅脫離了我國的國情，而且偏離了公有制的發展方向。”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先進經驗，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把自己手中的法寶丟掉，偏離了公有制社會主義方向。我們應該看到，全國百強村都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貴州畢節市搞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在全國最貧困的地區打開了脫貧致富新局面。煙臺市組織部推行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成效斐然。當然鄉村振興，并非只要黨組織牽頭，新局面就會迎面而來。只有黨支部和黨員的積極性，沒有組織發動起群眾，一事無成，甚至適得其反。干部不是全心全意為當地人民服務，而是片面追求政績工程，往往會干出了勞民傷財的蠢事來。毛主席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共產黨人，只有與人民緊緊結合在一起，才能有所作為，才能開創出蓬勃興旺的新局面。真正樹立起群眾是真正英雄，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是一個合格干部的起碼素質。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已經對人民公社缺乏了解，我寫的《麥頌》一書，以親身經歷，描繪了人民公社的全貌，以一種與多數作家的不同角度和方式，解讀了人民公社的成敗得失。歡迎閱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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