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改革以來，雖然土地集體所有制沒有變，但經營方式已由集體經營改為家庭經營了。此舉調動了農民家庭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產量的提高，使農民擺脫了體制的束縛，提供了外出打工謀生、轉產創業的渠道和空間，同時極大促進了城鄉社會變革的進程。但就農業生產本身來說，農業生產的提高取決于眾多因素，比如，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良種、化肥、農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市場開發等等，人的積極性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農業規模化生產是實行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而家庭小生產與現代化農業存在著天然的難以克服的矛盾。因此，包產到戶伊始，農戶之間的合作就成為必不可少的行為。隨著農產品在市場上的開發競爭的需求，各種農產品專業化種植、養殖合作社應運而生。黨中央順應全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及時進行有關農村法律政策的調整，全國人大于2006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全國各地農民專業合作社隨之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農村農業部和國家扶貧辦在2020年就曾宣布，全國九成以上的村成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2014年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率先提出來的，2016年12月由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塘約道路》一書名聲大噪。從此，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新時期農民合作社中獨樹一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特別是在山東煙臺市、貴州畢節市在市一級層面全面鋪開，取得了振奮人心的效果。

　　作者曾在山東、貴州、浙江、內蒙古等地考察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根據本人掌握的調查資料，試圖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一模式作一介紹和分析。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代表性的幾種模式

　　一、塘約村模式

　　塘約村是村社一體，合股聯營；七權同確，一清七統管理模式。七權是指：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塘約村實行七權同確合股經營后，凡是村民以前私自開荒土地，亂占集體荒坡地都要退回給村集體。在多占集體土地上建的房屋，村民會上討論決定，可以按每平米50元交給集體，來取得多占地的使用權。一清七統管理內容是：一清是，集體個人產權分清了；七統是全村土地統一規劃，產品統一種植銷售，資金統一使用管理，村務財務統一核算，干部統一使用，美麗鄉村統一規劃建設，全村酒席統一辦理。發揮村民自治作用，訂立了紅九條等村規民約，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村社生產經營活動分公司和隊來進行，如運輸隊、建筑隊、蔬菜種植社、旅游公司等來進行。

　　塘約村經營管理不是過去人民公社的工分制，采用的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模式，按照現代生產要素進行利潤分配，著重向農民勞動者收入方面傾斜，村里人在農業集團、建筑隊等不同崗位工作，都掙得是工資，比如在建筑隊大工師傅一天工資300多元，小工工資100元。一個農婦每個月工作26天，每月最低基本工資2400元。

　　集體建有固定的利潤提留比例制度。合作社年終結算，扣除生產成本和勞務支出，其純利潤按三三四制再分配，即合作社提留30%，作為再生產基金;村集體提留30%，作為村集體公益事業基金;40%按照村民入社土地畝數的數量再分配。塘約村村民收入主要有兩大塊，一是勞務性收入，占總收入的80%;財產性收入，占20%，主要是地租收入，合作社按耕地肥瘦好壞付給村民每畝300—700元返租承包地費。但農民與在外打工不同的是，這些企業是屬于村集體所有，村民同時又是村集體的主人，他們有著做主人的尊嚴和權利。他們除拿到承包地地租固定收入外，還可以從集體經營中得到二次股份分紅。企業經理管理得不好，村民有罷免經理的權利，與在外打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塘約村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實現了大翻身，如今已經是富裕名村，全國各地前去參觀學習的絡繹不絕，2021年被黨中央國務院評為脫貧攻堅先進典型。

　　全國很多地方都在學塘約，但做到村社一體，合股經營的合作社可謂是鳳毛麟角。這是因為塘約村是在洪水毀村的特殊境遇下，在村黨支部的堅強領導下，村民逆境求存的一種選擇。一般來說，村里成立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要有小到大，不斷動員吸收村民自愿加入，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全國百強村都是村社一體化經營，只不過那些村當初沒有實現包產到戶、或者剛實行了包產到戶沒幾年就改回來了。

　　二、山東煙臺模式

　　煙臺是革命老區，農民覺悟高，村干部素質也較高。同時煙臺又是優質蘋果、櫻桃、梨、草莓等水果主產區，一畝蘋果種植好可以下果5000多斤，產值萬元以上，因此村民比較富裕。但也有隱患，蘋果產果期只有30年，而煙臺蘋果樹多是集體化時期種植的，多數果園已經嚴重老化退化，一家一戶又建不了高科技現代化果園。資本流轉農戶土地建果園，地租成本太高，且種植蘋果4年后才能見到效益，周期長，難度大，于是煙臺果業發展陷入了瓶頸階段。

　　煙臺市組織部在2015年學習塘約經驗，因地制宜，大膽創新，開拓進取，大力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21年全市已經有70%的村建起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村社一體管理，村社是分開的，但村黨支部書記出任合作社理事長，這是制度性的規定。在煙臺村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實行的是一肩挑。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成員要經過合作社社員大會上競選，才能進入合作社的領導層。這是因為，村黨支部發起帶動村民加入合作社，充分尊重村民經營自主權，村民自愿申請加入合作社，不強制，因而不是全村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也有的村民一部分土地加入合作社，一部分自己經營。合作社采取的是股份合作經營，村民以土地、現金、勞動力、其他財產全部折合成現金，以現金來確定股份的份額。外村人和公司也可申請加入合作社，但外來資金股份一般控制在20%以內，這也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所規定的，確保農民在合作社據主導地位。村里現有的公用土地、水利設施、公共財產、空閑地、荒山等各種資源，折算成現金入股合作社。在建設現代化果園過程中，因為取掉了分地時各家留的地埂，一般能增加8%的土地，增加土地部分也歸村集體所有。政府部門投入到村里的農業開發項目資金和各種支農資金，也折算成股份，歸村集體所有。因此，實際上村集體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最大股東，黨支部書記出任合作社理事長也就順理成章。合作社的利潤提交積累后，歸合作社成員所有，按股份分配。村集體按照股份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歸在冊全村人所有，用于全村公用、公益事業、或者投資其他產業。合作社具體經營按公司制方式管理，比如，果園經營團隊，由會員大會上推選出來的人組成，合作社其他成員參加果園勞動，按日工、月工資或者包工方式結算，也可雇傭外村勞工。年底果園純收入，經營團隊按比例提取管理費用和獎金。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充分調動發揮了村民的積極性。我參觀過煙臺30多個合作社，大框架基本相同，但各村具體制度是由村民根據村里的實際情況，由村民在大會上討論制定的，因此每個合作社各有各的特色，不是形式主義官樣文章。所以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越辦越好，健康穩步向前發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來參觀學習。

　　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際上是將土地集體所有權和村民承包經營權捆綁在一起，以村里土地等資源入股合作企業中，土地按照市場價格折算入股資金，以集體的身份保持住了一個股東地位角色，而且代表了土地出讓方，選擇合作伙伴時出于主動的地位。這就既保護了集體和村民的利益，使他們能參與分享產業創新帶來的豐厚利潤。同時又為資本、技術進農村打開了渠道，給公司企業留出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公司企業自己進入農村，整塊大片流轉土地過程繁瑣復雜，遇上不愿流轉土地的釘子戶束手無策，經營過程中也會遇到難以預料的矛盾和困難，入股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簡便易行的好途徑、好辦法。

　　三、貴州省畢節市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

　　2021年，我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到畢節市采訪了20多天，畢節市是國務院確定的全國唯一扶貧開發生態建設試驗區，這里農業生產條件惡劣的難以想象，山嶺連綿，百分之八九十的耕地是掛坡地，連梯田都稱不上，土層又薄，村民人均土地1畝左右，人口又多，比較大的縣人口超過一百萬，過去這里交通信息閉塞，村民難以走出大山，就靠山吃山，燒柴做飯，連林木都砍光了，山嶺變成了禿頭。窮困導致了生態惡化，惡化了的生態更加劇了村民的貧困化，畢節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在黨中央扶貧攻堅戰役中，畢節市各級黨組織帶領全市人民大干苦干，山變青了，水變綠了，生態恢復了，村民整體脫貧了，2021年黨中央國務院扶貧攻堅表彰大會上，畢節市有27個典型受到表彰。

　　畢節市扶貧攻堅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的一條根本經驗就是發揮了各級黨組織堅強的領導作用。畢節市在全市范圍實現了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

　　畢節市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有三種基本形式：“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和“縣委統領的縣鄉村三級聯辦的合作經濟實體”。

　　畢節市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與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做法大體相同，因環境經濟條件的限制，從合作社的規模、專業化、管理成熟度及經濟效益來看，我認為畢節整體上不如煙臺，但畢節市合作社是將所有貧困戶都吸納在合作社里了，這就將扶貧工作納入了組織體系，使扶貧工作實現了制度化、常態化。這一點很重要，有極少部分村民因各種原因會陷入貧困，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因此，農村扶貧就是一項常態化的工作，合作社承擔起對貧困戶的幫扶責任，這就為政府扶貧工作、實現鄉村振興有了抓手，就能動員組織全體村民一起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

　　畢節“三農”工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抓農業產業化，各縣都有龍頭產業，比如，黔西縣開發的黃牛產業，縣政府直屬農投公司與貴州黃牛公司，共同出資組建黔西SPV公司，公司為合作社提供小牛犢，并提供酒糟飼料和配置精飼料，全程技術指導服務。各村合作社承接養牛環節，將牛犢引來在自辦養殖場里飼養，或者放到入社社員家中飼養，飼養了六七個月后，將肉牛出售給黃牛公司，合作社每頭牛可收入4000元純利潤，生育一頭牛犢另外獎勵1000元，農民十分歡迎這個養牛產業，他們并將牛糞開發出養蚯蚓產業，養1畝蚯蚓產值達到五六千元。在這個產業鏈條中“縣委統領的縣鄉村三級聯辦的合作經濟實體”就發揮了主導作用。

　　畢節有一種叫作紅托竹蓀的蘑菇，形狀像從竹筒里剝出來的，原是一種野生菌，味道特別鮮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老鄉從山林里采摘到一朵紅托竹蓀，就能賣10元，可以換47斤玉米，紅托竹蓀都賣到廣州和東南亞一帶。后來科技人員把紅托竹蓀菌種分離了出來，可以人工培育了。如今紅托竹蓀種植模式是：科研單位和龍頭企業提供菌種，鄉鎮聯合社與公司合資建菌棒培育廠，把菌棒再交給合作社來搞。合作社可以利用村里的空閑房種蘑菇，也可以分給農戶去搞。林下也可種紅托竹蓀，品質比大棚里的還好，我們現場參觀過，蘑菇剛出土，頂著紅冠，胖嘟嘟的，挨挨擠擠，可愛極了。老鄉說林下1畝可收入2000多元。這就是合作社組織起來的農民與農業高科技結合，發展起來的新產業。“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 在紅托竹蓀產業中就起到了關鍵作用。

　　畢節市高山冷涼蔬菜已經成為市場上響當當的品牌，遠銷東南亞和廣州市場，而縣里利用社會扶貧資金建起的現代化溫室生產車間就成了蔬菜高新技術的輸出地，成為了高山蔬菜產業的龍頭。威寧縣更是將整座山開辟成蔬菜基地，這樣的規模，這種搞法就不是一個村的合作社能搞了，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就發揮了主體作用。

　　在畢節市是縣鄉村各級黨組織都在領辦合作社，在農牧業新產業鏈條中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各有各的責任，黨組織起到了壓倉和領航的作用。

　　四、李昌平內置金融合作社

　　全國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李昌平，創建了中國鄉建院，以民間團隊的方式在農村開展創建合作社的工作。他提出在黨組織領導的合作社里，設置內置金融，培植鄉村里內生發展動力，二十幾年來鄉建院在全國培植了200多個試點，成效顯著，在全國農村合作社中獨樹一幟，影響巨大。

　　李昌平“三農”問題研究成果核心理念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村社共同體制度是中國立國之本；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改變農村組織低效，金融無效、產權無效的現狀。將農村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產權交易起來，資源變產權，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在村集體共有產權下面實現村民“多權分置，混合共享”的中國特色農村產權模式，使廣大村民真正擁有可靠的財產性收入；黨支部要領辦合作社，堅定地走全體村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村社要內置金融，解決鄉村合作金融無效的問題，增強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鄉村振興要有專業團隊來參與。為此，他創建了鄉建院專業團隊直接參與各地鄉村振興建設。鄉建院具體操作方法是：當地黨組織和政府是鄉村改革試驗的領導者，村黨支部和村社共同體是試驗的主導者；村民和社員是試驗的主體，鄉建院專業團隊是試驗的協作者，不能喧賓奪主；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力軍。產權、財權、事權、治權和金融權要回歸行政村，使行政村成為真正有實力、有活力的經濟實體，擁有較強的治理建設鄉村的領導能力，走自主性建設、實現自主性發展的路子，將農村建設成一個美好的共同體家園；合作社要產供銷一條龍經營，利用團隊的力量以批發價購置生產資料和村民的生活用品，降低購置成本。利用團體的優勢，提高所產農產品在市場上的議價權，提高收益；以合作社來整合鄉村土地、山林、河流、空閑地以及村民的住宅地等各種資源，來吸引城里的投資，打破城鄉流通的壁壘，實現城鄉資源的共享。

　　李昌平提出的“四權統一”，指農村產權、財權、事權和治權的統一。“三位一體”是指村社經濟發展、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的三種職能于一體。將農村打造成有實力、活力的集體經濟共同體。

　　我參觀過李昌平在內蒙古達拉特旗樹林召合作社試點，現將樹林召模式簡要介紹一下。

　　樹林召鎮的合作社，可以總結為“一個體系、兩個平臺”“三層四級聯動”合作化模式。三層為“領導指導層、主體層、合作層”。一個體系，即一村四社及聯合社體系。一村，指行政村，行政村成立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合作社下設四個部門，也稱四個社，四社指：資金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各社單獨經營核算。同時，還在鎮一級建立了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的聯合社。

　　四級為“戶級、社級、村級、鎮級”，他們逐級入股，互助參股，多點合作，真正發揮出了合作化的優勢。

　　合作社和聯合社組建完成后，鎮村社三級都要號召廣大農民盡可能多的加入相應的合作社，比如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或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等。如有的農民只參加消費合作社也是可以的，能夠享受到合作社統一采購農資物質和生活物質的價格優惠。農民個體不再加入聯合社。

　　兩個平臺，即農村產權交易的線上線下平臺，線下平臺叫樹林召鎮農村產權服務中心，線上平臺是鄉建院創建的“鄉村壹家”網站，線上線下互動合作，同步推進。

　　資金互助社是一村四社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具體做法是，村民以資金入股互助社，社員可以根據生產生活需要，在合作社里有償借款。

　　李昌平認為，黨支部領辦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是特殊法人實體，是土地所有者，其內含部門（資產中心、信用合作部、保險合作部、土地合作部、房宅合作部、購銷合作部、技術部、品牌部……）、企業（全資企業、控股企業）和專業產銷班（專業合作社：如草莓、山藥等專業合作社），統領的是農業經濟大船及大局；如果黨支部領辦的只是專業合作社，統領的就是農業經濟的小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鄉村的自治。

　　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黨支部書記要千方百計搶抓機遇、一心一意把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做大做強——鞏固四權基本制度、走向四權統一。

　　李昌平從幾十年成功和失敗的實踐中總結出：要永遠記住集體經濟只追求“吃租、分利、資本化”收益，千萬不要追求生產性收益。吃租：如土地、廠房等出租；分利：如統一購銷分利，辦“糧食銀行”追求定價權，收益分利、參股礦權分利；資本化：如對集體的盈利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獲利。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千萬不要靠搞農業生產賺錢，農業生產賺錢一定要留給農戶。如果支部書記當董事長、村主任當總經理，反租倒包農地種莊稼，這樣發展集體經濟，相當于三歲小孩玩家家！

　　五、浙江縉云縣好溪村模式

　　好溪村不是采取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模式，內部不是采取股份制經營。而是黨支部以村集體的形式來主導改造新村，整體開發經營村莊的，村里的利益人人均沾，不是按股份分配。村委會與引進的合作企業采用的是股份制。

　　好溪村有1600多口人，人均只有3分承包地，村里現有耕地只有300余畝。2012年，在黨支部的主持下，通過全村黨員大會和村民大會決議，開始有序流轉村民土地承包土地，由集體統一經營，截止2014年底，全村99.9%的土地流轉到集體。同時決定，土地流轉費發放到二輪承包到期為止，以后土地上所有收入，屬于村集體經濟收入，村集體所有收入按村民戶籍人口享受分紅，按人口而不是按股份分配。大家都知道，國家政策是承包地三十年不變，死者不抽地，生者不再分地。就連塘約村也是按照村民各戶的承包地面積多少入股經營的，好溪村算是一個例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經營權。村民自愿把土地交回集體經營也是允許的。

　　好溪村起步是從建設美麗鄉村入手的。全村原有住房多是平房，少數是簡易二層樓，房屋建的雜亂無章。村里道路基本是3米左右，前后間距狹窄，破爛不堪，已完全不符合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建設新村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錢從哪里來？好溪村兩委充分用足了政府的政策。縉云縣政府規定，每戶住宅地面積不能超過85平米，但兒女成家可以分戶，理論上父子分戶后就可以得到170平米的共建住宅建筑面積。但村里早已不分住宅地了，因此，村民分不分戶也沒有了實際的意義。村黨支部書記鄭理堅向村民宣傳一種新的理念，村委會統一規劃新村建設，村民可以重新調換住宅地，建聯排新樓，新樓建到4層，村民的住宅面積不就等于擴大了幾倍嗎，父子分戶不就能多得到一倍的住宅地面積嗎？村民原有住宅地超標面積的，可以高價有償交回村委會。自家住宅地面積達不到85平米的，可以向村委會購買。這樣全村人建新房的積極性就調動了起來，賣住宅地和買住宅地的人都有了，村委會從中也賺了差價。村委會重新規劃了住宅樓，重新規劃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村委會把村里旮旯邊角閑散地整合起來，由工程隊墊支建起了一排商品樓，以成本價分配給相對經濟條件不是很富裕的村民，這樣保證每個村民都有新樓房住。新建了一個農貿市場，村集體每年可以收入130多萬元租金。村民建樓，村委會不指定建筑隊，由村民自行雇用，免得村民說閑話村干部從中吃了回扣。但村委會要對進村施工的工程隊審查資質，要求每個工程隊預交工程質量保證金50萬元，這樣村委會流動資金也有了。就這樣4年操作下來，在沒有政府和社會投資的情況下，舊村改造成美麗的村莊，村民平房改建成樓房了，村里道路全部硬化了,道路兩旁栽花種樹，安上了路燈，全村亮化、美化了起來。村里的祠堂變身為全村文體活動中心。村民在祠堂里打乒乓球，舞臺上唱歌跳舞，在廣場上扭秧歌、跳廣場舞，甚至連民兵訓練活動也搞了起來，每年春節還主辦村級文藝聯歡演出，并主辦過全鎮乒乓球比賽。好溪村還在到赤巖山路和到高速公路引線路邊載種了四千多株芍藥，進村路成了為美麗花帶，美化了環境，吸引了游客。2020年，他們把即將坍塌的鄭氏祠堂進行了維修重建，祠堂建筑面積約1000多平方米，已經作為黨建村史館投入使用，同時亦是村里旅游接待、商務活動中心；新建了面積1000多平方米的村農貿市場；村里還改造了10000多平方米的停車場，在入村口建了一個標志性建筑。村里還計劃新建6個健身廣場，供村民鍛煉身體。

　　2020年，鄭理堅告訴我，村里固定資產已經達到6000萬元。2021年，村集體同省旅游休閑協會合作建成“瑯琊谷”旅游項目，開始運行，村委會國慶節期間收入近140萬元，好溪村正向集休閑觀光、娛樂游玩為一體的生態旅游特色村轉變。

　　同時期，我們內蒙古在農村搞“十個全覆蓋”建設，為村民修路建房等十個項目主要靠政府投資，而好溪村搞新農村建設，不光沒有政府或社會投資，而且還向政府城建規劃部門交了200多萬設計費。這讓我感慨不已。

　　好溪村2011年村集體收入7萬元，通過10年的努力奮斗，2021年年底，村集體年收入超過350萬元。好溪村短短幾年發展成為美麗富裕的村，其主要經驗：一是村黨支部的堅強領導，團結帶領村民一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美麗富裕的新家園；二是，發揮村民自治作用，村里的事情由村民自己來決定。

　　我是2016年認識鄭理堅書記的，他當時只有40多歲。2016年11月，浙江縉云縣18位村干部在網上發出了致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的聯名倡議書，他們認為“集體經濟的嚴重削弱，村集體無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無法建立公信力，農民一盤散沙，農業細碎化，農村經濟無從發展，農村社會趨于解體。” 強烈要求強化村集體所有權，呼喚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走全體村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此舉被社會輿論稱為18勇士，牽頭人就是鄭理堅。

　　在好溪村村委會辦公室墻上張貼著全村黨員的相片，黨支部每月二次黨員活動雷打不動，黨員在村民中起到了帶頭核心作用，全村人監督評議黨員。鄭理堅本人身材瘦小單薄，說話和氣，不是那種領導強人形象。但他與支部成員密切聯系群眾，就獲得了動員群眾一起奮斗的強有力的能量。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新時期出現的新生事物，形式多樣，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各地有不少人自發到試點參觀學習，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黨支部發揮了主導作用。合作社代表了全村人的根本利益，吸收全村人參加，不能落下一戶貧困戶。這與村民自辦合作社不同，民辦合作社往往是強強聯合，排斥貧困戶參加。也與農民將土地流轉到公司或民辦合作社不同，村民流轉土地只能得到一點地租收入，他們喪失了對土地的經營權，而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入股土地還可以二次分紅，村民在合作社還有發言權。我們知道，各級政府歷年對“三農”工作投資力度是很大的，但是，政府資金往往到了民辦合作社和流轉農地公司的手里，貧困個體農民受益不了，政府支農資金使用實際上是扶強不扶弱，這與黨中央共同富裕的理念不合。而且，容易滋生腐敗行為，一些不法分子勾結政府腐敗人士套取支農資金的現象屢禁不止。煙臺市牟平區小葦子村合作社的事例就很有說服力。小葦子村爭取回建現代化果園補貼資金503萬元，補貼資金進了村委會的賬戶，轉變為村委會注入合作社的股金，大大提升了村集體資金在合作社的股份，而不是向過去一樣直接注入合作社，這樣做的好處是，政府支農資金使集體和村民直接受益，外來公司股份只是間接受益而已。該村呂書記告訴我，三年后，全村入合作社的村民，每戶在合作社的果園資產就能達到70多萬元。果園進入盛果期，一年果品就可收入一二千萬元，這只是一個373口人的村子，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村人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在理念追求上是一脈相承的，黨員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黨組織要起到核心領導作用，帶領村民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但體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人民公社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中，公社占據領導地位。公社是政社合一的機構，公社干部掙的是國家工資，書記、社長是上級黨政部門派來的，他們首先要對上級政府負責，這就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產生亂指揮生產，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人民公社時期，農民連種什么莊稼都得按上級政府制定的種植計劃執行。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雖然黨的領導地位沒有變，但合作社重大事務要通過社員大會上民主決定，而不是聽從哪級黨組織和政府的指令，面對的是市場，上級政府不管合作社具體經營內容，完全由村民自己做主。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半官辦集體經濟，實現的是計劃經濟。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民辦集體經濟、股份制經濟，實行的是市場經濟管理，這是二者之間的根本不同。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體現了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代表了全體村民的利益，將農村土地水利等各種資源整合起來，以股份制的形式吸納社會資本的參與，自主參與社會市場競爭，對接政府對“三農”工作的資金扶助，把村民組織了起來，帶領村民向著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前程光明，方興未艾。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