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減少受災造成的經濟損失，災后如何做到有能力恢復生產經營，是更普遍、更重要的實際問題，應該有常態化的應對措施。這樣，農民面對比較大的自然災害，才能夠心里有底，從容面對。

　　沒有想到，過了中秋節，山西等地還連降暴雨！據悉，自8月30日至10月6日的短短38天里，山西省降水最多的臨汾市有28天下雨，平均降水量達到477.6毫米。全市糧食作物受災面積達到196萬畝，涉及玉米、谷子、高粱、馬鈴薯等作物，成災面積98.8萬畝，絕收面積29.3萬畝，農戶損失巨大。今夏以來，北方地區幾個省多有水災報道。

　　與北方形成對照的是，南方降水偏少。據筆者單位一位到福建省三明市掛職的同事親身體驗，近兩個多月，當地降水很少，中秋節過后，中午的氣溫還是攝氏30多度。他們到多個村莊調研，農民普遍反映，今年的稻谷收成很差。

　　真可謂是北澇南旱。不論是澇還是旱，對城鎮居民生計影響不大，但對農民尤其是主要靠農業謀生的農戶來說，就不一樣了。旱澇對農戶而言，輕則減少收入，重則虧本乃至顆粒無收，一些農戶十分凄慘。

　　怎么辦？我國應急救災能力是很強的。筆者寫這篇短文的目的，不是操心眼下的救災，相信各級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能夠有效應對災情，不會讓災后的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

　　我是聯想到，全國每年都會或多或少出現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導致很多農民受災，除了政府采取拯救生命這類非常時刻的救援措施外，對于絕大多數都能夠在災情中保住生命的受災農民而言，如何減少受災造成的經濟損失，災后如何做到有能力恢復生產經營，是更普遍、更重要的實際問題，應該有常態化的應對措施。這樣，農民面對比較大的自然災害，才能夠心里有底，從容面對。

　　迄今為止，我國農民遭受旱澇等自然災害后，政府能夠采取的措施大體上有三大類：一是財政向災區撥付救災款，二是組織各界群眾捐助，三是組織災區農民生產自救。

　　前面兩類措施不難做到，但都屬于“救急不救窮”的臨時性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災民的問題。根本性措施還是災民生產自救，解決“救窮”的問題，從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角度看，就是防止農民返貧。顯然，這方面的救災措施我們還很不完備。

　　以這次山西、陜西遭受洪災的農民為例，馬上進入冬季，農作物不能生長，讓他們想什么辦法生產自救呢？基層黨委政府能夠替他們想出什么好辦法呢？都很難！無非是組織農民外出務工等等，但城鎮低端勞動力市場早就飽和了，而且很多常年在村生產生活的農民是連城鎮低端勞動力市場也進不去。

　　怎么辦？辦法還是有的，那就是把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融為一體的“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建立起來，也就是把農民按地域、成體系地充分組織起來，成立服務功能齊全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社。

　　“三位一體”中的“三”其實也意味著“多”和“全”，即在這樣的合作社體系中，農民能夠得到從生產到生活、從平時到災時的全方位社會化服務，不僅能夠為農戶提供生產、供銷、信用方面的服務，也包括保險服務。

　　以這次山西等地的水災為例，如果有了“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農民受災補償就會主要由合作社體系中的保險部門來承擔，不僅本地合作社的保險部門要竭盡全力，就是遠在海南和西藏的其他地區合作社保險部門也要照章出錢。

　　而且理賠很容易，村里的、鄉鎮的、縣里的災情發生在哪里，輕重如何，村里、鄉鎮、縣里合作社負責日常生產經營的部門最清楚，陪同保險部門的同事到地里、村里轉悠一圈，就一清二楚，不會發生現在農戶與商業保險公司在理賠時死纏爛打的狀況。

　　“三位一體”合作社的優勢在于，吸收社員按社區、社區上下成體系、服務業靠綜合。

　　這樣，就可以把所有農戶吸收進來，把農戶的所有需求以經營項目的形式納入合作社體系之中，除了不能向農戶收取費用的農業技術指導業務之外，其他所有農戶發生現金收付的服務項目，如購買農資和日用品、銷售農產品、存款和貸款、投保和理賠，都會或多或少產生利潤，這些利潤是歸合作社的，最終都會經過民主管理程序歸社員分享。

　　還以保險為例，合作社收取農戶各種經營項目的保險費以后，會盡量采取措施讓農戶不遭災、少遭災，保費就會轉化成利潤，一部分用于提取足夠的理賠風險準備金，農戶一旦遭災，就及時足額理賠，既能保障眼下生活水平不會明顯降低，又能及時恢復生產經營；另一部分用于支持生產技術服務等無法盈利的項目，為農戶提供全方位社會化服務。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對于農戶而言，就是“肉爛在鍋里”。

　　這種“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模式，在我國最早是由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指導基層農村改革中創造出來的，有興趣的網友可搜索“瑞安”、“三位一體”等關鍵詞了解情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指導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為切入點，繼續推動“三位一體”合作社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幾年來，我到山西等地多次給基層領導干部講過這方面的知識，反響還是比較好的。領導干部們感到，只有這種合作社模式才能真正把農民全部、有效組織起來，激發出農民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共同富裕。

　　據我所知，山西省臨汾、運城、忻州等地都有建立“三位一體”合作社的探索。比如，大寧縣委指導村黨支部領辦綜合性合作社，承接政府在本村的公共工程，試點村平均都可以為村集體創造20萬元以上的利潤，集體為農戶提供服務的能力大為增強。

　　但是，建立“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并不容易，最大難點在于利潤歸誰賺取，由誰分享。所以，筆者認為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各級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的認識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上來，打破現有不能讓農民得利的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格局。

　　但愿北澇南旱的自然災害能夠讓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的頭腦清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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