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6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以后，專業合作社就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并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實踐經驗看，合作社服務農民的效果并不理想。
其重要表現是，合作社的空殼化嚴重。有些合作社是企業和大戶主導的合作社，有些合作社空有牌子沒有運轉，有些合作社沒有績效，純粹靠政府補貼獲取利潤。
盡管，從合作社法制定的初衷看，是為了提高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的能力，更好地服務國家的農業發展戰略。但從實踐上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和經營方式和農業市場環境并不適配。
一是依靠農民自發組織，成本實在是太高。家庭承包制是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農業經營權分散，且農村存在多種經營，農民家庭的情況也很不一樣，這注定了農民之間的合作需求有限。
二是農業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領域，農業利潤稀薄，農民合作組織的抗風險能力有限，這也就導致合作社的經營普遍存在問題。
為了破解農業經營分散以及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問題，山東省煙臺市創造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江宇研究員，在煙臺做了深入的田野調研，完成了《煙臺紀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路》，全景式地呈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歷程。
江宇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比作“新時代的金光大道”，書中的主人公，包括各級組織干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帶頭人，確實體現了新時代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而奮斗的精神風貌。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共產黨人的使命和無私奉獻，使得農民合作事業得以成功。
應煙臺市委組織部的邀請，筆者也在煙臺調研了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書中的好幾個主人公，筆者有親身接觸，他們所表現出的共產黨人的風格，讓人欽佩。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所以能夠遍地開花，在農村扎根下來，并不完全靠的是精神力量，而是有一系列的制度支撐。
概言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解決了合作社如何服務農民的問題。這一經驗的內核是，通過黨組織的領導力和組織力，為合作社賦能，解決其組織成本高的問題。通過激活集體土地所有制，有效對接農業補貼，提高合作社的抗風險能力。
2021年暑期，筆者在武漢市新洲區的項山村調研，發現該村也在學習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該村成立了兩個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
一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武漢市郊的土地拋荒現象極其普遍。村集體因地制宜，利用國家土地綜合整治項目，實現土地規模化和集約化；又通過招商引資，實現了土地的統一流轉。企業付出的流轉費中，村集體收取20%的管理費，作為公益金和公積金，其余80%分配給農民。
如此，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為了分散的小農戶和外部大市場的連接紐帶。由于合作社只提供服務，并不直接經營，合作社的抗風險能力就比較強。
二是勞務合作社。農業企業需要雇傭大量的勞動力。而留守農村的勞動力普遍都是年紀比較大的老人，企業只能采取非正規的方式進行臨時雇工。但企業對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不熟悉，且雇工管理也需要成本，迫切需要村集體提供雇工服務。
村集體組織勞務合作社，解決了雇工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且事實上承擔了勞務中介和勞務派遣的功能，這對留守老人和農業企業都是好事。和土地股份合作社一樣，勞務合作社也是一種服務功能，抗風險能力較強，其組織運轉有效。
項山村的以服務為主要業務范圍的合作社，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條路徑。
當前，中國正在發生農業革命，中國農村也處于快速城鎮化過程中，這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影響：
一是過密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已經不可維系，農業生產不再依靠勞動力的無限投入來實現效益，而是要有合適的規模、科學的技術和合理的管理來提高效益——這就要求有正規化的農業生產主體；
二是小農生產的局限性越來越大，正規勞動力轉移到了第二三產業，農業生產主要依靠老年人——這導致農業生產過程仍然屬于非正規經濟范疇。正規經營主體和非正規雇工市場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對稱性。
黨支部領辦的以服務農業生產為主要內容的合作社，對解決農業革命中的結構性矛盾有天然優勢。
只不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適用邊界。服務性合作社的市場風險有限，但如果合作社直接進入經營領域，則必然要受市場規律支配，合作社的利潤無法保證，反過來容易影響農民參與合作社的積極性。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有效對接國家和市場資源，其能否有效運轉，源自于黨的基層組織定位，但如果不是黨支部領辦，則政府補貼就很可能私有化。
因此，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成功的關鍵，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合作社是集體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防止蛻變為資本的附屬。在這個意義上，基層黨組織和村干部發揚“新時代的金光大道”精神，必不可少。
二是要建立健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制度，準確認識合作社的經營范疇，因地制宜回應當前農業革命需求，是合作社健康順利發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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