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食物主權論壇導語
2020年注定是與糧食問題密切聯系的一年。
上半年我們目睹了隆平高科的上市與轉基因產業化的破局，下半年社會重提光盤行動和節約精神。但糧食問題的內核卻并非單純的技術問題和道德問題，農資工業化和商品化、鄉村空殼化、農民無產化以及過度城市化過程中的去農民化等等這些與當代農業生產者日常實踐和社會地位緊密聯系的問題真正構成了影響糧食問題的結構性主因。
在這一背景下，糧食議題就不再只是一小撮知識精英分內的技術問題，也不是個人化的節儉道德，而是社會思考對農村生產環節的重新啟程。
作者|9527報道
責編|丁卯
排版|童話
十一國慶，我坐上回老家莆田的車，返鄉探望老人和親戚。
老家坐落在莆田涵江區的Z村，進村刷白的鄉間水泥路兩邊是一千多畝稻田地，田邊立著醒目的“基本農田保護區”界碑，流著渾濁的臭水，堆著幾捆剛壓縮準備運走的垃圾，廣闊平坦的平原上雖不見長期撂荒的農地， “雙改單”的現象卻也普遍存在。
日子已過二季稻的播種期，按老農戶的介紹，村里的早稻收割結束后掉落的谷物在水田中繼續野蠻生長，不少的稻田地更是充斥著密集的稗草，無人打理。
稻田里野蠻生長的早稻和雜草
圖片來源：拍攝于莆田涵江區Z村
與典型的季節性拋荒不同，Z村所經歷的更多是稻田的非糧化。
老佘是Z村的種糧大戶，承包了約一百畝稻田地。據他自己回憶，在二十年前，村里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是 “稻稻麥”，即兩季水稻搭配一季小麥。而近十年來“早稻+西紅柿”的模式逐漸取代了先前的耕作方式。
老佘和其他種糧大戶對新模式的選擇既有經濟上的動因，也有生態上的考慮。十年前，多家外地公司進入當地食品加工市場，率先種植西紅柿的部分大戶在收成最佳的時候能夠獲得一畝上萬元的凈收入。此外，西紅柿屬于旱地種植，與早稻的水田種植相結合，能夠繼續保持了農村水旱結合的耕作傳統，既能抑制蟲害，又能保存土壤肥力。
老佘對“雙改單”的執著，按他自己說，主要還是因為種水稻比較效益的低下。如果單純從產量上看，種植雙季稻據估算能夠每畝增產500斤。為凸顯雙季稻在糧食安全上的重要性，如果農戶愿意種植雙季稻，相較于單季稻的收購水平，政府會適度提高收購價格。但實際上，如果以“擔”為單位進行補貼(一擔約等于120斤)，雙季稻的收購價只比單季多出10元上下。另一方面，對于老佘而言，雙季稻雖能夠增加畝產，但也意味著在平日保留兩個管理工人的基礎上，每年還要多增加兩至三個工人。更重要的是，水稻與西紅柿之間的利潤鴻溝，如果以單季稻每畝凈收入300至400元計算，水稻的每畝純收益只相當于同年所種西紅柿收益的15%。
而從糧食生產成本看，糧食生產所需的農資價格每年都在穩步增長，但糧食的收購價格卻基本穩定不變。
對于一般農戶而言，農資商品化的時代中，除了中央推廣的普惠性水稻補貼(約每畝68元)以及地方政府少量的種子補貼外，占生產成本40%左右的一系列農用物資仍需要Z村的農戶自行承擔。而地方政府也往往更傾向于將農資補貼補助投資于能夠產生更高效益的地方經濟作物，而非糧食生產。
在福建靠近山區的地帶，這個傾向則更加明顯，顯然在山地種植水果能夠產生更多的收益。在我居住的福建寧德市F縣，地方農業部門將全年的有機肥料補貼全部用于資助地方特色水果。
F縣的葡萄大棚 | 圖片來源：Google
七年前，外地加工廠的引入在西紅柿種植早期也帶來了可觀的市場需求，個別較早種植西紅柿的村民也曾獲得了不錯的收入。在這樣的經濟刺激下，老佘和其他大戶懷著致富的希望做出了“雙改單”的決定。但七年過去，“雙改單”的決定卻沒有讓老佘一家真正致富。
每年清明節前，老佘就需要駕駛自己的農用三輪摩托到附近的養雞場購買有機肥。有機肥料在老佘的農資成本預算中占著大頭，大約是老佘所有生產支出的20%，價格多年來也在上漲。而事實也證明，農戶對市場缺乏影響力，西紅柿也不比價格穩定的水稻，市場價格多年來波動巨大，一畝虧損幾千元的年月不在少數。
七年過去，老佘一家三口依舊住在農村低矮的三十平米的土房子里，他的鄉里鄉親多把個人土地承包權做了長期流轉。但老佘仍保持著對“雙改單”的希望，盼望來年能更好。
在Z村，只有少數家庭仍維持雙季水稻種植，他們多居住在村莊邊緣，只在靠近自家宅基地的零碎土地上繼續耕種水稻。對他們而言，散戶經營無法與大戶競爭，種得多賠得也多。家庭內部多形成了較典型的代際分工，即長輩在家中務農，年輕人在鄰村的采石工廠或城市中打工。在本村農忙季節，大戶往往需要將工人增至十多人以便精耕，他們中的一部分就結伴為本村的大戶打短工。一些農村已婚女性除了做農業工人外還要從事其他非農的生產活動以換取收入，譬如較常見的是收集廢棄紙板制作一種供農村民俗活動消費的貢品。
由于雙季稻所能帶來的額外收入常常趕不上年輕人外出務工的半個月收入，因此也不再是支持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
大體而言，在Z村，農地非糧化，農民兼業化和季節性拋荒已經成為非常常見的現象，傳統中，糧食生產與農民生活的紐帶在不斷剝離，農民也多不再以糧食生產為主要生計。
農田里的福壽螺幼卵
圖片來源：拍攝于莆田涵江區Z村
在Z村的稻田中，農戶生產水稻不僅要提防病蟲害，也需要防治外來物種。
在拋荒地上，能夠清晰地看到福壽螺的粉色幼卵大量附著在水田上，而它原產于中南美洲。在上世紀80年代曾一度被作為高蛋白水產，被一些政府水產部門和報紙推廣，逐步從阿根廷和巴西引入廣東和福建等地養殖。后因銷路不佳和發現多有病蟲寄生，而被大量棄置于城市郊外，并通過南方發達的水系深入農村水源和稻田。
福壽螺喜好啃食水稻主葉以致稻穗減少而造成減產，在泛濫較為嚴重的廣西地區有統計顯示輕則造成水稻5%到9%的減產，重則減產三成左右。
福壽螺的防治方法雖然多樣，但對不同防治方法的選擇卻映射出農村生產條件和社會關系的變化。
據村民說，約在二十年前，農村防治福壽螺的方法曾包括生物防治，種水稻的老農民家中常養鴨，這些家禽的一大生態功能就在于在早稻生長初期被趕下水田捕食田中過量的螺。但這些家禽除了補貼家用之外，主要用途還是在于堆施農家肥。
圖片來源：網絡
但當Z村農戶為響應 “有機無公害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和政策導向而重新掀起“有機熱”時，土產農家肥由于生產工序緩慢，需要4至6個月較長的腐熟期而被認為與市場供需不適應，不得不黯然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由裝備了烘干機、粉碎機等一系列現代工業設備的中小型養雞養鴨場所生產的有機干屎。
Z村的一些農戶家中至今保留著當年宣傳有機肥料的小冊子，標題往往是地方農業部門關于農作物科學施肥的指導意見，小冊子既登有具體的施肥建議，當然也有一些中型農業科技公司的名字和廣告。對Z村許多推崇有機產品的農民而言，隨著養殖工業化的到來，土產有機肥顯得低效，散戶經營雞鴨也變得不再經濟。
家禽作為農業生態的一個要素本身雖然具有包括經濟屬性在內的多元功能，但當它被資本從農業生產中剝離出來后，家禽內在的“滅螺”的生態功能便被轉化為資本盈利的手段，并重新訴諸于農戶的生產開支上。
隨著Z村種養一體模式逐漸消失，農戶防治福壽螺也不再依靠家禽。
老佘和他的同鄉便將目光更多投向了以化學成分為主的“殺螺劑”，老佘常常能以幾塊錢的低廉價格從一些化肥公司入手這些藥劑。在市面上，以五氯酚鈉、三苯基乙酸錫和四聚乙醛等化學成分為主要成分的藥劑其市場占有率更是高達70%。
但是在老佘近幾年的滅螺經驗中，“殺螺劑”施用量總是在增加，既要在水稻播種前噴灑，還需要在注水灌溉后再多次噴灑，這不僅意味著福壽螺逐漸產生抗藥性，而且暗示農村的灌溉水源或許也被福壽螺侵入污染。
老葉是一位在農業部門工作多年的政府干部。她說，農村的河流治理和人工防治在以前往往是政府主導的運動式治理。鄉鎮一級政府先召開專門的防治工作會議，制定防治方案。村民志愿者主動參與對河流的日常檢查，在農田打下木樁并分工打撈福壽螺，然后運送到統一的處置點，集中處理。
而現在人工防治工作則開始分化，落到了承包地相對多的生產大戶頭上，或者更具體地說，落到了由種糧大戶雇傭的季節性工人身上。每年早稻播種的農忙時節，老佘和短工們不僅要在百畝水田中多次施加化學藥劑，還要戴上塑料手套在水田進水口和木樁上打撈福壽螺并進行銷毀。
傍晚時分，老佘回家拎著外套，在門外的木凳上乘涼。我坐在屋內，遠看他隱約像一只黢黑蜷曲的蟲。
親戚們繼續著往年的家常，聊到收成，老佘嘬了兩口煙，昏暗的光線讓人看不清他的神情，從城里回來的長輩給老佘的兒子做著思想工作，話題大抵是讓他擺脫莊稼漢的工作，逃離農村，到大城市去。這些談話稀松平常，卻也是當代中國農民苦悶生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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