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教授近年來一直關注農村土地制度，對宅基地制度發表了不少重要觀點。他認為，只要放開宅基地管制權，推動宅基地制度改革，實現宅基地市場交易，就能實現財產權，止住鄉村衰敗。

　　劉守英的觀點與周其仁的研究相似，都認為只要將土地權利還給農民，土地一經自由流轉即可產出驚人的財富。不同處在于，劉守英教授涉獵議題多，既講土地產權問題，又講產權與管制問題，還講國家與鄉村問題，還講制度與社會問題，等等。很多時候，各類議題攪和在一起，既像政策又像學術，還不時摻雜價值觀，使得要做專業評議，存在不可言說的困難。

　　我們早年主要從兩個角度，論證土地市場萬能論謬誤，一是土地高價格源于管制而非市場，管制形成的市場是有限市場，與自由市場競爭存在差異;二是人為制造出來的土地價格，會產生極負面的社會后果，政策變遷應注意隱患。劉守英教授研究的新穎處，在于探討土地產權與管制關系，我們遂以其為引子進行具體探討，針對劉守英等人最近發表在《中國經濟問題》(2019年第4期)上的論文，論文題目叫《產權與管制——中國宅基地制度演進與變革》(以下簡稱《產權與管制》)。

　　《產權與管制》建立有研究框架，即土地“產權-治權-管制”框架，他認為宅基地制度變遷的本質是“管制”強化與“產權”弱化，國家頂層設計的“強管制”性，閹割了底層創新并帶來鄉村的“弱治權”，導致宅基地諸類現實問題出現。

　　《產權與管制》將該研究框架操作化，先梳理制度的產權弱化和管制強化特征，再把所有宅基地現實問題歸為制度失效表現。劉守英曾翻譯過《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經典著作，應對制度與社會的復雜互動有了解，何以制度且還是管制制度變化，就會出現幾乎所有的宅基地問題，難道社會只是制度的投射物?如果世間萬物那么簡單，“制度萬能論”真正的存在，那么，國家頒布最嚴苛的刑法，就應該杜絕所有犯罪，事實是這樣的嗎?

　　《產權與管制》認為，當前的改革目標是，在強化國家管制的條件下，推動土地財產權的有限開放，實現產權與管制有效結合。改革效果是，朝著土地財產權方向改，不僅顯化了宅基地的財產價值，而且實現了宅基地有效治理。因此，未來的改革的任務是，弱化國家管制權力，將所有權能還給農民，以私有產權作為目標，探索有效治理形式。

　　《產權與管制》介紹的案例，我們都有去調查過。四川瀘縣的改革是利用增減掛鉤政策，將復墾出的宅基地指標賣給成都市使用，屬于行政管制構建的封閉指標市場。改革確實能引起周邊居民的財產權想象，但是，掛鉤范圍的有限使得要形成一般市場，存在著政策實踐難度。按照《產權與管制》的行文邏輯，“強管制”與“弱產權”是互構的，二者的對立在何種條件下會形成?

　　江西余江改革的核心是發揮村民自治的作用，即鄉村組織動員選舉成立理事帶頭拆除違規房屋，地方政府以項目資源為載體實現拆舊建新。顯然，項目資源的發起者是《產權與管制》所說的國家權力，鄉村組織是國家與鄉村權力混合。從改革過程來看，“強管制”和“弱治權”不存在完全的對立屬性，更多的是“管制”與“治權”如何結合。

　　浙江義烏改革是因為宅基地財產屬性增強，當地為應對宅基地分配、交易和退出危機自發形成的方案，不完全是國家放權的直接社會產物。我們調查的該類案例，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90代，宅基地的有償使用和交易轉讓，帶來的社會排擠和底層怨恨，一度成為當地農民上訪的根源。制度變遷是要解決遺留問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宅基地價格的形成，源于城鄉規劃管制下，房屋價格自發平衡，當120平米宅基地高達100多萬元，論證國家管制抑制土地財產權，就會面臨理論和實踐的悖論。

　　如果《產權與管制》的立意不是純粹學術，而是探討土地管理現實問題，是周其仁所說的“用常識梳理基本面”。那么，“產權與管制”就是面向未來，基于一般經驗探討中國問題。問題是實踐層面，“產權與管制”是矛盾的嗎?按照《產權與管制》的表述，“治權”對應的鄉村社會權力，“管制”對應的是國家公權力。按照研究框架的指向，國家權力包含兩個意思，一是政治學意義的產權，“強管制”對應的是“弱產權”，一是行政權意義的管理，“強管制”對應的是“弱治權”，簡單說來，國家權力的不斷強化，是宅基地問題的總根源，我們要問的是，該常識是哪個國家的經驗。在有私法和公法的國家，私權與公權的對立確實存在，但是，土地域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在美國，雖然聯邦沒有關于土地占有、使用、處置的統一法律，各個地方的土地管理有一定差異，但都對土地財產權的行使權限有著嚴格限制，如受分區管制、航空、水權等判例法限制，土地有效管理的背后首先是國家警察權力強大，而非不受國家影響的基層自治權力。在德國在日本在英國，土地私有產權行使同樣受城鄉規劃、自然資源法等法律限制，個體將土地作為完全的私有產品進行自由市場交易的情況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管理關切社會公共利益，國家權力必須對土地利用管控。管控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出臺行政法律限制，一種是通過警察權力來管理。土地有效管理既來自于法律完備，又來自于國家管制權力的使用。土地產權性質與有效治理之間，存在諸要素的復雜互動關系，既與土地所有制有關，又與土地管理權有關，又與行政與自治有關，因應現實問題進行整體和細致分析，才能找到土地問題的具體邏輯關聯。

　　宅基地制度向何處去，是集政策與學術、歷史與現實于一體的多元議題，學者的使命是發現現實的復雜性并嚴謹分析問題原因，個人的學術經歷不同，思考切入點有差異，研究難免有價值預設，但是，研究過程應謹記韋伯“價值中立”原則，對特定研究的研究框架的科學性有嚴格的思考和證論，否則，研究過程就只能是我們想研究的，難以做到國情關懷、經驗指向與科學研究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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