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內蒙土豆賣難的問題
應該研讀《“十八大”前的感言》
驚濤拍岸
內蒙古五川縣土豆賣難的問題，近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盡管中央及有關地方政府都積極采取措施，調撥資金，幫助農民們盡快出售土豆，至今也仍有大量土豆滯積田地。
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一方面五川縣土豆賣難的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帶有普遍性的。眾所周知，這些年農民種難、賣難的問題各地普遍反映，類似五川土豆賣難的問題并不罕見，僅在河北、山西、陜西一帶，因辣椒賣難，農民無奈將上百萬、上千萬斤辣椒倒掉的事曾多次發生；還有今年春天山東菜農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都深深的刺痛廣大農民的心。
另一方面五川土豆賣難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而是帶有必然性的。由于整個農業生產在產前沒有科學的計劃，產中又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勢必失衡，導致類似五川土豆賣難的問題普遍出現。
目前，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都集中在如何解決土豆賣難的焦點上。
其實，積極應對五川土豆賣難的問題，僅僅考慮賣的環節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解決盲目生產的問題，從根本上杜絕類似五川土豆賣難的問題、類似山東菜農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發生。具體到這方面的認識和思路，建議大家認真研讀三農問題學者何平同志最近在烏有之鄉網和鳳凰網發表的《十八大前的感言》一文。該文感言的第一點就是針對農民種難、賣難的問題講的，作者就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關系，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的關系，計劃經濟、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以及產前、產中、產后應把握的問題等，都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論述。從宏觀方面解決了賣……難的問題。
我們不妨引用來讀這則感言：“（一）、山東農民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不是偶然的，國家市場供求失衡和小農經濟應對市場風險的盲目性和脆弱性決定了這一悲劇的發生。要避免韓進悲劇的發生，最有效的辦法是依靠國家計劃，實行計劃經濟，確保國家市場供求平衡。因為農民只能看到產前個別自由市場的的需求，卻看不到整個國家市場的需求；農民的生產計劃只能著眼產前的自由市場，而不可能著眼于國家市場；農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計劃和生產，卻無法把握所有生產單位的計劃和生產；農民不僅無法預測產后的國家市場，而且無法預測產后的自由市場。事實上，在國家放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生產幾乎處于失控狀態，任何人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所有預測勢必帶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產后的國家市場，只有實行計劃經濟。這樣才能避免產前的盲目、產中的失控、產后的失衡。國家產前沒有計劃，產中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經濟。因此，預測國家市場需求，確保國家市場供求平衡，應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設那么多計劃部門何用？養那么多經濟學家干啥？然而，要保證國家計劃的實施和兌現，則離不開集體化組織，家庭經營下的組織很難統一農民的意志，所形成的狀態勢必一盤散沙，所實行的經濟實際是自由經濟。繼續奉行現有的家庭經營政策，無論采取什么措施，生產將不斷失控，市場不斷失衡，危機不斷頻發，悲劇不可避免。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在顧及國家市場需求的情況下，也很難顧及到每一個地方的需求，這就需要計劃外的自由市場來補充，自然離不開計劃外生產，實行自由經濟。改革前一度時期，我們忽視自由經濟的補充，導致自由市場短缺，但不等于不講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依據國家市場的總體要求，由國家進行引導和控制，而改革后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則是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和機制所引導。可見，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存在，正是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統一，才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 經濟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理想的市場經濟。總之，我們要避免韓進悲劇的發生，就必須依靠國家計劃和集體化組織，實行計劃經濟，但又不能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應在確保國家市場總體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允許自由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從而彌補計劃經濟的不足。”
是的，觀察與思考，應該剝離蕪雜的表象，獲取本質上的結晶。改革開放以來，自由經濟、自由市場成為主體，而計劃經濟和國家市場弱化到了驚人的地步又被認為天經地義。方方面面的，尤其是賣……難的問題陸續出現，人們往往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藥方不少，病癥難除。最近，內蒙五川縣土豆賣難癥結何在？按《十八大前的感言》的闡釋，就明白了，賣……難的問題集中暴露出幾乎完全背離計劃經濟的弊端。
想要走出農產品賣難的困境，就必須依靠國家計劃和集體化組織，實行計劃經濟， 自由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只是作為必要的補充。
附：何平：“十八大”前的感言——來自新型集體化與家庭經營的對比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1109/265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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