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凡是提及共產主義，提及中國共產黨關于共產主義的探索，總會引來有些人的反對。我這個小文也不例外。盡管這只是一篇記錄南街村行游的游記。可見，中共的未來道路有多么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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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信仰共產主義的讀者可以根據以上兩篇文章的跟貼，理解當下的中國環境，以及人心境界。

南街紀行

　　2011年，利用五一放假的機會，我和兩位有著相同志趣的人，展開了一次理想之旅，探訪了一個“理想國”。


　　說她是“理想國”，因為她堅持了集體經濟。村民的生產、經營集體化，村民的分配采用了工資加供給制的辦法。在國家制度廢除人民公社模式30多年后的中國土地上，她的存在全憑了理想的支撐。盡管她只是一個小村莊，但她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遠大理想足可將其稱作“理想國”。她的名字叫南街村。


　　知曉南街村，說來也有七八年的歷史了。最早知道南街村的有關信息，是從網絡上獲得的。之所以關注南街，就是因為她懷揣著共產主義理想。百聞不如一見，我們的行動更是一次求證之旅。去南街這樣的出游不是為了散心、不是為了玩兒，只是為了心中對于理想的偏愛。


　　前幾年，五一還是被稱作“黃金周”的，政府為了鼓勵大家旅游，故意放長假。現在變了，五一只放一天假，加上周末，剛好有三天連在一起休息。盡管只是個小長假，出行的人依然不少。我們選乘的是火車硬座，三個人兜中本來拮據，卻要把這拮據用“理想主義者清廉”的精神勝利法掩飾，這樣倒也釋然。4月30日開始放假，4月29日還在上班，當天下了班才奔向車站買票，早就知道不會有座位。拿著無座的車票登上了由西北開往漢口的列車，車上的擁擠程度不亞于當年發往汪精衛統治下的漢口的列車。“黃金周”沒了，五一的擁擠卻還在。那么多的人，都在四處奔波，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錢。滿列車都在討論錢。


　　南街村在臨潁縣，臨潁縣在許昌與漯河市中間，但屬于漯河市管轄，我們為了乘車方便，多坐了一些路程，直接奔到了漯河市。漯河市與中國的大多數地級市一樣，雜亂，無秩序。從漯河發往臨潁的公交車我們等了足足1個小時。不過，這里是中原大地，公路非常平坦，望著兩邊綠油油的麥田，心中不禁感嘆這是一個養活人的好地方。


　　快接近縣城時，車上的人說南街村到了。我們三個人匆忙下車，一條寬廣的道路已然呈現，道路上面搭了一個大大的拱門，書著南街村的大字。兩側是高大的綠植，道路干凈整潔。這條大道叫潁松大道。沿著潁松大道前行，有一種復雜的情緒涌現：從1980年代廢除人民公社至今，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除了在閱讀教科書和歷史書時才會提起公有制、集體主義，但南街一路堅持了下來。眼前與中國現代化總體進程毫無二致的南街，聯系著久遠的歷史。身為80后，我們三個人從遙遠的甘肅自發地前來參觀，或許連接我們的又是夢。南街企圖實現20世紀大半個地球上的人都曾追尋的夢，而我們呢？我們循著嘈雜的鐵軌聲，尋望歷史殘存的夢，有別人的夢，有自己的夢。


　　我們選擇住在了南街賓館，賓館的設施明顯老化了，但很干凈整潔。賓館所在的空間很安靜。在火車上站立了整整一夜的身軀早已疲憊得要死，眼見有床榻，我們顧不上進食，倒頭即睡。


　　下午兩點半，我們匆匆起身趕到了村黨委辦公大樓，去見提前約好的南街黨委辦副主任段臨川，段是退休了之后依然愿意為村集體服務的老同志。他給我們介紹了南街大致情況。其實他所介紹的東西我們早在網絡上有所了解了，便特意問了一下2008年的輿論問題。


　　2008年，南方都市報對南街村進行了污蔑報道，他們在沒有向南街村采訪的情況下，通過道聽途說的辦法，詆毀南街村，歪曲事實。在改革開放30年的紀念年，放出南街村即將倒閉的反共“大衛星”，至今在發酵。那些抱有偏見的言辭，貌似公允地出現在全國的媒體。讓國內受到資產階級物欲毒害了的人發瘋地轉載批判著。比如說某位村領導死后，辦公室的保險柜搜出了2000萬現金。這真是不可思議的 “客觀報道”。段臨川說：“試問，2000萬元能否用保險柜存放？”就連這樣低能的錯誤，他們都能犯。可見，任何媒體所謂的客觀真實性都有虛假的一面。人們為了論證某個觀點的正確，總要把敵對的事物百般指責，會抓住一點，不及其余。


　　對于輿論，南街的態度有三，一是冷靜的態度，多聽多看多分析。二是端正的態度，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虛心接受批評。三是積極的態度，積極地熱情地接待方方面面來訪者，實事求是與來訪者見面。


　　關于這個報道，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2008年在很多渠道做了以下回應：一是改制問題。南街為了上市融資，把部分村企業變成了股份制，簽訂協議班子成員都持有股份，與此同時，還簽了個聲明，聲明班子成員持有股份為集體股，不屬于個人股，個人不投資、集體投資，個人不分紅，集體分紅。王宏斌說這個可以去查賬，班子成員沒有分紅。


　　二是資不抵債問題。南街總資產26億，銀行貸款15.9億，其它欠賬1.1億，外欠債17億，負債率65%，不存在資不抵債。


　　三是南街企業倒閉半倒閉狀態。2004年南街經濟發展最差，實現銷售收入10個億，2006年12億，2007年14.7億。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南街的企業由2004年的低谷逐步走向了好的發展方向。


　　四是王金忠問題。2000萬現金辦公室放不下，要20個保險箱，南街村辦公室沒有一個保險箱。二奶問題組織也沒有調查落實。王金忠早年有功，不能因為王金忠有錯誤就說南街村黨組織集體有問題。陳良宇出了問題，不能說政治局有問題。


　　五是永動機問題。這是我王宏斌一人獨斷專行、一手操作帶來了經濟損失，在2001年作了檢討，并請求上級處理、請求村民進行懲罰。


　　六是假種子事件。2004年，南街村和航天部下面一個航天育種中心合作搞育種。這個中心沒有經營資質，由其所屬的一家種子經營公司具體合作。南街投入520萬，當年種出種子105萬斤大豆。但南街和育種中心所屬的種子經營公司都沒有種子的銷售資質，南街再次委托東北一個有種子銷售資質的單位進行銷售，結果只給了南街村114萬元。南街也是受害者。種子是航天部研制的，銷售是別人，不存在南街村銷售假種子坑害農民的問題。


　　以上問題，如果南方都市報本著弄清事實真相的目的親自去一趟南街村，可能會核實很多問題，不至于出現保險柜放２０００萬的笑話。問題是，南方都市報卻沒有這樣做。

　　　　段臨川隨后給我們安排了導游，帶領我們參觀了南街的文化陣地、居民樓、企業生產線。南街2010年的游客接待量50萬人次，這個數字比我所在的某市同等級的景區游客接待量要大好幾倍。而我所在市的旅游業可是領導拿著重金在培育的。說明中國人對南街村還是有很濃厚的興趣。


　　在南街的綠化區，植被蔥郁，鳥語花香；在南街的生產區，廠房整齊，生產有序；在南街的住宅區，婦幼祥和，歡聲不斷；在南街的街道上，干凈整潔，車流有序。傍晚時分，我們從南街村的朝陽門穿過，前往臨潁縣城。這個城門曾被人稱為獨立王國的標志，但我們的感受是，南街的人可以隨意進入縣城，縣城和周邊村莊的人也可以隨意進入南街。絲毫沒有什么隔閡。唯一的隔閡就是南街的街道上太干凈整潔、而縣城的街道過于臟亂差。南街的干凈在全中國的城市都很少見，而臨潁縣城的臟亂差是全國所有縣城都具備的。


　　在南街，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的語錄，村里的廣播在早上會播出毛主席論著。在南街的廣場上，還矗立著毛澤東的塑像，塑像周圍立著馬恩列斯的巨幅畫像。這些都是質疑南街村的人反對的。在旅游園區，南街村還微縮修建了井岡山黃羊界、毛澤東故居、西柏坡等毛澤東出生、革命、生活過的景點。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五卷樓。這是一幢塔形樓房，計劃在各層陳列石碑，鐫刻毛澤東選集的內容。但這個工程在大樓建好后，一直未能成型。原因是2004年南街的經濟遇到了巨大阻力。所有這些做法，都有著“極左”烙印。對于這些表面的做法，我也不大推崇。但這種做法是人類所有精神圖騰的表現方式。如果連外化的表現都不愿意做，那內心肯定更不會真正認可。


　　其實，南街人的生活水平、生產方式、人際關系才是對毛澤東的真正告慰，才是對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正實踐。


　　今天，南街村的企業很多，已組成了南街村集團，在宣傳材料上看看憨厚的王宏斌，這個南街集團的一把手，身價數十億，但他自己每月只領幾百元的工資。按照風靡了30多年的理論，他絕對能夠成為一個月薪數百萬的老總。但是，他不是，他的一切都獻給了理想，獻給了南街的3000多口人。人生短暫，如今已是60多歲的王宏斌，用他的理想改寫了一個村莊的命運，他所有的奮斗和理想，只有一個微博的結果------南街的3000多口人沒有經受“新三座大山”的壓迫而人人平等地幸福地生活了幾十年-----但這卻是偽善的某種人不以為然的。


　　當南街用自己的行動出類拔萃地站立的時候，那些偽善者便投來了指責的唾沫。利用銀行貸款的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后被中國人運用了30多年。但南街采用后，被人指斥了。那些對共產主義身懷仇恨的人不容許共產主義信仰者采用他們的辦法擴大再生產；發展為了老百姓，是所有人都公認的發展理由。但是，南街村將近30年的高福利模式讓老百姓幸福自由生活的成果在某些人看來居然是不足一提的。他們只盯著企業主的帳面上有沒有盈余。而南街的企業是集體所有，企業盈余用于企業主-----村民集體，這在某些人看來不是成就。


　　任何事情的發生，總會引來別人的評頭論足。人類在沒有實現大同之前，其實很少有客觀。所以一切評論別人的觀點，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角度看問題罷了。在前往南街村的公交車上，我們有意和車上的當地人問及南街村。一位坐在我身后的肥頭大耳的大哥，他衣食無憂的舉止一看就像一位公務人員或是老板，他對南街大加指責并稱南街的模式不可復制。而我們與身邊一位老太太的交流卻是完全不同，老太太是南街鄰村的，她說自己的地被征光了，每年只有幾百元的生活補助，不打工就會餓死，他自己非常希望生活在南街村，但是她沒生長在南街村，只能說沒那個命運。在臨潁縣城的小飯館，老板娘也是非常羨慕南街村人的生活。由看待南街的不同觀點就可以得出結論，共產主義信仰是更多窮人的熱衷。


　　人類一直沒有消滅窮人。據說孔夫子發明了“天下大同”之說，但他滿是“君君、臣臣、貴貴、賤賤”的思想體系里是否的確有大同理想，是有人駁斥的。但中國的康氏有為的確提出了大同思想。他在《大同書》中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但他的這個想法只是一個夢想，因為他到死沒有找到實現的路徑。而外國人馬克思的大同理念即共產主義思想是確確實實制定了實現的路徑。關于共產主義能否實現的爭論是非常深奧的問題，現今的人類世界，大多人對此表示懷疑。我覺得，不管共產主義能否真的實現，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的理想，絕對是必要的，建設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關注社會的社會主義能讓全民平等地生活，這是不容質疑的事情。


　　推翻中國封建制度的革命先驅孫中山結合康有為的大同書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在三民主義中確立了自己對于美好社會的構想。孫中山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么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又說，“這種把以后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人民對于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


　　物化的表現容易做到，人真正的幸福感卻是不容易構建的。在南街，我們著重考察了村民的生活狀態。我們訪問的一戶人家給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居民樓下那些衣衫潔凈、神情安逸的人告訴我們，這里的一切不是宣傳的神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趙亮是許昌姑娘，2008年，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播出了一期有關南街村的節目，里面提到了趙亮。我們幾個人在南街居民住宅區采訪時，偶然碰到了她。他曾毫不諱言，自己是奔著南街的制度而來的，盡管工資不高，但衣食無憂。有了村集體的操心，村民可以輕輕松松地生活。如今她已成為了南街的媳婦，有了自己的孩子。


　　2011年6月30日，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李亞楠受新華總社委托到南街村采訪。通過對南街村的采訪，李亞楠深有感觸地說：“南街模式不會產生貧富差別，村民的生活處處由集體安排，不像其它地方的農民，事事都要靠自己操心，所以他們在生活、思想上的壓力就小很多。南街村今后的路還很長，任務還很艱巨，希望南街村能夠越走越好！作為媒體，我們會盡可能地宣傳報道南街村。”


　　人類不能沒有理想，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描繪了人類美好的未來，人類應當堅信其美好，并為之奮斗。共產主義的實現路徑，或許也不是唯一的一條。段臨川告訴我，在日本有南街的友好村，盡管不叫共產主義村，但人家的分配、生產經營基本上是共產主義的。從現今人類實踐共產主義的已走道路來看，不論蘇聯、中國還有其他，都取得了成就，也有很多錯誤。比如實踐無產階級專政過程中的民主問題，往往是混亂不堪的。容易讓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真正的惡棍卻逍遙法外。既然是為著人類美好圖景而設計的道路，就應當允許信仰者為之實踐。


　　今天，有識之士正在探討中國如何走共同富裕的問題。有人說，解放后的前30年是堅持共同富裕，但進步緩慢。而改革后的30年是一部分先富，但出現了0.4以上的基尼系數。有人說，改革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改革的過程中忽視了分配問題，應該齊頭并進從才對。有一個研究勞動關系的中國教授曾在蘇聯垮臺后考察過俄羅斯的社會，他的感受是，即便失業了，俄羅斯人也不慌不忙，壓力不是很大。原因是俄羅斯一直沒有放棄給工人公費醫療和免費住房。


　　其實，共同富裕才是人類共同的理想。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說：“馬克思主義者從不拿未來說事，反而是資本主義一直熱衷于倒賣期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反對將共產主義視為‘現實必須為之做出調整的理想’，他認為，共產主義是‘真正廢除事物現狀的運動’”。


　　南街不是刻板的教條者。他們創造的“外圓內方”（外圓就是適應大氣候、依法與市場經濟接軌；內方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內部順民心合民意，遵守村規民約，加強內部管理）治村經驗，在保證物質水平提升以后，沒有出現全國都出現的道德滑坡現象。在1982年全國包產到戶期間，南街迫于壓力也分了田，但分后效果并不理想。沒分前每畝產量1000斤以上，分了之后倒下降了。由此，南街又走了將入地收歸集體的回頭路。由兩個小企業起步發展，至2010年，產值接近20億 。2004年11月，包產到戶發源村-----小崗村前書記沈浩來到南街時，寫下了“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的留言。2005年，媒體報道小崗村還有人住著茅草屋。沈浩積極爭取資金才消滅了茅草屋。


　　2011年5月1日，我們趕上了南街村的升旗儀式。伴著晨曦，由南街民兵樂隊演奏的莊嚴國歌聲中，我們目睹著五星紅旗在南街升起。望著五星紅旗，我望見了華夏的千百萬村莊，我望見了村中的億萬農民，他們衣衫襤褸，清貧如洗。他們是我的父老鄉親。迅即，晨光染紅了中原大地，南街開始了新一天的日子。我們離開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游人陸續趕來。
  附反對文章：有南街說到共產主義

從《南街紀行》說到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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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南街很有名，但我卻不知道，真是慚愧得緊。讀海凹先生的《南街紀行》一文后，才知道中國還有這么一個與眾不同的小村子。海先生說這個村子是個“共產主義小社區”，是他的“理想國”，但從文章的描述來看，它卻不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不僅如此，讀著文章，我心中倒產生了諸多的聯想與疑問。　　

　　首先我懷疑：這個南街的作法是不是作秀、炒作或圈套？文章說：南街村共有3000人，可一年到這個村旅游的人數高達50萬。如果南街實行的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來人的吃喝住行都不要錢，那就不用說什么了；如果南街象中國其它地方一樣收錢，這50萬人，該給南街帶去了多少銀子啊？海先生說他三五天時間就花去了一千多元，這一千多元中投放到南街的該不會少于500吧？如果平均每人按500元計算，50萬乘500元等于25000萬。南街人平均每人就賺了8萬多元……乖乖！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我就懷疑南街領導人的實際用心了。是不是他們故意誘騙年輕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來“朝圣”好賺大錢呢？要知道，中國很大，這樣的左派和理想主義者是很多很多的。（寫到這里，我真想建議我們市也制造一個“南街”，好發展市上的旅游事業。）

　　南街是個“紅村”。據文章說，南街正在實現著“共產主義小社區”。

　　關于共產主義，有必要詳細說說我對它的觀點。說實話，我也很向往共產主義。那么美好的社會，哪個人不喜愛呢？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會走向高度文明的。千萬年后，人類肯定不會還是這么低級，還是這么互相殘殺、互相仇恨、私念裹心、勾心斗角、欺蒙哄騙，為著自己的一點小利益而喪失人性。那時，人們的思想水平與覺悟一定是很高很高的。當然，那時的物質文明也是肯定是很高很高的。

　　共產主義也可以稱為“大同社會”。這不是馬克思的發明，更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它由來已久。這個詞起源于古希臘的柏拉圖之口。五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黃帝就曾經夢想過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華胥國”。中國最古老的書籍之一的《禮記》中對它也有著描述。以后的人，包括“資產階級”的學者在內的人，對它也有著很多的論述。

　　可以說，人類社會最終會進入共產主義或大同社會，這是地球上絕大多數人的共識，用不著當今的“左派”們和“右派”們來進行爭論。

　　問題是怎樣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實現它的途徑如何？這才是人們關心的焦點。

　　對于這個問題，論述與解釋是多元化的。馬克思曾經批判過至少五種不同于他觀點的共產主義理論，象所謂的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共產主義、傅立葉的空想共產主義、巴貝夫的平均共產主義等。雖然批判，但依我看來，在共產主義真正到來之前，很難說清誰的說法正確，誰的說法不正確。

　　對這個社會，外國人早就進行了實驗，那就是著名的“烏托邦”，結果是失敗。不失敗是不可能的。前蘇聯和它麾下的一些東歐小國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共產主義理論，毛澤東不認這帳，罵它們是“修正主義”。最終，前蘇聯的“理想”也破滅了。毛澤東自己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更是使人瞠目結舌。他竟然在六、七億人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輕率地搞起了他的“共產主義”實驗。他先將所有的中國農民都“組織起來”搞“集體化”，成立“人民公社”；前后不到三五年的時間，他就大刮“共產風”，要求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報酬工分制，生活食堂化，勞動力統一調配，勞動果實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加入“人民公社”也是強制性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批斗，斗得你總有一天低頭服軟。

　　毛澤東“跑步進入”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它在理論上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集體化”后，農民失去了土地權利，失去了耕作的自由，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人家讓你種高粱，你得種高粱；人家讓你種小麥，你得種小麥；人家讓你丟下農活去大煉鋼鐵，你就得扔下鐮刀去大煉鋼鐵，糧食爛在地里不干你事；糧食畝產與總產人家讓你怎么報你就得怎么報。產量只能高不能低；報低了，就反你的“右傾”，就拔你的“白旗”、就批判你斗爭你。在這樣的情況下，各級干部就爭先恐后地“乘火箭”、“放衛星”，將糧食畝產報為幾千斤，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按上報數字繳公糧，農民繳不上來，就說是“階級敵人”將糧食藏了起來，就挖地三尺地搜糧。這樣的事情我就經過。我手頭有個資料，就是離南街所在的臨潁縣不太遠的光山縣槐店公社，1959年的糧食產量本來只有1190萬斤，上報數字卻是4610萬斤，公糧攤派是1200萬斤。收不來公糧，縣委書記劉文彩就帶隊來這個公社“狠抓階級斗爭”，第一天就拷打了四十多個農民，當場打死了四人；全縣拘捕了1774名農民，光在拘留所里就死了667人……

　　當時的“集體化”就這么殘酷！這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根據《南街紀行》中的描述，南街人對毛澤東還是很有感情的，還堅持著毛澤東的路線：“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的語錄，村里的廣播在早上會播出毛主席論著。在南街的廣場上，還矗立著毛澤東的塑像，塑像周圍立著馬恩列斯的巨幅畫像。這些都是質疑南街村的人反對的。在旅游園區，南街村還微縮修建了井岡山黃羊界、毛澤東故居、西柏坡等毛澤東出生、革命、生活過的景點。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五卷樓。這是一幢塔形樓房，計劃在各層陳列石碑，鐫刻毛澤東選集的內容。”

　　如果南街還堅持著毛澤東的路線，那么：南街現在是不是還堅持著“無產階級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還堅持著“天天讀”和“早請示、晚匯報”？是不是還在大搞階級斗爭？是不是還在“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是不是還在劃分著“五類分子”？是不是還在“乘火箭”，“放衛星”？是不是還將幾百斤的糧食畝產上報成幾千斤幾萬斤？是不是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讓養雞養鴨？是不是還搞著生產與生活資料的“一平二調”？是不是除“農林牧副漁”外農民什么也不準搞？是不是取消了工人中的“八級工資制度”？是不是還在搞“窮過渡”？是不是春節時農民還在地里大干苦干？是不是農民出村還要開證明，寫上階級成份、表現等等……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說明南街人真的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值得我們佩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說明南街人其實在掛羊頭賣狗肉，至少說明他們對毛澤東的那一套也進行了“改革”，說明他們也隨著大流與時俱進著。別看他們掛著毛像說著毛話唱著毛歌，一副五體投地的虔誠模樣，其實他們也背叛了毛澤東，是毛澤東的叛徒。

　　當然，不背叛是不行的。不背叛是死路一條。

　　南街實行了“集體化”，好象就公平公正平等了。具體情況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毛澤東“集體化”的時代就沒有多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平等情況。　

　　現在，一些80后、90后的年輕人，總是認為毛澤東時代公平公正平等，沒有“三座大山”，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美麗得象是“天堂”。這不知道是從哪里學來的知識？依我說，那時雖然是“集體化”吃“大鍋飯”的時代，但那也是中國六十多年來最不公平最不公正最不平等，對農民剝削壓迫最深重的時代。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那時將人分了好多個等級，很多個階級。每個人都有著“階級成分”，待遇各不相同。動不動就批判就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分子……這些人任人打，任人罵，幾十年來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中，幾輩子抬不起頭來。這些人并不都是“階級敵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為什么這么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

　　就是在“革命階級”內部也有著嚴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現象。比如說，工人與農民都屬于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對他們待遇的差別是相當大的。

　　憑良心說，那時的工人也仍然是“無產階級”，也很貧苦。一般人的工資除了養家糊口外，基本上所剩無幾了。即使這樣，他們比農民好多了。工人之間的工資差異不大，都是四、五十元，可他們每月有供應糧，平時有節假日，可以享受八小時工作制，可以住公產房，病了醫藥費可報銷，老了有退休工資，死了有喪葬費。男六十歲，女五十五歲可退休，退休后就閑暇無事了。

　　可幾億農民呢？公家給過他們一分錢嗎？他們吃的是自己的血汗，病了至多去自己交過錢的保健站要上幾片不值錢的藥片，住的房子得自己修建，平時干活總是披星戴月，七八十歲了還在地里勞動著。死了棺材也是自己買的。那時候，農民想參加“工作”比登蜀道還難。不要說端“鐵飯碗”，干個臨時工都不行，甚至養只雞養只羊都不行。一有天災人禍，成千上萬餓死的都是農民……

　　一樣是國家公民，一樣是勞動者，一樣為國家創造著物質財富，但他們的待遇差別卻為啥這樣大？這公平嗎？這公正嗎？這平等嗎？

　　令人可嘆的是那些姓“左”的同志與80后、90后的年輕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總是在莫名其妙地“憶甜思苦”，看了幾篇瞎說的文章就想像著那時的“好處”來。別人一說就死犟、抬杠。與這些人抬杠真是沒有一點意思。

　　所以說，“集體化”并不一定能造就公平、公正、平等；“集體化”也并不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

　　馬克思認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科技極度發達，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勞動時間大大縮短，社會產品極大豐富。”這里的“高度”、“極度”、“空前”、“大大”、“極大”含意究竟是何種概念，這只能由各人想象了。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要經過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那么，在這個漫長的歲月里，人們究竟應該怎樣做，社會應該怎樣發展才能接近或實現這個目標呢？有人說中國的做法好，有人說前蘇聯的做法好，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做法好，有人說資本主義的做法好……在這多種模式中，我卻認為以當今世界而言，瑞典這個國家的做法最好了，最符合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了，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旨意了。

　　瑞典的社會制度是私有制與公有制并舉，工農業高度發展，以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來解決貧富、公平、公正問題。瑞典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免費的或廉價的；雖然稱為“王國”，但政治上實行的是憲政，很民主，很自由，很安定，很團結，很富足。據說，瑞典自己說自己實行的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求。

　　實現共產主義必須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產品高度發展、提高與豐富。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找到更加切實可行的手段與措施。我認為，在當今各種社會制度中，私有制社會比公有制社會更能發揮出這種優勢，更能產生效率和效益來。

　　為什么這樣說呢？

　　我認為：作為生物體的人，一般都有天生的趨利性。人最大的積極性是靠著欲望和利益來驅動的。人類的生產就是一種趨利結果。勞動的最大動力是利益。在私有制的社會里，人一般是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著。在公有制社會里，人被要求為自己與別人而勞動，那是被動性的。勞動者為自己的利益比為別人的利益而發揮出來的能動性會更大些。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民公社時，社員干定額活時積極性很高，這是為了多掙點工分。干散工時卻“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那時糧食產量老是上不去，與此有著很大關系。）現在，土地分到他們手中了，他們在地里干活，沒有一個胡日鬼磨洋工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為自己干活，偷懶沒意思。

　　正因為這樣，我覺得農村土地的個體承包經營要比集體化好些，生產效率要高些。對于南街，因為了解得不多，所以不敢妄加評論。但我認為，中國的農村這么多，情況各不一樣，他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應該有著多樣性。南街覺得集體化好，就讓他們集體化吧。凡正出自大家的真心實意就行。但不要一說集體化就與共產主義掛鉤，就與毛澤東時代掛鉤。這樣一掛鉤，倒會讓人想起那個荒唐的時代而反起胃口。

　　集體化的生產效率與效益一般會比個體化差，但它也有個體化所比不上的好處。它的好處是有能力搞些單門獨戶所無法完成的工作。比如說興修水利，大機器生產等。其實這些“好處”完全可以在個體化的條件下由政府來補充完善。比如說要干那些事時，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協調，可以適當整合土地，可以拿出錢來幫助農民發展生產等等。政府給工廠企業、公益事業投了那么多錢，為什么就不能給農業和農民投些錢呢？　　

　　總之我認為，要共產主義早日到來，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在自由民主的社會體制下，最大限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效益，最大限度地豐富社會產品和物質財富。而實現這些內容的最佳途徑是私有化與個體化，最佳的調節方法就是不斷地加大社會福利。當福利達到很高的程度時，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放棄私有財產，自然而然地消除私心雜念，自然而然地深化思想認識，社會也就自然而然地公平公正平等，自然而然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依此看來，瑞典的路子是正確的。南街也是一種嘗試，但我看前途并不大。因為在一條還沒有澄清的河流里，一滴清水不可能長期保持它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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