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村社會發展問題的幾點思考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的包產到戶開始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農業生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改革成效顯著，解決了十多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改善了人民生活，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國逐漸把改革的重點放到了城市，而農村的社會發展則被放到了次一等的地位，農村中生產以及其它方面的矛盾和關系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和理順，并且還有發展之勢，這樣的直接結果是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受挫，鄉村中農民棄農經商、棄農務工的日漸增多，這樣，不僅農業生產遭遇了連續七年的徘徊（自1997年到2003年），而且農村社會發展也在一個長時期內停滯不前，使得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日漸突出，這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中較為緊迫的嚴重問題。　　

農村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為了解決農村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為了加快農村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05年12月31日發表了《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的文件，分析了當時農村面臨的嚴峻形勢，規定了一系列政策，為以后的農村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于2006年取消了農業稅，使多項政策向農村傾斜，以此來推動農業生產和農村地區的發展。不僅如此，中共中央更是于200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推進農村發展改革重大問題的決定》，與前相比，這項決定更加深入，在這項決議中，進一步地肯定了農業生產的基礎地位，并且對農村的土地制度、生產發展以及其它各項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下，農村地區較以前有了較快發展，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提高，農業生產得到了穩定，糧食生產連年豐收。但是發展當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和矛盾解決，不把各方面的關系理順，農村地區是不會持久地健康地快速地發展的，本文擬就農村地區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一分析，并提出個人見解，不足之處，敬請有識之士予以批評指正。　　

一   關于農村政權問題　　

在我國現時的農村，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村民委員會制度，鄉村的基層政權機關是村民委員會，對村民委員會負有最直接領導和指導責任的則是縣、鄉（鎮）兩級政權機關，在縣、鄉（鎮）、村這三級政權機關中，鄉（鎮）、村政權機關肩負著對鄉村最直接的領導責任，從而也和農村地區的各項事業的發展關系最大，特別是鄉村政權，其責任更是關乎農村地區各項事業健康發展的大計。　　

由于我國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除去中國共產黨以外的各民主黨派在鄉村都沒有基層的組織，所以實際上我國的鄉村政權是掌握在鄉村的黨的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手中，而村民委員會要接受同級的黨組織的領導，這樣，每個鄉村的黨的支部書記實際上就成了鄉村中最基層的行政權力的代表。在鄉村政權機關產生的過程中，雖然按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及其主任由村民共同選舉產生，但由于民主生活的缺乏，實際上卻多由任命產生，即使有的地方經過了選舉，但由于村民的封建家族意識嚴重，民主觀念淡薄，選舉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家族人數眾多的人員當選，至于人選的政治素質、工作能力等則似乎是忽略的。至于鄉村黨的支部書記一職，卻往往由上級黨組織任命，根本不經過鄉村黨員的選舉，甚至更有惡劣者有先代行支部書記職權而后再行入黨的情況，而在農村的黨的基層組織中黨員的組織生活極其貧乏，有很多黨員根本就是掛名黨員，更不用說發揮黨員的影響力了。以上所述情形雖然不普遍，但也占了相當一部分。這樣產生的鄉村政權組織其代表村民利益、為人民服務、執行黨的政策的結果可想而知。　　

由于民主生活缺乏而產生的鄉村政權組織在建立后其運行同樣由于民主生活的缺失而缺乏對權力的監督，使得權力濫用、貪污腐敗等現象得以滋生，而有些鄉村基層政權機關中的個別干部由于權力缺乏制約和缺乏教育逐漸脫離群眾，甚至走到群眾的反面，引起廣大農民不滿，致使干部和群眾關系緊張，甚至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近年來由于取消農業稅等原因，鄉村政權機關的管理權限縮小，這種情況有所改善，但是也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鄉村政權機關的工作主動性、積極性降低，除了應對上級檢查時候，鄉村的公共事業很少有人過問，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另外，不僅農村政權組織的產生及其權力行使有著這樣的缺陷，而且農村政權機關的機構設置同樣地存在著不完善的缺陷。在鄉村政權組織中，除了支部書記、村主任、會計和婦聯主任等幾個職務外，余者幾乎沒有，他們負責的工作除了上級交代的任務以及計劃生育工作外，其余的如對農民較為大型的的生產、生活、教育文化等工作的組織領導幾乎沒有，而農民的事情除了耕種自己承包的土地之外就是從事個人的工商業或其它個人事業，所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是處于一個自行其是的狀態。農民的組織程度低，這也就成了造成農村社會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的鄉村政權組織嚴重地遲滯了農村社會的發展，必須對這樣的鄉村政權進行極大程度的改造和提高以使它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農村社會發展形勢的需要，才能使鄉村基層政權機關正確地領導農民群眾。　　

怎樣來改造鄉村政權呢？應從以下幾方面來著手。　　

1.                對農民進行民主思想的教育，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在鄉村政權機關的選舉中發揚民主，把一些公道、正直、正派、有創新意識、工作能力強的人選舉到鄉村政權機關里來，使之能夠代表群眾的利益，能夠正確地領導群眾。　　

2.                對農民進行政策法規等的宣傳，讓農民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發動農民群眾對鄉村的基層政權機關要進行經常的定期的民主的監督，使權力的運行不偏離群眾的根本利益，使各項工作符合黨、國家、人民的利益，保證政權機關成員的廉潔性，消除鄉村基層政權的腐敗現象。　　

3.                可由黨的上級機關選派有能力、黨性修養高、熟悉黨的農村政策的黨員到鄉村中擔任支部書記（經過鄉村黨員的選舉并接受監督），這樣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鄉村中由于封建思想而導致的派系斗爭對工作及各種政策執行的影響力，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黨的基層政權機關的廉潔性，還可以降低上級政權機關的人員臃腫程度。同時在黨的基層組織中發揚民主，調動黨員群眾的積極性，提高黨組織在農村工作中的影響力，使農村中的各項工作健康發展。　　

4.                對基層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加強政治教育，提高這些人員的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培養德才兼備的鄉村工作領導者，這是使鄉村工作健康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作為一項長期工作來抓。　　

5.                發揮黨、共青團、婦聯等基層組織的作用，不斷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發揮組織在農業生產以及各項農村活動中的作用，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保證黨的政策的實施。　　

二   關于農業生產　　

農業生產的基本的物質條件是土地。我國在建國后完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土地革命，消滅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然后又逐步引導農民走上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使農業生產擺脫了幾千年來小生產的格局，這樣的集體化的生產方式在當時曾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進步，但是由于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滯后（缺乏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資料）以及農業生產集體化的上層建筑還不牢固（指維護農業集體化生產方式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不完善、思想意識等的薄弱等等），也由于缺乏建設社會主義大農業生產的經驗，更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左”傾思想的干擾，使得農村的集體經濟發展逐漸失去了生機。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省小崗村的分田到戶運動，使得農村的集體經濟一下子陷于解體的境地，較低形式的社會化農業生產又回到了分散的個體的小農業生產的格局。　　

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穩定了農業生產形勢，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當時曾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解決了十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這個成就使得人們以為找到了組織農業生產的“靈丹妙藥”，但是這個“靈丹妙藥”雖然取得了一時的很大的成就，但卻從一開始就不是現代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當時之所以能夠取得農業生產上的那樣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消除了在農業生產中“左”的思想的干擾并且迎合了農民的個體主義的小生產思想，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為生產總比不生產要好，穩定的生產總比混亂的生產要好。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到今天，“聯產”已經消失殆盡，農民的生產形式基本上是以單個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建立在農民的分散的、個體的生產基礎之上的農業生產只能是小生產，不僅與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農業生產相去甚遠，甚至與資本主義的大農業生產也不能相提并論。這種生產格局的局限性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表現了出來，這種表現不僅表現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停滯方面，還表現在它限制了農村社會其它各項事業的發展，造成了農村社會發展的緩慢，所以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不僅嚴重地制約著農業生產的發展，還嚴重地制約著農村社會的發展。　　

那么，在現時情況下，應該怎樣使我國的農業生產邁進到現代化的大農業生產從而發展農業生產、發展農村的各項事業進而縮小城鄉差別乃至消除城鄉差別，將農村社會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呢？　　

首先，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化。經過宣傳、教育，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組織引導農民走上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大農業生產之路。馬克思主義認為：建立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實行社會化的生產，不僅在工業方面，而且在農業方面實現社會化的大生產，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任何的生產勞動都是社會化的大生產或要實行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在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已大為提高的今天，以自然單位作為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化大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了，所以應逐步使農業生產走上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道路，這也是未來消除城鄉矛盾和對立的必由之路。　　

在這里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在中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大農業生產，應該是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而不能走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的發展道路，因為在我國，農村地區人口還占著相當的比重，如果走資本主義大農場的農業生產道路，就將會有很多農民陷于破產的危險境地，引起農村地區的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靠農村土地轉包、轉租等流轉辦法集中土地來發展大農業生產在我國來講也是不現實的，如果那樣，就會使很多農民步入產業大軍，加重城市的就業、住房以及公共設施等的負擔，同時易產生貧富分化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使農民在農業生產提高的基礎上組織引導農民發展一些副業、手工業、養殖業以及輕工業等產業，這樣一則可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二則可豐富和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三則可緩輕城市就業、住房以及公共設施等方面的壓力，四則可綜合規劃農村社會的發展，使農民可以過上城市人民生活一樣的生活，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要使農業生產實現水利化。水是農業生產的命脈，只有有了良好的水利設施，才能合理地利用水源，農業生產才能抵御旱澇等自然災害，才能有穩定的農業生產。良好的水利條件不僅關系到農業生產的發展，還關乎農村地區其它產業的發展以及農村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對生產生活的重要性人所盡知，這里不再多說。現在我國已在許多江河上修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樞紐工程，更在積極地實施南水北調工程，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馴服了江河，為我國合理分配使用水資源奠定了基礎。但是，從農業生產來看，還應該修建一些大、中、小型的農田水利設施。但前我國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還不相稱，應該使農田水利設施與農業生產結合得更緊密一些，建成合理的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水利系統，徹底擺脫水對農業生產的束縛。此外，目前我國農村地區在農業生產上的獨立性分散性也對農田水利建設存在著一定的消極影響，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水平，實現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只有實現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農業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才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才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勞動者的勞動強度，才會使一批勞動者徹底擺脫農業生產的束縛去從事其它生產行業，才會使現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目前的“季節性剩余”達到徹底的解脫，才會在社會上糾正對于農業生產的偏見，才會縮小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在生產上的差別，為消除城鄉對立奠定物質基礎。　　

當前，在我國的農業生產領域，農業機械的使用日漸增多，農業機械化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但是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一，農業機械多是小型，大型機械不多，這是因為一方面農業機械購置者財力有限，要購置大型的農業機械須得多戶農民合作才能實現，自實行農機補貼以來這種狀況得到了緩解；另一方面是因為受農村土地制度限制的緣故，因為農村土地條塊分割嚴重且種植作物不一，使得大型農業機械不能“大顯身手”，所以即使有大型機械，在生產中其效率也打了折扣。二是由于農村的土地制度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生產單位基本上是一家一戶的個體，所以在農業機械的購置上，重復率較高造成農業機械很大程度上的閑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生產資料的浪費。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對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推行也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　　

第四，要實現農業生產的科學化。科學技術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生產力，它對生產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其重要性不必多說。當下在我國農村，從種子的選育、土地的利用到種植管理等的農業各個生產過程各項技術不斷進步，科學技術的應用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增產效益非常明顯。但是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技術的研發主要受市場機制的利益驅動，覆蓋范圍還不夠廣泛和深入，各研發機構還缺乏協同，這樣既延緩了科學技術的研發速度，又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科技資源，應該對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發加以整合（對其它各項科學技術也一樣）給予整體規劃，加快其研發速度，增加其覆蓋范圍；二是由于農業生產體制的問題，農業生產較為分散，農民在生產上組織性較低，且由于農民在科學文化修養上的個體差異性，其對農業科技應用的自覺性主動性較差，致使農業科技還不能大量地應用到農業生產中；三是農村地區缺乏統一的農業生產科技的應用推廣機構，以致農業科技與農業生產聯系不夠密切，應該在農村地區建立農業科技的應用推廣機構并加強領導，使農業科技應用到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中去，以發揮農業科技的增產效力。　　

以上所說的在農業生產方面實現社會化、水利化、機械化、科學化是農業生產實現現代化的必由途徑，這四個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它們之間互相約束又互相支持，其中生產形式的社會化是基礎，是主要的，它制約著農業生產水利化、機械化、科學化的發展，反之，農業生產水利化、機械化、科學化的發展趨勢又要求實現農業生產形式的社會化。上述四點如果得以實現，農業生產力水平必然會有大的發展，農村地區的發展速度也一定會加快。　　

三  關于種植結構、布局調整以及農村地區的其它產業　　

促進農民增加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除了提高農業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而外，還有一個種植布局和種植結構的問題。在目前的我國農村，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的結構和布局都受到市場的影響，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農產品的種植結構和布局都受到價值規律的限制和調節，由于分散的農民商品信息渠道不暢通，而市場又處于一個不斷變動的狀態，使農民的種植預期與市場的供需常常不相吻合，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農產品種植上的“扎堆”現象，以致某些農產品供給過剩或供不應求，使一部分農民或因種植對路而收入豐厚或因種植不對路而遭受損失，而經過此次波折后又往往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即使現今時代由于信息手段的進步，但信息多反映的是即時的市場訊息，其調整的多是今后市場資源配置，雖然農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理性在增強，但面對市場利益的誘惑，農民的個人投機心理還是促使他要去試一試。利益的驅動增強了農民種植的隨意性，農民基于個人對市場預期的自由生產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某些農產品的過剩或減少，這種現象，如2008年南方出現的柑橘生產過剩、2009年兩廣地區的香蕉生產過剩和2010年我國大豆及甘蔗的減產等就是如此。雖然在商品經濟社會中，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商品的市場價格的波動在一個較長的平均時期內始終圍繞其價值，但是“市場價格的變動達到互相補償所要經歷的平均時期，對于不同種類的商品來說是不相同的，因為供給適合于需求這一點對某種商品來說比較容易，而對另一種商品則比較困難”（馬克思語），而農產品的種植調整不比工業，多是以幾個月或半年、一年為周期的，即使是在信息發達的今天，對處于市場低端的農業生產行業來講，它對市場信息的感應能力與工業生產對市場信息的感應能力相比較是比較遲鈍的，市場對其種植調整的反映也是遠比不上市場終端對商品的需求反應迅疾。所以如果完全依價值規律對農業生產進行調整，則不僅會引起農民收入的波動，使農民在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阻時由于損失而造成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挫，而且會影響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　　

再則，每一次這樣的農產品供需危機，都會使那些處于市場中端或高端的投資者獲益，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產品卻往往成為投機者用來牟利的工具，而處于市場低端的生產者則往往獲利微薄或遭受損失。此外，那些大宗的非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在價值規律的制約下，在市場需求的影響下，不斷流通，不僅加重交通運輸行業的負擔，造成交通資源或能源的消耗增加，還會在流通中不斷增加價格，加重人民生活的負擔。　　

對于農村地區的其它產業諸如傳統手工業、養殖業、林果業，蔬菜生產行業等來講，農業生產的發展是其發展的基礎，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也由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的拉動，農村地區的其它產業也發展起來了，這一方面繁榮了農村經濟，增加了農民收入，另一方面也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這些產業的發展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方面由于生產者受資金、管理、技術等的限制，致使這些產業的發展還不夠穩定；另一方面則由于市場需求的影響使得這些產業或有時快速發展或有時遭受挫折，這方面和農業生產受市場因素影響一樣，二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樣的情況往往會給從事這些產業的農民帶來兩種結果：或者受益或者受損失。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生產及農村地區的其它產業如果完全聽憑價值規律的調節，給農民帶來的結果只能是一部分農民受益另一部分農民受損，或者是農民的收益或受損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波浪形發展，甚至還會出現極端的情況，這樣就會出現嚴重的供求失衡或市場動蕩，無論怎樣，這種情況對我國農村的整個生產來講都是不利的，這不僅會浪費土地資源，還會浪費人力資源，所以，對待市場需求調節調節市場來講，完全聽憑它的“調節”是不正確的，我們對待經濟規律應該象對待其它領域的規律一樣，當我們能夠認識它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使用我們的手段來限制它發生的范圍和程度，否則我們人類也太怯懦了。　　

所以，對待農業生產和其它產業應該加以一定程度的統籌規劃，通過組織和引導，區別生產的地域和種類，保持生產的穩定發展，保證市場供給，促進農民收入穩定增加，通過適當的市場調節使產品合理流通，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要。而要達到這樣，農業生產必須要實行社會化的大生產才能實現，社會化大生產是現代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　　

四   關于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和教育　　

農民的需求是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當農業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提高，農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保障提高后，農民對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會相應地提高。長期以來，一是因為農業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適合生產發展需求應有的高度，二是因為農民作為分散的生產者，其作為小生產的特性就規定了農民文化多是個體的無組織的特點，三是因為我們農村的政權機關以及文化管理部門多是注重于經濟發展和政策性事務以及城市人民的文化需求（這是因為城市人口較為集中的緣故）而很少關注農民的精神需求的，這樣一方面是使得農村的原有文化不能滿足農民不斷提高的需求而逐漸趨向消亡，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內，另一方面是包含現代文化元素的適合我國廣大農民需求的新文化還沒有建立起來。農民在勞作之余的文化生活是落后和貧乏的，許多低級的、封建迷信的所謂“文化”充斥在廣大農村地區，他們享受現代文化氣息的途徑除了收音機、電視以外（電腦雖有但不普遍），幾乎沒有其它，有很多農民有相當多的時間是在麻將桌上，農村文化的內容是貧乏的，形式是單調的，符合農民時代需求的新的文化無論內容和形式都不能滿足都不能滿足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求，這也成為年輕一代農民不愿呆在鄉村而大量涌入城市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應該在農村地區掃除那些落后的、迷信的甚至迎合農民低級趣味的所謂“文化”，用先進的、科學的、高尚的文化去占領農村的文化陣地，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破除不合時代要求的陳規陋習，并由此影響和教育農民，使農民摒棄和掃除落后文化，擺脫落后文化的影響，接受先進的健康的文化，形成良好的精神風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造就既掌握了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又有較高道德和文化修養的新一代農民。這項工作應該是有組織有目的的主動來進行而不能全依農民的自發需求，如果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完全依從農民的自發需求則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那就是要聽任農民不得不接受那些落后的、迷信的、反科學的甚至腐朽的文化的影響，所以必須要經過積極的組織和教育使農民自覺自愿地接受先進文化而摒棄落后文化的影響。　　

農村地區的教育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應該包括對農民的教育。對農村地區的學校教育，人們關注得比較多，我不來多說，我們主要來探討一下對農民的教育問題。對農民的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項工作是一項關系到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工作。對農民的教育，不僅應該包括對農民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還應該包括對農民進行思想道德的教育、進行方針政策的教育、進行社會主義的法制教育、進行民主思想的教育等等。對農民進行有組織、有目的教育工作，是使農民在文化知識上、思想道德觀念上、政治上、組織程度上不斷提高，造就新一代社會主義農民的必由途徑。當前在我國農村地區，對這項工作還不夠重視，做得還不夠，甚至在有些地區還是一個“盲區”，在我國的封建時代各封建王朝都重視對農民的宣傳教化工作，封建朝廷都有專門掌管宣傳教化的官員，有的地方上還設有“三老”等人員專門負責此事，封建時代尚且如此，在現代的中國就更應該重視這項工作，當然，由于時代不同，社會性質不同，這種教育的目的和內容也會有不同。如果把對農民的教育工作工作做好了，就一定能夠促進農村的和諧穩定，促進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文化和教育在社會領域內，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的，其內容和形式不能不受到一定形態的經濟基礎的深刻影響。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在整個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總是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否認另外一點，那就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起著重要的反作用，這種作用有時甚至是起主要決定因素的作用，不承認這一點就只能是一個機械的唯物主義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穩定和發展，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服務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穩定和發展。比如我們提倡引導農民樹立集體主義思想，而農民的生產是分散的個體的小生產，沒有集體的分工協作的生產形式，在生產中也就沒有對于集體主義思想的需求，反之，即使農民有集體主義思想但其沒有服務的對象，集體主義思想也會消亡，提倡集體主義思想而不建立集體組織只能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可以這樣說：只有集體的勞動和生產，才能促進集體主義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只有有了集體主義思想才能使集體的勞動和生產穩定發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在某種形態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只有二者之間的關系不處于激烈的矛盾對抗狀態，并且經常調整二者之間的矛盾關系，使矛盾著的雙方彼此適應，此種形態的社會發展才會較為穩定，我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也要注意經常地調整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矛盾著的兩方面入手，使它們互相適應對方，這樣我們的新農村建設才會健康穩定。　　

五  關于農村地區的人口問題　　

眾所周知，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在已達十四億多，人口數量問題已成為我國經濟建設中一個突出的矛盾，為此，我國政府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就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減緩了我國人口數量增長的速度，這項工作成效是顯著的，但是人口形勢依然是嚴峻的。　　

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面臨的困難主要的來自農村地區。那么影響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在于中國傳統文化及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主要是封建的個體的生產占重要地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中國社會中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多子多福”以及重男輕女等思想在廣大群眾的思想中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個因素在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初期曾經起過很大的阻礙作用，但近年來，隨著宣傳和管理的深入及各種有組織的配套設施的逐步完善，還由于撫育子女的經濟負擔增大等因素的影響，傳統的生育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其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抵制作用也在逐步削弱，這已經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了。其次，由于我國的農業生產體制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勞動主要由家庭內成員來承擔的緣故。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最初的形式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聯產早已名存實亡，農業生產形式基本上是一家一戶的獨立生產，這種狀況不僅使得大型的農業機械難以推廣，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較低，同時也使得農業生產中缺乏互助、合作等的生產組織形式，每個家庭的農業生產任務多由自己家庭來承擔，農村家庭多一個子女就多一份勞動力，尤其在農村中一些重體力活是要由男子來承擔的，一個家庭如果沒有男勞力，不能給別人以生產和生活上的幫助也就面臨著得不到別人給予自己生產和生活上幫助的困難境地，這就是一些農村家庭要多生孩子特別是想方設法要生男孩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農民家庭要多生孩子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出于養老的考慮。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的獨生子女面臨著養老的巨大負擔，這不僅在農村，在城市也是這樣。在農村由于生產的獨立和分散，農民缺乏必要的組織，農民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單位獨立的，自從農村的集體解散以后，原來的“五保”政策已很難見到，即使有政府民政部門的一些關心和幫助，但這主要是經濟上的，而非精神上的，農民的老年奉養主要地還是依靠自己的子女。在農村家庭，老年農民承擔重要的農業勞動的情況還比較普遍。農民的老年奉養需求不僅有經濟上的還有精神上的，含飴弄孫，安享天倫之樂，這是中國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一個共同愿望，這也是各地雖然建有一些優劣不等的養老院而入住的卻多是一些無子女老人的重要原因。而那些有子女的老人的家庭，一來是子女不愿負上“不孝”的“罪名”，寧肯自己生產生活壓力大也不肯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去，二來是老人也由于家庭親情的心理需要，一般不愿不愿離開自己的子女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去，所以一些農村家庭為了分擔以后自己老年奉養的壓力也要想方設法甚至冒重罰的風險多生子女。西方社會推行的社會養老模式既割裂了親情，又不符合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家庭文化觀念，如果照西方的模式全面推行，一方面將給今后的社會發展帶來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使今后農村的家庭關系產生新的變數——農村家庭關系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提倡家庭養老，兼以提倡社會互助養老。第四，農村人口組織程度低，并且流動性大，這些都給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帶來了難度。雖然近年來計劃生育管理部門跟蹤服務等管理措施越來越完善，但當農民離開家鄉混入人海茫茫如滄海一粟，在計生管理人員視線中消失的時候，計生管理人員也無計奈何，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到外出農民生了孩子以后收取社會撫養費。第五，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實施的一個困難來自于管理者本身。從2000年開始，我國農村地區實行機構改革，一批鄉鎮撤并，財政制度也由原來的鄉鎮包干轉變為鄉征縣管，隨之而來的是農業稅的免除，再加上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在一些落后地區，鄉鎮一級財政非常困難，除了上級撥款外沒有其它經濟來源，經濟支出捉襟見肘，作為計劃生育基層管理機構的鄉鎮一級機關，計劃生育罰款就成為了其“創收”的主要來源，某些鄉鎮機關為了財政創收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就出現了時松時緊的現象，“松”是為超生放行，“緊”是為收取社會撫養費，這導致這些地區的計劃生育形勢非常嚴峻。這種情況當然不普遍，但是如果不制止這種以罰錢為目的作法，將是十分危險的。　　

在人口與發展的問題上，歷來有兩種不同的人口論觀點，一種是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人口論，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論。恩格斯說：“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馬克思更是尖銳地指出：“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和過剩人口增長規律。”并科學地預見到：“人口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象已經對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么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做到這一點”。在馬克思看來，人口的增長規律是和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相聯系著的，這是十分正確的。　　

目前，我國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還面臨著一定的困難，推行的手段除了宣傳教育以外就是就是強制和罰款，還缺乏廣大群眾自覺的響應。怎樣改變這種困境呢？首先，要使廣大農民群眾的農業生產以聯合勞動取代分散的個體勞動，以社會化的大農業生產取代目前的小生產。我這樣說，有人也許會問，這會不會回到以前的生產隊狀況，存在這種擔心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當時的農村集體生產之所以走到盡頭，除了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這個原因以外，還有分配管理制度、“左”傾思想干擾、民主生活缺乏以及其它維護農業集體生產方式的各種上層建筑不完善的因素。現在的社會發展形勢較那個時代已大有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已大為提高，沒有了“左”傾思想的干擾，如果能在農業集體生產的基礎上，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各種上層建筑設施，是能夠使集體的農業生產健康發展的，現在尚存在于我國個別地區的農村集體在生產生活上的優勢就是一個證明。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農業生產的基礎上，才能消除農民在生產生活等方面的后顧之憂，使農民擺脫各種舊思想的束縛，才能促進人們建立良好的道德觀念，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其次，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增強人們的社會公德意識，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移風易俗，引導農民拋棄落后的思想意識，提倡互幫互助，使團結互助蔚然成風。這樣使農民群眾有可能在集體生產的基礎上消除生產生活方面的后顧之憂，使農民生產上無困難，生活上有保障，晚景上不凄涼，這樣讓廣大農民群眾自覺地響應黨和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就不是一件難事了。　　

農村人口問題除了一個計劃生育問題外，還有一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過剩多屬于季節性過剩，這一部分人在農閑時進城務工，在農忙時又回家幫助秋收、秋種，還有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是由于前些年把地退掉或把自己的承包地轉租而專心在城市務工的人員，此外就是一些剛剛畢業的農村學生，他們成為了新一代的農民工，由于戶籍等多方面條件的限制，真正能夠在城市定居下來的農民工并不多。這些農民工的進城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給城市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為城市的建設作出了貢獻，但是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大量進城又增大了城市人口的就業壓力，同時也給城市的住房、交通、教育以及其它公共設施帶來了壓力，只要看一看，每年春節期間交通部門面臨的巨大壓力，就可以想象這些進城的農民工給城市的綜合設施帶來的壓力有多么大！農民工的進城還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留在農村的勞動者多是以老年人和婦女為主，他們在農業生產上較之于青壯年勞動力是有差距的，這也是造成我國農業生產徘徊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同時有些農民工，特別是年輕一代農民工，他們因農村社會發展落后，羨慕城市生活而不愿返鄉務農，這樣就為將來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帶來了隱患，有些農民工即使日后返鄉，也由于長期不從事農業生產，其農業生產的勞動技能也會大打折扣。所以，在農民工進城務工這件事上應該理性地看待，不然將來我國的農業生產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使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受到影響，應該加快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提高農村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的發展水平，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縮小城鄉差別，使一定數量的勞動者愿意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并造就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勞動技能的新一代農民，這樣我國的農業生產才會永遠充滿前進的動力，從而也使我國農業生產的基礎地位更加牢固。　　

六  關于農村的醫療衛生問題　　

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醫療衛生是關系到人民群眾生活的大事情。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持續扶持下，在政府部門的組織領導下,在農村地區推行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看不起病等突出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還應該改進一下。　　

為了使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得到健康的發展，使農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我以為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今后應該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去入手作好工作。第一，建立起適合農村地區特點的醫療體系。對于醫療衛生事業來講，以下的幾個特點是要注意的，這些特點是：農民的居住地比較分散；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農民居住環境不同，其發生疾病的種類及疾病特點也有不同；農民由于其勞動的特點，其勞動中遇到的傷害往往主要就是農業機械或農藥造成的；農民由于其衛生條件以及生活觀念等的原因，其疾病的發生常帶有地域性；等等。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就應該要照顧到這些特點，使醫療服務機構合理分布，使醫療服務設施以及管理等符合農民的勞動特點和生活特點，有針對性地、高效地做好為農民群眾健康服務的工作。第二，加強縣鄉（鎮）村三級醫療機構的建設工作，尤其是鄉（鎮）村醫療機構的建設。這些醫療機構是服務于農民醫療需求的基層醫療機構，對于提高農村地區的醫療服務水平，滿足農民群眾的醫療需求至關重要，把這些基層的醫療機構建設好了，一方面可以使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得到發展，方便人民群眾，另一方面又可減輕城市醫院的救護壓力，應該增加這方面的資金投入，改善其基礎設施，并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提高醫護人員的醫療水平和服務水平。第三，應該在農村地區著力發展公立服務性質的醫療機構，而不是發展以創收為目的的商業醫療機構。目前，服務于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或是私營性質或是公立性質但其工作人員待遇以創收多少來作為衡量的標準，這樣就導致這些機構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非以服務群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主要目的，這樣一來雖然這些機構的服務態度令人滿意，但是卻存在著人為增加農民醫療費用的因素，且不能保證醫療的質量，有些醫療機構不是通過故意增加用藥等手段來加重患者負擔甚至套取醫保資金嗎？有很多醫療機構把醫務人員的工資待遇與賣藥多少來掛鉤，這樣實行的結果是醫療機構或醫務工作者都盼望群眾多生病，這也是許多打著“為人民服務”招牌的商業醫院成了“害民”醫院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時下醫務行業風氣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應加強公立服務性質的醫療機構建設，并且改革目前的薪酬管理辦法，使醫務人員的薪金報酬主要與工作量、工作能力、工作成績、工作態度等相關聯，從而扭轉醫療行業的不正之風，使群眾享受到滿意的醫療服務。第四，在發展農村經濟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基礎上，在農民群眾中提倡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預防疾病的發生，提高群眾的健康水平。　　

近年來，國家在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果能夠在上述四點的方向上再作進一步的努力，那么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農民群眾的健康水平一定會得到很大的提高，農民生活也會更加美好，而做好這項工作同樣地需要農民組織程度的提高。　　

七  關于農村的社區建設問題　　

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落實“村容整潔”的重要一環。把農民居住地加以集中規劃，使村容整潔，既節省了土地，又便于農村教育、衛生、文化娛樂、農民生活等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這對于滿足農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加快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能夠過上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這是每一個農民的夢想，也是每一個農民的美好心愿，但是在任何美好的前景面前，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生產，現實的情況是農民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分散的個體的基礎之上的小農業生產，農民的分散的個體的小農業生產不僅阻礙了農業生產向社會主義大農業生產方向的發展，而且增強了農民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性。就像一切上層建筑都要受到經濟基礎的決定性影響一樣，建立在個體的分散的基礎之上的農業生產方式最終將要決定農民的生活以及農村地區的教育、衛生、文化等的性質和形式。社區建設的公共性與小農業生產造成的農民社會生活的獨立性之間的矛盾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活動中已經暴露了它的影響力。前幾年農村中的沼氣建設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沼氣建設本來是方便農民生活、減少農村污染、優化農村生活環境的大事業，可是由于農民在社會生活中很強的獨立性所造成的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所建成的沼氣池往往是小型的，且分散的建設難以進行有效的管理，這項工作經過一段時期的喧囂就銷聲匿跡了。由此可見，農村地區的社區建設及其公共服務設施是不能建立在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它是應該建立在如同工人階級生產方式的聯合生產基礎之上的，在農業生產上實現社會化的大農業生產是發展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必需前提。　　

社區建設應立足于有益于農業生產發展，有益于農民生活方便且質量提高，有益于農村文明進步，有益于農村教育醫療事業的發展，有益于農村基礎公共設施統籌規劃的基礎之上。農村的社區建設規劃必須著眼于農村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不能是一時之務，城市建設規劃中存在的短視行為不應在農村重演，那種把農村社區建設當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官僚主義的作法更應該大力糾正。　　

農村社區建設是一項公共性很強的社會活動，它與農民社會生活的獨立性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農民家庭作為一個較為獨立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其居住地往往就是其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勞動產品的存放地，如果使農民的居住地成為完全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居住地，則會給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許多束縛。第二，農民家庭往往有家庭副業，如養殖、庭院經濟等，如果使農民居住地成為同城鎮居民一樣的生活小區，則會既降低了農民的經濟效益，又減少了市場供給。第三，目前各地推行的社區建設多以一定區域內的農民人口集中為原則，這對于以經商為主業的農民來講影響有限，但對于以種植農業等為主業的農民來講則有很大影響。由于農村的現行土地制度是土地承包制，如果集中則勢必有農民離開原居住地，遠離其承包的土地，因而不便于農民的農田勞作，并且有可能因此使搬離原居住地的農民改變其種植品種，而不得不種植自己所不擅長的種植品種。第四，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民生活中的燃料還有相當多的部分是使用農作物秸稈，如果使農民住上樓房又在生活中使用新能源，則在目前能源緊張的社會形勢下未免會增加農民的生活支出，不這樣，則在樓房中使用農作物秸稈生火做飯，又顯得不倫不類。第五，在我國的北方地區，有相當多的農民冬季取暖是以燃燒木柴或農作物秸稈來取暖，如果使農民集中則取暖又成問題。第六，在農村地區，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垃圾有些部分則是和小型家庭養殖業或積肥等活動相聯系的，如果使這些生活垃圾象城市垃圾一樣來處理，則會失去其一部分經濟意義，若不集中處理，則農村的生活社區未免失去其一定的建設意義。　　

農村社區建設需要高度的計劃性和規劃性，以目前農民現有生產和生活上的組織性程度之低是不能適應當下的新農村建設的，同時農村地區長期的經濟發展落后，也限制了農村社區建設的進展。只有待農村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目前的分散的個體的小農業生產方式發展為社會主義的大農業生產，農民有了相當的覺悟，農村的社區建設才會得到健康地發展，在這個問題上犯急性病是不行的，操之過急，只會適得其反。2010年11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制止各地逼迫農民上樓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是正確的，單純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而撙節土地的“新農村建設”遭到農民的抵制是不足為奇的。　　

                               于2010-11-20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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