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中國農業正進入一個“兩乏”的困境，推進農業現代化當務之急是盡快打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樊籬，通過鼓勵大農戶承包、農業合作社、引入社會資本等形式，走土地集約化之路，徹底改造中國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解放農業生產力，實現農業與工業的平衡發展，為中國的穩定、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鄧小平同志在革命戰爭年代的這一農業思想，迄今仍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重點。糧食從哪里來？土地。中國有多少土地？現在國家力保的耕地紅線是18億畝，人均1畝略多一點。中國用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糧食不但是口糧問題，還是工業生產和發展的基礎，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中國的農業問題始終是中國最大的問題。雖然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加，世界局勢的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已經淪為絕對的弱勢產業，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困境。

　　自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來，黨和政府為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從免除農業稅到種糧直補，從“新農合”到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初步建立，從對特困農戶的幫扶到農村最低生活補助等等，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對刺激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卻未能發揮預期的作用，農業的根本面貌并沒有發生改變，農業發展的后勁明顯不足，農民靠農業增收的可能越來越小。農業連年增收的背后的真實情況卻是嚴重的“兩乏”現象：一是農民種地的熱情已經跌入谷底，農村的主要勞動力已經向非農產業轉移，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老人和婦女，新一代農民的夢想在城市，對土地沒有感情，不愿、也不能承擔農業生產任務，農業后繼乏人；二是農業新技術在農村難以推廣，化肥、農藥的濫用致使土地質量不斷下降，農業基礎設施失修廢棄，農業承受自然災害的能力已經相當薄弱，大量農田拋荒，農業后繼乏力。自進入本世紀以來，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大增，各國對糧食的關注到了前未有的程度，加之近年災害天氣頻發，中國農業已經面臨著不可回避的困境，農業歷史遺留問題和客觀現實已經把中國農業推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拐點”。從現實情況來看，靠國家現行的政策已經難以解決農業的困境，要改變農業、農村、農民面臨的迫切問題，唯有對農業進行系統性的改革。

　　社會各界對農業實施改革的緊迫性認識是比較一致的，但具體如何改革，目前理論和實踐都陷入了矛盾之中，各方專家、學者、官員眾說紛紜，爭論不休。中央對農業的要求是明確的，“在城鎮化、工業化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期間的一項重要任務，那么中國農業到底要向何處去？筆者認為，推進農業現代化當務之急是盡快打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樊籬，通過鼓勵大農戶承包、農業合作社、引入社會資本等形式，走土地集約化之路，徹底改造中國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解放農業生產力，實現農業與工業的平衡發展，為中國的穩定、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一、危機四伏的中國農業

　　改革開放三十年，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在工業化進程中發展嚴重滯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為制約工業發展、城市化進程和影響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雖然黨和政府屢屢實施惠農政策，但在現行的農業土地制度下，“三農”問題還遠未破題，中國農業危機四伏。

　　（一）連年增產的假象

　　單純從統計數據來看，近年我國農業確實連年增產，但只要稍做分析，我們不難看穿這種連年增產背后的假象：一是我國占世界7%的耕地消耗了世界35%的氮肥，單位面積上的磷肥和鉀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從1984年到2007年，糧食增產了9429萬噸，增長了21%，但化肥的投入增加了3368萬噸，增長了200%。且不說我國氮、鉀等肥料嚴重依賴進口，價格與供應受制于人，安全性無法保證，單就濫用化肥造成的土地板結、產量下降也給持續增收埋下了重大隱患。二是農業的增產與良種技術的推廣密不可分，有關數據顯示，至2010年，我國良種覆蓋率已達95%以上，良種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達40%。但除了雜交水稻技術外，其它主要農作物的良種技術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大型農業公司通過控制中國種業市場進而控制中國農業的苗頭已經突顯。三是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較好，承受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強，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上是只用不修，嚴重透支，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農田水利設施的“紅利”已經基本用完，農業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已經非常薄弱，動輒幾十年、百年一遇的災害天氣不斷沖擊著糧食安全。總之，近年所謂的農業增產其實是由化肥、良種、透支農田基礎設施而來，增產的基礎并不牢固，也沒有可持續性。如果不深入分析農業增產的本質，被所謂增產的假象所蒙蔽，必將影響國家對農業的正確決策，對國家糧食安全造成嚴重沖擊。

　　（二）被扭曲的農民增收

　　近年農民的收入確實是增長了，但這種增長絕不是由農業的發展而來，而是因為工業的發展帶來的工資收性入和各種“反哺”性質的惠農補貼。1985年，農民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占純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6.4%和33.6%；從1985年到1990年，這一格局基本上沒有變化；1990年以后，農業收入的比重又開始緩慢下降，1997年，農業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比重變化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隨著糧食減產、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以及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增加，農業收入所占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農業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的格局進一步演變為45.6%和54.4%。近7年來，農業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近2個百分點。1985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占純收入的18.2%，至2008年已經增長到41.5%，而2010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人均達到2431元，增長17.9%，增速同比提高6.7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貢獻率達48.3%，推動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7.2個百分點。可以說近年農民的增收主要是由這些外出務工人員的工資性收入支撐，所以說連年的農民增收絕不可等同于農業的增收。另一方面，國家一直積極實施農業補貼，但涉及面太廣，例如家電下鄉也補、購買摩托車、汽車也補，最終分攤到糧食種植上的補貼反而較少，這些與其說是補貼，不如說是在刺激農村對工業產品的消費，而且即使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成倍地增加，也不可能跟上或超過社會工資的增長，在工資性收入和農業收入的平衡中，工資性收入的吸引力遠遠高于農業，所以靠單純的補貼絕對不能改變農業的現狀。現在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就是農村的“留守人員”，主要是老人和婦女，廣種薄收，扯去“增收”的面紗，農民的農業收入水平實際是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三）步步緊逼的“逆差時代”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的食品消費結構迅速改變，對肉類產品及食用油的消費不斷增加，直接帶動了飼料及油脂類經濟作物的需求。同時，工業的發展對棉花、玉米等農產品的需求也在急劇擴大。盡管中國主糧生產目前尚能維持一定的自給率，但仍然要從國際市場大量進口農產品。自從2004年首次出現46.4億美元逆差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已經連續七年表現為逆差，2010年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更達到創紀錄的230億美元，比2009年大幅度增長了77.8%。其中，大豆、食用植物油和棉花，這三種產品逆差額占到全部農產品逆差額的167.5%。以棉花為例，我國棉花生產的比較優勢總體上呈現明顯的下降態勢，對外依存度越來越大。2007年全國棉花產量760萬噸，棉花進口246萬噸，進口量相當于國內棉花產量的33%；至2010年，全國棉花產量驟降為570萬噸，棉花進口280萬噸，進口量達到國內棉花產量的50%。此外，2010年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一個重大變化是我國玉米由進出口轉化為進口。毫無疑問，中國農產品貿易已經進入逆差時代，我國農產品正在越來越受制和依賴于國際市場。在農業逆差的背景下，如何保證中國糧食生產的穩定格局，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大問題。從未來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不可能通過國際市場來完全解決糧食問題，中國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農產品自給率。逆差時代的到來，給中國農業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今后的中國農業究竟要以什么姿態面對國際市場、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四）當前農民種田熱情已跌至谷底

　　中國人口多、耕地少，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一家只有幾畝地。生產規模太小，難以發展現代農業，農民僅靠務農也難以致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分田單干的農業模式下，“交夠國家的，留下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而現在農民種田已經不再需要上交國家和集體了，全是自己的，國家還能農業補貼，但是糧價不高，種子、化肥、農藥、灌溉費用的增加，使農民還是賺不著錢。把同樣的人力、工時投入土地，遠不如外出打工收入。2010年全國農民工人數達到2.42億，其中絕大多數是青壯年，是中國農村的主要勞動力，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后，農業生產的主要承擔者就是“農村留守人員”，以老人、婦女和學齡兒童為主，而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就是這些老人和婦女，其中又以老人為主。這些人對農業新技術的使用、新型機械的操作能力及先進的農業生產知識嚴重欠缺，只能是廣種薄收，農民對種田的態度很明確，就是保證口糧，不指望增產賺錢，相比較而言，務工收入更加直接。同時，現在九零后的新一代農民，只能說是“農民身份”，其本質上已經不是農民了，因為他們從小就沒干過農活，初、高中畢了業就外出務工，根本不會種地；對城市生活無限向往，對農村生活非常厭棄，也根本不想種地。這一代新農民工從事的職業以工廠操作為主，而上一代進城務工農民從事的職業往往以建筑類體力工作為主，加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主客觀因素都促使他們要成為城市居民。這種情況在東南沿海、華北、東北等工業較為發達地區和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區尤為明顯。雖然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但從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結構和農業生產模式來看，老一代農民已無力承擔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而新一代農民則不愿、也不能承擔未來的農業發展任務，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熱情已經跌至谷底。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目前達1.77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老齡人口比例將達到17.17%，而這些老齡人口中又有3/4生活在農村，在小農經濟的格局下，當農村老齡人口無力承擔農業生產任務的時候，中國農業將面臨崩潰的危險。

　　農業發展“兩乏”的嚴峻形勢不斷向我們逼近，顯然不是靠反哺式的惠農政策能夠改變的，中國農業已經到了非改革不行的程度。

　　二、中國農業困境探源

　　當前農業的困境從根本上說是由于農業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應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狀況，從“大集體”中解放出來的農民，面對屬于自己的土地（公有私營），生產熱情空前高漲，農業連年增收，不但迅速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基礎保障，促使中國農業產生了第一次騰飛。但是，應該看到它是在特定的制度環境和技術條件下形成的，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制度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從實質上說，當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種權宜之計。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這種生產模式利好已被耗盡，農資投入在農業生產成本中所占比例不斷上漲，農資價格不斷上漲，現有農業新技術、大型農業機械面對一家一戶的零散模式難以廣泛使用，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農民種田的收益長期徘徊不前，農業已經很難為農民增加收入了。適值國企改革，民營企業蓬勃發展，工業化進程加快，大批農民進城務工，通過務工收入，同時也掩蓋了農業生產的困境和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掩蓋了農業面臨的緊迫形勢。當前農業面臨的諸多困境雖然與內外環境有一定的關系，但絕對不是偶然性的、階段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可以說當前農業面臨的困境是生產力、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層面的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給予解決，不但第一產業的健康發展無法保證，而且會影響到第二、三產業，影響到國家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規劃，影響國家的安全和穩定。

　　（一）現行土地制度不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水平

　　在當前生產模式下中國農業本質上仍是小農經濟，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村是薄弱環節，農民是弱勢群體。農戶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組成部分，生產是一家一戶，面對市場也是一家一戶，很難發出集體的聲音，基本上是處于任人宰割的絕對劣勢地位，是這個鏈條上最弱的一環。上游生產資料的生產、銷售廠商是成規模的市場資本，對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農戶幾乎沒有議價能力，聽由賣家定價；面對下游的農產品銷售環節，購買方也都是成規模的市場資本，農戶也是沒有議價能力，雖然國家在保護農民利益方面著力不少，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很難發揮明顯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論述，購銷權是市場經濟對商品生產者的天賦權利，市場經濟要求商品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并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商品銷售渠道和網絡，以維護自身的應得利益。然而，在農業領域，盡管我們已經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但是農民作為生產者，市場經濟天賦給他們的、可以保護他們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生產采購和營銷權力卻因為生產規模太小，又沒有在經濟上組織起來而長期受到忽視，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農業完全市場化了，面對市場需求和價格的變化，分散的小生產者沒有能力逆向操作。而無數小農順向應對市場變化，反而更會加劇市場的波動。最近，京魯豫等部分地區蔬菜價格迅速下跌，出現“菜貴傷民，菜賤傷農”的怪圈，許多農民自毀菜田，甚至發生自殺事件。頻頻出現的此類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警示我們，市場信息瞬息萬變帶來的風險和中間商的盤剝，不但使農產品價格政策目標的失衡和扭曲越來越嚴重，也使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很容易受到利益上的損害。

　　近年雖然糧食價格在不斷上漲，但農民種地的收益卻并未同步增長，農資價格的大幅增長，工業產品價格的增長，都稀釋了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農產品價格無論高低，到農民手里的錢都不會增加。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勞力已經變成了老弱，他們缺乏學習、掌握、使用先進生產技術的熱情和能力，而且零散的土地經營形式，大型農業機械使用效率極低，難以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進行有效的投入和管理，應對自然災害的自救能力很弱、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與外出務工、養殖業相比，種植業收益日益低下，農民更加不愿在土地上投入過多資金、人力，除了必要的種子、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民對改良土地、農田水利等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少，許多地方出現農民種懶田等粗放種糧行為，能種兩、三季的只種一季，甚至撂荒，農業有重新退回靠天吃飯的趨勢。

　　（二）現行土地制度不利于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

　　目前中國大多數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相對于世界各種農產品主要出口國都比較弱，雖然某些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強，卻也存在質量不穩定或呈下降趨勢等情況。制約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因素固然很多，既有產業內部的直接和間接因素，也有產業外部的商業環境因素，但從根本上說，諸多因素均受制農業土地制度安排。在以人力要素為主的小戶分散經營模式下，進行市場信息的收集與反饋，技術的推廣，生產標準化管理，質量的監控等難度較大，進而造成農產品生產效率低下，生產成本提高，這顯然已經不適應當前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從經營方式講，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無法跟發達國家大規模集約化生產相競爭，農業生產規模小、勞動力素質不高和生產效率較低等問題正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競爭力的提高。而耕種面積過小，不但效率低下，還直接影響到科技、良種的推廣和機械化耕作技術的應用。

　　（三）現行土地制度不利于工業化進程的健康穩健推進

　　現在我國工業不斷向重點區域集中，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后，環渤海經濟圈建設已拉開序幕，中西部地區工業也向著重慶等重點區域集中。各地改變企業分散的格局，積極推進企業入園進區，企業都向工業園區集中；在企業集中的基礎上，農民開始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在東部工業較發達地區，靠近工業集中區域的農村新型社區也得到了同步發展，由于靠近工業集中區，與就近打工、從事第三產業相比，耕種零散的土地對“上樓”后的農民根本沒有吸引力，所以越是靠近工業集中區，土地撂荒現象就越嚴重。所以，與工業集中相對應，土地必須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否則，工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將失去牢固的基礎，因為土地生產的不僅是口糧，還是工業原料，人們日常的衣、食兩大項基本消費，更是與土地生產直接相關，如果任由農業在邊緣化地位徘徊，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四）現行土地制度不能支撐城鎮化發展

　　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歷史的必然，但從目前看，由于土地制度的制約，農村城鎮化加快發展的基礎還不夠牢固。在現在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下，大型農業機械化作業難以實現，每家每戶都要擁有基本的生產農機具和畜力，進入新型社區后這些傳統的生產工具會馬上淘汰，傳統的農業生產將無法組織。可能有人會說現在農用機械很普及，從種到收都是由農用機械完成，雖然這是現實情況，但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規模農用機械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在農民完全失去自己耕種和收獲能力后，從種到收完全靠市場，規模農機具掌握者的強勢地位會進一步強化，農民完全失去議價權力，農民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強化，農民種地的利潤空間進一步壓縮，必將進一步影響農民的種地熱情；二是在一家一戶的零散土地上，大型農用機械效率很低，運行成本很高，甚至很多地方還無法使用農用機械。所以，一旦農民大面積“上樓”，現有的土地經營模式必然無以為繼，即使從城市化進程上看，土地經營模式也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五）現行土地制度嚴重影響工業生產水平

　　在當前的土地經營模式下，家家有田，戶戶有地，在飛出農村的農民工身上系了一根線，父母都在農村，家里還有一畝三分地，大多數到了婚育年齡就返鄉結婚、生子，不過請注意，他們并不會長時間留在農村，甘心成為“新農民”，而是在孩子一歲左右留給老人看管，繼續其外出打工之路。但也正因如此，大多數農民工雖然向往城市，卻沒有對如何留在城市拿出長遠的規劃，“候鳥”心理使其在多個企業（行業）不斷轉移，很少能學到一技之長，所以也很難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一方面企業缺人，但真正的缺的是有技術、能勝任工作的人，另一方面還有大量的農民工找不到適合的工作，找不到收入高、保障穩定的工作，所以當前一面是用工荒，一面是就業難，其根源就在于新農民工雖然夢想在城市、向往城市，但又感覺自己的根畢竟在農村，對向產業工人過渡缺乏自主意識，缺乏長遠的規劃。所以不改革農業土地制度，不讓一部分有條件的農民離開土地，工業也將面臨著工人素質低下、不穩定等問題，影響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六）現行土地制度正在逐漸使中國農業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

　　“基因是未來的貨幣”，它正成為發達國家在業已完成能源壟斷、資本壟斷之后發展新壟斷的特點。當前，以轉基因技術主導的農業正在改變傳統的種植業格局，美國等西方農業發達國家，借助其發達的農業研發機制，從控制種子、農藥等方式上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進行控制。擁有專利的跨國種子企業不允許農民自行交換種子，為此甚至使種子絕育，剝奪農民自行交換和保存種子的權利，以迫使農民必須購買貴得多的專利種子。今天十家跨國公司已經控制了全球種子市場的32%以及全部的轉基因種子，市值達230億美元。我國商業化種植的8個轉基因水稻品系中，沒有任何一種擁有獨立的自主知識產權，全部控制在美國孟山都、德國拜耳和美國杜邦三家跨國生物技術公司手中。我國糧食生產主權正在加速喪失。現在小麥、玉米、棉花、蔬菜等主要作物的良種均由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其通過控制技術知識產權的方式壟斷中國農業的格局已經相當明顯。同時，除專利外，轉基因專用除草劑、化肥也幾乎控制在人家手里。現在跨國公司已掌握我國植物油的定價權，中國的大豆已經被美國所控制，教訓極為深刻，如不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一旦水稻、玉米、馬鈴薯等主要糧食作物淪入大豆的處境，中國主糧生產將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西方發達國家有相當一部分農業生產企業，以農業生產為依托，進入農業研發領域，搶占市場。現階段中國涉農企業完全無法與之競爭，因為這些企業既在規模、效益、技術上無法與之抗衡，又沒有土地依托，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是必然的。國家相關科研機構找不到有規模的土地經營企業合作，靠政府行政配合又無法應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其它工業企業由于從未涉足土地生產經營，對農業研發既沒有基礎，更沒有動力。

　　各級官員、各界學者、專家對農業存在的上述問題的認識是統一的，贊同的，但是對解決措施卻是莫衷一是，在微觀層面有人認為應該加大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增加各種農業補貼，增加惠農貸款，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宏觀層面上有人認為應該將農業土地全面推向市場，實行完全的市場化運作，甚至實行土地私有制。從總體上看，微觀層面的辦法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肯定無助于農業根本問題的解決；宏觀層面上的建議，基于農業的弱勢地位，對農業土地實行完全的市場化運作，不但農民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而且還會造成土地的失控、農業的失控，直接影響社會穩定，我們經不起這個折騰；至于實行土地私有與我國的基本國策相違背，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相違背，更加不可能。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必須進行改革。其實，早在1980年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初期，鄧小平同志已經預見到，包產到戶作為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集體化生產仍是必然趨勢。他在　1980年5月31日　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指出，“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因此包產到戶決不是一成不變的萬能良藥。小農經濟形態已經代表不了先進的生產力，中國的農業最終還是走集約化的道路。現在各地出現了很多通過土地轉包向種糧大戶集中，通過自發整合向合作社集中的現象，都是農民適應新形勢的自發創造，從本質上說今天農民自發的“統”和當年小崗村自發的“分”，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生產關系自主適應生產力的表現。黨和國家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為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提供了基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建立更為農業土地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先行基礎。所以，改革的積極推進與改革的審慎并不矛盾，關鍵是要順勢而為，現在進行農業土地經營模式改革的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現在改革是主動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如果錯過這個時機，等到土地、糧食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穩定和安全的時候再改，中國必將為之付出慘痛的代價。

　　三、因地制宜，梯次推進，走土地集約化之路

　　我國農業之所以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弱勢產業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業生產率低下。而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有效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在目前土地承包經營權由家庭分散擁有、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只有通過承包經營權流轉來實現土地的集約經營。由于土地流轉辦法的實施，土地的集中已經具備了政策基礎。而工業用工需求的不斷增長，則為土地集約經營、勞動力轉移創造了條件，既提高了土地的生產效率，又能為工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加快工業的發展。中國面積大、情況復雜，地區之間差異大，我們搞改革應該因地制宜，根據各地的情況有計劃、有步驟地沿著土地集約化經營的方向積極穩健地推進。

　　進行土地集中經營有以下三種形式：

　　（一）以農戶參股的方式進行土地集中

　　雖然土地是國家公有，但承包到戶后在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土地的經營權、使用權已經是農民個人所有。農村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成為了“農民工”，在一定意義上講，農民工就是持農業戶口的產業工人，其中八零后的農民工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了成熟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對土地的興趣越來越少，自家的土地要么由留守老人耕種，要么承包給他人，甚至直接撂荒。這種情況在工業較發達地區尤其普遍。任由土地低效率地耕作、荒蕪，不如將土地集中起來，由有能力的種糧大戶或幾戶聯合，實行集約化耕種，農民以土地參股，按一定的比例分紅，讓不種地農民安心地離開土地外出務工，而且每年還能從自己的土地上獲得一筆固定的收入。這種方式的優點：一是整合后的土地經營者，可以發揮其資金、技術、設備等優勢，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糧食產量；二是勞動力轉移效果顯著；三是這種方式適合以自然村為單位，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市場化運作，農民自由出讓土地，通過合同的形式確定收益，操作比較容易。現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土地轉包和租賃行為，其本質就是一種參股的低級形式，是農民順應外出務工、發展養殖業以及向各種非農產業轉移的大形勢下的自發創造，其實早在土地流轉辦法實施之前就廣泛存在了，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以村社合作的方式進行土地集中

　　參照以前農業合作社形式，以村為單位把土地集中起來，農戶入社，不但能夠集中土地，還能夠集中資金、生產資料，按地畝、投資、勞動力投入做利潤分成。這種方式的優點：一是農戶自愿加入合作社，自愿出資，可以由小大到大、由低到高地推進合作社的規模和運作水平；二是勞動力轉移效果也比較顯著，在當前技術條件下土地集中后，按每人耕作30畝的保守計算，全國18億畝耕地，只需要6000萬人就足夠了，轉移出的人口可以更好的支持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使我們繼續保持“人口紅利”的優勢；三是利于引進先進技術，從種到收，從良種的選擇、土地的改良、農用機械的使用、病蟲害及自然災害的防治到農產品進入市場，都由合作社統一組織，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進行科學的規劃；四是這種方式在全國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效果明顯，土地投入減少、產出增加，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有保障，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增加。在這種形式下，農民變成了社員，不但從事農業生產的社員收入會大大增加，從事非農產業的社員，也會吃著地租掙到雙份錢，收入大增。

　　（三）引入社會資本進行土地集中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事實無比雄辯地證明，一個產業若想做大做強，必須引入資本。工業的發展壯大是如此，農業的發展也同樣是大勢所趨。將社會資本引入農業生產領域，對土地進行工業化經營，是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最有效的辦法。對農業最感興趣的農業資本是涉農企業，包括農資生產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大型農場等等，因為對農業熟悉、對農村的情況了解，而且掌握農業技術，這些企業也將是第一批進入農業的資本。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后，不但能實行先進的大型機械作業，減少化肥等石化產品的投入，而且對上游農資和下游農產品加工環節形成對等的市場關系，提高農業在市場鏈條中的地位，保護農業的利益，只有農業的利益得到保證，農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證，因為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后，農民會向兩個方向轉移，一是為農業企業服務，在家門口成為農業產業工人；二是向工業轉移，逐步成為工業產業工人。但是不管農民向哪個方面轉移，即使不從事農業生產，在其戶籍身份變更前，即土地承包關系變更前，其每年都得到一份來自其土地承包出讓的固定收入。

　　從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歷史看，當農業發展到較高水平后，社會資本的進入是大勢所趨。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后，隨著市場競爭加劇和市場監管加強，資本的特性將顯著表現在農產品品牌競爭、農業技術創新以及農業企業管理創新等方面，進而帶動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我們可以預計，社會資本的進入將會使我國農業發展出現新的轉機。屆時，社會資本以集中起來的土地生產為依托，吸納農業人才，或與大學等研究機構合作，設立農業技術研究機構，不但能推進其企業自身的農業生產水平，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還可立足中國地域特點，在種子、農藥等各種農業技術上取得突破，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農業的知識產權控制，提高中國農業安全水平。目前，中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后，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各項準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均為社會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

　　以上三種土地集中的方式，也可以說是土地集中經營的三個階段，是三個由易到難、由低到高的階段，也是中國農業改革必經的三個階段。但不是說非得按部就班的三步走，因為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的情況不同，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采取適合的集中方式，擺脫小農經濟效率低下、與市場脫節的困境，使生產關系更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我國一、二、三產業的格局更加健康。在進行土地集中的同時，再輔以國家的惠農政策，農業的生產效率將得到本質性的改變，取得飛躍式的發展。

　　四、三個偽命題之辨析

　　對土地集中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農業投入、提高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不管是官員，還是專家、學者基本是沒有異議的，但大多認為土地不能集中經營無非是擔心造成以下幾個后果，影響農業安全和社會穩定。下面就讓我們看一下這些擔心是否有道理，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

　　（一）土地集中經營將會導致土地全面私有化，形成土地壟斷

　　這是一種缺乏根據的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我們現在搞土地集約化經營，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保證土地的公有制。

　　就現階段而言，我們所提倡的土地集中，是按照土地流轉辦法進行土地承包權的有限期轉讓，轉讓的是一定期限內的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并不涉及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上世紀八十年初進行的土地改革，雖然看起來是把土地交給了農民，但其實質上只是將土地的耕作自主權交給了農民，農民除了從土地上獲得耕作收益，不會取得財產性收益，其收益渠道非常單一，當然，這主要是由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為當時包產到戶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決吃飯問題。當土地耕作收益在農民收入比重中越來越小的時候，如果再強制農民只能從土地上獲得耕作收益，就違背了客觀規律，制約了農業的生產和發展。筆者認為，國家出臺的土地流轉辦法正是為土地的集中提供了保障，讓農民多了一份選擇。農民既可以親自從事農業生產，也可以把這一權利出讓給其他人，可以是其他農戶，也可以是農業企業，至于出讓給農戶還是企業，對于出讓一方的農民來說是相同的，就是讓外出務工、從事養殖業以及各種非農產業而又擁有土地的農民，在不親自耕種土地的情況下，仍能根據其土地承包權得到一份來自土地的固定收入，配合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醫療與社會保障體系，不但能增加農民的收入，而且可以加快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進程。

　　從根本上說，土地的集中或分散，涉及到的是一個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問題。三十年前，包產到戶的政策把經營權放給農民，但這并不是說，土地就變成了農民的私有財產，在“分田單干”的過程中，“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的原則并沒有發生動搖。同樣的，當包產到戶政策已不再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時，在對土地進行“高水平的集體化”的過程中，不管是由大農戶或合作社集中，還是由社會資本集中，土地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土地的性質根本不會改變，絕對不存在一個私有化的問題。所以說，土地集中經營導致私有化的問題，就是一個偽命題。

　　（二）土地集中經營將會導致土地用途發生改變，糧食安全失去保障

　　持這種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數，他們認為土地一旦集中，尤其是讓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后，地方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一體化，將會導致變本加厲的“重工棄農”現象，由此對農業安全和農民利益構成巨大威脅。

　　土地集中只是近現代農業的要素之一。究竟能不能通過土地集中實現農業生產的全面振興，并增強國際競爭力，還要取決于許許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這其中，政府的決斷力是最為關鍵的。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層層落實責任，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建立保護補償機制，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可見中央力保耕地安全、力保糧食安全的決心是十分明確的。因此，搞土地集中經營，無論是什么方式，其目的都是為了保障糧食安全、保障農業安全，必須確保“農地農有、農地農用”這個基本前提，實現農業本身的增產、增收、增效。

　　如果土地集中可以稱之為一場革命的話，那么它必須是一場“紅線內的革命”。在工業化進程中，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資本并非農村的對立面，農村、農業的振興不可能離開社會資本。以此反對土地集中的人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監督，土地集中化經營以后，不但政府會對土地的用途進行監督，而且土地的主人——農民，更會對土地的用途進行監督。土地集中后的用途就是種植業，這是擺在眼皮底下的東西，不存在監督的難度。況且國家對土地用途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即使土地在農民手里，如果沒有監督制約機制，農民也有動機、有條件去改變土地的用途，但現實情況如何？農民并沒有改變土地用途。這種監督和制約機制對集中經營的農業合作社、農業企業同樣有效。所以，我們認為保護土地用途主要是一個管理問題，根源不在集中或分散，認為集中會導致土地用途發生改變、危脅糧食安全的觀點也是一個偽命題。

　　（三）土地集中經營將會導致農民進退無據，引發社會動蕩

　　持這種看法者顯得比前兩種人要“高深”了不少，他們認為在傳統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終導致了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所以還不如讓農民手中有一點土地，不管是粗放耕作，還是撂荒，當經濟發生大的動蕩、工業蕭條的時候，能夠回到家，靠那一點土地糊口，不會滯留在城市形成不穩定因素，美其名曰“進退有據”。這是一種極具欺騙性的觀點。從歷史上看，在農業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直接誘因大都是由于災荒、瘟疫的流行，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由于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敗，導致朝綱不振，由此引發社會對立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以至朝代更替。具體的土地政策并非一個決定因素。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如果綱紀不振，貪腐橫行，橫征暴斂，必然加重農民負擔，導致民不聊生，當國家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精神，不管土地是集中，還是分散，農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而國家必然面臨喪失政權的危險。在當代社會也是一樣，土地集中還是分散，固然是一個問題，但從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來看，與傳統社會相比已經從主要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政權的穩定與否，最終還是取決于公平正義的政治環境和發達的國民經濟。

　　建國以來，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我國已經轉變為一個工業大國，不論是從產業結構看，還是從經濟總量看，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在世界上已經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中央敢于拿出大把資金來反哺農業的底氣之所在。那么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國的農業可以長期依靠“反哺”而生存下去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能夠成為保持社會穩定的最后根據地嗎？答案是否定的。

　　在日趨發達的工業化環境中，小農經濟注定無法獨善其身。一是因為在工業社會中，土地已經不是農民賴以維持生存的惟一要素，在全球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真正決定經濟布局的關鍵因素不是土地而是資本；二是工業生產對糧食需求日益增加，使農產品越來越具有工業原料的屬性，如果農業的效率不能適應工業化的需求，工業本身也勢必受到沖擊；三是在小農經濟的格局下，內需的啟動始終是一句空話，而內需市場得不到啟動，中國工業的安全性也就得不到保證。

　　某些專家視“土地兼并”如同洪水猛獸。而實際上，在18億畝紅線之外的工業用地，因土地用途的變更，大規模的土地兼并早已開始，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后已經進入到工業和服務業，轉變為產業工人，已經“退無可退”了。而18億畝紅線之內的農業用地，能夠在包產到戶政策的保護下，讓農民工做到“退而有據”嗎？我們認為，是做不到的。在中國目前的工業規模之下，我們不妨作一個最壞的假設，假如國家的工業體系受到嚴重打擊，面臨崩盤的危局，發生經濟危機進而導致大范圍失業，那么如何確保“進退有據”，將不僅僅是失地農民的問題，而是將立即上升為一個全局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有一部分農民固然可以通過返鄉種地自給自足，維持農村的穩定，但是沒有土地的大批產業工人將會退無可退，這更容易導致大范圍的社會動蕩。而且，縱觀中外的近現代史，歷次革命，尤其是成功的革命，反而是工人階級主導的，把眼睛死死地盯在最弱勢的農民身上求“穩定”，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應該看到，在當代世界，靠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世界主要大國，都是既有斗爭又有合作，但主流還是合作，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的兩大主題，這也是黨和國家對世界大勢的基本判斷。而且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不會變，黨和國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不會變，中國到本世紀末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不會變，中國強大的內需市場還沒有啟動，這是一個大的前提。而且中國強大的制造業決定了其經濟彈性非常高，我國經濟以實體經濟為主，而經濟實體化程度越高，抗沖擊性也就越強。同時，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對國家經濟有絕對的掌控能力，中國絕不會出現西方國家破產式的崩潰。所以說，關于土地兼并導致社會動蕩的問題，是一個偽命題。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當前社會上對土地集約化經營的各種擔憂，雖然從特定的角度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放在國家經濟的全局來看確實都是偽命題。長期以來，這些偽命題在社會上長期存在，不斷傳播，成了阻撓中國農業改革的金科玉律，而且演變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因為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對它進行正面論證，政府官員拿它來解釋政策的合理性，可謂是“眾口鑠金”，這些錯誤理論之所以有很大的欺騙性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小農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業還是小農經濟，社會照樣很穩定。保持小農經濟雖然有諸多顯而易見的弊病，但這些弊病短期內尚不會發展成要命的“癌癥”，改革會帶來什么問題誰也不能打保票，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很多人爭做“老成持重”的老學究，不敢發出一點有自我主見的聲音。如果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那么當前中國的最大主題就是改革與發展，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面對國內十幾億的巨大人口、面對八億農民，不改革就不能發展，不獨是工業經濟如此，農業更是如此，農業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農業不改革必然無法繼續發展，甚至不能保持現有的成果。中國的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中國的改革道路上也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但如果沒有三十年來的改革，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版的朝鮮或古巴，在國民經濟改革上、工業經濟改革上我們不是沒有過爭論，現在也有爭論，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爭論要如何改革。為何在農業的改革上卻裹足不前？就是農業現在還能維持，這是一種典型的“拖”字當先的理論——雖然早晚都得改，但是眼前還能維持，不如問題留給后人解決。但是專家能等，學者能等，中國農業、中國農村、中國農民已經等了多少年？還要等多少年？與其以后“死逼梁山”，不如在這個萬事俱備的時候，適時刮一把東風，有條不紊地實施農業改革，這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改革、偉大事業。

　　中央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營和龍頭企業發展”的道路，現在法律上、政策上、農業發展現狀等內外條件都已經具備，并且是相當成熟了，對農業土地進行集約化改革勢在必行，現在需要的是順勢而為。這項改革的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筆者在調研中注意到，2008年開始起步的重慶和成都兩市所進行的統籌城鄉改革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模式，與當初安徽臨泉縣和廣東南海市的土地制度改革大致相同，都是試圖在不動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以帶動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筆者認為，這不是中國農業改革的方向。“十二五”時期是決定中國農業前途和命運的時期，中國農業如果不實行根本上的改革，而是繼續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內進行改良和探索，那么不但將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而且必然錯失良機，使進一步加劇中國農業的困境，甚至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遠景目標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受任期、維穩等因素的影響，土地集約化改革不可能由地方政府自主完成，要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還需要中央來引導，出臺具體的政策，指定具體的負責部門，拿出具體的規劃，研究確定幾個重點的區域，給予特別的政策和關注，在條件較好的地區率先發展，多搞幾個試點，開發一批農業集中經營的特區，總結經驗，為土地的全面集中提供基礎。通過有計劃、有步驟、分步、分階段的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農業生產效率，提高中國農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把農村的生產力徹底解放出來，讓農民工真正轉變成產業工人，為工業發展提供強大的人力基礎，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

　　2011年8月13日　 山東無棣

　　作者：胥祥忠 崔石磊 山東省無棣縣車王鎮胥家村

　　郵箱：[email protected]　希望能與關心中國農業之有識之士交流、討論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之問題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0-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中國農業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

　　5、中國種業知識產權聯盟：《中國種業知識產權調查報告》，北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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