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周報主編助理 江勛/文

　　雖然每天吃飯，但我們似乎并不懂得的糧食，不懂它發生著如此深重的變化。

　　8月26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迪烏夫到訪中國，他對中國說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個日子是中國的敏感時間，也是全球的敏感時間。這一天將載入歷史。

　　當日，芝加哥期貨市場大豆以1435美分/蒲式耳的三年新高，利索地擺脫2010年12月以來的長震蕩區間，宣布主升浪的開始。在去年的這個時候，它不僅擺脫了2008年10月以來的底部箱體，而且跳出了過去十年的頂部平臺，從而宣告了“另一個10年”周期的到來，它將大豆的價格中樞抬高到1000美分級別。

　　這一天下午，中國總理溫家寶從干旱缺水的張家口市萬全縣宣平堡霍家房村的土豆地里直起身，鼓勵村民“把土豆種好”。2011年來，中央高層對農業前所未有的關心。水利和種業培育先后提到戰略高度。今年以來重要高層密集調研產糧區。僅8月來的中央動作就有：農村調研、種業整合、中央集體學習研究土地管理、緊急收緊地方土地審批、擬訂土地差別化政策及密集的官媒發言。

　　這一天，拜登剛離開中國不久，就傳出消息稱兩部委調研解除種業外資控股限制。此時孟山都的轉基因玉米在廣西的秘密種植仍在繼續，兩日后，國內種業整合加速消息傳來，登海種業因玉米種業務量大，迅速被推上漲停，它已經走出了獨立行情。

　　這一天，中國宣布7月豬肉價環比大漲11.7%重回高位。4月以來，大豆和玉米帶領農產品取代了原油和金屬的通脹主導權，點燃豬周期，并在下半年來明顯成為國際間博弈的焦點。繼石油美元信用遭到打擊之后，糧食美元逐漸浮出水面。這將是中國未來10年面臨的雙重金融挑戰。

　　“N年一遇”的災禍依舊不打算停止腳步。歷史罕見臺風艾琳和南瑪都均已醞釀成熟，很快將襲擊美國和臺灣地區，北半球的干旱沒有停歇。利比亞的戰事收官，全球主權債務危機的新一輪沖擊波因為德國反對希臘的債務互換而漸漸浮現。

　　人們迷惑的是，這到底是農業的非常性波動，還是系統性風險發生？從我們的研究結論傾向于后者。

　　全球農業的系統性風險

　　世界主流機構普遍預測世界人口將在2050年達到大約85-90億，也就是說增長30%。顯然，人類的耕地資源已不可能增長這么多。但這種預測模型可能忽略了三種可能，即極端災害引起大饑荒、爭奪資源引發戰爭、食物或生態變異引發瘟疫。這就是“馬爾薩斯人口增長抑制”，很悲慘，理論上和歷史中均無法逃脫。

　　而每一次的人口大洗牌和糧食再分配，應該說都是農業系統性風險的爆發，災害、戰爭和疾病只是它的導火索或者歷史名義。那么什么是農業的體系呢？它應該包括天體活動周期、人口周期、勞動生產率周期、資源約束、交易和流通效率、短期自然條件。

　　上述6個層次對農業生產和貿易體系的影響力逐級遞減，并決定了農業波動的級別。小規模的自然災害影響單個作物生產的事件枚不勝舉，在此不贅；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Sen以1943年孟加拉饑荒為例， 指出大多數饑荒中， 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并不是糧食短缺， 而是因為腐敗和政治無能，無法將糧食發放到需要者手中。而自然條件對農業和糧食體系的巨大影響，莫以饑餓的非洲為甚了。真正形成系統性破壞力的，是前三者。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天體活動周期和資源約束。

　　很多人對天體活動如太陽黑子周期不以為意，實際上歷史對比研究的結果是相當有說服力的。比如氣候史上兩段著名的黑暗時期，一是1645-1715年，稱之為“蒙德極小期”。這一區間太陽黑子幾乎絕跡，太陽風衰減，光譜失常。而這段時間冰川侵襲歐洲山谷、農田歉收、饑荒肆虐，成千上萬人餓死，這刺激了歐洲人的海外冒險。而此時正值明末清初大動蕩，從萬歷中葉開始，旱災竟持續了七十年之久，據地震學家證明，這個時期是華北大地震最多的時期，鼠疫橫行，千年極寒驅使了女真南下，以后的動蕩和屠殺我們都知道了。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790年-1840年的“道爾頓極小期”，但相較為輕。在西方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在東方正是清朝由盛轉衰階段，也是清代災害高峰期，淮河流域尤為嚴重，一直持續到道光十九年(恰為1839年)。由此可見，天體活動周期對人類文明有根本性的破壞力。

　　人們通常將資源約束列為頭號因素。實際上，如果把水土資源作為總體來看待，因其多樣性、彈性和可轉換性實際上并不那么令人恐怖，它的約束性常常是農業生產方式帶來。一個鮮活的例子是朝鮮。朝鮮饑荒并非是由于治理不當，而是朝鮮對工業化農業生產的惡性依賴。這種方式依賴于工業技術、機械農具、石油化肥及殺蟲劑，它使得朝鮮上世紀80%年代即實現70%城市化和糧食自給，但因蘇聯解體，而斷掉了上述生產資料來源，以此釀禍。

　　這種模式，就是美國發動的著名的“綠色革命”，它把人類從1970年代的糧食危機中拯救了出來，但它也形成了嚴重后果，并在今天遭遇了嚴重挑戰。如果太陽活動令周期確立的話，它可能將釀制一場極其深遠的災難。

　　1970年代糧食危機的升級

　　從外表來看，本輪危機與1970年代(1972-1979年)的糧食危機極其相似。

　　經濟大背景上，石油價格暴漲，1973年“以美元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徹底瓦解，美國陷入經濟停滯與衰退，引發了大面積的經濟危機，結束了資本主義世界長達20多年的經濟發展“黃金時代”。這個著名的滯漲年代，同樣有著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和自然災害——中國現存有萬余座水庫就是建于1970年代的抗旱運動——世界糧食歉收，出口萎縮，傳統的循環耕作方式中，耕地面積的擴大遠遠及不上糧食需求增長。恰好，當時的蘇聯出人意料進入世界糧食場，引發緊張局面，兩極冷戰形成的貿易壁壘又推高了交易成本。這一時期處于太陽黑子極活躍年代。

　　這已經構成了整個農業和糧食系統發生系統性風險全部要件。上述要素之間絕非偶然的歷史關系，而是環環相扣。

　　工業化過熱發展導致工業品供給過剩和農業資源的不足，一面導致經濟危機和貨幣體系危機，一面被密集的自然災害中加劇通脹，最終把經濟推入長周期緊縮。

　　本輪糧食危機的貨幣體系和經濟危機背景自然明了，其原因與上世紀70年代無本質區別。同樣是不斷發生的自然災害，全球糧食庫存消費比降低到18%左右的歷史底部。同樣在2007-2008年，發生席卷全球的糧食暴動。

　　同樣引起大規模貿易壁壘，如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麥的出口， 從而關閉了全球小麥市場的三分之一；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 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數出口國， 主要是泰國和美國。這進一步加劇了糧食通脹。

　　的主要不同在于根源，一是引發農業資源危機的生產方式不同，二是太陽活動周期不同。

　　70年代糧食危機前后，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著力單位產量，在日本先后培育成功了高產矮桿小麥和稻谷，隨后迅速推廣到美國、墨西哥產業化生產，并迅速蕩平亞洲地區，這就是我們現在大量使用的工業雜交種子。

　　這種種子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實現了玉米、水稻和小麥平均產量兩倍以上的增長，極大滿足了人口的爆發性增長。史稱“綠色革命”。

　　但是這一方式對能耗和水資源的需求成倍增加。如在美國生產一噸玉米需要160升油(包括運輸、機械、化肥、農藥等等)，而在墨西哥， 農民用傳統的方法生產同樣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單位產出的耗水量一般是農戶生產方式的5-10倍。本質上，這是一種能源投入型生產方式。這反過來又推動能源價格上漲和水資源枯竭。2005年， 能源開支占美國農業生產總成本的16%還多， 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于燃料， 包括電力， 三分之二間接地用于化肥和農藥的生產。農業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許多灌溉系統60%以上的水被浪費。在“綠色革命”的核心區印度中央平原和中國華北平原，地下水資源已遭到嚴重損毀。

　　而且，長期頻繁的灌溉和農藥使得土質大幅下降，這使得單位產量的能耗成本進一步增加，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在水土資源貧瘠的東亞地區更為嚴重。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所長、糧食經濟學家布勞恩指出，“農業生產增長率大致維持在每年1.2%左右，但是這一增長率卻無法趕上人口增長和由此而來的對糧食需求的增加。”這是問題的根源，跟中國投資驅動與濫發貨幣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道理。

　　變本加厲的是，小布什2005年出爐的《生物能源法》。也就是說用石油種玉米，再用玉米變燃油，這本質上是逆自然而行，但卻赤裸裸撕開了農業與石油的寄存關系，徹底打通了糧食與金融市場的通道。即便仍然面臨嚴重的水土流失和能耗成本，美國巨大的比較優勢依然培育了掌握全球玉米、大豆、棉花、小麥、豆油、食用油、工業種子定價權的四大糧商。這是70年代糧食危機所未有的局面，因而加劇了本輪糧食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蔓延。

　　另一個被忽略，且可能極大加劇事態的是自上一個太陽周期以來，太陽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衰退跡象：第24周期遲到兩年且一直相當疲軟，太陽黑子減少，太陽風減弱，光譜失常。天文學家正在推測地球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寒冷期，實際上某些高緯度地區譬如英國幾年來已遭遇了極其嚴寒的冬季。如果這一周期得以確認，其殺傷力遠非70年代可比，且必將引發“馬爾薩斯人口增長抑制”：大饑荒、戰爭、瘟疫。

　　基于上，我們認為2008年以來的糧食要件齊備，可能會是1970年代糧食危機的升級版。為了逃脫苦難，人們期待的是農業“二次革命”，并寄希望于“轉基因”，但是從目前看，除了增加美國糧商的話語權，轉基因無法提高單產，且后果無法評估。因此，本輪糧食危機波動時間可能很長，烈度未知。

　　中國的真實現狀和未來

　　如果不力挽狂瀾，5年之后中國農業問題會很明顯，根據我們在四川和湖南的草根調研，60歲以上老人已經占據部分地區80%以上勞動力。而老齡化和城市化卻在不斷增加糧食需求。

　　中國用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1/5的人口，但代價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資源。“糧食連續七年豐收”的背后是，2-3倍于歐美的花費和農藥使用量，數倍于傳統種子的工業種子。

　　中國農業大學資環學院課題研究組的數據表明，過去8年，我國糧食單產幾乎沒有顯著增長，但每畝化肥施用量卻增長了近40%，每公斤化肥生產的糧食不足19公斤，這一生產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化肥增長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降低到10%左右。至2010年，我國良種覆蓋率已達95%以上，良種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達40%。但中國的種子工業除了雜交水稻外，基本沒有話語權。今天前十大糧食公司已經控制了全球種子市場的32%以及全部的轉基因種子。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一直宣布守住了18億畝耕地紅線，但我們根據歷史數據追溯推算的結果卻似乎與此結論有出入。

　　也就是說，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資源消耗透支接近極限。目前全球每年糧食的正常貿易量為2.2億噸至2.3億噸， 縱使中國將這些糧食全部購買下來也只能滿足我國糧食需求的45%。2010年我國糧食進口量約為3700萬噸，已占當時世界糧食貿易量的1/6左右。目前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一大糧食出口市場。

　　這是相當令人擔憂的境況。中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要么跟隨轉基因路線，要么重回生態農業。但前提均為：自主知識產權的節能性物種、大面積的土地改造、高效的節水農業、完善的水利設施和安全的肥料資源供給。

　　糧食，在未來十年它是中國的重要國家戰略，在資本市場，它就是下一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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