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殺人民主宰的歷史是“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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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歷過毛澤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那個年代，總深情懷念毛主席重視水利建設的豐功偉績，人們也為創造那前無古人的業績而自豪。但有人在“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歷史事實中，卻睜著眼睛說瞎話，抹殺這段歷史事實，讓人義憤填膺！

有署名盧躍剛的一篇《一個水利會議何以驚動8個常委》(見附文2)的文章，他開章明義報道：“前所未有的決心，前所未有的規格，7月8日~9日，中央召開水利工作會議，xxx、xxx、xxx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國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攬子的防災減災、合理配置水資源的10年目標。這種欲畢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漢武帝率百官赴黃河負薪草、堵潰口的情景與此相類似。”

我們從解放前夕農村里出生的過來人看到這種論述，目瞪口呆地為此文嘆為觀止了。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無收在于水”，農民家庭出身的毛主席深有體會，所以建國后對淮河、黃河、長江、海河、遼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先后進行了規劃治理：筑壩防洪發電，修堰引水灌溉，改變了舊中國水害肆虐水利不修的局面。即使在戰爭年代，他都強調水利的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央根據地就開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瑞金修陂塘2000多座，使94％的土地得到灌溉。1933年的農業產量，中央根據地比上年增加了15％；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比上年增加了20％。同時，水利的興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把修筑塘壩作為農民協會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加強水利設施，對于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支持革命戰爭，鞏固紅色政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1)建國時面對著“約有一億二千萬畝耕地和四千萬人民受到輕重不同的水災和旱災，”的爛攤子。1950年7月20日毛澤東閱讀了華東防汛總指揮部的災情電報后，在全國剛解放的一切百廢待興中，立即考慮“要根治淮河”，“‘除目前防救外，需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導淮必蘇、皖、豫三省同時動手’，掀起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轟轟烈烈的治淮運動。

1956年1月，毛主席在修改全國農業發展十二年綱要草案時提出：‘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危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筑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 (注2)”三大改造的完成，合作化的發展使生產方式有了根本改變，在全國一盤棋統籌兼顧的規劃中，國家保證重點工程，基層互相協作完成面上工程。正如毛澤東說：“每縣都應當在自已的全面規劃中，做出一個適當的水利規劃。興建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利各縣各鄉和各個合作社都可以辦的，十分需要訂出一個在若干年內，分期實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擋的特大的干旱災荒以外，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的規劃。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從1956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的興修水利事業從未間斷，億萬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1966年后，以建設旱澇保收高產穩產農田為目標，我國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工程，如江蘇江都排灌站、陜西寶雞峽引渭上源工程、四川都江堰擴建工程、湖北引丹灌溉工程、甘肅景泰川高揚程提水一期工程、黃河下游的引黃灌溉等，對改變這些地區貧困面貌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1976年，全國建成萬畝以上灌區5000多處；機電排灌動力由解放初的9萬多馬力發展到近7000萬馬力；機電井從零開始發展到近209萬眼；水利結合發電裝機近900萬千瓦。每年冬季所有的農村都要修塘筑壩，疏浚河道，使全國的灌溉面積從1949年的2.4億畝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7.3億畝，在全國興建了8萬6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從根本上改善了農業和農村的面貌。

 毛主席領導下翻天復地的改變著中國的水利基礎設施，其規模和成就都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像我的家鄉金華市的安地水庫，1959年10月正式動工，1965年12月竣工。設計灌溉面積10萬畝，水庫庫容6250萬m3，工程以灌溉為主，結合發電、防供、供水、養魚等綜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

水庫蓄水為抗旱提供保證是農民的共識，也讓水利部門十分關注。今年5月止金華全市范圍內所有重要水庫蓄水量都比往年同期要少，像義烏市的柏峰水庫和長堰水庫只有正常蓄水量的一半左右，安地水庫蓄水也只有3792萬立方米，是正常蓄水量的60%左右，與2009年5月底比較，當年蓄水量達到4279萬立方米，2010年同期是5161萬立方米。人們關心著水庫蓄水調控情況，因為與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已經不能須臾分離了。

解放前金華四周丘陵地帶多是靠天田，老天爺不是三天晴二天雨的就人心惶惶；旱的時間短，有池塘的地方大家架著水車踏水搶水，池塘乾了，只能向老天爺接龍救雨了。面對酷烈旱情的無奈有舊俗語流傳：種種一垅一畈，收收一瓶一罐。那能像現在的水庫蓄水后發電、防澇、抗旱、養魚，老百姓享水庫之福是有口皆碑的。炎炎夏日從水庫啟閉機口放出來的庫底水是清涼的，水渠的碧水粼粼不僅是抗旱之水，也是沿途村民洗澡降溫的好地方。人流熱鬧的水庫也成了城里人游泳避暑、游艇娛樂的好去處。

像我們金華市水庫大壩最長的金蘭水庫，與上游沙畈水庫配套是金華市人民珍惜的水源保護區，是市內目前唯一的飲用水源，提供的優質水源供水范圍從市區到金東區、婺城新區、金西開發區以及白沙溪兩岸達70多萬人飲用，年供水量5500多萬噸。

金蘭水庫1958年4月5日開工，在困難時期經萬余名農民艱辛奮戰，1960年3月完成主體工程，5月通水。主壩長712米，是當時我省中型水庫里最長的主壩，被譽為“浙江第一壩”。水庫控制流域面積274平方公里，年均徑流量2.82億立方米，總庫容9390萬、正常庫容6800萬立方米的蓄水量，灌溉面積達31萬畝。目前主要功能除市區城鄉居民的飲用水源外包括農灌、防洪、發電等。

全國那時代留下多少的水庫、水利設施也和金華一樣，與民生息息相關，不可或缺。為什么有些人睜眼說瞎話，難道不擇手段的目的也是為了否定毛澤東？但怎么能從老百姓的心中抹去呢？而借報道水利會議之名行抹殺社會主義偉大成就之實，要置國家領導人于怎樣難堪的位置呢。

為了損貶毛澤東，他混淆黑白：“1958年水利大躍進累積下來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國共修建了17萬多座水庫，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大多廢棄。而此次水利會議公布的8.7萬個水庫，據估計有三分之一屬于病險庫。總體而言，建大壩，是‘堵’的辦法，這個辦法的效果及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在世界范圍內始終廣受質疑。”

人民網強國論壇[窮鄉親]發表于2009-02-10的《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建設》 一文比較扼要地梳理了那三十年的水利成就 (見附文1) ，其統計數據顯示：止于1979年，全國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庫(庫容10萬立方米以上的)八萬多座；作者李定凱 發表在《烏有之鄉》的文章：《興修水利須重視大寨經驗》認定當時全國建成大中小水庫86000座；楊煜國發表在《百度文庫》中的文章《毛澤東高度重視水利建設》也指出全國建成大中小水庫85000多座，均數量接近 (本文參考了以上三位作者文章)。該文作者的8.7萬與17萬座該是不透露庫容的統計數據后的文字游戲。

在百廢待舉的基礎上恢復國民經濟，既要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抓緊建立發展并完善工業體系，又不可能等國家機械化程度高了再補課搞水利建設，要把農民受水旱災肆虐中讓農業靠老天吃飯中拯救出來提高糧食產量，集體化的統籌兼顧讓區域間發揚無私支援的風格，物質條件不足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硬是依靠幾億農民的雙手，曾在解放戰爭為后勤支前服務中有過可歌可泣表現的農民，又為改變農業水利的基礎設施改寫了前無古人的一頁，使全國的灌溉面積從1949年的2.4億畝猛增到1978年的7.3億畝。

受當時物力不足、財力缺乏和技術條件限制，施工中或有質量標準偏低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認的。但如以一葉障目因此否定這一切，說明討論存在這后天的技術瑕疵問題與先天產生的觀點立場是不可能在同一論題上解決的；正如當年物質財富的貧乏與當今精神財富的貧乏是不可能用同一種發展方法解決的一樣。

我們知道，水利設施與水流打交道中缺少不了年年保養維護。在農村集體化時代，農閑季節安排大量的勞力在修建維護水利設施上；但分田到戶后，許多水利設施沒人管沒資金維護，很多支渠被沙泥淤積，失去灌溉抗旱作用，甚至被人為填毀占地。即使被喻為“人造天河”的紅旗渠，其命運尚且如此：河南林縣人民在山西平順人民的無私支援下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險灘峽谷中從1960年起歷時9年開鑿出來總干渠長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配套了支渠工程后灌溉面積有54萬多畝，六七十年代從漳河的年引水量達4億立方米。但包產到戶代替人民公社后，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管理困難，急功好利殺雞取卵，為用水紛爭不斷，發生數次炸毀紅旗渠惡性事件。紅旗渠的引水量一年比一年少，2006年時就只有6000多萬立方米，不足原引水量的六分之一。近年由國家撥款對某些干渠進行了維修加固，但因偷工減料，腐敗嚴重，往往產生豆腐渣工程。改革開放后干部不再下鄉與農民搞“三同”或訪貧問苦了，只千方百計想搞到錢入城買房，白天鄉鎮上班晚上回城里度夜；農村中的農民很難看見他們蹤影。金華的村民從種植雙季稻改單季改經濟作物，農閑在撲克、麻將上打發時間。有人戲謔：十個農民九個賭，一個不賭是后補。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夜校、文化俱樂部只存在老一代人的回憶中。這樣的環境下，如果是為抑制社會生產活動中群體性“運動”是有成效的，但對維護保障水利建設等公益事業集體事業是失敗的。

近些年造橋的見橋垮，造房的見房塌，無處推卸責任的許多事實證明，資本的利潤最大化始終侵蝕剝奪著民生利益，才是農業水利設施等公益事業凋敝、旱災水災肆虐的一大原因。否則水蘊藏量國內占第三位的云南地區去年旱災，如果能繼承毛澤東時代重視農業水利建設的傳統：大城市內的浴室營業不缺水，農村里人卻沒水喝的現象改變不了嗎！

至于他的治水理論，實在是奇談怪論。“總體而言，建大壩，是‘堵’的辦法，這個辦法的效果及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在世界范圍內始終廣受質疑。” 其實建大壩的蓄水功能不能簡單歸類到堵；生產力發展綜合利用水資源于發電、抗旱、養殖等，充分發揮調節功能，使之更科學用水、經濟用水。水庫內建的泄洪閘代替堰的功能在調節排水，另設啟閉機放水調節發電、農田灌溉等用水的利用量。

對大禹治水 “堵”與“疏”之論，用疏導的辦法解決水澇，是為了防治水害，但不能兼顧水利。是當時生產力不發達沒有 “蓄”的科學的基礎設施所決定，不可能綜合利用它發電、防洪、抗旱、養殖、游樂等的為國民經濟服務。另一方面建大壩防洪具備“導”的功能，疏也是“導”的功能，把水流導向一定的方向線路；但那種方法更經濟、更有效顯然要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論。像我們金華市區許多地方海拔高程只有三、四十米，蘭溪一帶地勢更低，排水到錢塘江口長達二百來公里，沒有淤積堵塞的江底不可能用疏，只能通過建防洪大壩，提高抗洪能力，才不讓暴雨一來就讓城市成汪洋澤國。

“深淘灘”也好、“疏導”也好，都是因地制宜的治水害之法：灘是所處的地理位子容易積淤沙的地方，所以深淘以改變或減少淤積作用、增加淤積容量；疏導是疏通局部淤積堵塞的河段以利導流。

“堵”既然是在世界范圍內廣受質疑，又為什么在抹殺毛澤東領導廣大群眾建水利治水害的歷史功績的同時去搬出二千多年前的漢武帝來，他率百官赴黃河“堵潰口”難道不是堵嗎？潰口本身才是疏啊。只不過災害來了臨時抱佛腳的“堵”為何成為二千年來唯一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情景，治水？治國！水利的基礎設施為農業長期服務的性質決定著維修的長期性；不具備“政變”、“顏色革命”那樣可追求“畢其功于一役”的冒險性。

堵潰口與建防洪大壩沒有什么本質上區別。再說漢武帝率百官沒有能力親自堵潰口，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識。他們只不過是親臨了現場視察，實際抗災搶險上工地的還不是千萬的老百姓。只不過封建帝王從來不承認人民的功績、不承認人民的歷史作用，視老百姓只是勞動工具；這才是作者去搬漢武帝的目的吧：害怕毛澤東 “運動”治水(治國)體現了人民領袖與人民在人民戰爭中的魚水關系與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中創造的偉大業績------抹殺這段歷史的原因。

一些人為什么得了“運動”敏感癥，只要涉及運動、涉及廣大百姓參于就非抹殺不可？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取消老百姓參于經濟建設的主動權，唯有當勞動工具的命運？既然如此，毛澤東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運動治水不可取”；“暗箱操作，利益集團治水”的今天，造成 “大雨大災，小雨小災，沒雨旱災，全面地、直觀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災減災等公共系統的脆弱與廢弛” 的結局，“引起人們的擔憂”之余，要讓廣大群眾承負的不是“擔憂”二字那么輕松了。

世界之最的中國水利建設，建國之初面臨淮河水患時就起動了。當時美國為首調唆了15個國家以聯合國名義把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在內憂外患的艱苦環境下，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與國內治理淮河向水災宣戰的戰斗同時打響。面對西方世界的“質疑”聲中國百姓早就領教了，泰然處之走自已的路。當然也有人開口閉口稱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是“世界潮流”，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看作“未入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不同而受西方質疑是很正常的，不管什么情況下都人云亦云才確實不正常。

為了利潤最大化在競爭環境中最大限度保護自已商業秘密，核心成員越少越好，管理成員精英化；在最大限度剝削勞動力時，盡量蒙騙勞動層以保持愚忠，最怕勞動層團結起來，因為眾口鑠金使資本蒙騙工人的任何把戲都要被戳穿。而社會主義是公共事業，無經濟優勢的工人階級最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共同的參于也能透明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陰暗角落；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唯一資本，既不禁忌“運動”，也從不想藏私。所以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不同的管理體制，才有對群眾運動 “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對立觀點。人們按自已的信仰可以各為服務對象服務，但不能強人所難強奸民意。搞社會主義建設與資本主義建設同中有異、與封建主義建設也同中有異都是符合邏輯的，即便一國二制尚存在和而不同。我們肯定他們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合理部分，否定他們的不合理部分，特別反對把人民群眾當勞動工具。所以一切照搬西方的照搬封建社會的照樣畫葫蘆才是不正常。

    “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傳統中國獨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與治國自始至終，融為一體。” 這確實是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讓人醍醐灌頂：在矛盾不斷激化的今天，在被拆遷、截訪、討薪、毒食品中，在被改制、房改、教改、醫改等改革亂象中逼得走投無路的老百姓之間，不管產生的“群憤”事件是怎么樣，講究“疏”的手法是十分重要的。“疏”不同于“蓄”，目的不在儲備、發揮群眾積極性。疏”就是排泄入海；分化、瓦解集體國營所有制為私有，讓私有制下的散沙疏入勞動工具、零配件交易市場，才能樹立資本法人的權威與選擇利用的余地。“蓄”與“堵”有相同的集體存在形式，不易調控會發生“通鋼”事件。對待工人、老百姓要跟上西方資本用經濟制裁、治“恐”理論等“世界潮流”，受到他們“質疑”是危險的警告。“治國”中承認群眾的歷史功績、承認他們是推動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將是個問題”。

“治水”即是“治國”，必須“融為一體”，所以必須砍掉前三十年領袖群眾運動史，即使歷史倒退2140年；不然，“一項公共建設，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誰說了算？”

明白無誤地要告訴人們：抹殺人民主宰的歷史是“治國”之道。

2011年7月28日

(注1)、摘自《百度文庫》楊煜國文章：《毛澤東高度重視水利建設》

(注2)、摘自《烏有之鄉》李定凱文章：《興修水利須重視大寨經驗》

附文一

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建設 
　                       　[ 窮鄉親 ] 于2009-02-10

　建國初的農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國大大小小上千條河流，每年都會發生多場洪水泛濫，河堤決口，洪水淹沒和沖毀良田，村莊房屋倒塌，百姓流離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禍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廣大地區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嚴重時甚至顆粒無收。正常年景下畝產只有二、三百斤。當時農業完全處于靠天吃飯、受大自然擺布的狀況。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亟待解決的最大民生問題。建國初，中央政府召開最多的會議是水利工作會議，每年都要召開幾次全國性會議，研究解決治水的問題。
　　1950年的6—7月，淮河流域又發生水患，中、上游支流先后漫決。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還有豫東部分縣均受淹。廣大地區里的村莊被淹沒。由于水勢兇猛，群眾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而死，或在樹上被毒蛇咬死。有的因船小浪大、翻船而死，共約計489人。豫皖兩省受災面積4000余萬畝，受災人口共1300余萬。當時毛澤東看到災情報告后，臉上浮現出沉重的表情，難過地落了眼淚。面對洪水災害，毛澤東一方面指令大力組織人力、物力防救，同時下決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國家的重要日程。圍繞治淮工作，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國治淮會議8月底在北京舉行，會議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對淮河水情、治淮方針、方案、應辦工程等作了反復研討。之后又集中各地的意見，對治淮計劃進行了修改、充實，組織專家進行反復論證，政務院發布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蓄泄兼籌”，以達根治的方針，當時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導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庫和攔河大壩，以增強蓄洪和灌溉能力。當年11月成立治淮委員會。接著，蘇、豫、皖數十萬民工先后開赴各治淮工地。治淮工程就這樣開始了。剛剛經過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廣大農民，像當年支援淮海戰役一樣，如今又勇躍地奔赴治淮工地。淮河兩岸紅旗招展，夯聲不斷，場面熱火朝天。民工們使用最簡陋的工具：銑、鍬、條筐、獨輪車、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奮戰在各個工地上。
　　以治淮工程為標志，新中國由此開始了一場向大自然宣戰、治理江河洪水、興修水利的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
　　治理江河水患，是幾千年人類歷史上的頭號難題。盡管歷史上出現過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樣的個別英雄事跡，但卻從未有人對整個水患根治過。為什么在新中國剛剛建立，毛澤東就首先選上了這一重大難題，迫不及待地把根治水患的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當時，朝鮮戰爭、臺灣海峽戰事正在緊張，國內物質條件十分缺乏，百廢待興。可以說形勢是外患內憂。但在那種困難情況下，毛澤東和共產黨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戰！這是一種什么氣魄，一種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不謀私利的政黨，如果沒有真正關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信念，這是可能的嗎？如果當時就想著“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或有“沒有錢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觀念，能發動那種戰天斗地的狀舉嗎？
　　新中國的治水大業是一場持久不懈、宏大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回顧近三十年的奮斗歷程，大體上經過了三個階段：
　　1、建國初期的治水工程
　　這個時期，以治理淮河為中心任務，解決當時江河水患最突出的問題。1951年5月毛澤東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動了當時的水利建設。
　　由于淮河支流特別多，分布地區廣，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蘇、魯數省，又加上當時物質、施工條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務的困難和艱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級黨和政府正確領導和組織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協力、大力支援，廣大群眾意志奮發、奮勇參戰。終于戰勝了一切困難，使整個工程進展順利。
　　1951年的春、冬，蘇北運河整修工程和蘇北灌溉總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條長達168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濰水庫完工，該水庫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個水庫。可蓄洪水4700萬立方米，灌溉農田9萬畝。11月高良澗進水閘和淮安支東分水閘先后開工。1952年淮河支流穎河上游的白沙水庫和汝河上游的板橋水庫開工興建。冬來暑往，治淮工程一個接一個。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嶺、蘇北導沂整沭、淮安楊廟穿運、三河閘、劉老澗節制閘等陸續開工或完成。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為主，實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設。在正陽關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閘 防洪排澇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調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嶺水庫完工，該水庫可蓄洪水5億立方米，灌溉農田70多萬畝，并可減輕淮河的洪水威脅等。1954年淮河再次發生特大洪水，但由于這些水利設施發揮作用，洪水東注黃海，南入長江，順暢下泄，沒有發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庫攔河大壩建成。大壩全長558米，壩高84米，大大增強了水庫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國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開。1950年河北省渤海區灌溉工程的四大重點之一的薊運河灌溉工程開工；長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漢水治理工程開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墾殖工程開工。(該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億立方米，將大大減少長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災。)1951年河北省獨流減河工程開工，1953年完工。該工程包括開挖獨流減河、南運河改道等主要部分。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鐵路的洪水威脅。
　　1952年10月毛澤東視察黃河，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從此根治黃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內的引黃濟衛(衛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農田72萬畝。
　　長江干流上興建的第一個最大的防洪工程— 荊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該工程包括修筑黃天湖大堤、修建進洪閘(太平口)和節制閘(黃山頭)，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區渠道等，分洪區總面積921平方公里，圍堤周長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區蓄水量可達54億立方米。
　　1954年我國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庫— 北京市郊區永定河官廳水庫竣工。該工程于1951年開工，建成后蓄洪水22億多立方米，大大減少了水患威脅。
　　1954年夏，長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別集中，均超過歷史最高水位，長江岸邊的大城市武漢告急。但由于幾年來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當地黨政、民眾奮力抗洪，終于使洪水沒有釀成滅害，確保了武漢的安全。事后毛澤東題詞：“慶賀武漢人民戰勝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國務院會議通過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綜合規劃的報告。1956年3月新華社報道，全國興修農田水利的五年計劃提前、超額完成，經過五年的努力，不僅大大減少了水患，而且實現了擴大農田灌溉面積達800萬公頃，比原計劃480萬公頃超額約40% 。這標志著治水工作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治淮工程持續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興建了從洪澤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長100公里，寬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閘、淮陰閘、沭陽閘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兩流域調水，達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和淮沂互濟的綜合治理目標，增強了調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嶺、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庫和官溝、 響水壩等一大批中型水庫以及幾百座小型水庫；先后開建了城西湖、城東湖、蒙洼和瓦埠湖4個蓄洪工程；沿淮開辟了18個行洪區；舉世聞名的淠史杭溝通綜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區也開工興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預定目標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籌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體系。歷史上多災多難的淮河兩岸人民，在從建國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雖然發生過多次大洪水，但卻再沒有釀成重大水患。
　　2、大躍進中的水利建設
　　1958年下半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實質上是以加快經濟發展為目的的生產建設運動。它反映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個生產建設大發展的熱潮。經過“三大改造”運動，生產關系雖然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就生產力和物質基礎來說仍是歷史的、落后和貧窮的。農業生產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災害和抗風險的能力薄弱，水、旱、蟲災頻發，農業產量低而且不穩定。可想而知，在當時國際形勢下，經濟生產“大干、快上”、加快發展的要求遠比現在迫切得多。
　　從農業上來說，大躍進是以貫徹黨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為發端的。農業發展《綱要》明確提出用十二年時間糧食畝產要分別達到“四、五、八”的目標，即：黃河以北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當時在農業發展《綱要》的鼓舞下，全國農村首先掀起了一個大搞水利建設的高潮。
　　由于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夠進行統一規劃、部署，不再受原來縣、鄉區劃的局限；同時大大增強了勞動力和資源的統一調配、開展大協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這就大大促進了全國的水利化建設。在新中國水利建設史上，有許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設是在三年大躍進時期實施的。
　　在大躍進中，各地興起了修建水庫的熱潮。至今遍布全國的水庫，其中有半數以上始建于大躍進時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庫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當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曾到工地上參加過義務勞動。還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庫，如北京密云水庫、浙江新安江大水庫、遼寧省湯河水庫、河南省鴨河口水庫、廣東省新豐江水庫、海南省松濤水庫等，都是在大躍進中施工或建成的。這些大型水庫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養殖、發電等綜合性功能，對當地的環境、生態和經濟發展起著重大作用。
　　治水的規模大、力度強，是大躍進時期水利建設的一個特證。由過去的筑堤、導流發展到對大江大河的攔河、截流、改道等，氣壯山河。這在歷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對海河、黃河、長江支流等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實施和竣工的海河攔河大壩合攏工程，把華北五條內河入海河道切斷，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內河；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于1957年開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綜合開發黃河的主體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億立方米的庫容，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黃河從此再無發生過水患。同時具有防洪、發電、灌溉等綜合功能，可灌溉農田4000萬畝；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是根治和綜合開發漢水的主體工程，1958年勝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黃河劉家峽水利樞紐工程完成截流，大壩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億立方米的水庫，可灌溉農田1500萬畝；黃河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攔河壩合龍截流。該工程是一個發電、灌溉、調節黃河水量等綜合利用的水利樞紐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寧夏、內蒙古等地區的黃河凌汛，并形成寧夏地區一個面積1000萬畝的灌溉網。
　　全國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計其數，氣勢豪邁。在僅僅三年的時間內就興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謂功績卓著。如果不是在當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這樣的狀舉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設的全面勝利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設作為“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其主要特點是由過去的偏重防洪向綜合開發利用的目標發展，貫徹毛主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號召，主要解決農業用水和抗旱問題。為此還開掘了許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樞紐工程，治水規模和投入進一步擴大。僅1975年一年的投資就有45.3億元。從建國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設的投資達到760多億元。(據萬里在1980年10月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的講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總體上實現了對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澇災害，而且達到了灌溉、發電等綜合利用的顯著效果。
　　這時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驚中外的河南林縣“紅旗渠”，被稱為“人造天河”， 該渠于1960年動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當時困難艱苦的條件下，林縣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懸崖峭壁、險灘峽谷中開鑿出一條河道。在施工過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頭，共開鑿懸崖絕壁50余處，斬斷山崖264座，鑿通隧洞211個，跨越溝澗274條，架設了152座渡槽，共動用土石方2229萬立方米。創造出了水利建設史上的奇跡！全渠由總干渠及3條干渠、數百條支渠組成。總干渠長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總長約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積擴大了60萬畝。大大緩解了當地的農業干旱缺水問題。湖北省漢北河也是一條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長110多公里，建成后擴大灌溉面積100多萬畝，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機站、五座中型節制水閘、三座船閘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項工程組成，它把長江、淮南、大運河和里下河聯結起來，利用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過自流和機動引水相結合進行排澇和抗旱，可灌溉農田250多萬畝。
　　1972年竣工的遼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庫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電力排灌站920處，可灌溉農田1100多萬畝。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開控、疏浚河道270多條，新建涵洞、橋、閘六萬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庫80多座(總庫容達130多億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崗南、黃壁莊、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庫和60多座中型水庫。建蓄滯洪區20多處。對洪、旱、澇、堿等災害進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歷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內實現了每人一畝水澆地，1973年糧食總產量比1963年增長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橫跨皖豫兩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為主，結合發電、航運、水產養殖等大型水利水電樞紐工程。該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龍門口水庫等五大水庫在內的新灌溉區，使安徽西北部10個縣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農田900萬畝。被稱為可與都江堰齊名的偉大狀舉，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對黃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劉家峽、鹽鍋峽、青銅峽等水庫和水電站的建設。同時完成了對黃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閘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處。擴大灌溉面積800多萬畝。由此黃河完全被人所征服，變水害為水利。
　　長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樞紐工程，于1958年動工，1973年竣工。該工程是由我國自行勘測、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等綜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攔河大壩、水力發電廠、升船機及湖北、河南兩座灌溉引水渠等四個部分組成。攔河大壩長近5里，壩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億立方米。建成后使漢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歷史上漢江中下游洪澇災害頻繁，堤防三年兩潰，所謂"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的狀況從此結束。— 發電廠裝機總容量9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40萬千瓦時。升船機可提升裁重150噸的駁船。鄂豫兩條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億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萬畝，灌溉效益共5億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為商品糧基地。長江流域的碧口、柘溪、鳳灘、石泉等大型水庫工程，這期間也先后竣工。長江干流上的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于1970年開始建設，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水電站，裝機總容量270萬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聲。到這時，對長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980年夏秋之際，長江發生了25年來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廣大軍民的協力抗洪，千里干堤無一處潰口，確保了兩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橫貫豫、皖、蘇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該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滄州等地區14個縣免受洪澇災害，并確保天津市和津浦鐵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內蒙古自治區哈素海灌區水利樞紐主體工程建成，可灌溉農田29萬畝。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庫關閘截流。該工程于1975年開工，規模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電站和葛洲壩工程。水庫蓄水量可達29億立方米。1977年巴彥淖爾盟河套灌區總排水干渠揚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億立方米，可擔負灌區400多萬畝農田的排水任務。1978年江蘇諫壁大型電力抽水站主體工程建成并投入運行，可灌溉農田200多萬畝，排澇農田400多萬畝。(以上材料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新華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頁。)
　　迄今遍布全國的大中小水庫，除了建于大躍進時期的外，絕大部務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時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庫工程，如：1972年福建晉江山美水庫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億立方米，灌溉農田60多萬畝。1976年湖北省黃龍灘水利樞紐工程竣工，水庫庫容12.28億立方米，水電站年發電量7.59億千瓦時。還有湖南省的歐陽海水庫、雙牌水庫等等。據統計，止于1979年，全國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庫(庫容10萬立方米以上的)八萬多座。同時，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新建萬畝以上的灌溉區五千多處。灌溉面積達到八億畝，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業用水的問題。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國治水工程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水利建設的預定目標基本實現。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從人的設計和擺布的格局。不僅洪水泛濫的歷史基本結束，而且變水害為水利，基本上消滅了大面積的干旱現象。扭轉了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
　　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實施和完成的，歷時十多年。如此艱巨豪邁的工程、如此宏偉的業績，在歷史上什么時期曾經出現過？古今中外孰能與之相比？這樣的人類奇跡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才能創造出來！

原載：人民網強國論壇

附文二  

一個水利會議何以驚動8個常委  .盧躍剛.

前所未有的決心，前所未有的規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開水利工作會議，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會議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國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攬子的防災減災、合理配置水資源的10年目標。這種欲畢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漢武帝率百官赴黃河負薪草、堵潰口的情景與此相類似。

今年春夏之交觸目驚心的全國旱情和接下來的大暴雨，讓中國經歷了旱澇兩重天。眼下由旱轉澇，洪水形勢從鄉村到城市全面吃緊。痛定思痛：大雨大災，小雨小災，沒雨旱災，全面地、直觀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災減災等公共系統的脆弱與廢弛。這無疑也是此次水利會議引起中央空前重視的主要原因。

管子說過：“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哪五害？水、旱、風霧雹霜、厲、蟲。管子時期對地震還沒有認識或地震危害不大，所以他說“五害之屬，水最為大”。

遠的不說，1949年之后，造成重災的大洪水，計有1954年大洪水、1975年大洪水、1991年華東水災、1998年大洪水等。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致使河南省境內板橋和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竹溝、田崗等58座中小型水庫幾乎同時潰壩，29個縣市1200萬人受災，淹死20多萬人；京廣線100多公里被大水沖毀，中斷18天，直接經濟損失約為100億元。1998年大洪水，受災人口達2.23億，直接經濟損失1800億元。

中國水患既有地理和氣象因素，也有人類活動的因素，簡要說是三個因素：季風氣候、三級階地---西高東低地勢、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會利益結構。降水分布空間和時間的不均勻導致雨水要么沒有，要么疾來疾去，旱災、洪災、澇災幾成常態，而趨利避害卻相互矛盾的村社---縣鄉---省際---國家之間的利益“同心圓結構”，使“以鄰為壑”成為痼疾。

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利用水資源、對抗洪澇災害的主要辦法是河道建壩，大江大河筑大壩成了現代化的標志，激發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們有所不知，1958年大躍進是被兩個輪子拽著飛跑的，一個是大煉鋼鐵，一個是興修水利。1958 年水利大躍進累積下來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國共修建了17萬多座水庫，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大多廢棄。而此次水利會議公布的8.7萬個水庫，據估計有三分一屬于病險庫。

總體而言，建大壩：是“堵”的辦 法，這個辦法的效果及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在世界范圍內始終廣受質疑。上世紀70~80年代，歐美國家在充分利用水資源的情況下，開始反思建壩帶來的弊端，并成立了反對建大壩的世界性組織，強有力地影響著世界文明的走向。17 萬或8. 7 萬，無論是哪個數字 , 都屬世界之最。這個世界之最，不僅面對著世界潮流的質疑，同樣也面對著中國傳統智慧的挑戰。

中國治水，向有堵、疏之爭。古人早已明白，治水不單單是治水，興利除害、防災減災的動機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傳統中國獨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與治國自始至終，融為一體。

相傳大禹誕生于岷江上游地區。大禹這種以疏導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學觀，傳導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區。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時期則把這種觀念發展到了極致。去過成都都江堪的人大多嘆為 觀止：一個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絕倫，魚嘴、飛沙堰、寶瓶口，那么簡潔明快地搭配在一起，集分水、排沙、防洪、灌溉為一體，協調不同季節，搭配合適比例，讓川西平原兩千多年享其利，旱澇保收，遂成“天府之國”。

治水秘訣便是都江堰二王廟墻壁上鑲嵌的那 6 個青花瓷片字：深淘灘，低作堰。仔細考辨，這6個字的背后，則是對盆地氣象、眠江水系、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謙卑且聰明的認知，即：因勢利導，順其自然。

此認知適用于都江堰，也適用于秦國另外兩個今天仍在發揮作用的偉大的水利工程：鄭國渠、靈渠。

宏觀而言，中國是個缺水的國家，同時也是水污染極端嚴重、水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國家。為了長治久安，水利建設當屬必要。但是，一項公共建設，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誰說了算？治水方式，早期的運動治水不可取；演變至今日，暗箱操作，利益集團治水，同樣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擔憂。

水利工程向來耗費甚巨， 涉及社會各方利益。此前，并不算充分的三峽工程論證中，科學論證、民主論證只是曇花一現。之后的南水北調工程，以及總裝機容量是兩個三峽工程、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壩、溪洛渡、烏東德、白鶴灘4座巨型水電站，則飽受人大監督缺位的質疑。水利是國家公共基礎設施，關乎國計民生，公共決策、公眾參與、媒體監督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當今文明轉型經驗，有長治久安之想，無長治久安之策，治水----治國的良善目標能否實現，將是個問題。

(摘自7月13日《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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