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拆遷占地風潮是自掘墳墓

2009年中秋和冬至，我兩次回鄂城老家看望老父和吾弟。除與往常一樣家長里短和桑麻閑話之外，這兩次老父都帶我到村前的朝門口，指著駁岸腳下的一塊八分面積的良田說：“這是我家的一塊田，占的地方好，我想在這里蓋一棟樓房。”

中秋節的那一次，老父閃爍其辭，點到即止。我以為只是說說而已，并不十分在意。七年前弟媳一家就搬到鎮上新建的五層樓房里去住了，把老父和吾弟留在老家的舊屋。為留守的人住得體面一些，近幾年我投入兩萬多元拆改和裝修舊屋，購置家具。現兩處的住房都寬敞明亮，一家老小住得好好的，還要在這低洼的水田里蓋樓房干什么？

記得小時常聽父親說，自明初吾村先祖從江西移民到鄂城這塊風水寶地，建莊造府，置辦莊田，兼并湖產，氣象很大。其中僅嚴家湖、嚴東湖、嚴西湖的面積，比武漢“開發”前的東湖面積還要大，比北京的昆明湖、未名湖、北海、中南海等所有的湖、“海”面積的總和大十倍還不止。由于耕讀世風的影響，鄉親們均把撈魚摸蝦視為不務正業，并不認為這些湖產有什么貴處，倒是把村前駁岸腳下這上下兩畈的畈田以及村東村西兩邊的壟田看得金貴得不得了。在舊社會，鄉民們臨終前都要囑咐子孫保田敬業，寧可餓死，不可賣田失業，這兩畈兩壟的良田，除關門絕戶易主外，塊塊都是世代相傳的金不換的養命田；在生產隊時，這些田是社員們引以為自豪的“良田千畝，單產千斤”的當家田。幾百年來別說是占田毀地，就是隨便在田埂上動鍬動鏟都不行。怎么現在突然把心思放得這么開，要占田建房？都像這樣糟蹋度命活人的良田，十多億世世代代的農民往后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冬至節的那一次，老父又舊話重提，說錢不成問題，以前在葛化市場做生意賺的錢除做鎮上的房子之外還留了一點，反正不住人，把樓做薄些，鄉親們再幫幫工，用不了多少錢。看來已是很周密的打算了，我才知道這是說真的，只是不太理解這樣做有什么好處。老父又把我帶到村前村后看了一遍，指著田地里新起的一棟棟土樓房說：都在傳說上頭要在這一帶搞開發，到時肯定要拆屋賣地，讓我們搬家；現在的人見得多啦，都不是省油的燈，你要我搬家，我就要你放血。你看這田里地里，到處都是鄉親們新做的樓房，連后座山上的杉樹林、桃樹林都挖了做房子，有的一家做幾棟，有的出嫁的女兒也回來做房子，都想圖個拆遷補償。我們家做一棟不算出格呀！

農民都不種田，都不愛惜自己的家園，都眼巴巴地指望拆屋賣地變現錢，這不是您和鄉親們過去最討厭的敗子、浪子、二溜子的行徑嗎，現在咋就翻了個個兒，壞事成了榜樣，折騰成了正業，還有沒有章法呀？看看這些田地里的荒草，再看看這些“種”在田里地里的土樓房，心思都不在種莊稼上，都只想圖個眼前的一注天大的財喜，坐吃山空呀，往后靠什么過生活呢？

現在的世道不同啦，連過去摳摳索索的人都看開了，挨過一段算一段吧，別人能活，咱也能活。

在由村邊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當村干部的遠房大侄子，也順路開導了我一番：“現在都是這么個搞法，您就讓他們做幢房子拆了賺幾個錢吧。要是抱著老黃歷不放，像以前那樣總是為別人著想，還不是白白便宜了那些不講良心的開發商。”

回家剛剛坐定，隔壁的四嫂過來串門，見我們在談房子的事情，關照我們說：“西邊（指江夏區豹澥鎮）的村莊都拆光了，沒有種房子的賠得少多了。最近風聲有點緊，有的地方已出動推土機下鄉推房子了，再不動手，上面一干涉就做不成了。

做房、做房、做房，占田、占田、占田，毀地、毀地、毀地……回武漢后，一連好多天，腦海內浮現出來的都是這些“淡事”，愈想愈覺得這樣輕率地對待土地的做法萬般不妥。且不說做小區現在還“八字沒有一撇”，就是在三五年內能成為現實，房屋拆了，田地占了，家園沒了，和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都搬到駝子店的一個特大的“定居點”，人生地不熟，又沒有一個正經的營生，一天到晚關在屋子里消耗糧食，這也要買，那也要買，錢袋一天癟似一天，萬一生病長災，還有人的活路嗎？上面站著圈地不腰疼，可百姓是要過日子的呀；上面瘋了，咱們百姓可不能跟著瘋啊！

經過幾個晝夜的思考，先后給老父發了兩封信，說他現在已是風燭殘年之人，為兒孫已為到頭了，身上有幾個錢就把生活過好些，千萬不要去湊熱鬧蓋房子，并以“再也不想回那塊令傷心的熱土地”相要挾。信寄出去后，好長時間不見回音。去年七月，老父唇瘤復發，來武漢動手術，說樓房已經做了，反對也無益；不過還是聽了你的意見，沒有做在水田里，而是做在祖上留下的沒被人占光的老屋基上，小得很。我對時下一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追求蠅頭小利的執著勁頭是早有領教的，能說些什么呢？

今天“五一”前夕，我又故地重游，到我老家一帶的五個農業區進行考察，發現縱橫40余公里的地盤上，村莊已被拆毀殆盡，田地大都荒蕪，村民如鳥獸散。同時也看了一些材料，浙江省溫嶺市自1997年以來，除公路、橋梁、市政建設等國家占地之外，僅“開發”強征的耕地就達20余萬畝，拆遷戶死傷幾十人。全國各地有多少個這樣的“開發區”、多少個這樣的溫嶺市啊……真可謂“田園寥落圈地后，骨肉分離拆遷中”呀！難怪村民們都浮躁得不行，在內耗GDP的魔力下，大大小小的磚塊都被它裹脅著，舒卷著……如同一組組蒙太奇的電影鏡頭，在帶血的槍刺下，猶太人、中國人麻木地拿著鐵鍬，一鍬一鍬地挖著活埋自己的墓坑……NO！NO！這樣的鏡頭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啦，太低級了，太消沉了，應該切換成在美國普世偉哥的作用下，人們精神亢奮，樂顛顛地去挖著讓自己走向極樂世界的“天坑”的鏡頭才對！

記得當年搞分田單干時，上面說單干能多打糧食，老父和許多上了年紀的社員都不相信：舊社會單干了那么多年，多打糧食了嗎？別說天災人禍，就是平常年景，哪年不是逃荒要飯滿地走？一些無良精英也不會不明白這樣的道理，孔子的小康社會和大同理想提了兩千多年，實踐證明，靠封建小農生產方式既建設不了所謂的“小康”，也實現不了所謂的“大同”；睜眼看看歷史，哪朝哪代不是在土地兼并、政治黑暗、“朱門酒肉皇，路有凍死骨”的黑漩渦中打圈圈？但揣著這樣的明白不能當飯吃呀，人非圣賢，孰能無欲，上面開出的價碼也實在是太誘人了。

經過30多年的集體建設，興修水利、平整土地、綠化荒山、改良土壤、推廣新技術、新品種，從生產隊、生產大隊，到公社，到區，建起了一套完整的農工商貿相結合的農業體系，圍繞“農”字設置的各類服務機構，如農場、林場、養殖廠、農科所、植保站、畜牧獸醫站、供銷合作社、農機廠、衛生院、文化站等，樣樣齊備。生產小隊是基層實體單位，各類家當也樣樣齊備，如山上有樹，田地里有上好的莊稼，倉庫里有糧棉油，堰塘里有魚，豬圈里有豬，田塘堤壩修理得整整齊齊，村路、水渠四通八達，大農具、大牲畜、大庫房、抽水機、脫粒機、手扶拖拉機、電視機……都是讓人眼饞的大家大業啊！上面一鼓動散伙，下面就有人歡聲雀躍，如同現在盼望拆屋占地賺錢一樣，大水淌來的意外財喜，分呀！先是分田分地，各家各戶的自留地、開荒地和菜園地加上集體的田地一律按當年的人頭分，生不補，死不退，30年不變；接著就是瓜分隊里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資產和現金；再接著就是砍樹，“要想富，砍大樹”，小隊砍完了砍大隊，大隊砍完了砍公社，公社砍完了砍國家，無一幸免，山山嶺嶺禿光光；最后是搶占公益地盤，集體時留下的山崗、水塘、港堰、庫房、打谷場、文體設施及農業機械，一一收入狠人的囊中……當年的社隊干部將這一系列舉措調侃為“四光”政策，即分光、砍光、占光、霸光。

分田單干的頭兩年，仗著集體留下的耕牛、農具、水利設施和肥沃的土地，以及村民之間相互較勁的心態，糧食產量與以往大體持平，但棉花、芝麻、綠豆、黃豆等經濟作物產量開始大幅下滑。因為經濟作物的產品比主糧的價格高，一是需要較多的勞力投入，二是需要安全的生產環境。分田到戶后，這兩項都是軟肋，其中特別是瓜果蔬菜，容易被偷，散戶根本種不起來。

糧食產量從字面上看，除2000年前后連續五年減產之外，其他年份好像都在增產，特別是近些年的“增產”，已有不少同志提出質疑意見。這個問題應該看到它的兩重性：一重是天佑我中華，30年來的坡坡坎坎，總算還沒有出現大面積的糧荒。有人說這是“好政策”造成的，實事求是地說，主要因素還是自然氣候的改善和農業生產能力的儲備。舊中國戰亂頻乃，生態破壞，解放后經過30多年的治山治水，綠化祖國，直接后果是造成和避免了前后三十年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的厄運；前30年修建的8萬座水庫對以后調節氣候和戰勝局部自然被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重是隱含嚴重的危機，前30年的生態建設和生產能力儲備經后30年的反復折騰，已透支殆盡，全局性的糧荒正在向中國人民逼來。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內蒙古圈分草場和山西亂挖小煤窯導致的劇烈的沙塵暴和地下水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三分之二的河流湖泊干涸，黃河、長江流域和東北黑土地的掠奪性開發造成相當于海南省面積的水土流失，磚頭GDP在全國每個角落大肆吞噬寶貴的耕地，繼連續五年糧食減產之后所謂的“增產”，純屬子虛烏有，擠去20%左右的水份，才是每年實際的總產量。這里只要對比一下糧食產量上報的過程就一清二楚：過去生產隊時，糧食經過過枰才能入庫，產量多少清清楚楚，上報時大都會留有余地，因為多報要多交余糧，經過1958年的教訓誰也不敢胡來；分田單干以后特別是近些年，農民種多少，收多少，全是一筆糊涂賬，反正糧食市場已被外國壟斷資本控制，上面需要糧食產量數據時，便按以前沒占耕地、沒撂荒耕時的產量基數迭加逐年的“增長數”上報，上面再按宣傳的需要予以協調……這樣的數據如同GDP達到了多少一樣，可以說是一種兒戲，甚至連兒戲都不如。

多少年來，一些無良的媒體，無視幾億社員幾十年為新中國工農業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宣傳什么因其愛偷懶和貧窮至極才搞分田單干，搞了以后是形勢越來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撇開各地的大圈地不說，只看三條就夠了：一條是亂挖亂砍；二條是亂占亂建；三條是粗放耕作。看完這些再去估量糧食的產量情況和農民的生活消費狀況，還能牛烘烘地接著說“增產了”和“生活好了”，我就算他是超人。

最近有人為證明農民過去“貧窮”，挑撥工農關系，以“王慧”的名義在網易上發表文章，胡說什么過去生產隊男社員每天掙工分六七分，女社員每天掙三四分，老弱病殘每天就一二分；每個工分值四五分錢，甚至兩三分錢，一個月收入8.4元，比工人最低月收入31元少3.4倍，竟還有人真的信這個。好在上一輩的人都還健在，當年的實際情況是男社員每天10分，女社員每天8.5分，半勞力5分，這是“計時”的工分；多數的時候是“計件”，如插秧、割谷、鋤草、摘棉花、挑肥料等，因是搶活路，掙的工分比計時多五成甚至一倍以上。每年夏、秋和年終按工分結算，10分為一個標準勞動工，老作家高曉聲在《陳煥生進城》中描寫的“去年工分單價七角”，即是說每10個工分值7角錢。我老家是丘陵地區，分值差別較大，高的如老屋灣生產隊，10個工分值達到一元二三，我們大隊10個生產隊人多地少，每10個工分的分值最低是5角5分，一般是6-8角。社員最低月收入與工人最低月收入相差1倍左右，而不是3.7倍。生產隊糧、棉、油、燒柴等生活資料折價便宜，自留地里的新鮮瓜果蔬菜不用花錢買，還優先吃白米白面，實際的生活消費不比市民少多少，只是不如市民穿著“洋氣”。

前些年食油便宜時，故鄉一大戶的青年在鄉發起了一個用“油”標準衡量集體和單干優劣的運動，還真有些小青年跟在后面瞎起哄。有幾個人問我這個“老會計”的看法，我跟他們算了一筆細賬：生產隊時，每人月平均48斤稻谷，還有超產糧；每年人均3斤皮棉和一丈二尺布票；每年人均6斤麻油，豆油和棉籽油不算定額；每人每月供應1斤豬肉，半斤紅糖，生產隊逢年過節殺年豬，分塘魚；每年分的若干糯米、黃豆、綠豆、紅苕、紅白籮卜等，均不占指標，個別山區是6-8斤紅苕折1斤口糧。之外便是自留地的調劑。當年我家有五口人，自留地加開荒地計有兩畝多，主要種小麥、大豆、芝麻、棉花和瓜果蔬菜，其中小麥和大豆、紅苕是套種和接茬。那時小偷極為罕見，種多少收多少。1962年我家自留地打了4擔小麥，常年瓜果蔬菜吃不完，自種的芝麻、黃豆、棉籽換的油比隊里分的還要多，家庭飼養的雞鴨、肥豬等作為副業收入，有時也用以調劑生活。吃不完的米面、麻油，可以直接拿到城市市場上去賣。至于“油”標準，當年各家消費比較均衡，現在差別很大，兩者比較，當年吃油不比現在的大戶少多少，特別是質量好，放一勺就油汪汪，香得不得了，現在放十勺試試……

本家的荒哥和葆華二嫂平日里對我殘疾弟弟比較關照，我去看他們時，見他們幾個在外做泥瓦匠手藝的兒子都蓋起了新房，便向他們道喜。葆華二嫂拉著我的手，話未出口先落淚：“都說我家發了，哪里知道我內心的苦楚，你看我多年沒換過一件像樣的衣服，種菜收不起來，買菜又賣不起，只好每餐吃鹽水伴飯……”

分田單干無論是對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建設，還是對農民的生存發展來說，均無異于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日積月累的“三農”問題正在形成一座蓄勢待發的火山口。解放前在我老家教過私塾的春山伯，是能看到這一趨勢的少數清醒者之一。他常對我說，分田單干這一招愣是要了農民的半條性命；我說這一次的圈地拆屋更糟，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剩下的半條小命也要被它玩完。

中國農民一直是鄉土中國的生力軍和頂梁柱，幾千年來的牛耕力作的生產方式和單純艱辛的生存環境，造就了他們樸實、善良、吃苦耐勞、頑強不屈的秉性和與生俱來的鄉土情結。他們世世代代像牛一樣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滋養著一切社會成員乃至統治他們的國家機器。他們夢想用自己的力氣發家致富、光宗耀祖，是大同社會和理想國中的天然公民。他們有嚴重的宿命思想，畏懼權勢、容易上當，能容忍減少他們的草料，但絕對不能容忍奪走他們的家園，這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呀！舊中國不絕于屢的宗族械斗為的是什么？絕大多數都是地界之爭。

老父過去常愛跟我提起抗日戰爭時期在本家家門發生的一段往事。武漢會戰之后，日本鬼子扶持的汪偽政權占領了我們的家鄉。為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他們看中了嚴家湖這片肥美的水土，想把湖水排干辦墾殖農場，找嚴家談判。湖東一位在“維持會”混事的嚴姓子民經不起誘惑，答應“共同開發”。消息傳來，嚴家老少都氣炸了肺，決定“除奸保湖”。這天天氣晴朗，內奸在一位前去“釣魚”的口舌伶俐的村民陪同下，興高采烈地到湖西協調“賣湖”。剛到村東口的一片樹林邊，埋伏在樹林中的幾十條壯漢手執扁棍刀一擁而上，將其剁了個稀巴爛，然后用麻袋將剁爛的碎塊裝在一起沉到湖心喂王八。

寧可餓死，不賣良田；寧可餓死爹和娘，不吃種子糧；寧可被殺戮，不準掠奪疆界，哪怕是“沒有什么大用的”湖產也不能放棄，主權的問題沒商量……這便是鄉土農民的生存法則和最高信條。

在農民的意識中，家的擴大化是宗族，宗族的擴大化是民族，是國家，“當家作主”是歷代農民的夢想。在家鄉組建農業社的時期，農民為什么那么興奮，積極性為什么那么高？是因為把各家各戶的土地農具合在一起，還是屬于農民自己的，農民從以前的小當家變成了現在的大當家，能不高興么？以后分田到戶，雖然有不少人貪一時之利樂意分，但還是有不少農民超越了迷糊人的眼前小利，頂住了政治壓力，繼續走集體化的道路，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河北的周家莊，湖北的官塘八組等。目前全國還有8000——10000個這樣村集體。這其間既有帶頭人的作用，也有農民群眾的覺悟，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金貴的種子。看看現在分的和沒分的都是啥模樣，連小崗村的一些懶惰農民經過考察、對照之后，都“震撼極大”，意識到自己當年是被人當猴耍了；敝鄉的農民都怨自己沒有攤上一個好“班長”。這不就是回歸農業集體化的人心所向么？但凡有一點點良知的人，不可能聽不到這股澎湃的回歸潮音。一些無良精英和資改派死不悔改，逆天而行，不思將功補過，卻變本加厲地扒房拆屋，挖人根基，自以為撒下一些胡椒面便能迷糊人。其實他們只能買得人們一時的貪欲，買不了人的真心，驅散不了人們心頭上的鄉土情緒。君不見西相坡毛主席故居前農民的哭訴，還在那株州、楊州、撫州、興化等地的農民以死相抗的慘烈焚身事件；同樣是這個撫州，拆遷戶由自焚發展到用炸藥包多處襲擊政府機關泄憤；湖北一農民甚至架起自制的土炮捍衛自己的家園……

人類幾千年、數萬年，蓋房子也好，搭窩棚也好，都是為了自己居住，沒有人做房子是為了拆的，除非瘋了。幾千年被壓在最底層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在據說是“都富了”的今天，卻被逼到使出吃奶的力氣去做“種房子”和“引火燒身”之類的瘋事，豈不是天大的諷刺！我們除責怪他們“私欲膨脹”和“不識大體”之外，能不能從這些亙古未有的反常舉動中反思自己更加反常的逆天之舉？能不能消停一下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改這去那”的鬼把戲，理直氣壯地讓農民回歸社會主義集體化的正道？

“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包括農民階級在內的全國人民，是多么地盼望無良精英和資改派們回心轉意啊！但希望代替不了現實，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已被美國人捏住了命門。在全國土地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前夜，只有這場社會活劇中的主角自己站出來承擔歷史責任，面臨的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對此，我做了如下的一些評估和研究：

1、妨礙農民自己站出來的最大問題是農民的階級意識問題。現包括我老父在內的不少農民還沒有農民階級的階級意識，他們樸實的秉性和孤陋寡聞的見識經不起無良精英和權貴們的忽悠，人家給他一個棒棰，他就會當了針（真），像吃了迷魂藥一樣奉送自己的土地、財產和人格，還要幫其數錢。如在分田單干斷送了半條命之后，上面利用人的墮性和虛榮，放任和忽悠他們賭博、拜神、偷盜、撂荒、打工，到城市拾垃圾、賣苦力、賣身體、蹲涵洞、睡水泥管、住蘆席棚，弄了幾個血汗錢就喜洋洋地顯擺：“看，我過得多好”；又如單干后為收繳公糧，鄉政府組織“打手隊”下鄉搶糧、扒屋、抓人，我當年參加農村工作隊時親見“打手隊”成員和鄉政府關人的房間。如此嚴厲的措施效果仍不佳，農民所欠的公糧款仍在逐年增加，直到積累成天文數字……這樣對峙下去益處不大，害處無窮，后來只好宣布取消農業稅。不少農民并不覺得這是他們自己長期抵抗的勝利；再如上面決定按農民耕地的畝數發放微薄的“種田補貼”，農民的單純使他們聯系不到與此同時農資價格的飆升和農副產品的超低價收購給他們帶來的更大損失。我的一位在學校看門兼拾垃圾的堂兄在我家做客時對我說：“過去農民給政府交錢，現在是政府出錢哄著農民玩。”

老父過去對我最嚴厲的要求是做人要勤快，“人勤地生寶，人懶地生草”。現在時過境遷，多少年來農民種田都不上心，上下糊弄著你玩我，我玩你。農民不想種田便忽悠農民種轉基因桉樹：“種一棵桉樹養一頭牛，輕松賺錢不用愁”；農民想發大財就來個占地拆房：“田地長草人難留，拆遷補償住高樓”……

近些年我在研究國企淪落和農業破產的原因時，發現精英們手里握著秘而不宣而又屢試不爽的兩件銳利武器：一件是階級意識；再一件是“安樂死”。改開以來，各種輿論反復強調不要有階級意識，甚至不惜用大帽子壓人，那是只對作為宰割對象的工農大眾說的；而資改派的社會基礎，卻愣像是心有靈犀，從鼓吹者、推行者到企業主乃至到農村大戶的子弟，都心里清楚表面要忽悠哪些人，暗地里要鉚著勁干哪些事，明明是在做婊子，卻令人不可理喻地一概“王顧左右而言它”。他們是有備而來，而工農大眾此時正在為你多我少的獎金和東押西賭的刺激爭執著、沉醉著……他們剝奪工農的手段無一例外地都是先改，后廢，再挖根。即先用改革把你搞亂，再用深化改革讓你停轉或長草，而后施以胡椒面買斷或補償，讓你坐著降落傘往深淵里跳，好愜意吔……

經過這么多年的磨難，現在工人階級開始覺醒了，開始有了自己的階級意識，如有些地方過去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在廠子倒閉后主動地握手和好，有的已開始進行“三查三對比”活動。農民階級目前雖然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但有些接觸過先進事物的農民工和深受壓迫剝削的拆遷戶、上訪戶已開始覺悟。在今年5月18日晚間由昆明開往武漢的列車上，兩位在云南香格里拉做工的民工對我說：“一些吃了飯沒事干的“叫獸”，一有機會就叫嚷著要去孝敬美國爹、日本娘和印尼嫂，卻把自己的爹娘當草芥。”這些人都是農民階級中的寶貴的種子，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要讓絕大多數農民認清自身的真實處境和未來的絕境：分田單干已經要了農民的半條命，占地拆屋是要農民的整條命。農民兄弟應該振作起來，團結起來，把矛頭對準那些搖唇鼓舌的無良精英、吸血的開發商和視我們為“垃圾人口”的資改派，他們是一丘之貉，是我們農民階級的死敵。

2、也要在農民中廣泛開展“三查三對比”活動。農民的階級意識不是天外來客，而是其在一定社會環境的熏陶和先進文化的培育下形成的對農民群體的共同利益的認識。

這些年來，無良精英和資改派大肆推行愚民政策，有意抹殺和淡化農民之間的階級認同，不過問他們的文化生活，讓他們退回到昏吃昏睡的蒙昧狀態，以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在目前條件下，我們還無法在短期內改變農民的這種社會生存環境，但可以通過傳播毛澤東思想和有組織地開展“三查三對比”活動，來幫助他們認識目前社會的性質、行為取向和他們自身的真實境況，來啟發和培養農民群眾之間的階級認同。

所謂“三查”，即：一查全國各地農村分田單干時瓜分各類集體財產的明細賬目，毀掉的重建，并按當時的價格折算現金。我推算全國各生產隊平均分掉的財產、現金及搶占的集體資產（不包括田地），按當時的價碼當在百萬元以上；二查全國各地農村分田單干后砍掉的樹林面積、廢棄的水渠長度和淤積的水庫水塘面積，以及文體設施、堤壩、田間阡陌小路的破損情況；三查全國各地農民亂占亂建和大小開發商圈地占用的耕地數，查化肥、農藥、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對地力的損害情況和濫挖濫采對地下資源的破壞情況，以及各種污染源對各地農村的水土、空氣污染的面積和程度。

所謂“三對比”，即：一對比新舊社會農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高低和生產、生活狀況；二對比分田單干前后農業生產情況和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狀況；三對比現存的95%的普通農戶與5%富裕農戶之間的財富差別情況，對比不同地區農民之間財富的差別情況，列出產生這些差別的主要原因。

可以斷定，只要能在廣大農民中組織開展“三查三對比”活動，乃至使農民有了“三查三對比”的理念和意識，農民階級的階級意識便已開始形成，于是便會萌發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念頭，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樣的生活，真正想走的是哪條道路。

“三查三對比”活動進行到收尾階段，可以歸納各地“三查三對比”的統計資料，提煉典型材料和典型事例，寫成文章，征得95%以上的村民同意后，印成傳單和小冊子，在媒體上發表，散發給群眾和呈交、郵寄給各級領導。通過這樣的內外聯動來表達人民的意志，促使當局警醒，將掘墓的鎬頭改換成辦綠色大農業的鋤頭，停止盲目城鎮化的折騰，回歸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正道。

今年五月上旬，就在我第三次上云貴高原考察的前夕，老父終于讓堂兄給我寫信來了。信中說鄉親們被“種房子”折騰得心力憔悴，債臺高筑；上面把村里的田地東圍一塊，西圈一塊，層層克扣圈地錢，到農民手上已是“水落三秋”，更別提補償“種”的房子啦，鄉親們好悔喲；可不“種房子”又等于坐以待斃，心有不甘呀！都是那些狗日的開發商給鬧的，農民的活路在哪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