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鄉村集體經濟體制的消亡過程及再生　 　

雪文　　

重新審視北京郊區農村改革以來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農村兩條道路矛盾斗爭的復雜過程，其核心在于如何對待農村的集體經濟體制上。在撤銷人民公社體制以后，北京市曾經實行了十多年得后公社體制—鄉鎮總公司體制，但最后也消亡了。對鄉村集體經濟體制，是真正的改革、完善它，還是弱化它、取消它，這是一條主線。圍繞這一主線，筆者概括出以下一些重要節點和事件，線條較粗，可供有興趣的同志深入研究。　　

一、改革初期（公社解散之前）78-82年　　

基本特征是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管理體制上完善，農業開始實行生產責任制，多種形式，但原則上不搞包產到戶。同時，人民公社社隊企業迅速發展，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二、三產業產值已初步占到農村經濟的半壁江山以上。應該說，改革和發展都是健康的。　　

二、關于“冰棍隊”的批示是個轉折點　　

82年，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抓住大興縣一個勞動日值只有5分錢的所謂 “冰棍隊”的個案典型做出批示，迫使北京市委退出不搞包產到戶的底線，開始被動地推進包產到戶。到83、84年，郊區大部分農村實行了農業家庭承包經營。但此后北京仍強調發展集體經濟，農業上強調搞好服務，更重要的是鄉村集體企業的發展一刻也沒有放松。　　

三、總公司體制替代公社體制　　

83年中央下文用鄉政府取代人民公社體制，84年北京市完成建立鄉政府的改革。但在此項改革中，北京市面對過去集體經濟發展較快的現實，仍然沒有簡單化處理，而是撤銷人民公社體制的同時，保留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在體制上設立了鄉鎮總公司（當時也有設鄉鎮經濟聯社的想法），總公司除了直接管理原來的社辦集體企業外，還負責指導各村集體企業的發展。這樣，就在鄉鎮層次形成黨委、政府、總公司三駕馬車的體制，一直延續到90年代中后期。　　

四、農村快速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　　

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郊區農村經濟的主線是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并且以鄉村兩級集體企業為主體，快速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雖然在農業上集體經濟有些損失，但總體發展態勢還是好的。到1995年，郊區農村經濟總產值中，農業經濟已經下降到21%，二、三產業上升到79%，三次產業產值比例為21:65:14，已經到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而且，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基本上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實際上，這一時期也是城鄉差距最小的時期。　　

五、農業規模經營的論戰　　

80年代中期，順義縣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提倡辦承包制的集體農場。這本來是在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后，在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和以工補農的基礎上，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在農業經營體制上的新的探索。但很快被政治化，引來了《人民日報》等幾個媒體的質疑和圍剿。后來終于以失敗告終，也算是郊區農業集體經濟體制演變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和插曲。　　

六、91年市委還在出臺發展集體經濟的決定　　

91年，市委、市政府發布《關于加強鄉村合作社建設，鞏固發展集體經濟的決定》，提出統一對鄉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認識、規范名稱健全機構、鄉村合作社的職能任務、搞好各業責任制、加強管理、民主辦社、干部社員權力義務、黨和政府的領導等意見。但是，這個決定卻命中注定是短命的。因為92年以后，整個政治導向已經不是這個方向了。　　

七、90年代中期的鄉鎮集體企業改制　　

93、94年，郊區開始引入鄉村集體企業股份合作制的實驗，這本來也可以引導出好的結果。但是，后來很快被導入企業與社區集體爭產權和經營者控大股得邪路，最后導致大批集體企業被賣掉，鄉村兩級集體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基本上被徹底挖空了。　　

八、總公司體制的最后消亡　　

集體企業私有化以后，鄉鎮總公司存在的意義也就不大了。到90年代后期，北京郊區撤銷了鄉鎮總公司，結束了后公社化時代的總公司體制，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從此沒有了名正言順的組織主體。當然，也有少數鄉鎮仍然保留如集體資產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辦公室之類的機構，但都不具備法人主體的資格。統計數據顯示，北京的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恰恰是90年代私有化進程加快以后造成的。這一變化與集體經濟體制的蛻變基本上相一致。

九、歷史并沒有終結　　

北京郊區的集體經濟徹底消亡了嗎？沒有，歷史并沒有終結。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仍然有新的探索和發展，雖然一時還不能成為主流。但值得注意總結的有幾點：　　

1、為應對城市化改造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很多近郊鄉村還有集體資產和土地征占補償資金，有的村沒有分掉，而是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股權化，成立公司化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取得了成功。最早在90年代前期在豐臺區開始實踐，直到現在，這一模式在郊區得到了更大范圍的推廣。　　

2、土地承包權確權的三種形式。北京的二輪土地確權采取“確權確地、確權確利、確權確股”三種形式，即仍然家庭經營的確定地塊，家庭不再經營的按承包權益確定土地收益，土地權益股權化的確定股權，參與分紅。后兩種確權方式是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既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益，又為土地的集中配置提供了政策機制，達到規模經營的目的。和農戶土地自由化流轉相區別，這里仍然沒有背離集體所有制的原則，不是踢開集體鬧流轉。　　

3、鄉鎮一級新型集體經濟的嘗試。此種嘗試的經濟基礎有兩個，一是近郊過去鄉鎮一級還有集體企業和資產，這些資產是本鄉鎮各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有的資產。在村級已經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村級集體資產量化到人了，那么，鄉鎮集體資產通過一定的條件量化到村，也就達到所有者歸位的目的了。這就使鄉鎮集體演變成為股權化的現代公司體制，并形成現代公司制的治理結構和機制。另一種是土地資源統一配置的需要，在城市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地區，各村土地折價做股，組建鄉鎮一級股份公司，在規劃的指導下統一開發建設，避免村自為戰，苦樂不均，并使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　　

實際上，農村改革中的矛盾焦點還是政策的方向道路取向問題，而不是操作性的技術層面的問題，教訓已經夠多的了。但只要指導思想和路線調整對頭，農村集體經濟還有再生的機會，還有很多可以抓住的機遇和環節，但一定是新的基礎上的再生，要有新的形態和體制、機制。農村改革以來，在私有化的大潮面前，北京的特點是先處于守勢，不太服氣，但幾個回合下來，雖不得不屈服私有化的大的趨勢和政治壓力，但在基層和局部仍有所創新。問題在于不能系統化和提升到理論和政策層面，所以，不能造成全局性的影響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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