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駁《正確認識人民公社歷史》談談人民公社的合理內核

文題意涵過大，若要完全論清，沒有一組上萬言的文字怕是不行的，于是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簡要談一番主論點。

自1978年改革開放推進令中國步入嶄新的征程后，清算歷史的工作便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譬如，經過了三十年的單向批判的熏陶，“人民公社”終于成了一個與“極左”、“效率低下”相掛鉤的詞匯。

三十年來，人民公社一直是被全盤否定的，甚至一篇號稱《正確認識人民公社歷史》的黨報文章居然打著“堅持實事求是”的旗號只揪著《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論述、在幾乎沒有任何分析的情況下得出了人民公社是“重大災難”的荒誕結論，從頭至尾沒有絲毫令人覺得正確，真是愚蠢可笑至極。作者一定不是共產黨人，否則怎么會連最起碼的辯證法都未掌握呢？列寧指出“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不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認識事物，只恐怕永遠也認識不清事物。退一步說，即使是依靠《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得不出全盤否定人民公社的結論，因為原文的表述——“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于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里對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提出了批評，卻并沒有認為人民公社這一事物它全不可取，一名學者在邏輯與語言全理解不透徹的情況下胡亂引用，居然還聲稱原文“早對人民公社作出準確評價和定性”，多么令人訝異，可見此類人才學是多么膚淺，其為學是多么疏漏。由此也顯然可以發現，他的結論是多么幼稚與荒謬。

那么真正對人民公社的認識該是怎樣的呢？我上文已經說過，人民公社在三十年來一直是遭受批評的，上文的《正確認識人民公社歷史》的文章就是一篇否定人民公社的劣作典型，我之所以對它進行譏諷正是要指明大多數對人民公社指責的文章都是那樣的不可靠。其實，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要正確認識事物，只能依靠唯物辯證法分析，毛澤東所言極是“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所以，真正認識人民公社必然要以將矛盾一分為二的方法去深刻剖析。

不過我今天不想對人民公社作出一個評價，因為“三十年蓋棺定論”，人民公社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似乎還不到三十年，那么這項浩大工程就留給后人吧。但是我們知道，三十年來，學術界充斥的都是對人民公社指責的聲音，我今天所要表達的正是對此的深深不滿，我認為人民公社這一事物的存在是合乎規律的，所以今天我有意要談一談人民公社的“合理內核”，至少我要表明一點，人民公社不是毫無意義的。

據我看，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存在必須符合這樣兩點。1理論成立的，2實踐可行的。這些論證并不復雜，我從這兩個途徑都找到了支持其可行的證據，于是據我看，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存在于這樣幾個層面：

一、資源配置的必要

分析歷史事物必須回歸到歷史背景中，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探討人民公社我們也必須走回建國初的歷史大背景中。顯然的，新中國的成立初期，整個中國只是一副爛攤子，這一點毋庸論證，在資源并不豐富或者說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狀況下如何迅速發展國家是一個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即使我們以現在的眼光去看待這樣的問題我們也會輕易作出集中資源發展重點項目的決策，很顯然，人民公社的確成功扮演了整合資源的角色。當然，按照我們當代的市場經濟觀點來看這種資源配置依然似乎沒有可能，但是當我們認識到當年正是計劃經濟模式，實現這種資源配置就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公社的前身的農村合作社組織已經顯現出了資源的整合效用，正是在此先兆下，由一些地區試點成功，大量人民公社建立起來（這一點在毛選第五卷中有大量提及也有許多論證），人民公社發揮的資源整合效用更為明顯了。這些整合在農業領域包括了勞動工具、生產資料如牛、耕具、種子等資源的集合，同時，這種整合還體現在內部交易上，眾所周知人民公社如小社會一般實現了簡單生活用品的自給自足，這在當時未嘗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尤其是資源不豐富的條件下，人民公社將勞動力組織起來擴大了生產單位，將生產者之間的的交易內部化為生產單位內部的管理問題，內部交易成本降低，勞動力資源也實現了合理安置。這些整合是適應中國的人多地少的狀況的，因為人民公社前中國是這樣的狀況：人多地少，人民公社解決的正是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農業方面的資源配置。當然，資源配置不僅就農業言，實際上，對整個國家說也是一次資源配置。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策略，這是一條符合國家工業化要求同時也是與蘇聯的現代化歷程相契合的道路，重工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工業鏈條長，在當年一窮二白的額狀況下迫切需要一個強大的后備保障，也就是需要農業大量的哺育工業，此時我們不妨為歷史作一番假設，設若缺少人民公社這樣的資源整合組織，國家如何征集為工業騰飛到的第一桶原油呢？人民公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合唱中扮演的是第二提琴手卻不是無足輕重的，正是人民公社為新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原始積累。在資源不豐富的狀況下，集中資源實現發展效益最大化，人民公社起到的正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二、聯合與組織的必然

一百五十多年前，共產主義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鄭重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聯合起來，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句口號，而是對斗爭形勢、歷史規律的精妙把握。聯合起來組織起來，與其說是促進農村發展的一種適時戰略，不如說是歷史發展的趨勢，這實際上容不得人選擇——走向聯合是世界潮流。在當年的歷史發展中，一個方案擺在面前就是順應潮流聯合起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中國一句古語說得好“團結力量大”，作為眾所周知存在所謂分散、自私、狹隘、偏狹、短視的劣根性的中國農民來說，只有走向聯合才是實現自身發展的出路，這一點其實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已經有過精辟論述，我要做的無非正是引用這一論點——小農經濟無法長久，小農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抵御風險，小農的聯合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以歷史發展看，人民公社完全做到了這些，它令農民們組織起來了，它使得農民們聯合起來了，這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這種聯合包括了正如上文所說的生產資料的聯合，也包括了人的聯合，農村成為了一個整體，從“一盤散沙到鐵板一塊”對于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自身發展的效能是任何社會科學家都不應小覷的。

三、生活和生產需要，意識形態的宣傳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也就是人是社會的人，人除了物質需求還有著精神活動，缺失了文化活動滿足精神需求恐怕難稱其人吧，人民公社正可以充當其中的橋梁。我們從許多資料，甚至不需要查閱資料，僅僅依靠我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長輩的記憶也可知道，人民公社有著豐富的文化活動，這也很容易從理論上找到思路，農民組織起來，文藝活動是可行的。此外，集體的勞動下，人勞動總有著使不完的勁，這與大鍋飯好吃的原理是相同的，因為其中總暗含著競賽，這樣人的勞動都是有激情的。再有，集體生活下人際關系是非常親密，因為相互之間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關系，這就使得人們可以進行相互深入的交流合作 。并且，公社內部經常進行的民主生活可以使得農民感受到自身的價值，這當然還要與另一歷史事件結合起來，也就是土地革命，社員之間貧富差距不大，至少在那時，人們是看得起自己的，人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目標與追求。當然了，我列舉了這么多公社生活生產的優勢之處，許多似乎解釋并不通順，的確，放在當代的眼光看待當然是理解不了的，但是正如我上文反復強調要回歸歷史狀態下，當我們回到當時的歷史狀況下再來看待這些卻發現是合情合理的，我們知道，公社時期對于意識形態是極其強調，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是人的思想境界的提升，至少是不盲目追求經濟利益，我們可以用“單純”來描述當年的人們，那樣年代下的人們幾乎可以為了人民而犧牲自己，上級的號召下公社可以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如果這一點不成立我們怎么去解釋大躍進時期的匪夷所思的許多事件呢？于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下人們會積極投身其中奉獻自己并獲取人生價值。這就是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和意識形態價值之所在。

四、管理合理

人民公社是生產生活型的政權組織。把分散的個人集中為有序的系統，按照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系統的整體實力與分散個體的合力是不同的，有序組織的系統要遠遠大于個體的合力，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人民公社實現的正是這樣的系統的功能，這個層面上，系統實現的價值要遠遠大于之前的價值，這樣的系統中分工更加合理，市場經濟下總存在著自發性等等不可控因素，而在人民公社下人是趨于組織的管理，自然有明確的分工，管理趨于合理。并且這種管理不是像當前工廠般的肆意剝削，相反的，人民公社的管理是為民主創造了條件，恰如班級中的自治一般，人民公社下人民也可以實現自治，這是一種完全平等民主的氣氛，管理的效率也是大有提高。我們可以把人民公社比作一個班級，這個是一個自給自足有著完備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的班級，對照現代班級也能發現，班級式管理下產生的是民主平等與效率的提高。并且，即使是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這里也是可以解釋的，人民公社的組織下實現了將生產置于有政府狀態，公社內職能劃分合理，社員合作互助，利用平等競賽的方式又增加了積極性，這樣的管理的確是很有效的。同時這樣的管理下還實現了成本的降低，這在資源并不豐富的年代其實際效用遠大于其象征價值，按照賀雪峰先生的說法，這首先表現在將““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核算單位降到生產隊，而生產隊在很多地方往往是一個自然村落，是一個熟人社會，是有強有力內部人認同的群體，生產對建立在自然村落基礎上，就是村莊的傳統與生產隊的建制有所契合，從而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其次，管理的合理下，“以工分制為基礎，人民公社可以只花極少的帶花辦民辦教育、合作醫療和農村的文體活動”，這些都是管理成本的降低，這一系列行為與做法這不但不是如當代一些蒙眼作家所言是對自身的異化，反而管理的合理倒又提高了社員生產生活積極性。

五、實踐的成果驗證

人民公社產生的眾多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但當代偏偏有一些取向刻意掩蓋這些成就以抹煞人民公社的歷史合理性。幸好歷史是人民書寫的，意識是不能決定物質的，人民公社的成果對于論證其合理性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這些實踐成果體現在各方面，簡單歸納，首先是促進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80年代時，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準較建國初期實現了很大的提高，套用一個比喻“建國初期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區別在于農民能不能吃飽飯，改革開放三十年后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區別在于能不能吃上肉的差別”這個比喻不是沒有道理的，人民公社實行近三十年后，人民人均壽命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都較建國前有極大提高，這不能與人民公社的功績割裂開；其次是為中國工業化推動的貢獻，到1980年初，中國經濟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農業占六成以上而工業產值不足3%轉變為農業占生產總值少于三成而工業產值超過五成，并且這個過程中中國基本完成了覆蓋各行業的工業體系，也就是說中國基本實現了工業化，這不能不說與人民公社的作用有極大的關聯罷；另一項成果足令人驚嘆，即對農業的基礎性設施的修建與維護，從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是加快水利改革我們不難看出水利的之于農業的重大作用，而身處農村的人都會有記憶，家里人以前經常要參加當地的大堤、灌溉渠道等的修建，這種修建的結果是促成了相對完善的農業基礎，人民公社的年代由于特殊的優勢條件，修建了大量水利設施，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同時還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總庫容4千多億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這些成就都是顯而易見的，并且都是與人民公社密不可分的。人民公社取得巨大的成就，上文列舉的完全是經濟方面，實際上人民公社的經濟成就并不限于此，當然成就也不限于經濟，更包含了思想、政治等各方面，只是限于篇幅不能再列舉了。但是，或許僅是這些所列之實踐成就便已經足夠認定人民公社的存在絕不是毫無意義的了。

總結：

一言以蔽之，人民公社的產生絕不是歷史的偶然，反倒有其十足的合理性。如果一些先生們依然喜歡以獨裁與強迫來認定人民公社事物的肇發，那么我顯然不會認可，事實上，上文中我的確已經反復強調，考察歷史事物必須要回復到歷史發展狀態中，然而此前的人民公社的研究似乎都不免限于“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這些號稱堅持了“撥亂反正”重新“實事求是”并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 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卻從未真正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考察事物，其實只要我們把人民公社放置到歷史中考察是絕不會得出“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的荒謬結論的。

當然，本文的目的意在肯定人民公社的歷史合理性，從而并沒有才涉及到人民公社的弊端，并且我是從歷史的必然性尋找為人民公社誕生的辯護論據，而實質上，我要表達的是，人民公社至今依然是必然的事物，也就是說人民公社至今依然有其合理性，當然這合理性與其說是人民公社組織本身，倒不如是其代表的一種“聯合”的思想，這種聯合思想據我的理解依然是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所在，要發展農村必須設法實現農民的聯合，換言之，走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才是農業的根本出路，如果說聯合是未來的必經規律，那么我們今天要做的正是“回到未來”。 當然這不是我本文的根本目的，故不再贅言。

絕不是人民公社強暴了歷史，而恰恰是歷史選擇了人民公社。“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認為，人民公社是合乎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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