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農業領域的推行過程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政策包括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減少國家干預和國家開支等內容，這些政策在世界農業領域的推行主要是由美國農業跨國公司推動的。
　　
　　1935年通過的美國《農業調整方案》阻止農業進口，以使美國國內農產品價格高于世界市場的價格。對農業的這種支持導致美國農民生產過剩，美國于是通過向國外提供廉價食品援助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剩余農產品。一些大農業公司如嘉吉公司（Cargill）和大陸公司（Continental）從家庭農場收購谷物，然后通過受國家補貼的食品援助項目出口，取得了巨大收益，開始繁榮成長起來。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霸權地位受到巨大挑戰，于是美國對國內外政策作出了巨大調整。1973年美國頒布的《農業法案》（FarmBill），取消了很多對農業的干預和限制，并鼓勵農產品出口。于是，美國大公司主導的農產品出口大增。20世紀50年代，第三世界占全球小麥進口的10%，到1980年，這一比重增長到57%，其中進口的主要是美國大農業公司的產品。
　　
　　根據《農業法案》，私人銀行代替國家成為農業貸款的主要提供者，而私人銀行更愿意為大農業公司而不是小農戶提供貸款。20世紀80年代的農業危機進一步打擊了小農場，而有利于大農業公司。于是，美國大農業公司實力大增。美國農場在20世紀30年代有700萬家，到90年代中期只有180萬家，其中在80年代的農業危機中，小農場數下降了17%。到1994年，美國50%的農產品來自2%的農場，而73%的農場只生產了9%的農產品。該年美國80%的牛肉由三大公司提供。該年美國小麥出口占全球小麥出口的36%，玉米、大麥、燕麥、高粱占64%，大豆占40%，棉花占33%。這些出口主要是由美國大農業公司提供的。
　　
　　隨著美國大農業公司實力的劇增，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關貿總協定（GATT）的談判中，一改以前將農產品問題排除在談判議程之外的做法，提出將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列入談判議程。1994年，GATT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初步達成了農業領域自由化的協定。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進一步推進了全球經濟包括農業領域的自由化進程。其中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將知識產權的保護擴展到極端的程度，極大地有利于大農業公司壟斷農業技術。而多邊投資協定（MAI）對世界經濟自由化的規定更為極端，它主張外國資本可以在任何國家的任何經濟部門（農業部門當然包括其中）投資，外國資本得到的權益甚至比本國公司還要多。
　　
　　世界農業領域的自由化的真正推動者是大型農業跨國公司?！叭蚱髽I和農業出口大國是自由化的關鍵支持者。事實上，美國在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原初建議書就是由嘉吉公司的前副總裁起草的。嘉吉公司和大陸公司一起約占美國谷物出口的50%……農業跨國公司利用WTO阻止各國政府的農業計劃、阻礙農產品供給保障、降低各國農產品價格。通過減少各國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支持，大公司將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最大化，并從全求‘自由’市場中獲取最廉價的投入?！雹?BR>　　
　　二、西方大型農業跨國公司在世界農業中的壟斷地位
　　
　　20世紀美國不斷將工業上的技術優勢大規模地應用于農業，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發達農業，即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農業。這種農業需要持續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傳統的家庭農場式的、勞動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經驗的農業在市場中基本失去競爭優勢，紛紛破產。西方大型農業跨國公司在世界農業中于是建立了壟斷地位，這種壟斷地位有如下建立方式。
　　
　　1、控制農—工綜合體產業鏈條的頂端
　　
　　西方大農業公司為了形成壟斷地位，它們起初往往長期大量地增加某種農產品的產出和供給，使該農產品的價格長期低迷。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場和農戶由于不能長期承受損失，就往往被迫停產或轉產，這樣西方大公司初步壟斷了該國該農產品的銷售。
　　
　　在當地自主的農業破產之后，這些大公司除了兼并一些小農場，還往往采取這樣的做法：和很多小農場簽訂供貨合同，使小農場在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以什么價格出售等方面都受大公司控制。這是對大公司很有利的一種控制方式。以智利為例，該國50%的水果生產和出口被五個外國跨國公司控制，跨國公司控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和小農場簽定供貨合同?？傊?，在農—工綜合體產業鏈條中，“耕作只是一個重要步驟而已，而提供農業投入和將農產品轉化為消費品等環節在農業經濟中開始取得支配地位。在農業食品體系中，耕作價值現在只占食品價值的10%，而投入占25%，其余65%歸農產品的運輸、加工、營銷。在20世紀初，耕作價值占農產品價值的40%，因為那時很多投入如種子、肥料和飼料等都可以依靠農場內部而獲得”②。從如上價值分割可見，這種控制方式使大公司獲利極大。
　　
　　2、控制農業生物技術優勢
　　
　　20世紀80年代，西方大農業公司在農業生物技術上大量投資，卻很少獲得成熟可行的技術成果，到90年代，為了收回投入，這些公司加速將很多不成熟的可能損害人類和自然環境的生物技術，如轉基因技術和荷爾蒙生長刺激技術等引入市場。WTO等國際組織都極力地為這些大公司的技術提供過度的不合理的保護。這些公司甚至為植物種子的基因材料申請專利保護，而植物種子是世界人民世代耕作的遺產，因此這種申請是不合法的。這些大公司利用WTO等國際組織的不合理的技術保護，也可以建立一種壟斷地位。
　　
　　西方農業壟斷公司憑借以上方式建立起壟斷地位，攫取了巨額的利潤。大農業食品公司“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它們實質上可以控制從農民那里收購原財料的成本，而同時抬高賣給大眾的食品的價格而獲取巨大利潤。食品工業在美國成為僅次于制藥業的第二大暴利行業”③。
　　
　　西方大農業公司在世界農業中的壟斷地位恰好是通過揮舞新自由主義的自由競爭的旗幟取得的。這倒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標榜自由競爭的目的是為壟斷公司建立更大的壟斷。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農業領域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三、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危機
　　
　　新自由主義使西方農業壟斷公司可以自由地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擴大勢力，造成這些國家巨大的農業危機，這表現在如下方面。
　　
　　1農業破產和農民貧困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發展中國家農業的主體即勞動密集型的小農業直接面對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的國外大農業，根本沒有市場競爭優勢，不得不走向破產。這些小農場要么被收購，要么轉向種植特定出口作物。
　　
　　但是后一種轉型也是不成功的。由于實行新自由主義，國家對農業不再提供實質性支持，小農業所依賴的基礎設施如水利、道路系統等日益破敗。小農業也不再能從國家那里獲得扶助性貸款，而由于小農業風險極大，它們也不太可能從私人銀行獲得貸款，它們往往只好轉向高利貸?！岸稹焙蠛荛L時期，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在農產品銷售上給予支持，保證農產品銷售渠道的暢通和定價合理，使農民免受變幻無常的市場波動之苦。但是農民現在得不到這種支持，不得不直接面對極不穩定的過度競爭的國際市場。種植經濟作物需要大量的投入，如上所述小農戶往往只能通過借高利貸來支付這種投入，但是國際市場又充滿巨大波動和過度競爭，這些使小農戶收入極不穩定甚至下降，導致農民負債、貧困化。
　　
　　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往往使發展中國家面向中產階級的市場被西方優質的農產品占領，而這些國家力圖擴大出口的那些農產品在國際上又處于過度競爭的局面，即使增產也不增收，幾乎無利可圖。以烏干達為例，該國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產量從1993年的280萬包增加到2000年的320萬包，但是由于國際咖啡價格劇烈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卻從1994年的4,325億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1,648億美元。④
　　
　　2   農民起義和社會動蕩
　　
　　農民破產和隨后現代大農場的引入，導致農村傳統的經濟循環被徹底破壞。研究者談到：“過去，當家庭經濟是農村社區的主導體制時，有4到5倍的乘數效應。一個農業部門所創的錢在社區中循環，從一個家庭經濟體轉到另一個家庭經濟體，要轉手4到5次才離開該社區，這增加了該社區的經濟活力。但是現在，在農村的農業大公司將利潤迅速地從農村拿走，轉到大城市的總部或股票持有者手中，只有非常廉價的勞動力報酬留在農村?！雹?BR>　　
　　因此家庭農業破產的結果，不僅是農業部門而且是農村所有經濟部門都受到巨大損害，整個農村于是破產。這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社會動蕩。
　　
　　以拉美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地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極其頻繁。在巴西，無地運動通過直接占領土地的方式已經為15萬戶100多萬流浪貧民奪得了土地，并爭取到在21個州將土地改革列入政治議程。在哥倫比亞，以農民為基礎的游擊隊已發展到15000多戰斗人員，將影響擴展到全國約一半的農村，其中心政治要求包括土地改革、保護人權和建立農會等。在巴拉圭，棉花價格暴跌使成千上萬的農民破產，農民為奪取土地和軍隊不斷展開激戰，并成功地阻止了軍人專政。在墨西哥，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大批農民破產，1994年恰帕斯州的農民發動起義，并發展為一場持續的農民運動，以反對自由貿易作為中心的政治議程，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回應。在厄瓜多爾，農民和印地安人領導的運動指責政府的自由貿易政策，使馬華德總統辭職。⑥
　　
　　在亞洲的菲律賓、尼泊爾等國也能看到新自由主義破產所導致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3  糧食安全的危機
　　
　　糧食安全是指一國所有的人在所有時間都能得到充足而有營養的食物。
　　
　　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狀況惡化。以墨西哥為例，“調查表明，墨西哥的食品供給赤字、谷物進口和營養不良都在增加。由于進口自由化和政府減少對小農場的支持，該國人均基本谷物產量在1980年到2000年間下降了10%，糧食依賴程度從20世紀80年代的18%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的43%”⑦。在津巴布韋，“在20世紀90年代，貿易自由化使糧食生產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長，糧食安全狀況惡化，30%的5歲以下兒童長期營養不良”⑧。
　　
　　糧食安全危機的產生有如下兩個原因：
　　
　?。?）對外糧食依賴增加。新自由主義使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為外國富人的需要而生產，本國窮人所需的糧食的種植面積因之大為減少。這種減少使一國糧食的供給不得不依賴被西方農業壟斷公司控制的變幻不定的世界市場，而這些壟斷公司總是利用其壟斷地位牟取暴利。以1996年的國際糧食市場為例，每增加100萬噸的需求，糧價就被壟斷公司抬高5%。像中國這樣糧食需求以億噸計的國家，如果對國際市場依賴過高，其后果是災難性的。
　　
　　（2）農民貧困買不起糧食。由于農民破產、土地被兼并，農民在糧食上不再能自給自足而必須購買糧食，但是由于收入低，同時在子女教育和家庭醫療上的負擔較以前大為加重，農民能夠用來購買糧食的錢就極其有限。這些不利因素再加上國際糧價被壟斷資本抬高，使近些年發展中國家的營養不良狀況惡化。
　　
　　4  資源和環境危機
　　
　　資源危機主要是由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無政府主義和過度競爭造成的。以烏干達為例，“貿易自由化使烏干達漁業產量增加，但是隨后很快下降。為了利用國際市場難得的機會和快速獲利，漁民對湖泊過度捕撈，導致漁業資源枯竭”⑨。
　　
　　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西方農業模式在全球的擴展是造成農業生態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農業造成的環境危機有兩波。第一波危機與農場專業化（包括單作物種植）和殺蟲劑、化肥等的投入有關，其后果是土壤侵蝕和土地養分流失、土地鹽堿化、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以及野生植物、動物基因資源丟失、自然的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壞，等等。第二波危機與以基因技術為主的生物技術有關，這些技術損害了生物基因的多樣性，可能造成不可預見的生態災難。
　　
　　四、超越新自由主義
　　
　　1、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解決不了世界日益嚴重的農業危機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農業領域的推行，本質上是將農業這個特殊的當前世界就業人口最多（約30億）的部門商品化，即資本主義化，因此，有評論說，“資本主義經濟推動的農業（實際上是自然本身）的商品化——為利潤而組織農業——是農業自由化的本質”⑩。
　　
　　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已經導致發展中國家嚴重的農業危機，但是很多人還主張農業應更徹底地資本主義化，并認為這將解決當前的農業危機。但是，事實上，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
　　
　　假如實行這條道路，那么全球現在約30億農民將被2000萬現代農民代替。這意味著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無數的人失去土地并被驅趕出農村。即使世界經濟按7％的增長率持續增長50年，也只能吸納這些被排斥的人口的1／3。
　　
　　事實上，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重復歐美的農業資本主義化道路。首先，歐美農業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經歷的時間很長，可以逐漸轉移農業剩余人口，而且從前的農業技術對勞動力的排斥遠沒有現代農業技術那么嚴重。當前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時間去吸納、消化現代農業技術將排斥出來的如此大量的農業人口。其次，歐洲在歷史上可以向美洲轉移其農業中排斥出來的人口，現在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這樣的可供移民的地區。再次，歐美當前的農業模式如前所述，恰好是以支配、控制、損害發展中國家農業為基礎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不根本顛倒世界既定秩序，根本無法建成歐美式農業。依附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認為，資本主義根本解決不了農業問題，他說：“我們經常忽視的是，當資本主義在它的中心解決了農業問題時，它是通過在外圍制造更大的農業問題實現的，資本主義只能通過滅絕一半人類才能解決外圍的嚴重農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只有毛主義理解這一挑戰的嚴重性。因此，那些指責毛主義有農民性失誤的人事實上缺乏理解帝國主義的分析能力，他們將帝國主義歸結為一種關于一般資本的論述。”
　　
　　2、世界農業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曾預見，資本主義將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和貧困。這一預見仍適用于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當今世界，不過，這種失業和貧困采取了越來越駭人聽聞的城市貧民窟這種表現形式。聯合國的統計數據表明，截止2001年，地球上有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貧民窟里。貧民窟的居民主要是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造就的，貧民窟“源自全球農村，這些農村社會在大型農—工綜合體的不平等競爭下被摧毀了。由于農村地區失去了其‘儲藏人口的能力’，于是城市貧民窟取而代之，成為剩余勞動力的沉淀之地，并且代替農村‘退化’的是城市的‘退化’?！?0億人的勞動能力被排除在世界體系之外，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哪種方案能使他們重新成為有生產力的工人或消費者呢”？
　　
　　這些被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所排斥的大量人口將成為世界政治危機的根源。當前在貧民窟活躍的是五旬節教派（號稱有5.3億信徒，誕生于城市貧民窟中）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它們已成為貧民窟的“政府”。它們組織夜校、提供醫療和法律援助，宣揚和實踐團結友愛。沒有人知道貧民窟中將誕生什么樣的政治運動，但是歷史也許會給我們一些線索。19世紀后期的帝國主義曾強制亞非的自給自足的農民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結果是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成千上萬的人從傳統家園中被連根拔離，全球出現龐大的無家可歸的無生計的流民，于是20世紀成為農民起義和以農民為基礎的民族解放戰爭的世紀。憑借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正在全球大力推行的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難道不是又在為21世紀的政治危機制造火藥桶嗎？
　　
　　注釋

    ①Philip McMichael,Global Food Politics,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1998,pp.105—106.
　　②R.C.Lewontin,Farmers as Proletarian,Monthly Review，July
　　Angust,1998,p.74.
　?、跢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H.Buttel,Introduction,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1998,p.5.
　?、躍tructural Adjustment:the SAPRI Report,Zed Books 2004,p.137.
　　⑤William D.Heffernan,Agricuture and Monoply Capital,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1998,pp.57—58.
　?、轏ames Petras,the New Revolutionary Peasantry ,Z Magazine,October
　　1998,p.25.
　?、逽tructural Adjustment:the SAPRI Report,Zed Books,2004,p.142.
　?、郔bid.,p.140.
　?、酙bid.,p.137.
　?、釬red Magdoff,Introduction,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1998,p.13.
　　Samir Amin,World Poverty,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October,2003,p21.
　　Mike Davis, Slums,New Left Review,March April, 2004 p.14

    作者：劉元琪 中央編譯局

     《農業經濟導刊》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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