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閑，寫《話說水利》。可能是近期糾結水利的緣故，昨天晚上做了一夢：天下大旱，土地生煙，萬物不生，人如餓狼，結群殘殺……，被人追殺，走投無路，掉入廢井……

　　驚恐萬分中回到現實，大汗淋漓，沖澡，如是寫《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一文。

　　人是鐵，飯是鋼，一餐不吃餓得慌！

　　手中有糧、穩穩當當！這就是中國。手中無糧，人心惶惶！這就是朝鮮。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一：中國人吃飽飯并非因為“分田單干”了

　　吃飯是一個國家天大的事，永遠都是。

　　咱們中國人不缺糧好多年了，多數城市人可能還以為是“分田單干”的功勞。其實是誤解。“分田單干”是1982年在全國推開的，在最初的1－2年里，的確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糧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分田單干”在1984年后就對糧食增產幾乎沒有積極作用了。因為從1984年開始，我國農業勞動力就開始大量非農就業，到90年代就是“3899”（婦女老人）農業了，現在則是“99”（老人）農業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逐步下降，但糧食產量依然在逐步增長，這完全是因為我國的水利基礎較好，且大量增加肥料、農藥、雜交稻種子等投入的結果。

　　1984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40731萬噸，化肥投入為 1739.8萬噸 ，到2007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50160萬噸，化肥投入為5107.8萬噸。糧食增產了9429萬噸，增長21 %，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萬噸，增長 200 %。

　　我曾經請教一個農業專家：如果現在化肥投入減少到1984年1739萬噸的水平，我國的糧食產量估計下降多少？專家的結論是產量至少下降一半。我請教過數不清的農民：要是減少一半的肥料投入，糧食產量會減少多少？絕大多數農民的回答是減少3－4成。很顯然，我國的糧食產量是靠肥料等堆出來的。

　　如果有人指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分田單干”農業制度和合作社農業制度相比，“分田單干”不僅不能帶來糧食產量的增長，相反還是糧食增產的阻礙，要想在不增加肥料等投入的情況下，讓糧食進一步增產，就得重建村社合作農業制度。估計大多數城市人不會相信這個觀點，因為他們聽到的一直是合作社農業是大鍋飯，農民偷懶，是小崗村“分田單干”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才保證了中國人飯飽吃的宣傳教育；或許還會有去公社化意識形態極強的少數人會給主張村社合作制農業的人扣上“極左”或“反改革”的帽子。

　　公眾如果摘除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客觀評估“分田單干”和“村社合作”兩種農業制度的糧食生產績效，結果是明明白白擺在那兒的：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份，“分田單干”農業并不一定就比村社合作農業的單位面積產量高和規模效益好。例如：河北東光縣古樹于村村民2008年自發組建農業合作社，重建農田水利，耕地集中由合作社統一種植，10%的種田能手種全部的土地，90%的勞動力離開了土地非農就業，不僅農產品（糧食為主）產量增長20%以上，且肥料等投入比過去減少15%以上，至于解放勞動力后帶來的人均收入大幅增長就更顯著了。無獨有偶，河北石家莊周家莊公社一直沿襲人民公社體制（一直沒有“分田單干”），無論單位面積產量還是規模效益都比周邊“分田單干”農村高出很多（人均收入是周邊村莊的2倍以上），且單位面積投入的化肥等石化物質投入也更低。至于遇到去冬今春這樣的“大旱”，古樹于合作社和周家莊公社的制度優勢就更加明顯了，一點“旱災”的跡象都沒有，而他們周邊 “分田單干”的村莊卻是實實在在的“田地生煙、萬物不生”——“旱災”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

　　實踐證明，在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分田單干”農業比村社合作制農業有優勢；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村社合作制農業比“分田單干”農業更有優勢。

　　我國 “分田單干”農業制度已經維持30年了，其糧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年遞減，現在已經對糧食增長毫無作用了，甚至有了負作用，“分田單干”農業完全是在依靠過渡的化肥等石化物質的投入和透支過去水利積累、高代價的維持其糧食增長，現在是到了必須改革“分田單干”農業制度的時候了。

　　面對“分田單干”制度下的地越種越板結、化肥越用越多、抗災能力越來越弱、糧食安全越來越難、農業效益越來越低的困境，地方政府官員和城市學者專家中受80年代中后期以來所形成的去人民公社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多都不是積極主張東光古樹于合作社農業制度的，而是積極主張千家萬戶的農地向大公司“流轉”、搞所謂的“公司主導型”的現代農業。排斥小農合作制農業而積極推動資本下鄉主導農業現代化的人們忽略了兩個最根本的問題：一是大資本下鄉通過所謂的“流轉”得到農民土地后，大多都是不會生產糧食的，這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二是中國的現代化——減少農民，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溫總理曾經說中國現代化還“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在中國現代化減少農民的漫長過程中，一定會多次出現2008年數千萬農民工返鄉就業的危機，因此，為應對農民“進城——回鄉——進城”的多次反反復復，資本下鄉兼并農民土地的農業現代化是應該盡可能避免的。

　　現在到了嚴肅思考我國農業制度創新的時候了，很緊迫！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二：中國占全球7%的耕地 消耗全球35%的氮肥

　　中國用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1/5的人口。中國人用事實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的置疑，中國人用事實證明了自己能夠養活自己，這是中國人在全球人面前倍感驕傲的一件事，非常了不起！

　　但在國內，很少有人提及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單位面積上的磷肥和鉀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1984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40731萬噸，化肥投入為 1739.8萬噸 ，到2007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50160萬噸，化肥投入為5107.8萬噸。糧食增產了9429萬噸，增長21 %，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萬噸，增長 200 %。

　　盡管我國是磷礦儲備大國，但按照現在的消耗量算，磷肥僅僅夠用30年。我國嚴重缺鉀肥，現在鉀肥自給率不足15%。2010年1月份中國與白俄羅斯鉀肥公司簽署的鉀肥到岸價僅為350美元/噸，而中化化肥與加拿大鉀肥公司PotashCorp簽訂的2011、2012、2013年到岸價，分別為600美元、695美元、790美元。鉀肥會不會成為“鐵礦石第二”呢？將來會不會出現3斤糧食換1斤鉀肥的局面呢？很是令人擔憂啊！

　　莊稼需要氮肥、磷肥和鉀肥等，哪一種肥料都是“水桶的一塊板”，都不能缺的，缺了就會大幅減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糧食產量很大程度上是由氮磷鉀決定的。中國人種地球7%的地，消耗地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鉀肥，如果有一天，中國像朝鮮一樣缺肥了，糧食產量由10000億斤減少到6000億斤以下，餓死人將以億來計。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無論是“中國夢”還是“中國模式”，即刻“神馬”都不是了。

　　我們現在消耗的石化物質越多，我們子孫后代的糧食就越少。這是我族要明白的民族責任。

　　農業對石化物質的依賴度越高，糧食安全的風險也越高。這是我民要明白的基本道理。不講這個，天天鼓吹7%的土地養活了20%的人口，而不說7%的土地，用了全球的35%的氮肥，這種極其低級的忽悠最好不要再忽悠了！

　　我國1949年的糧食產量是11318萬噸，１９７８年的糧食產量是30477萬噸，29年增產了19159萬噸，這是在極少增加石化物質投入（主要是通過合作農業、種子選育、栽培技術和水利建設實現的）的條件下取得的。1978年的糧食產量是30477萬噸，2007年的糧食產量是50160萬噸，29年糧食增產了19783噸，但這是在增加了（5107－884＝）4223萬噸化肥和雜交技術獲得突破的條件下取得的。從這點上看，前29年的農業增長還是有值得總結的經驗的。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三：“劉易斯拐點”——糧食高補貼時代來了

　　不管怎么說，中國農村的老人們還是用全球7%的土地種出了夠全球20%的人口吃飽穿暖的農產品，且政府只給了極少的農業補貼，這是事實。肥料和雜交稻種子用的再多，也是農民自己掏錢買的。

　　感謝農民，感謝中國農村數千萬老人們！是中國農村的老人們既幫助“農民工”看了孩子，還種了“農民工”拋棄的土地，為十三億人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食物。

　　我們一定要對中國農村數千萬的老農民心存感激，因為中國的老農民為全國人民吃到便宜的食物做出了奉獻。我們拿大米和日本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日本農民生產出稻谷，政府要以11－12元人民幣/斤的價格收購，否則，日本農民是不會生產稻谷的。日本市民不可能接受太高價格的大米，日本政府還要補貼市民。在日本，農民是不會考慮市民是否吃得起大米的問題的，市民也不會要求政府靠壓低農民的稻谷價格來獲得廉價大米的。

　　有人會說，國際市場上的大米價格很便宜，為什么不進口呀？除了東南亞等不發達國家的大米是低補貼生產出來的外，發達國家的大米都是高補貼生產出來的。管他是怎么生產出來的呢？買得到就好了。可是，任何國家都不會將大米等糧食的供給寄托在國際市場上，都必須盡量做到基本自給。一是因為國際市場上的糧食商品量不大，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這樣人口大國，一旦指望國際市場上購買大米等主糧，市場立馬就會出現逆轉——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糧食價格就會暴漲。二是因為怕受制于人，有那個正常國家愿意將吃飯大事寄托于別的國家的身上呢？

　　中國人這些年吃到了便宜的糧食，真的要感謝農村的老農民們。但是，廉價糧食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了。從今年起，中國的糧食價格將進入一個持續以兩位數增長的10年，且中國農業的高補貼時代到來了，中國每年的農業和糧食補貼也會以兩位數增長。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了。

　　中國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執行得比較有力度始于1989年，此后的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由1.2%以上逐年下降到在0.8%以下。2002年開始，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2－3個村并一個學校的現象。現在，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了，經濟速度還保持9%的增長，每年需要的農民工勞動力在增加，而90后逐步開始就業后，農民工勞動力新增供給明顯減少。2011年的工價比2010年至少上升了20%。

　　工價上漲的另一個原因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糧食上漲了20%以上。

　　在中國沒有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前，中國農民工的工價是由糧價決定的。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民工工價十幾年基本不漲，因為糧食一直是漲漲跌跌的，是被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1990年，中國的糧食（水稻）收購價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糧食（水稻）最低收購價是1－1.1元/斤，只漲了大約5倍。但是同期的生產資料價格漲了20倍多。1990年農民在深圳打工的工資大約是400－500元/月，2010年深圳農民工工資大約2000－2500元/月，漲了5倍。但是全國各地同期的公務員工資大約漲了40－60倍不等。糧價和房租的價格更是沒得比了。所謂的中國“比較優勢”，就是低工價優勢，低工價是低糧價的結果，低工價優勢就是可以給欺負農民的優勢，這就是全世界資本家喜歡在中國投資的核心優勢。但是，在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逐步出現后，農民工工價的補漲是不可避免的，工價的補漲也必然帶來糧價的補漲，糧價的補漲反過來又會促進工價的補漲。未來10年，糧價和工價每年出現兩位數的補漲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會說，生產資料、房價和公務員工資等會漲得更快，有可能，但必須控制住。如果公務員工資、生產資料價格和房價比農民工工資和糧價漲得還快，一定會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我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我不知道。但一定得出大事！就因為“劉易斯拐點”開始在中國“拐”了，就不能壓低糧價和工價了？是，是的！

　　我甚至可以肯定，中國如果2011年不大量進口糧食，中國的新糧上市就會出現嚴重的惜售和搶購。中國如果大量進口糧食，就會導致國際市場上的糧價飆升和鉀肥價格的暴漲，反過來會促進國內糧食價格的飆升。我曾經有專門的文章談“中國拐點”，不僅全球制造業有“中國拐點”，全球有“鐵礦石中國拐點”“鉀肥中國拐點”“石油中國拐點”“美元中國拐點”……當然會有“糧食中國拐點”。只要出現了“中國拐點”不是暴漲就是暴跌！

　　全球化的中國因素，是最大的因素；對“中國拐點”的把握，是所有投資者、特別是投機者必修的功課！經濟學人在國內經濟問題上，一定要關注“劉易斯拐點”，在國際經濟問題上，一定要關注“中國拐點”。“中國拐點”不會因為它是李昌平（非經濟學家）最先提出而不被經濟學家們關注，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不關注李昌平“中國拐點”論，相信“中國拐點”論也會“出口轉內銷”的。

　　扯遠了，回來！

　　政府在2010年下半年犯了一個大錯誤，出臺的2011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實在太低了，不到1元/斤，誰會擴大種植面積呢？誰會為小麥抗旱操心呢？現在干旱了莊稼人的莊稼，莊稼人不操心，溫總理操心，各級政府比莊家人還操心。這種“生孩子的不給力，抱腰的給力”的怪現象，除有秀一秀的意義外，對糧食增長有多大的意義呢！？

　　政府在2011年1月接著又犯了一個大錯誤，出臺的水稻最低收購價只比去年增加了10%，早稻的收購價只有1.03元/斤。這樣的價格刺激，農民怎么可能有種早稻的積極性呢？我國南方早稻和晚稻基本上都是旱澇保收的，中稻生育期長，且在雨季和汛期，中稻總是多災多難，年年如此。因此，刺激南方稻作區農民多種早稻對稻區糧食增產有決定性作用。這是常識，但我們的決策者們忘記了常識。

　　我可以肯定，今年的糧食一定減產！糧食減產就會漲價，糧價漲就會促進工價漲，工價漲就會更少的人生產糧食，糧食就更少，糧價就會更高，如此循環。這樣的循環對農民和農民工不是壞事，對政府穩定物價和社會是很大的挑戰。

　　為了控制物價，央行不斷提高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是積極作用大還是消極作用大，還很難說。控制和穩定物價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幅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增加主要農產品供給和儲備。主要農產品供給和儲備不足，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對調控物價有用不大、甚至沒有作用。有人說提高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是為了控制房價，為了控制房價不簡單嗎？一方面對二套和二套以上房屋征稅，另一方面把央行凍結的十多萬億的資金的十分之一貸給政府做廉租房。這兩招就得了，需要這么無限制的提高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嗎？這樣既費勁，又不解決問題，還可能造成更大的不確定性經濟風險。

　　中國缺統籌全局的人，糧食生產的搞糧食生產的，糧食經營的搞糧食經營的，肥料的搞肥料的，土地管理的搞土地管理的，進出口的搞進出口的，發改委搞發改委的，地方搞地方的……東扯西拉、各搞一氣、物價上了天、經濟矛盾一大堆，最后就指望周小川提高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解決問題，笑話！CPI高到低，還是低到高，那一次不是通過向農民（壓低糧價）和農民工（壓低工價）轉移危機實現的。很多人真的以為是周小川在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經濟學家族中的趙本山忽悠的結果！

　　又扯遠了。回到工價和糧價上來。

　　“劉易斯拐點”來了，農民工工價不能壓了，糧食價格也不能壓了。周小川的提高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的招數不靈了。

　　如果農民工工價3－5年內漲到3500－4000元/月，如果繼續維持“分田單干”的農業制度，對應的糧價（稻谷）應該不會低于2.5元/斤，否則連農村老人們也不愿意生產糧食的。在“劉易斯拐點”出現后，工價3－5年內漲到3500－4000元/月是沒有問題的，要是糧價漲到2.5元/斤以上的話，加上投機炒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我不知道。但高補貼是不可避免的！給市民補貼，給學校部隊補貼，給肥料廠商補貼，給糧食生產者補貼，給糧食儲備部門補貼等等。一年幾百億就打發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年補貼幾千億、甚至更多的時代來了！

　　中國無疑已經進入糧食高補貼時代了！

　　如果繼續維持“分田單干”農業制度，學習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的補貼辦法，估計一年補貼高達萬億、甚至幾萬億，財政是承受不了的；如果學習美國的大農業制度，讓資本下鄉搞農業，估計補貼少不了，但糧食安全不一定有保障。“劉易斯拐點”來臨后的中國，為保障糧食安全，改革農業生產經營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經變得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了！過去的“長久不變”“永遠都不要變”和“承包權物權化”的承諾都可能是廢話和廢招了！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四：糧食生產和流通體制走回頭路似乎很難避免了

　　糧食一旦供給不足，就是頭等大事，其他過去認為都是大事的事都會變成小事了。譬如：“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30年不變”、“長久不變”、“承包權物權化” 、“承包農戶自主生產經營權”等等；譬如：糧食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生產資料生產經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農村金融的社會化和市場化改革等等；譬如：水利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改革、技術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改革等等；譬如“公司+農戶”、“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的現代農業模式等等。都會變得無關緊要了，緊要的是怎么找到對“糧食安全危機”最有利的辦法。

　　我認為3－5年內糧食出現較大缺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增加糧食供給、保障糧食安全的可能辦法有：

　　第一招：大幅增加水利建設的投入。但由于現在已經沒有農民共同體發揮作用了，投入再多的錢搞水利，增產糧食的效果不會很明顯，在“分田單干”的背景下，這招不靈。如果搞水利社會化、市場化，這招不僅不靈，還是損招。如果農民共同體得到鞏固和加強，這招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參考李昌平《話說水利》）

　　第二招：提高糧食直補標準。這招不靈，因為現在的糧食直補是按照土地面積直補到戶的，補貼不到糧食生產者，再多的糧食直補對增加糧食供給幾乎沒有作用。（參考李昌平《糧食直補不如提高最低收購價》）

　　第三招：控制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增加良種和肥料的供給。現在的農民沒有組織，無法和生產資料供給商博弈，控制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就只能靠政府對生產資料生產商和經銷商實施高額補貼了，即使補貼了，未必銷售到農民手上的生產資料價格就會便宜。因此，在“分田單干”農業制度下，這招也不靈。如果農民高度組織化，這招會有作用。

　　第四招：重建鄉村農技推廣隊伍。這招會有作用，但在“分田單干”農業制度下，作用不是很大，如果在合作社農業制度和集體農業制度下，這招效果會事半功倍。

　　第五招：大力推廣“公司+農戶”，強制將土地流轉給公司，由公司主導農業生產。這招在短期內可以增加糧食供給、且還會減少化肥的使用量，但一旦公司得到了農民的土地，成為了地主，公司就不會生產糧食了，要生產糧食可以，但需要更多的補貼，因為公司從是非糧食生產的機會收益大于小農從事非糧食生產的機會收益。這招的另外風險是小農失去土地了，一旦經濟危機發生，大量的農民工失業后無法返回農村和農業，可能會出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菲律賓出現的情況，農民 “農村土地革命”升級為農民工“城市民主革命”。“城市民主革命”要的不是農村土地了，要的是政治權力——政權更迭。這招，至少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不會使的。

　　第六招：大幅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這招既要花很多的錢給糧食收購部門——刺激農民生產，又要花很多的錢給糧食供給部門——補貼市民消費。給農民的補貼越多，給市民的補貼也會越多。這招對提高糧食產量肯定是有效的，但缺點是補貼要年年增加，因為在“劉易斯拐點”出現后，勞動力價格加速上漲是不可避免的，糧價越高，工價就越高，工價越高，糧價也會水漲船高，否則就會影響糧食供給。這招一旦使用起來后，就會出現日本的局面——糧食國內收購價是國際市場價的數倍，一旦糧食過剩，休耕補貼也會高得驚人。使用這招，比照日本的水平，每年的補貼最終會穩定在3萬億的水平上，到時中國的財政是不是可以承受，不好說。至少現在不能承受。

　　還有沒有別的招呢？既可以保證糧食供給安全，又不需要太高的財政補貼，農民也可以接受。當然有。只是說出來就會遭很多人罵！

　　上面說的是糧食生產，下面再說說糧食流通。

　　我國在現有的糧食流通體制之下，外國公司都可以在中國收儲和加工糧食，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投機糧食之風就會刮遍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在糧食有較大缺口的時候，誰不投機誰就會吃虧，于是大家都投機，供需缺口就會因為惜售、搶購、儲備和投機等行為放大數倍、甚至數十倍。在農產品可以投機的流通體制下，大蒜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可以炒到10元/斤，糧食在短期內炒到10元/斤更是可能的。一旦這樣的局面形成，就亂套了！周小川把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提高到天花板上去對控制物價也不會有任何作用。過去糧食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成果、甚至所有市場化改革的成果就會被認為是惡果了。糧食流通體制回到過去的聲音就會高漲起來。

　　我預計一旦糧食出現較大缺口，“以糧為綱”就會再次變成真理！糧食生產和流通就會成為總書記、總理親自抓的工作了，“米袋子”就是各級排在第一位的“一票否決”的工作了。層層就會下指標，填不滿“米袋子”，就會摘掉“官帽子”。一時間，各地抓糧食生產風聲鶴唳，防“投機倒把”會關卡林立。為了增加糧食供給、保障糧食安全，我政府最會使的一招、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恢復“糧食定購任務”。發達的市場化國家的招使不了，使出來也不一定靈。“定購任務”這招熟練，使出來就靈。

　　如是，一定會有很多人為“定購任務死去活來”而悲傷得“死去活來”：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啊！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五：去集體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可能要180度大轉向

　　改革30年來，土地制度改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去集體所有制。最近30年的演變路徑大體上是這樣的：“大穩定、小調整、平均地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30年不變”——“長久不變、種地不要錢、糧食直補到地”——“承包權物權化、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土地制度是向著“國家所有+農戶永佃”進而“私有化”的方向去的。筆者一直是堅決反對去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加入WTO，與國際接軌，私有化趨勢浩浩蕩蕩，堅持集體所有制實在是太不識時務了，嘲笑筆者是螳臂當車。

　　但我深信不疑，土地改革私有化的趨勢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這不利于中國應對糧食危機，土地改革只能鞏固集體所有制。甚至，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不能搞無償承包經營，一定要搞有償承包經營。筆者在6年前曾經預言：2018年中國一定會再次土改，不是加速私有化，而是重回集體所有制。

　　原因很簡單，因為糧食安全。

　　中國一旦因為糧食供給出現較大缺口，做出恢復“糧食定購任務”的制度安排的可能性極大，如果一旦做出恢復“糧食定購任務”的決策，土地制度改革就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向，不是轉彎，是轉向。轉向哪里？再次轉向集體所有制。這個判斷和鄧小平1993年3月所說的“兩次飛躍”——重回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為主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和“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再是“大包干”，更不是“分田單干”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認為“兩次飛躍”是必由之路。

　　一旦重回“糧食定購任務”體制，糧食任務只能下達到村社，村社再實施“聯產承包到戶”或“聯產承包到合作社”或“聯產承包到互助組”。對于糧食產區來說，承包耕地就應該承擔糧食任務，這是中國保障糧食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則和辦法。

　　承擔了糧食定購任務的農地承包者，也必須承擔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義務；反過來，承包者是水利建設和管理的主體，有利促進土地的產出最大化，確保糧食安全。由于農地承包權是有義務（糧食任務和水利建設）的，因此農地承包權有可能會再次成為“負產權”，在城市非農就業了的人就有可能將農地承包權重新交回村民共同體——村社集體，或委托村社集體轉包，土地的發包權和調整權就有可能重新回到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的手上。已經多占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和現在不占有或少占有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在地權上會重新回到同一公平線上——平均地權。村社共同體內部的種糧能手可能會成為農地“聯產承包”的經營主體和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的主體，承包權不再是無償和無義務的了，應該是有償和有義務的，多數農村人雖然依然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所有人（有份額所有權），但有可能并不承包經營農地了。農業補貼不會補貼到農戶了，而是補貼到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再由村社集體補貼到聯產承包的農民或合作社或互助組。進城工作和居住了的村社成員，有償永久退出村社共同體（村社集體）的訴求會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回歸后變得可操作，這有利于城市化。“是農民沒有承包地、且得不到農業補貼；有承包地不是農民、且獲得農業補貼”的不公平現象會得到徹底解決。

　　土地制度在“糧食定購任務”恢復后所出現的上述改變，最大的好處是糧食安全會得到保障，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有了主體，還有一個好處是：村社組織——集經濟發展、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三位一體會”的農民共同體，會得到恢復、完善和加強。這不僅是水利建設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也是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和村社有效治理的需要，還是農民有效參與政治和管理基層政府的需要。

　　在糧食定購任務的約束下，土地制度的180度大轉向，也會讓很多人感到驚訝：土地制度改革走回了30年前的原點。但是，大可不必擔心，現在是市場經濟環境了，再不可能回到從前的計劃生產和統購統銷的經濟環境下的公社體制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所有制是民有制，不是公有制，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新型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是民有制的農民共同體，是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是民主自治的治理主體。

　　我多次申明，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經常是左派說我是右派，右派說我是左派。很多“右派”朋友幾乎年年月月的苦口婆心的勸我不要阻礙土地私有化改革，我非常感謝他們的真誠。但我不明白，為什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制平等、主體平等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一定要去集體所有制呢？在我看來，只要中國還有數億農民，只要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只要城鄉二元社會依然存在，農村土地制度維持村社集體所有制是最好的選擇了。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六：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要兼顧糧食安全

　　這些年，因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農地承包權物權化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努力推動的最重要的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私有化、市場化、最終要建設市民社會和實現憲政化（土地去集體所有制了，就可以憲政了，這個邏輯我還沒有構建起來）。當然，增加農地承包者的財產性收益也是農地私有化改革的目標之一。最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都強調要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什么是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呢？實際就是指土地流轉、出租和抵押的收益和政府對農地補貼的收益。

　　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村社，集體農地轉為集體建設用地較多，以集體建設用地出租、轉讓，“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確實很可觀；在城市郊區的村社，由于農地可以搞服務型農業，農地出租、轉讓給第三產業經營者，“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是不錯的。很顯然，我國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實際是以犧牲糧食安全為代價的。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幾乎不種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了，就是追求土地財產性收益最大化的結果。

　　對于全國大多數有農地承包權的“農民”來說，農地一般還是以種糧棉油為主，要想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就是將農地承包權高價出租、轉讓給種經濟作物的人。如果農地承包權高價出租、轉讓了，增加的是“地主”的財產性收入，真正種地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僅不會增加收入，還會減少收入，更主要的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會受到影響。農地承包權轉讓的財產性收益越多，標志著真正種地的農民的種地成本越高，種地收益越少，糧食安全越難以保障。

　　農地的財產性收入還有一項，那就是農業和糧食補貼。我國的農業補貼和糧食補貼，都是按照承包地面積直補到戶的，不是補給真正種地的農民的。國家的農業和糧食補貼實際上就是承包農戶的財產性收入，沒有對生產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真正農民實施補貼。這同樣是對糧食安全不利的。

　　從糧食安全的角度看“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承包地農民”財產性收入，就有可能增加真正“種地農民”生產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成本。假如每畝糧食產量1000斤，“承包地農民”將承包權以400元/畝的價格轉讓給“種地農民”，這就等于每斤糧食增加了4毛錢的成本，或真正的“種地農民”每斤糧食少了4毛錢的收入或城市居民就要多付出4毛錢。農地承包權物權化——增加“承包地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剝奪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種地農民”的土地制度，是不利于糧食安全的土地制度。

　　在筆者看來，承包權物權化，不是增加真正種地的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的土地制度，而是增加不種地的農民——“地主”財產性收入的土地制度，是剝削真正種地農民的土地制度，是不利于糧食安全的土地制度。為了糧食安全，農地承包權物權化的改革，應該叫停，非農民必須把農地歸還給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重回“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耕者不耕了，必須還田于農民村社共同體（集體）中的耕者。為了糧食安全，決不能增加不耕者的農地承包權的“財產性”收入。

　　中國人均土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糧食危機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危機。在這個危機沒有解除之前，農地的第一要務就是養活中國人，私有化、物權化、增加農民承包權財產性收入的制度設計都是錯誤的。因此，最近30年關于農地所有制和農地承包和管理的法律法規，應該全面檢討和修正。

　　有沒有既增加農民農地的財產性收入，又對糧食安全有利的辦法呢？有的。那就是在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的主導下，對村莊的各種土地進行整理和改良，節約出更多的宅基地、自留地和改良更多的“四荒地”、鹽堿地、廢地，并實施“非轉農”，國家要在現有的“土地增減掛鉤政策”框架內對農民共同體為主體實施“非轉農”的土地給予高額補貼。如果1畝地補貼30萬，100畝就是3000萬，這是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又利于糧食安全的一舉兩得、利國利民的好辦法。這個辦法有效實施，需要鞏固土地集體所有制，需要鞏固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而不是土地去集體所有制和解散農民的村社共同體。

　　糧食安全與農業制度之七：合作社制度有利于糧食安全

　　（注：文章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3月的調查）

　　河北滄州東光縣有個古樹于村，全村180戶，760人，土地1881畝。同河北千千萬萬的村莊一樣，幾乎是家家戶戶一季玉米、一季小麥，忙忙碌碌一整年，每畝收入500元。20多年來，一直過著“溫飽尚可，小康尚遠”的“小崗”式的溫飽生活。

　　2008年3月，由村民王杰華等5人發起，成立了“古樹于農民合作社”。從此，合作社給這個村帶來的變化，是王杰華等人也未曾想到的。

　　古樹于合作社經過近兩年的發展，現有社員145人（高峰時230人）。合作社下設有資金互助部、水利部、農機部，農地流轉經營部，農資和生活資料部，技術服務部等部門。合作社現有互助股金56.68萬元，經營耕地1070畝（其中90畝為合作社整理入社土地后的新增面積），深機井及其灌溉系統一臺套（價值16萬元），農機具14套（價值32萬元），超市一個，玉米庫存110萬元，肥料庫存7.5萬元，種植冬麥子430畝（12萬元）。除去欠款、股金和折舊，合作社賬面盈余40多萬元。

　　隨著合作社的建立，基礎設施和生產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在節約肥料、種子等投入25%的基礎上，糧食單產增20％以上，總產增30％以上（增加耕地90畝），轉移勞動力150人（原先非農就業40多人），村民人均純收入9000多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

　　2010年，古樹于合作社計劃吸收新社員30人，再接受村民流轉土地400畝，全村90％以上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另外，在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的同時，還為社員發展專業養殖服務。

　　合作社的成立及其成長過程：

　　動議成立古樹于合作社是在2007年12月，起初只有王杰華等5戶社員，2008年3月注冊資金只有6000元，王杰華2000元，其余4人各1000元。2008年3月初正式營運后，一個月后就吸收社員120戶，每戶互助（股）金500元，股金達到了6.6萬元。

　　互助（股）金吸收上來了，怎樣才能讓這些社員得到實惠呢？王杰華等合作社骨干坐在一起開會討論，決定從農機服務做起，由于資金不夠，5個發起人每人自愿再增資5000元優先（股）金，總互助（股）金達到了9.1萬元，花6.8萬元購買了大型拖拉機，0.7萬元購買了旋耕梨。

　　合作社用拖拉機為社員旋地，春季下來共為社員耕地1200畝，按市場價25元/每收費，除去成本11元，共盈利16800元。合作社留6720元，其余10080元為社員分紅。春忙過后，王杰華等緊接著又為社員統一購買農資，把利潤全部分給了社員。到了2008年9月份，社員戶數達到了210戶。9月底召開了社員大會，修訂了合作社規章制度，成立了由5人組成的理事會，3人組成的監事會。在社員大會上，合作社又與本村一家私人超市簽訂了合作合同，只要合作社社員到超市購物，每月按消費總額的3%進行返還。到了2008年秋收季節，合作社又為社員整地700畝，合作社共盈利3.15萬元，合作社留下1.26萬元，為社員分紅1.89萬元。2008年底，互助（股）金共計15.4萬元，分配后積累8萬元。

　　由于農業的收入要遠遠低于村民外出打工的收入，為了把更多人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合作社從2008年秋后開始吸收村民流轉的土地入社，社員土地入社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每年固定領取每畝500元的流轉費，另一種為“500元底金＋土地經營分紅”。合作社共接受流轉和入股土地890畝。

　　對社員流轉和入股進入合作社的土地，由合作社進行統一整理，增加種植面積90畝。除種植20多畝蔬菜外，其余950畝全部種植收入穩定的小麥，玉米等大宗作物。為把這950畝土地建設成為高效的機械化示范田，合作社投資29.2萬元購買了玉米小麥聯合收割機，新型播種機等現代農業機械。2009年開春時麥田面臨嚴重的干旱災害。合作社迅速采取措施，投資16萬元打了一眼300米的深井，購買了變壓器潛水泵等設備，鋪設了2700米管道。因小麥得到及時灌溉和科學管理，畝產達 到了1000斤左右，畝產增20%以上。2009年度，合作社950畝土地年盈利60多萬元。

　　古樹于合作社對糧食安全的意義

　　一，鞏固和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增強農業后勁。合作社成立兩年，不僅重建了田間水利工程，還投資16萬多元打了一口深井，配套了灌溉系統。確保全村1881畝耕地都成為高產穩產、旱澇保收。而周邊繼續“分田單干”的村社，一家一戶單獨抗旱，不僅成本高，更重要的是解決不了“搭便車”的難題，所以基本上處于望天收的狀態。

　　二，增加土地面積、復制指數和糧食產量。農戶890畝土地向合作社流轉后，經過合作社統一整理，變成了980畝，增加了90畝耕地面積。土地在農戶經營時，大約有30％的土地只種一季，流轉給合作社后，百分百的種兩季了。過去農戶分散種植時，年平均每畝糧食產量不足1700斤。土地轉入合作社后，單位面積產量也每畝提高了200多斤，單產增20％以上，加上土地平整后增加10％的種植面積，兩項相加增產30％以上。如果按照“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對古樹于合作社新增的90畝耕地進行補償，古樹于進一步對村莊宅基地、自留地和四荒地進行整合，至少還可以節約100畝耕地。如果全國比照古樹于節約耕地計算，可以新增耕地1億畝以上。古樹于合作社增加耕地面積、復種指數的經驗對提高我國糧食產量、大大提高糧食安全保障線意義非常重大。

　　三，減少投入，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益。合作社成立并實行集中種植后，種地成本大大降低了（肥料、種子等少投入25%），每畝每年少支出150元，糧食等農產品由于統一銷售，銷售價格也提高了5％以上。全國如果都能節約25%的肥料等生產資料投入，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什么叫科學發展，“分田單干”農業走向合作社農業就是科學發展；什么叫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諧型發展，古樹于合作社在少使用25%的肥料的基礎上增加30%的糧食產量就是最好的注釋。

　　四，土地抵押貸款難題在合作社內部成為很自然的事，有利于農民發展和糧食安全。沒有任何正規銀行愿意接受小農的土地抵押貸款，這是個世界性難題，中國小農的土地更零碎，抵押貸款更是一個大難題。我國各級政府不知為此想過多少辦法，都不得法。但在古樹于合作社成立資金互助部后，社員以自己的承包地或者集體土地的份額所有權在合作社抵押貸款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這既有利于土地在農民共同體內部流轉、并集中種植、農業增長增效、保障糧食安全，又有利于農民非農就業和自主創業。古樹于合作社的經驗說明，農村金融改革不是要優先發展資本下鄉的“外置金融”，而是要優先發展農民共同體內部的“內置金融”。“內置金融”才是符合農村發展要求、對農民有利，對農業有利的金融。

　　我國現在依然是個農民大國，有農民2。4億戶，農村戶籍人口占70％，現代化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既能夠轉移勞動力，又能夠增加糧食產量，還能夠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讓農民有退路的農業經濟制度，就是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農民合作社制度和新集體經濟制度。在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工業化是一個整體，是相輔相成的，特別需要發展千千萬萬的古樹于農民合作社，這是中國現代化事業成功的基礎和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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