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產品價格上漲談第二步農村改革　　

今年以來物價，主要是食品價格飛漲。9月份消費品價格指數達到3.6%，接近警戒線，10月達到4.4%，11月達到5.1%，全年接近5%的可能性很大。　　

這次物價上漲呈現了典型的結構性上漲。11月，消費品價格指數是這樣的：食品：11.7%。其中糧食：14.7%；肉類及制品：9.9%、蛋類：17.6%、水產：11.9%。而其他大類中漲的最多的是住房費用。這個費用不是房價，而是租房和相關費用。漲了5.8%，再次是醫療和家用品，是4.0%。其余基本沒漲，甚至服裝針織、交通通訊還都下降0.7%。　　

食品價格飛漲是否是因為生產不好，供給不足？需要加大農業產出提高供給量？貧道以為并不正確。這次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基本動因，是國家在2009-2010年連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推動的。國家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改革前期農民收入大幅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農產品價格大幅上升，1978年到1995年，我國農民純收入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5.8%，按指數計算為8.3%。同期農產品收入價格年均增長10.5%。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增長的三分之二左右來自農副產品價格的增長。這個增長使城鄉收入差距在一個時期得到縮小。但1996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放慢，農民家庭純收入按現價計算為年均增長5.2%，按指數計算增長4.6%。同期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增長為-7.1%。可以看出，農民收入增長與農產品價格增長高度關聯。農產品收購價格高漲時期，當年價計算的農民收入與指數計算的收入差距甚大。而收購價格增長緩慢時期，兩者差距就小。　　

為了解決農民收入增長過緩問題，國家在2004-2006年連續出臺政策，免除農業稅，加大農產品收購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收入增長過緩問題。但是，農民收入增速依然較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速度雖然比前一時期放緩，但差距總體還是在擴大。同時，世界糧食價格在2005年后開始上漲。由于我國化肥和一些農資以來國際市場程度越來越強，國際農資價格的上漲也帶來問題。于是，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后政府再次采取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小麥從每斤0.7元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元多。。其他農幅產品收購價格也提高，兩年來總體提高30%左右。　　

農副產品價格的提高必然帶來飼料和肉類價格的提高，最終會傳到到食品價格上來。這是這次食品價格飛漲的根本原因。與專家們分析的流動性過剩和勞動成本上升沒有關系。確實與溫家寶說的一樣，這次漲價“74%是食品，糧油、蔬菜、水果，18%是住房”，其余6%大約是醫藥，大部分商品不僅沒有漲，甚至出現下降。預期中國將出現嚴重持續通脹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農產品價格只要漲起來了，指望回落是困難的。除了蔬菜這類供應周期短的商品。不過假如政府真的出臺政策，大量增加糧食和肉類、油料的供給，價格確實會回落。但谷賤傷農，一定會再次出現賣糧難、賣豬難……等問題。因此，貧道認為這次食品價格上去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如果政府只會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來實現農民收入增長，就有問題了。因為這次糧食等農產品提價，不僅已經彌補了中國糧食價格與世界糧食價格的差距，而且已經明顯高于國際市場糧價。2010年年中芝加哥期貨市場小麥離岸價格為177美元一噸，折合人民幣0.58元一斤。玉米離岸價格為149美元一噸，折合人民幣0.47元一斤。消息說河北石家莊2010年產3等普通白小麥平均入廠價格2180元/噸，泰州地區面粉加工企業及個體糧食經紀人等社會收購主體收購價格為2100元/噸，外地調入價為2140元/噸。如果按2150元一噸白小麥計算，每斤要折合1.08元。這個價格比國際市場小麥離岸價格高出86%。消息說“國儲庫昨日已經開始掛牌收購玉米,價格在2030元/噸”,折合1.02元一斤，比國際市場高出117%。因此，再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空間已經被封死了。　　

政府面臨的問題將是：免稅的路走完了，持續提高農產品補貼的空間還有，但也不很有效，改革以來最常用的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的空間沒有了，那么如何保障農民家庭純收入持續增長，起碼接近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呢？　　

貧道不樂觀。原因就在于農村第二步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出了問題。　　

對于一個人均耕地偏低，人口巨大的國家來說，農戶不可能變成郭小崗說的那種“大農”（看看美國小麥價格與中國小麥價格比較就知道了）。因此勞動生產率不可能通過集約化來實現，土地集中規模不足，就難以達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阿根廷的水平。這一點連農業技術發達的歐洲也一樣。因此，中國不可能走美國農業道路，只能參照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以色列和歐洲的農業發展模式。也就是通過合作化這個途徑提供一個給農民在金融、產業空間、稅收方面均等的優惠條件，給農民一個受到國家保護的兼業經營空間。讓農民一方面從事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小的農業，一方面從事一個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大的產業。　　

可以說，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們就應該進行農村第二步改革。當時大量村辦和組辦企業還存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非農產業的規模化專業生產群，一些村集體的經濟力量還很強。1991年貧道與幾個哥們自己組織，歷時一年，調查了河南10個縣的縣級經濟，當時認為農村第二步改革應該圍繞農村社區建設來進行。所謂社區建設，就是加強村一級集體的規范化，使之成為組織農業、加工業和流通業的協調者，成為農村社會生活的組織者。雖然當時并未提出這樣的改革需要國家給予金融和產業優惠政策，也沒提什么“合作化”和“集體經濟”（因為當時已經根本不去往這方面想了），但基本思路如果走下去，這些問題都會水到渠成而遇見，并加以思考的。1990年前后的農村，一些村子已經形成規模化的農戶個體加工業富了起來，一些村子是村級或組級鄉鎮企業發展得起來了，農戶也很富裕，更多的村子雖然有人通過從事加工業富裕起來，但是多數農民還是靠種地吃飯。同時，大量農民在經營非農產業過程中失敗，一些賺過錢的也賠光了。這種情況下，完全靠市場力量是不可能讓農民共同富裕的，前景是：隨著城市的個體和私企的發展，大量鄉鎮企業面臨經營困難逐漸倒閉；一些人搞到貸款發了財，另一些沒有關系的人就束手無策；大量農民即使有了些積蓄，但會在一次次失敗中損失殆盡，并徹底服輸。因此覺得農村第二步改革是給予或者加強農村集體的組織和協調作用為中心。　　

但是，小崗村的血手印加上對改革前集體經濟的聲討讓政府和學界對走合作化和集體化道路有了嚴重的心理障礙，誰再說集體經濟，再說合作化就是萬惡不赦，就是走回頭路，就是倒退，就是反對改革。這樣，就堵死了中國農村第二步改革的正確方向，不得不往美國農業模式繼續前進：將農村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到現在就是通過“土地流轉”擴大入地經營規模；通過“城鄉一體化”和“公司加農戶”讓城市資本和商業資本控制農村經濟。這樣必然進一步弱化農村村級經濟和政治的作用，與可能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方向背道而馳，越走越遠。　　

實際上，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除了極少數鄉鎮企業還存在，絕大多數都銷聲匿跡。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的集體企業改制，將大量集體企業變成私營企業，現在已經沒有什么農村集體經濟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對農民的非農產業扶持都將是對少數人的優惠，所以到現在所謂支農資金，要么直接分到種養殖戶頭上，要么就是基本建設投資。而以南街村和華西村為代表的整個村級社區為一個社會生產生活單位的體制，也就是幾個殘存的，被南方報系不斷批判的“反動樣板”而已。　　

貧道一直認為，農村問題依然是中國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并不會因為城市經濟已經占非常大的份額，大量農民已經出來做農民工，農民收入中40%來自打工收入而發生變化。原因是：只要沒有給農民提供一個家庭純收入迅速增長，趕上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機會，那么溢出農村的勞動力忍受最低工資線就一直低于正常水平，同時使城鎮青年就業工資不可能提高。只要勞動者報酬因此難以提高，國內消費需求就持續疲軟，兩頭在外，以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就不得不持續，技術進步沖動就依然低迷，處于“寄主”地位的中國經濟就不得不一直“接軌”在美國這個寄生蟲的“吮吸器官”上。所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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