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有幸與數位不同類型的村民進行了親密接觸，聽他們推心置腹地議論當今農村怪現象；我也借題發揮，乘機宣傳南街村、華西村等地走集體經濟道路，實現共同富裕的事跡，宣傳共同富裕之后農民的幸福生活。特別針對農村看病上學就業住房養老等存在的問題，與實現共同富裕的南街村等進行對比，告訴他們那里的農民不再擔心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上新房，娶不起兒媳，養不起老等等社會受到普遍困擾的問題，更不會擔心大病返貧的問題。這些村集體經濟快速發展帶給農民的好處，使我們這里的農民們感到十分驚奇和萬分羨慕。他們深有感觸地說，要想富裕起來，還得依靠集體力量，別想指望勢單力薄的小農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他們舉例說，最現實的問題就是自從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之后，過去修建的灌渠已被徹底毀壞，許多水澆地變成了旱地，每年只能種一季玉米。通過比較，農民們認為還是集體經濟力量大，發展快。他們告訴我，雖然過去集體經濟管理上存在一些弊病，但完全可以通過加強管理予以糾正，逐步完善，而不應該一棍子打死，全盤否認集體經濟是完全錯誤的。三十年來，小農經濟根本就無法改變農村落后的面貌，反倒搞亂了人心。社會治安嚴重惡化，各種社會丑惡現象死灰復燃，人們的道德廉恥之心蕩然無存，慘不忍睹。農民們告訴我，如果繼續堅持毛澤東的集體經濟路線，現在的農村肯定比現在要富裕得多。他們告訴我，盡管報紙上很少刊登華西、大寨、南街、劉莊、周家莊那些堅持集體經濟道路實現共同富裕的農村的事跡，但他們通過互聯網也獲得了不少的信息。實踐證明集體經濟道路是一條康莊大道，是實現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他們問我，為什么一貫講究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不敢糾正已經被歷史證明錯了的路線，非要把小崗村當做典型進行宣傳，小崗村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全國農村學習呢？而像華西、南街、大寨那樣好的典型卻無人敢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到底為什么？真讓人想不通。難道他們害怕農民實現共同富裕，過上好日子嗎？

他們說，如果當初堅持走集體經濟發展道路，令高層領導撓頭的“三農”問題還會成為社會痼疾嗎？我接觸到的農民們對南街等村實現共同富裕，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他們直言不諱地咒罵那些破壞集體經濟的罪魁禍首，罵他們是敗家子，是崽賣爺田不心痛。他們問我中央的政策還會允許農民像南街村等那樣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嗎？我說需要一批敢于開拓創新的村干部，這些干部要具有走發展集體經濟的膽識，要具有奉獻犧牲精神，甘愿吃苦耐勞，甘愿個人吃虧，才能像南街等村的干部那樣，帶領全體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告訴他們，制度固然重要，選好帶頭人更加重要，社會環境和政策也需要全力引導。正如企業管理一樣，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大集體，也需要有一個好的領導人。現在許多農村干部素質太低，鄉鎮干部官僚主義嚴重，責任心太差，私心太重，像王宏斌、郭鳳蓮、吳仁寶等公而忘私的農村干部太少了，根源在于社會大氣候的污染和毒化。

中國三十年前強制人民公社解散，不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而是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需要。所謂集體大鍋飯效率低，是資改派們的污蔑陷害之詞，愈加之罪何患無辭。小農經濟效率低下已被歷史證明了，這種低效率的體制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無法繼續維系下去了。中國改革第一村——小崗村的衰敗就是最好的反面典型，任憑資改派們如何舉全省財政之力打氣，患上軟骨病的小崗村還是扶不上墻的劉阿斗，很讓萬小崗之流以及推波助瀾者臉上無光呢！

與農民密切接觸，使我感到中國的農民是最樸實無華的人群。他們不愿招惹是非，逆來順受，忍耐力極強。一般來說寧肯心里委屈，只要生活過得去，決沒有非分之想。最近三十年，他們的生活并非像某些不良主流媒體渲染的那樣一片光明，人均年收入也沒有逐年提高。如果真達到了地方政府捏造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他們早就進入“大康”社會了。實際上，即便是在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方，一般家庭扣除全年各種消費支出，年人均純收入超過1000元家庭也不是太多，捉襟見肘者比比皆是。當然不排除在一個村落中，也存在幾個百萬千萬元戶，這樣的富裕人家，不過是鳳毛麟角，代表不了農村實際情況。他們是農村富裕的裝飾品，更是抬高人均收入的貢獻者。

小農經濟實行了三十年，大塊的耕地被撕成了“布條條”，分到各家各戶，地寬者十幾米，地窄者兩三米，機械化操作十分困難，不得不恢復勞動強度大的人工田間勞作，重蹈了幾千年的覆轍。手工田間勞作效率和強度之大與機械化操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農業生產技術是倒退還是進步不言而喻。經濟學家們喜歡鼓吹私有經濟效率高，到農村看看，就知道他們睜著眼睛說瞎話，狗屁不通。

私營企業被經濟學家說得天花亂墜，其實不過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家們的夢囈罷了。三十年來，中國的私營企業向走馬燈般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個壽命短促，原因就在于他們無法擺脫落后的家族管理模式。這種私家模式的特征就是無休止爭利和奪權，充滿了血腥四濺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大打出手。私營企業管理素質低下，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法律觀點淡薄。對內技術管理外行，剝削壓榨工人內行，對外偷稅漏稅嚴重，行賄腐蝕干部。肆無忌憚地揮霍和浪費，追求荒淫無度的糜爛生活，動輒一擲千金草菅人命，飛揚跋扈，狂妄之極。他們的子女多是紈绔子弟，追求享樂，難堪重任，一個個大腹便便，無所事事，在他們父母挺腿之日，就是他們家族企業倒閉之時。中國有句俗話所說的富不過三代的根源就在于此。

現在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高招就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這是一種被農民戲稱為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的爛招。對于喜歡占小便宜的農民來說，這種政策的確可以籠絡一下人心，甚至讓個別人感激涕零，頂禮膜拜。因為無論勤快還是懶惰，待遇一樣，一視同仁。農民們雖然也承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政策不賴，但他們認為這不過是杯水車薪，救急不救貧，無法徹底拔掉農村的窮根子。當我們把南街村、華西村實現共同富裕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時，他們直率地說，還是集體經濟道路好，那才是解決農民貧困唯一正確的道路。可惜高層那些糊涂蛋們至今不敢承認集體經濟道路好，反倒是變著法子宣傳那個懶漢村的典型，借助一個醉酒的死人不厭其煩地鼓噪著改革典型，給人的印象是非要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他們的上帝不可。

我曾經詢問過村里比較富裕的家庭，問他們辛辛苦苦干一年，能否實現年人均收入3000元。他們回答很干脆，一年干下來，扣除各種消費，比較和順的家庭（指沒大病沒大災）純收入也很難超過1萬元。我告訴他們，河北冀州（在石家莊附近）有一個叫周家莊的公社，仍然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2009年人均分紅6000多元，這讓農民們驚訝不已。對于河南的南街村，村里許多年輕人并不陌生，他們從網上知道了南街村，對南街村富足的生活印象十分深刻。他們知道南街村糧菜油全靠集體供給，上學、看病、住房、養老都是村集體統一負擔，農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諸如此類仍然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農村，村民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們認為農村要改變現狀，只能走集體經濟道路，只有那樣農村的生活水平才會提高。有集體經濟撐腰，人們也不會因病返貧，也不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

對于共同富裕，一個村干部給我說，只有集體經濟能夠做到。他告訴我，目前農村人心散了，缺乏凝聚力，社會問題極多，管理困難很大，幾乎處于無政府狀態。至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比如糧食補貼，對解決農民脫貧致富毫無益處，并且執行成本極高，勞師動眾，純粹是國家領導人的面子工程。許多農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合作化，在于組織起來，在于集中農村集體經濟有限的財力物力和調動農村剩余勞力，依靠集體經濟把農村的事情辦好。興修水利，改善道路，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民居住條件，壓縮村落面積，擴大耕地面積，建設農村企業，實現農民就地就業。而不是把農民趕進城里，使農民在城市無片瓦棲身，在農村無立錐之地，讓農民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我問他們愿意當市民嗎？他們反問我一句話，你們能夠解決我們的后顧之憂嗎？比如社會養老和子女就業問題嗎？我無言以對。是啊！城市本身存在的上學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困難，尚不知何年何月能得到圓滿解決，突然增加許多農民進城，更加重了城市社會問題的負擔。那些鼓噪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的家伙們有什么妙招解決這些難題嗎？如果真有，何不趁此良機發揮效用呢，何必非要等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才肯使出來呢？看來他們也是黔驢技窮技止此耳，先糊弄農民讓出土地再說吧！加快農民城鎮化市民化，又為善良的農民們在墻上畫了一張“香油餅”，并挖下一個深深的陷阱，只等著農民掉下去慢慢享受呢！推行這種混蛋政策，不僅增加不了就業渠道，最終害得農民失去土地，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

對于家電下鄉汽車下鄉農機補貼，目的是擴大內需、增加消費。是精英們弱智的昏招之一，更是一種劫貧濟富之道。一般農民囊中羞澀，連基本吃飯問題尚不能徹底解決，買家電買汽車等奢侈消費品，是可望不可及。汽車下鄉農機下鄉，說穿了是為農村少數有錢人服務的政策，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買不起汽車和農機。即便買得起，人均幾分地，分散在幾個地方，值得購買大型農機具改善農業耕作條件嗎？所以說上層那些閉門造車的家伙們，整天胡思亂想，按照某些經濟學家的夢囈，在中國進行試驗，不鬧出笑話才怪呢。對于這些家伙們使用的伎倆，300年來西方一些經濟學派的理論中早有論述，實在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在中國，根本就沒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家，全部都是鸚鵡學舌式的烏鴉之鼓噪而已。

對于新農合，我本來認為是毛澤東時代的翻版而已。當我深入到實踐進行考證時，又閱讀了一些老赤腳醫生對過去農合的回憶，更親身體驗到新農合的“偉大和嚴謹”，才發現這是一種制度嚴謹，程式復雜，手續繁多，中看不中用，根本就無法杜絕農民大病返貧的極其“偉大的創新”政策。冠冕堂皇之下，除了繁瑣的操作程序，看似嚴絲無縫，實則漏洞百出。農民看病，用藥受限，能治病有療效的好藥不再報銷之列，農民要想治好病用好藥，只好自己掏腰包，自己全額負擔。既然好藥不能報銷，農民經濟承受能力又有限，也就只能使用國家藥目表中限定的低檔藥維持生命了。本來用好藥，疾病早早就可以治愈，由于無錢用好藥，只能延長住院時間，農民看病花費自然增多。雖然最后報銷了一些藥費，細細算來，農民看病沒有少花一分錢。更為可氣的是，由于參加了新農合，醫生們就可以放開膽子用大藥，本來在正常情況下，假如某種花費100元就可以治好，由于參加了新農合，最終看好病卻花費1000多元，即便給報銷80%的藥費，個人最終還是多花了上百元。此類事情屢見不鮮，農民見怪不怪。加上農民往返數次才能領到報銷的醫藥費，農民苦不堪言。看來新農合在“造福”農民的同時，更造福了醫院和醫生。現在的新農合，農民一旦得了大病，照樣返貧。更為可氣的是，在農村，鄉村合作醫療的費用補充到位拖拉，農村醫生們不堪欠賬重負，參加新農合的農民只能先自己墊錢看病，本應報銷的藥費，要耐心等待上級下撥補助醫療款到位后才能解決。看來上面的“經”到了下面，就變了味、走了調、截了流，無法及時惠及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說，新農合程序復雜，為得是造福權利，老農合程式簡單，為得是造福百姓，真是天壤之別。

對于農村現狀，就一個字表述：亂。一是土地使用亂，三十年土地政策不變，看似集體土地，其實早變成了私有財產，農民隨意買賣，隨意改變土地用途，隨意交換，隨意建設個人住宅，隨意破壞，就是當前農村土地現狀的特征。村干部視而不見，助紂為虐，變本加厲，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國土管理部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者眼，民不告官不究。基本農田百分之五十是山坡地荒灘地，雖然這種判斷有點主觀武斷，可能不代表全國的情況，但在許多省份許多地區情況可能比之更糟。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實事求是，觸目驚心。昨天全國人大針對國土問題質詢國土部，他們回答的耕地補償說，完全是胡說八道。各地搞工業建設侵占的基本農田遠遠高于造地補償數字，如果一項一項核對，那些所謂的復耕土地，恐怕連草也長不起來，還是不毛之地。所謂60%耕地的失去，歸咎于退耕還草還林，更是瞞天過海；許多土地被破壞，完全是由于水利設施遭到嚴重破壞荒漠化的緣故，礦山開采塌陷造成許多的基本農田徹底失去耕種能力，觸目驚醒；礦山開采，化工污染，工業廢棄物堆放，城市垃圾堆放，也是大量基本農田被破壞的根源。加之大量良田被嚴重污染，土地毒化，許多農田將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后也無法恢復耕種；農村私建民宅侵占的基本農田數量巨大，這是大量減少基本農田的主要根源之一。三十年來，農村居住面積至少擴大了三倍之上，空心村比比皆是，一方面閑置，一方面侵占良田。所謂的18億畝紅線早已名存實亡，自欺欺人。二是村干部腐敗已經亂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前所未有，觸目驚心，老百姓恨之入骨。由于毫無監督，鄉鎮干部與村干部沆瀣一氣，貪腐行為肆無忌憚，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集體經濟所有的資金來源，除了吃吃喝喝，就是中飽私囊。老百姓對農村干部的標準低到只希望村他們多少為村民辦點好事，不要把錢全部私吞就行了。我在農村曾經聽到這樣一句話，一個村干部的老父親告誡兒子，村里的錢自己花點不要緊，但無論如何也要拿出一點錢來，把村里泥濘的街道修修，讓村民也看到你們為他們花了點錢，辦了點好事。村民們也直言不諱地說，現在這種社會，只要村干部愿意為村民哪怕辦一點點好事，他們貪污點也不算什么。三是計劃生育亂，現在的計劃生育，不再是貨真價實的控制人口，而是以罰款為目的。錢是左右某個家庭是否可以生育關鍵因素。只要交了罰款，生育就有了通行證。據了解，目前農村的計劃生育，頭胎生男孩的，間隔不少于四年就可以生育二胎；頭胎為女孩的，倒是比較人性化，不再控制那么嚴格了。至于多臺生育罰款都在萬元左右，概無例外。由于養育子女的費用太高，計劃生育政策似乎較之前些年執行起來容易一些。在農村，沒有男孩的家庭似乎少了底氣，容易被人罵做絕戶頭，這是最惡毒的語言，所以農民們千方百計地也想生一個兒子，以便把自家的門戶頂起來。罰款是農村計劃生育的絕招之一，有錢人不怕罰款可以隨便生育，無錢人只好東躲西藏，也要堅持生個兒子傳宗接代。

農村干部腐敗的經濟來源于出賣土地和村辦企業占地以及計劃生育罰款提成。現在許多地方的村干部的工資來自縣級財政支付，大村的支書和村主任每月800元到900元，一般兩委干部500元到600元。由于村干部形同日偽時期的維持會長，不能為老百姓辦丁點好事，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服務，在老百姓眼里，村干部充其量是一些被鄉鎮干部使喚的奴才而已。

中國的農村基本上是散沙一片，鄉情沒有那么濃厚了，親情也隨著經濟的演變逐漸淡化了。正應了一句老話：富在深山有人問，窮在門前無人理。這種勢利眼，在農村表現得淋漓盡致。富人們昂首挺胸，趾高氣揚，目中無人，說話氣粗得很，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窮人走路低三下四，遇到熟人回避三舍，能躲就躲，少說為佳。過去誰家有困難，大家主動幫忙，親情鄉情濃郁，如今窮人之間的互幫互助似乎還存在一點點，富人家除了錢之外就什么也不存在了。

總而言之，這幾次回到農村，與村民通過數次密切交談接觸，對于我這個生長于斯長于斯的農村孩子來說，沒有一絲歡愉之情，反倒生出許多的傷悲來。或許是我落伍了，或許是小農經濟太先進了。我總在想，既然中央那么熱愛小崗村，何不組織全國的村干部到小崗村取經，或者請小崗村撳紅手印的“英雄好漢們”巡游全國，介紹他們致富的經驗，并在全國推而廣之，也讓全國8億農民借助他們成功的經驗盡快實行共同富裕。就像當年毛澤東號召全國農業學大寨一樣，加快全國農民脫貧致富，盡早擺脫貧困。這樣工業和農業均衡發展，同步增長，何愁中國不能和平崛起呢？前后幾任國家領導人頻頻光顧小崗村，安徽省數次派省財政廳高官任職小崗村黨委書記，照此辦理，還愁全國農民實現不了共同富裕？

我是農民的兒子，上幾輩人都是與土疙瘩打交道的，我高中畢業之后也回鄉當過農民。我那個時候沒有想過當農民就是住牛棚，后來看了某些知識分子和老干部寫的書才清楚，原來干農民的活就是住牛棚（見某大師《牛棚札記》），自食其力就是受迫害。如果真是如此，全國數億農民世世代代住牛棚、受迫害就不應該加以改善嗎？如果大家都不想當農民，都把參加農業生產看做受迫害，那么只好請精英們天天吃屎了！

一個叫劉易斯的外國經濟學家，他說人口眾多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問題來自于農業增長落后于工業的增長，這才是一句實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凡是走小農經濟道路的村落，農村經濟沒有發展壯大，沒有促進農民增收，沒有改善農村面貌，倒是創新了“三農”這樣一個新名詞。中央一號文件連發七年，農村“三農”問題依然解決不了，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兒？看來是小崗村的紅手印經驗推廣不力的緣故，要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解釋才好。

我有時候忽發奇想，抽出幾年時間走遍全國農村進行考察，把農村的人際關系，生態環境，貧富分化，風土人情，用筆觸、用照片一一呈現于社會面前。通過計較鑒別，讓我們的青年一代認清中國的國情現狀，認清什么是真社會主義，什么是真馬克思主義。把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假冒偽劣的典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樣做，豈不比嘮嘮叨叨批駁右派們的謊言更具說服力嗎？！寫于2010年8月28日 修改于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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