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警惕農民重新面對三個老大難問題

時間：2006-8-8 10:35:07 來源：縣域經濟論壇 作者：李昌平  

自從2003年糧食出現“安全”問題以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利好政策一個接著一個出臺（取消農業稅、糧食提價、糧食和農機直補、增加六小建設投入、降低教育收費、農村合作醫療補貼、農村金融改革、鄉鎮體制改革），盡管農業生產資料大幅上漲，但多數農民還是得到了實惠（去年農民收入增長6。8％）。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好政策的主要策略目標是——通過刺激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增產而增加農民收入。當糧食產量達到一定的目標后，這些政策就失效了，如果沒有新的好政策出臺，農村的三個老大難問題必然重現，并會衍生一系列全局性的嚴重后果。

一，三個老大難問題

1，糧食生產無利。

如果按照現在的生產資料等成本價格水平，糧食市場價格如果低于0。55元/斤，糧食生產基本無利。今年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區的早稻市場價格已經跌破0。55元/斤。正常情況下，中稻和晚稻的價格比早稻高0。05元/斤，預計今年中晚稻的價格在0。6元/斤上下小幅浮動。如果保護價執行得好，農民得到的實際價格會高于0。65元/斤，如果保護價執行不好（短斤少兩、除水除雜、關閉市場、限收拒收、議買定賣等等），農民實際得到的價格可能低于0。6元/斤。再考慮今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因素，可以預見的是，今年糧農每畝的實際收入將比去年減少100元以上。

根據過去的經驗，糧食定購政策是難以執行到位的，朱鎔基總理過去為了保證定購政策執行到位，曾經使用過“鐵碗”，但糧食部門對農民的服務絲毫沒有改進。在期待糧食部門保護農民利益的同時，也應該不要有太天真的想法。

根據過去20年的經驗，糧食種植面積達到一定的水平后，即使糧食價格下跌到種糧無利的水平，糧食生產面積也不可能在兩年之內減少到上個低谷時期的種植面積。這是因為農民難以支付重新調整結構的成本——種糧雖無利，但不種會更不合算。所以，未來三年，會面對種糧無利的局面。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幾年中國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偏多。

糧食生產無利的時候，一般情況是養殖業也無利。當主要的種植和養殖業生產無利時，必然導致農民農業收入下降。

由于中國農村有2。5億個農戶，只要農業生產有利可圖，千家萬戶就大力生產，處于壟斷地位的生產資料廠家必然乘機漲價。當農民高成本生產出農產品時，2。4億個農民同時進入市場交易，形成無序過度競爭，農產品價格必然快速下跌。

所以，中國農民經常遇到溫鐵軍先生所說的“兩個失靈”——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面對兩個失靈，2。4億分散的小農絲毫沒有辦法。

2，結構調整無路。

如果主要種植業和養殖業都無利，大規模的農業結構調整是必然選擇。但中國農民始終面臨這樣的背景，一是國外、境外農產品比國內便宜，同時要對外開放農產品市場；二是2。4億個農戶生產能力強大，大面積、多品種、長期性的農產品過剩的格局已經形成；三是農民缺乏有效的市場組織，機構調整往往是上面發號召，下面的干部搞政績工程；四是調整結構除增加巨大生產成本外，產品還要找市場，需要新增銷售成本。

這樣的背景下，怎么搞結構調整？如果各地只是在增加或減少生產面積和品種上做文章，少數局部的調整是可能有效果的，但從全局的角度要考慮，多數地方的農業結構調整必然是瞎折騰，往往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對農業結構調整而言，最緊迫的一個問題是要搞清楚我國到底需要多少糧食，至今我們還在糧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困惑之中打轉轉，導致民力和國家財力的巨大浪費，實在是悲哀！如果糧食問題吃不準，我們的三農決策就永遠被“糧食安全危機”牽著鼻子走，而實際情況是最近十年，中國的糧食總體看不是短缺危機，而是過剩危機。憑經驗判斷，我同意厲為民先生的觀點——中國糧食安全不存在危機，人均需求400公斤的標準太高了，國家糧食儲備最高時達到5200億斤實在是太浪費了。

假如中央政府不想辦法控制大宗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總量，不嚴格區域種植規劃，不支持農民組織化，不開放農村金融，不對農也進行有效的保護，不推進農業專業化、工業化、企業化、產業化，農業結構調整是無從談起的。

3，勞動力就業無門。最近兩年東部發達地區出現了“民工荒”，主要的原因是農村種植業和養殖業收入上升，農業和鄉鎮企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所致。隨著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業收入下降，農村2億多絕對剩余勞動力必然在非農領域尋求就業。只要農村種植業和養殖業不景氣，鄉鎮企業新增就業機會就會大幅下降（1997——2003年相對1983——1996年，每年較少數百萬人）。如果前兩年農業和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吐出，加上農村勞動力的自然增長，預計未來每年從農村擠出的勞動力不會少于1500萬，而中國經濟保持9％發展速度，每年實際只能為農村接納1000萬左右的勞動力。未來農民就業問題將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頭等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二，衍生的全局性后果

如果上述三大難題重現，必將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后果。一是農民需求下降，農村市場萎縮，加劇宏觀調控和內需為主的發展戰略實施的壓力；二是下崗工人、城市高中生、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第二代、新進城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集中于城市解決，考驗和諧新政；三是胡溫新政解決“三農”問題成果毀于一旦，已經初現的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契機散失。

三，建議。

總的建議是：堅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實施“以工補農”戰略，大幅度增加對三農的投入，給農民平等國民待遇；要通過建立“依法配置三農資金的新體制、高效透明轉移支付三農資金的新路徑、民主管理和使用三農資金的新機制”，杜絕三農資金“張冠李戴式的權力配置、層層雁過拔毛式的轉移支付、家族式的使用管理”；建立和健全農業保護政策體系、農民社會福利政策體系、農村民主自治政治體系，促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改造，實現農村和諧發展。具體而言，重點為：

第一， 短期：堅決落實糧食保護價收購政策的同時，堅定不移的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嚴格控制主要農產品進口。積極尋求糧食出口或援助缺糧國家。多余的糧食，出口不了，援助不成，寧可倒入大海，也不要留給糧食部門的“糧耗子”。長期：完善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和主要農產品區域種植計劃，基本穩定主要農產品產量。糧食專儲總量控制在一個合適的水平。

第二， 嚴格控制生產資料漲價。要特別支持農民合作組織生產、經營、消費農業生產資料。

第三， 放手和支持農村農民組織發展，主導“組織民間化”，推動“民間組織化”。大力補助民間組織動員農村勞動力大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用“勞動換福利、勞動換權利”的辦法提升農村民主自治水平和收入。增加農民需求，保持農村市場旺盛世態！

第四， 開放民間金融，創建農村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將農村土地產權納入現代金融體系，大力發展村社（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和村社為主體的社會保障，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農業向專業化、工業化、產業化、企業化方向延伸——農業現代化改造；同時將城市按揭房制度用于小城鎮和新村莊建設——農村現代化改造。

第五， 積極推進鄉鎮有限自治，擴大人民民主政治權利。在《憲法》的框架內，最大限度的保障農民的公民權利。用法律配置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到農民人頭，用民主的力量管理鄉鎮人民政府，保證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切實用到農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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