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旅行般的農村社會調查中，令我感觸最深刻的現象是農民的“原子化”和農村社會權威的虛擬化甚至缺失，這集中體現在多數農民經常向我們提起的一句話：“現在大家都忙著各自掙錢，都不怎么關注集體的事，沒人能把大家組織起來”?？梢钥隙ǖ恼f：農民的原子化必然導致鄉村權威的虛擬化甚至缺失，而這反過來又必然加劇農民原子化的趨勢。
經濟制度在社會變遷中并不是最活躍的因素，但一旦這種社會要素的改革得以啟動，它的威力就是無比巨大的，并且往往具有很強的不可預料性。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此項改革措施的設計初衷應當是善意的，但30年之后的結果證明其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果，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農民的“原子化”。市場經濟體制下并不必然導致農民的原子化，比如臺灣地區、韓國、日本等都擁有良好的農民組織化機制；但中國為何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現象呢？就我們長期的農村實地調查來看，主要的和關鍵的原因是政府的不作為或者基層政府職能的偏離（集中精力于城市工業發展和社會穩定，而不是現代農業建設）；當然，這些現實也是與我國農村長期的小農經濟密切相關，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并不是可克服的要素，更不是直接的原因。出于維持社會穩定和保證工業發展資金積累的需要，人為地保持小農經濟形態是導致我國農民原子化的根本原因。
在農民“原子化”狀態下，我國鄉村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原子化的個體經濟—汪洋般的小農競爭—人性自私邏輯的運行—農民的分化和分裂—貧困和保守思想的維持—農民進一步的原子化。在這樣一個循環中，人性自私的理念很容易擴散和滲透，于是社會信任面臨嚴峻的考驗，這直接體現為不和諧的干群關系，由此導致基層干部群體社會權威的喪失，加之文革時期對鄉紳、宗族勢力的打擊，實際上當前中國農村的所謂“精英集團”不復存在，這就造成了鄉村權威缺失的現實。最近10多年，我國鄉村社會興起了一批農民企業家和個體戶階層，但他們多數人要么選擇政治冷漠和不參與，要么選擇與權力階層聯姻，這就導致了其社會權威的難以塑造，“先富不能帶動后富”必然不能自然形成先富者的合法性權威。鄉村權威主體的缺失雖然不是舉國普及的事實，但就多數地區而言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一個與農民原子化現象高度相關的問題。
農民原子化和鄉村社會權威缺失使我國鄉村治理陷入了兩難困境，一方面，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和減輕政策轉變帶來的陣痛，政府希望盡量放緩農民的組織化進程，但另一方面，長期維持的農民原子化狀態又限制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農民思想意識的提高，這又不利于推進現代化建設。在未來的農村發展和建設中，最關鍵的工作就是走出這種兩難困境和惡性循環，培育新的鄉村社會權威主體，并借助之重新將農民組織起來，既克服小農經濟形態的各種困境，又能保持農村社會的平穩發展；其中新的鄉村權威主體選擇和培育方式是該領域研究者今后值得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走出原子化，促進鄉村權力主體向權威主體的轉變，應該是許多農民期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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