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鄉村，什么樣的建設

                                                             趙曉峰

自黨的十六屆五中全面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以來，已經有兩年的時間過去了，社會各界尤其是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都投入了相當大的財力和精力。但是，我們依然能夠切實地感覺到新農村建設的效果并不明顯，最典型也具有普遍性的現象是“政府動，農民不動”、“社會動，鄉村不動”。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困境呢？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對當下村莊的認識模糊不清，由此造成各地對新農村建設的任務及目標出現了偏差。所以，我們必須要弄清楚鄉村究竟是“什么樣的鄉村”，才能立足村莊性質決定開展“什么樣的建設”。

一

按照溫鐵軍教授的估計，在當今中國的13億人口中約有8億勞動年齡人口，其中約5億在農村。5億之中已有至少2億成為非農就業勞動力，其中有1.2億離開家鄉外出流動打工，加上隨帶人口，合計大約1.8億“流動農民”，占總人口之比約為15%[①]。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流動人口中，大多數年齡集中在16-45歲之間，由此可以想象，大部分鄉村都成了“沒有年輕人的空殼村”，這一變量給鄉村造成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方面，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村莊喪失了經濟發展的功能，農民增收的路徑已經轉移到村莊的外部。我們知道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封閉性非常強，農民要想維持生存就必須面向土地尋找出路，由此導致農村土地經營中普遍出現農業勞動力投入的收益率遞減規律，使農業出現了長期存在的內卷化現象。而目前，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個狀況，農民的收入結構已經出現了重大轉變，非農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大，那些常年在外的農民已經能夠擺脫土地的束縛在城市獲得生存和發展，資金自外而內的流動成為鄉村社會的一種常態。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經營在鄉村的重要性開始下降，大量的農民將承包土地轉租，甚或拋荒不種，湖北荊門地區的農民則將水稻種植由以往的一年兩熟變更為一年一熟，土地種植儼然就單純是為了解決農民的肚子問題，很多農民已經不再把經濟發展寄托在那“一畝三分地”上。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當下的中國農村，特別是人口流動性較強的地區，村莊經濟發展的功能是外溢的，農民是在村莊內以土地求生存，而在村莊外以非農就業求發展的。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造成村莊內部村民年齡結構的斷層。在費孝通的筆下，傳統的中國農民是“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一輩子都待在同一個地方的群體，正是這一特性使社會繼替、村莊延續成為可能。然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已經改變了村莊的封閉屬性，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從客觀上造成村莊內部農民年齡結構的斷裂，新一代的農民已經不再具備“安土重遷”的鄉土觀念，這對鄉村社會造成極大的沖擊。從一個人一生的精力來說，16-45歲是一個人精力最旺盛、創造能力最強的時期，他們的大規模流出非常自然地就會使村莊因為缺失創造主體而陷入發展困境。從整個中國的宏觀局勢看，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與城市化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實現，與之相伴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發達地區、發達城市的流動也就必然成為一個長期存在的趨勢，留守農村的也就只能是以兒童和老年人為主體的6199部隊。

從這兩個層面來看“鄉村不動”的現象就會有新的理解，當前的新農村建設盡管中央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發展目標，但是社會各界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仍然將經濟發展、農民增收作為中心任務來抓，沒有看到村莊經濟功能的外溢與農民年齡結構斷裂給鄉村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農民增收固然重要，然而，它的實現更多的可能要依賴村莊以外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依賴國家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和工商界整體利潤的增長，也就是說要依賴大規模流動在外的農民的整體報酬的提升。要想在村莊內部尋求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在短期內依靠農產品產量增加和國家保護價收購是可能的，在長期內卻必然存在增長的“瓶頸”。何況，內部增收導向的新農村建設在當前的情況下，缺乏參與的主體，6199部隊對此只能是有心無力。無疑，當下的新農村建設實踐探索，很多地方都沒有明確農民參與的真正主體歸屬，沒有結合他們的實際現實性需求來開展工作，也就是沒有搞清楚鄉村是什么的問題，自然，建設的方向與內容偏位也就成為必然的現實。

二

弄清楚了鄉村是什么，我們還得對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方向進行思考，從而也才能進一步決定開展“什么樣的建設”。 如果是站在城市化終將實現，鄉村注定消亡的角度上來思考，新農村建設也就沒有必要開展工作了，注定要消亡的東西難道還有建設的必要性嗎？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固守村莊，就鄉村談建設，而應該將新農村建設工作放在現代化進程不可逆轉的背景下來考量。站在這樣的角度來考慮新農村建設，我們可以說，“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就在于為中國快速進展的現代化提供穩定器和蓄水池”[②]。穩定器是說，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快速轉型，往往也是政治穩定成為問題，社會經濟容易出現波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如果能夠將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穩定好，讓農民能夠從現代化中獲得好處，則中國現代化將有能力經受政治社會和經濟波動的考驗。蓄水池是說，通過新農村建設，農村仍然可以為農民提供相對較好的基礎設施和環境條件，提供相對良好的人際關系和豐富的文化生活，從而使農民可以在農村安居樂業，同時，低成本地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就是要從這個戰略目標出發，通過新農村建設工作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一個穩固的后方。而要開展新農村建設工作，就必然要從鄉村社會性質出發，努力營造一個秩序井然的鄉村社會，使留守村莊的農民能夠過上有尊嚴、有生機、有活力的生活，使流動在外的村民將來如果不能順利落腳城市的時候能夠也愿意返回村莊生活，使村莊能夠消融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給村民年齡結構構成帶來的沖擊，使鄉土能夠始終保持規范與秩序。即使說鄉村社會最后注定要脫離鄉土本色，進入法治、警制式的現代社會，我們也不能坐等這個理想社會的悄然到來，我們要通過新農村建設工作使這個轉型少一些痛苦的呻吟、少一些苦難的遭遇、少一些道德敗壞的現象，使轉型能夠平穩過渡。現代法治社會是我們期許的，可是我們卻并不想要太多的陣痛。我們的目標當然也不是要回到傳統的禮俗社會，只是希望現代性的進入能夠在鄉村傳統的基礎上發揮作用，而不是徹底的摧毀，我們應該象費孝通先生一樣有文化自覺的自律精神，在新農村建設工作中充分借鑒鄉村傳統中的優秀文化因子開拓創新。換句話說，我們認為當下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正視村莊經濟發展功能外溢的現實，將農民參與的主體明確定位在婦女和老年人身上，通過卓有成效的創造工作，不僅要使鄉村社會形成“落葉歸根的社會有機循環”機制，建設秩序井然的鄉村社區，而且要為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

三

立足于鄉村社會的性質，明確將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定位在是將鄉村建設成為中國社會快速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上，力求使鄉村能夠在流動性與現代傳媒的沖擊下克服年齡結構斷層帶來的負面影響，使鄉村社區能夠形成有機的循環，為村莊的發展注入活力。基于這一目標，我們認為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工作應該采取保守療法，必須舍棄模糊的農民主體定位和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村莊發展定位，將農民的參與主體定位在婦女和老年人身上，應該以社會性、文化性項目建設為主，輔之以經濟項目的開展，將鄉村建設成一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秩序井然的祥和社區。結合現實的情況，筆者認為可以做出以下努力：

首先是可以嘗試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均分制”的制度創新。我們認為在當下中國，土地對于農民而言不僅具有生產功能，而且同時也具有社會保障的功能，雖然農民的增收主要可能必須依賴非農收入的增長，但是對于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來說保證耕地的產出能力是必要的，是化解潛存的糧食供應危機的保證。同時，在現有的市場結構以及農民工就業環境的約束下，維持農民工對耕地的收益權是農民工可以順利往返城鄉謀求生路的關鍵。鑒于此，我們可以結合村莊內部村民年齡結構斷層的現實，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均分制”的制度創新，加快土地的流轉合作。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將土地的產權落實到村委會，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制，然后由村委會負責土地的流轉與合作。與此同時，國家對村委會的土地實施政策進行制度規范和實施監督，其中首要的是將土地的收益權量化到每一個農戶，無論是土地非農化使用，還是土地規模經營，收益必須確保均分給農民。也就是說，農村土地在村社所有的情況下，村委會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甚至經營權、流轉權、使用權，但必須確保農民享有收益權，這樣對土地的規模經營和發展現代農業都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也能適應農業經營老齡化帶來的挑戰，還能切實維護農民的權益。

其次，可以發展以社區性互惠為目的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將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劃分為：（1）農民所從事的生產，包括為家庭消費的生產和為市場銷售的生產；（2）不由農民從事，而由一些供給者從事農業要素的生產，農民從這些要素供應者那里獲得這些要素；（3）不由農民完成的農產品銷售、運輸和加工的生產[③]。就現在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農民能夠掌握的利潤只限于農產品的生產環節，也就是舒爾茨所說的第一部分，仍然身受工商資本和金融信貸資本的盤剝。我們在新農村建設工作中提出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不是象費孝通在鄉土重建思想中提出的要發展以制造業為取向的鄉村工業，而是要將農業經濟延伸出來的生產、流通、信貸等領域的利潤盡可能地留在鄉村，還要做好村莊內部的生產互助工作。這就要求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首先要作好農業生產技術的學習、推廣工作，尤其是要帶動外出打工歸來的青壯年進行培訓，使農業技術傳播鏈條不至于斷裂，將農民不因為技術原因而遭受損失；其次，做好農業生產要素的統購分銷與農畜產品的分購統銷工作，使農業流動領域的利潤能夠留在農民手里；第三，開展社區性金融合作，其目標不在于為大型的經濟發展項目募集資金，而在于社區內部村民之間能夠調劑余缺，解決日常生產生活的困難，使農民能夠避免商業金融和地下金融的剝削；四是逐漸淘汰高能耗的石油農業，發展綠色生態農業，使土地自身能夠形成有機循環。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我們倡導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志在使鄉村能夠在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通過留守農民的合作使農業生產能夠正常進行，使農民盡量少受工商與信貸資本的剝削，使土地能夠在沒有必須滿足農民生存安全需要的壓力下走出石油農業破壞土壤質量的惡性循環，也使農業生產知識能夠在村莊里得到傳播，使返鄉的農民能夠迅速地投入生產，從而形成鄉村內部的良性循環。

最后要重建社會性、文化性組織。當前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45歲以上的村民，還有一些留守村莊的青年婦女以及退休回村居住的老村民，因為在現代性的入侵中，這些人沒有能夠形成合力，也就沒有能力抵抗不符合村莊實際的價值觀念的侵蝕，才造成了鄉村的失序。如果他們能夠合作起來通過組建社會性、文化性組織，開展卓有成效的文娛活動，就能夠增加農民之間的公共交往，重建一種與消費主義、物質性享樂主義不同的生活方式，消滅當前鄉村那些不能發揮正功能的亞文化圈，在鄉村的土地上生長出一套新的生活價值系統，使人們生活有目標、生命有意義。這種新的價值系統并不排斥現代化、法治化，而是能夠將這些現代性因素溶入其中，并形成村莊內部籠罩性的社會規范力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夠感受到它的可貴，從而使那些現在在外流動將來還要回到村莊的人愿意也能夠回到家鄉生活，使鄉村社會能夠不因一代代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而出現失序與斷裂的局面，使鄉村能夠保持生機。

作者簡介：

趙曉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新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
聯系地址：湖北*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郵政編碼：430074

聯系電話：027-63771670（小靈通）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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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溫鐵軍:《農民流動打工問題和新時期的勞資關系》，www.snzg.cn。

[②]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商務印書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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