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發展觀的轉變
 2007-11-29   作者：姚洋

    論文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于闡明，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農村發展觀的轉變。這個轉變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農村不再單純地等于農業，不再是單純向城市提供農產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為人民安居樂業的所在；其二，農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窮鄉僻壤，而是可以體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農村將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重建組織和文化秩序。文章著重探討了國家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提出了農村地區“低度發展，高度和諧”的新的發展模式，并討論了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的關系。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農村發展觀、國家與社會
    
    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解讀，學術界和政策界各有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闡明，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農村發展觀的轉變。這個轉變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農村不再單純地等于農業，不再是單純向城市提供農產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為人民安居樂業的所在。其二，農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窮鄉僻壤，而是可以體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農村將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重建組織和文化秩序。本文將詳細闡述這三個方面轉變的含義，提出農村地區“低度發展，高度和諧”的新的發展模式，最后討論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的關系。貫串本文的一個暗含的主題是國家在新農村建設乃至社會整合中的作用。自19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解體之后，中國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發生了嚴重的組織和文化的解體；如何重建鄉村組織和文化，是新農村建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左右兩派為此各持一端。左派認為，農村的瓦解是國家退出的結果，因此重建必須以國家重返農村為核心；右派則相反，認為只有鄉村自發的組織才可能是鄉村重建的擔綱者。本文將闡明，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可取之處，但又都是片面的。鄉村的重建不可能回避國家的作用，因為國家在鄉村的存在是一個既成事實，而且，脫離國家的重建會把農村排除在中國憲政民主建設的進程之外。同時，鄉村的重建也不可能單靠鄉村自發組織來完成，因為自發組織沒有制度保障，不可能從根本上根除集體行動中“搭便車”這樣的難題。鄉村重建只能在國家和鄉村的交界處，即以村莊選舉為核心的村民自治這個層面展開。村民自治有法律的保障，因此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而且，就村民自我治理而言，它也是最好的辦法。
    
    一、 從單純農業向安居之所的轉變
    
    長期以來，農村被國家定格為向城市提供廉價農產品的地方。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居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成為從事單一農業生產的“農民”。在1952－1978的26年間，中國農業的增長率并不低，糧食產量由16390萬噸增加到30475萬噸，年平均增長率為3.3%，[1] 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即使是保守估計，農業通過價格剪刀差也向工業轉移了累計幾千億元的積累。[2] 因此，從產出的角度來看，說人民公社完全是一個失敗是不客觀的。人民公社的失敗是政治和社會的失敗。在人民公社之前，中國農村的兼業化程度很高，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了工廠。[3] 在1972年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之前，人民公社幾乎完全禁止農村的兼業化，農村因此變成地地道道的“農業”，農村居民變成地地道道的“農民”。這種單面化的結果不僅是農業生產率的低下，產量的提高完全依賴于人力投入的增加，而且破壞了農村社會的自組織能力，使之完全依賴于國家的調度和掌握。在人民公社時期，當國家常駐農村的時候，農村還能因為國家的介入而保持一定的活力；但是，在人民公社解體、國家大舉退出農村之后，農村的自組織能力卻不可能立即恢復起來，從而導致農村社會的凋敝。 
    從19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多年間，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早已不僅僅是農業的代名詞。就全國而言，農村非農收入已經占到全部收入的55％。[4] 但是，“農村＝農業”這個觀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黃宏在小品中要問：“農民不種田，那還算農民嗎？”在政策層面上，這種觀念也極其牢固。在1980年代，中央連續八個一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業，而不是農村的。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重新關注農村。此次文件的一大亮點是不僅講了農業生產，而且還講了農村非農產業和進城農民的待遇問題。這首次超出了狹義農業的范圍，學術界因此為之一振。但是，2005年的一號文件卻又重回八十年代的老路，只談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不談農村問題。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農業生產關系到糧食安全，而一談到糧食安全，就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了。然而，盧峰的一個簡單（但可信）的計算告訴我們：中國糧食增產的潛力巨大，糧食供給不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5] 
    在短期，糧食生產呈現波動是自然的事情，它是經濟周期的一部分。1990年代初中期，中國經濟進入一個經濟周期的膨脹期，物價上漲迅速，農產品價格上漲幅度也較大，這導致農村收入份額上的相對增加，因此，這一時期的城鄉收入差距下降。隨著政府反周期措施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在1990年代后期冷卻下來，并發生通貨緊縮，農村收入份額下降，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政府決定刺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其措施概括為“高進高出，順價銷售，封閉運行”。“高進”意味著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高出”意味著以高于市場的價格向消費者出售糧食，此所謂“順價銷售”。但是，“高出”的結果導致糧食需求下降，糧食收購部門因此不愿意收購高價糧。這就給了私人糧商可乘之機，到農村以低于國家收購價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而遭國家糧站拒絕的農民也樂于把糧食賣給糧商。“封閉運行”就是要堵住這個漏洞，把私人糧商完全排除在糧食購銷體系之外。這是一種極其笨拙的辦法，是向統購統銷的倒退，其結果也是災難性的：糧食產量確實上去了，但國庫里的糧食儲備大幅上升，糧食部門在國家農發行的掛帳大幅增加。[6] 政府在這里所犯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就是違背了最基本的供求規律：糧食產量的提高必然導致糧價的下降，政府試圖維持高價格的努力必定要失敗。政府政策應該以熨平經濟周期為目標，但1990年代末糧食政策卻是在放大經濟周期，至2002年這項政策不得不放棄的時候，糧食價格下降到最低點，加深了通貨緊縮的幅度。 
    在更深的層次上，這一政策背后仍然是“農村＝農業”、“農民收入＝農業收入”這樣的思維定式在作怪。農民收入增長慢于城市收入增長速度，這是事實。但是，是否可以通過提高農業收入達到提高農民收入的目的呢？由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剔除周期性因素，農民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并不慢，1985－2005年間平均每年達到6.8%。[7] 要想在這個速度上再加速，只關注農業生產是不夠的，主要原因在于，農產品價格在長期是下降的，農業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是下降的，這是各國都觀察到的規律，中國也不例外。其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生物技術的迅猛發展，糧食單產大大提高，二是食品消費占居民消費比例隨收入增加而下降（我國在1978年的恩格爾系數是61％，屬于極度貧困之列，目前已經下降到44％，達到小康水平）。[8] 前者提高糧食供給，后者降低對糧食的相對需求，其結果是農產品價格相對于其它產品價格下降，農業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下降。因此，長期而言，農業不可能成為提高農民收入份額的主要力量。其次，在短期內，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可以提高農民收入，但卻不可能維持很長時間，因為周期性因素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如果政府想通過較高的價格維持農民收入的增長，就只會出現1990年代末的情形。 
    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因此是改變政府關于農村的發展觀，徹底拋棄“農村＝農業”的觀念，還農村居民完整的、能動的“人”的地位。居住在農村的人不等于就是農民，他們有權選擇務農、做工、做小買賣、或者進城打工。事實上，在較為發達的地區，多數農村居民已經不務農了；而另一方面，一些城里人正想方設法把戶口遷到農村去，因為這樣可以得到一塊免費的宅基地。即使在不發達地區，兼業也是普遍現象。這樣一種狀態也許是一種低度發展狀態，但卻是一種和諧的狀態；拋棄了為農業而農業的束縛，農村就可能生發出有活力、有彈性的新型社會生活空間，變成安居之所，而不僅僅是生產糧食的田野。 
    在學者當中，賀雪峰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論述比較有新意，明確提出了新農村建設和中國道路的問題。[9] 他認為，中國農村人多資源少的現實決定了中國不能走美國式的“高消費、高能耗”的道路，但是，由城市傳來的高消費文化卻在鄉村蔓延，而農民的收入卻比較低，這種反差導致了農民對自我的否定。他提倡一條“低消費、高福利”的中國道路。但是，即使是在農村地區，資訊也已經極其發達，外出打工的農村居民已經超過1.2億，要想把農村和城市完全隔離開來是不現實的，更何況，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權利，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加以限制。因此，賀雪峰對他的中國道路的論證是不成立的。但是，他的中國道路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并且和本文所提出的農村發展觀的轉變相一致。和賀雪峰的論證不同，本文的觀點是，農業應該、也只有走低度發展的道路，但農村可以是和諧和適合居住的。農業只能走低度發展的道路，也是其他一些學者所強調的。比如，溫鐵軍就多次指出，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現實注定中國不能擺脫小農生產的狀況。[10] 我想強調的是，即使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較城市居民的低，農村在環境方面潛在的優勢也可以把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提高到和城市相當的水平上。但是，指出農村在環境方面只有潛在的優勢是必要的，因為目前多數農村的環境質量并不樂觀。這是我們在下一節要討論的內容之一。

    
    二、 建設體面的鄉村
    
    對于習慣于城市舒適生活的人來說，農村的生活不總是浪漫的。我個人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個佐證。2003年冬天我回了一次江西老家，對于家鄉環境狀態的變化深有感觸。村里最大的污染源是養豬造成的污水排放。村里幾乎家家養豬，而豬圈總是和住宅混雜在一起。由于沒有相應的排污措施，糞尿從各家豬圈里肆意滲出，在村里形成一條條無規則的污水溝，其中一條較大的橫穿村前的小廣場，直達村里的池塘。以往池塘里的水可以洗衣服，現在完全被廢棄。更嚴重的是，由于污水下滲，村里的井被污染，不得不棄用，各家必需花錢打深井汲水。第二個污染源來自人豬混居。和二十多年前我在那里的時候一樣，村里的許多人家仍然在家里養豬，豬圈往往和廚房在一起，極易造成傳染病的流行。第三個污染源是做飯的灶。過去村里人靠燒柴做飯，現在可以燒媒，但又不是城里通常見到的煤餅，更不是蜂窩煤，而是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原煤，污染可想而知。我老家的收入水平在全國屬中游偏上水平，幾乎家家有電視機，年青人幾乎人手一部手機，許多人擁有摩托車，但環境水平非但沒有提高，反倒下降了，兩相抵消，生活質量未必得到提高。在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居民們還要面對工業擴散所帶來的化學污染問題。在一些地區，由于地下水被污染，居民的飲用水供應已經成為問題。農村本可以提供比城市更好的居住環境，但這種潛力在今天并沒有顯示出來。新農村建設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挖掘這個潛力，把農村建設成可以提供體面生活的地方。 
    那么，體面的農村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呢？我認為，以目前中國農村的中等收入水平而言，一個體面的農村生活應該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即衛生的環境、合理的村莊布局、基本的醫療保障、有序的社會生活和民主的政治過程。后兩項內容尤其重要，往往是達到其他要求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我將在下一節專門予以討論。在本節里，我著重討論前三項內容。
    
    衛生的環境
    衛生的環境不是定綠化指標，更不是要把農村建設成人人向往的花園，而僅僅是讓環境達到不損害人的健康這個最低標準。但是，即使要達到這個最低標準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血吸蟲病在南方十七省市重新抬頭，和南方農村生物污染的加劇關系極大。污染排放具有強烈的負外部性，排放者承擔的成本遠遠小于污染對社會造成的總成本。在人民公社時代，克服這種外部性的方法是行政性的群眾動員，六十年代能夠在南方控制血吸蟲病的蔓延，就是得益于堅持不懈的全面愛國衛生運動。今天，行政性的群眾動員已經失去了制度基礎，如何在新的制度環境下克服集體行動的難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將在下一節著重討論這個問題。關于衛生的環境的內容，我著重討論以下幾項。 
    潔凈的飲水 中國幅員遼闊，地理和氣候條件差異極大，在許多地方，要實現為農村居民提供潔凈飲水的目標并非易事。在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持續下降，農村生產和生活用水都日益困難；在西北地區，水源稀少，要達到潔凈飲水的目標更是不易；即使是在水源豐富的南方地區，由于工業污染的擴散，以及來自地表滲透的生物污染，一些地方群眾的用水也出現問題。水是人之生存的根本保障，是體面的生活的基本要素；不能保證水的供給，社會主義新農村無從談起。如何提供潔凈飲水這個問題，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話題，但我想指出的是，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和一個民主治理問題。許多地方的缺水問題，不完全是水源稀少造成的，而是由于沒有引進合理的分配機制。有證據表明，即使是在缺水較嚴重的寧夏地區，引進市場和合理的協商機制，用水的緊張程度也會下降，而用水的平等程度則會上升。[11] 
    改造廁所 廁所的潔凈與否，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長期以來，國人形成了不重廁所的習慣，要改造農村廁所，首先要改變人們的觀念。樸正熙當年在韓國推行新村運動的時候，目標之一是改造韓國的國民性。[12] 我們的新農村建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改造問題。在人民公社時代，這種改造是通過宣傳和強制實現的；在今天，強制已經行不通了，但宣傳和示范卻是必要和可行的。現在的地方官員，恰恰是忽視了宣傳和示范，而完全靠一味的蠻干，其結果是，哪怕他們做的是好事，到頭來也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改造廁所并不一定要給家家戶戶安裝抽水馬桶。在沒有經濟條件的地方，可以集中力量解決滲漏問題，把分散的廁所進行相對的集中。在有條件的地方，應大力推廣以沼氣技術，這樣既達到了凈化環境的作用，又為農戶提供廉價的燃料。 
    建立或改造村莊排水系統 這樣的系統應該至少達到三個標準，一個是封閉，另一個是防滲，再一個是和生產、生活用水分離。封閉可以達到消除臭味的作用；防滲可以避免污染地下水；和生產、生活用水分離可以防止細菌向人體的傳播。 
    改造牲畜的飼養方式 首要的任務是人畜分居，然后是修造必要的排污設施，讓污水排入村子的排污管道；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應適當將畜圈集中，以降低污染程度。
    
    合理的村莊布局
    在收入上升較快的農村地區，重新規劃村莊布局是一個急迫的問題。農村的老房屋往往不適應今天的生活要求，再加上農村居民傳統的建房沖動，只要積蓄允許，蓋新房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這里存在幾個問題，新農村建設有必要予以解決。一個是土地占用的問題。在多數農村，農民蓋新房時不是把舊房子拆了重建，而是另辟新址建造新房。這樣做一方面多占了寶貴的耕地，另一方面又浪費了原先的宅基地。在發達地區農村，老屋可以出租給外來勞動力，而在中西部勞動力的流出地，老屋就只能閑置。第二個問題是新村的規劃。盡管過去村莊里沒有規劃師，但一般的村子都有一定的規劃。像我老家這樣的小村子，是以宗族議事廳為中軸向東西兩側展開的，僅有的幾條街巷基本做到了橫平豎直。但是，在我到過的沿海村莊里，新村基本上是沒有章法地胡亂展開的。有辦法的人家把新房建在大路兩側，沒有辦法的人家就只能在后面見縫插針。第三個問題是房屋的建筑風格。目前農村最流行的建筑風格是貼白瓷磚，搞得到處像廁所一樣。一般人不懂建筑美學，只能隨大流，跟著別人學。在過去，大戶人家是被效仿的榜樣。大戶人家知書達理，他們的房屋因此有一定的審美價值，所以，在文化積淀較深厚的地區，民居都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在今天，大戶人家已經不再具備知識和禮儀方面的優勢，但他們仍然是被模仿的對象，原因是他們最先有錢蓋新房、蓋大房。改變目前農村建筑流俗風格的一個辦法，是為農村居民提供造價合理和多樣性的設計圖紙，并建造一些示范村。地方干部往往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為新村建設，并試圖通過政府力量，強行進行新村規劃，從而招致學術界和政府高層的批評。但是，目睹村莊布局的零亂化和農村建筑美學的消失，我能理解地方干部的初衷。問題在于如何進行新村規劃。已有經驗表明，無視村民的財力和生活習慣搞的新村規劃，最終都會失敗。在這里，村民的民主參與是非常重要的，下一節將重點討論這個問題。
    
    基本的醫療保障
    如果說農村養老尚可依賴子女的話，那么農村醫療保障則完全是一片空白。人民公社時代，合作醫療體系尚可解決村民的基本醫療，而現在，全國擁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的村民沒有超過20％。最近，中央政府增加了對新型合作醫療的投入，把原先每人10元的保險補貼提高到了每人15元，地方政府的貢獻也相應提高。這是一個值得稱贊的舉措。當前，新型合作醫療要重點解決的兩個問題是保險的范圍和參保率。在目前的農村，大病對村民的影響程度大大高于小病，原因有二。其一，目前幾乎村村都有了私人或者公辦醫生，他們的收費很低，村民的小病可以由他們處理。其二，大病對村民的影響巨大。一般農村家庭的支付能力有限，要想醫治大病，就必須借款，由此背上長期的負擔。這個負擔不僅影響農戶的消費，而且影響它的生產能力。為了支付醫藥費和還債，農戶勢必減少在生產資料、包括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從而降低它的長期收入能力。有證據表明，如果一個孩子在小學階段家里主要勞動力生了大病，則他升入初中的概率下降19％左右。[13] 另外，如果一個家庭中的任何人如果生過大病，則這戶家庭的收入在未來24年內都要低于它的正常收入水平；[14] 換言之，大病對一戶家庭的影響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因此，新型合作醫療的目標應該是和城市醫療一樣，保大病而不是保小病。在許多地方，新型合作醫療已經變成了僅僅報銷政府給的幾十元錢，完全失去了醫療保險的作用。 
    如何提高參保率，是新型合作醫療正在面對的一個難題。按照中央的精神，村民參保，要以自愿為基礎。但是，自愿參保會造成嚴重的逆向選擇問題，即只有已經生病或者預期自己會生病的人才會有積極性參保，而年青力壯的人不會參保。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合作醫療的負擔過重，要么難以為續，要么就退化到僅僅報銷政府資助的幾十元錢的地步。由于過去村民對地方政府亂收費非常反感，政府要求合作醫療以自愿參保為基礎符合政治邏輯。但是，這個要求違背了經濟規律，要想保證農村合作醫療的長期性，政府必須放棄這個要求，轉而實行強制性參保。事實上，政府已經喪失了一次絕佳的強制參保的時機，這就是取消農業稅的時候。政府本應該做的，不是取消農業稅，而是把農業稅就地轉變為農村醫保基金。全國農業稅總額為500多億元，農村居民人均60多元（以8億農村居民計算），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以及農村居民自己各貢獻的15元，每人就有105元以上的資金，這足以建立相當不錯的大病保險體系。而且，由于它的大部分資金來源于稅收，這個醫保基金的數額將隨農村收入的增長而逐年增加，農村居民因此可以享受越來越好的醫療服務。自2006年1月起，農業稅在全國范圍內被取消，我們因此失去了一次快速重建農村合作醫療的機會。一個彌補的辦法是，將中央給各地的農業稅補貼全部用于農村醫療，盡快建立可以運轉的大病保險體系。但是，要達到長期可持續的運作，某種形式的稅收仍然是必要的。同時，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進行城鄉統籌，以期達到以城補鄉的目的。 
    實現以上目標離不開國家的介入。除了資金支持，國家還可以建立一定的組織資源，以促進目標的實現。作為今后一段時間的國策，新農村建設應該在中央一級建立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如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綜合性項目，涉及許多部門，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是必要的。但是，國家的介入方式不可能是像過去那樣，一竿子插到底，而是要通過村莊的自治組織進行。所謂尊重農民自己的選擇，不是僅僅聽取農民的意見，而是讓他們自己來決定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內容。這就涉及到農村的組織和社會重建，這是下一節要討論的內容。
    
    三、 重建鄉村社會
    
    在中國學術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中國鄉村社會已經到了瓦解的邊緣。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正式組織基本癱瘓，農村政治蛻變為無政府狀態，一些村莊更是被惡霸所把持。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把責任歸咎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粗暴干涉，而左派人士恰恰相反，認為國家的退出以及市場化才是農村社會瓦解的根源。他們都只說對了一半。在左派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時代的農村是欣欣向榮的，農民通過公社而組織在一起，因此獲得了更大的能力。的確，中國在人民公社時代取得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成績，如農村醫療的建立、識字率的提高和灌溉的普及等等。同時，農民的日常生活也較現在豐富一些（如公社時代還有電影隊定期下鄉，現在卻沒有了）。但是，取得這些成就也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就是前面已經指出的，“農村”變成了單純的“農業”，“農村居民”變成了單純的“農民”。這種把農村簡約化的做法，正是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里所批判的，無論它的初衷有多好，也難免歸于失敗，原因在于它抹殺了人的多樣性，從而也從根本上傷害了人性。[15] 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者對國家的批判是正確的。在人民公社時代，國家通過蠻力對農村基層社會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把原有的維系農村社會的組織和人力纖維完全割斷了，從而使得農村社會走向碎片化。[16] 但是，國家退出就一定能重建鄉村社會嗎？不能。這首先是因為農村社會已經失去了自我重建的基礎。社會重建需要有合適的領袖人物，他們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另一個是具備道義或倫理上的感召力。只有具備了一定經濟基礎的人，才能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村莊的公益活動中去，但如果他們沒有道義或倫理上的感召力，其他人也不會聽他們的。在傳統鄉村，鄉紳扮演著這樣的角色，他們的感召力來源于他們相對于一般村民的知識優勢或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倫理等級觀念。今天，農村也有富人，但他們中的多數已經沒有了知識優勢，而血緣和地緣倫理的道義作用已經基本喪失。也許，幾十、上百年之后，農村社會可以靠自身生發出新型的社會關系；但是，凱恩斯勛爵的名言永遠是我們的警鐘：“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這不僅僅是一種遁詞，而是具備真實的含義：等待將犧牲幾代人的福利。而且，在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社會可能失去獨立演化的機會，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它完全可能走上凋敝和瓦解的道路。 
    在歷史的縱深層次上，無論是保守的自由主義還是左派人士，都存在著對歷史的誤讀。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上變化最劇烈的百年，在它看似雜亂無章的表象之下，是一場持之以恒的社會革命。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五四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宏大的歷史尺度上，它們的使命都是相同的，即完成由封建君主統治到市民共和國的轉變。中國古代社會固然擁有值得繼承的東西，但是，這場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錢穆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政治從明代開始走向衰落，清朝則是中國歷代最腐朽的，國家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在明以前宰相和皇帝分享相當大的權力。[17] 中國社會到了清代也已經變得異常僵硬，無法應對西方列強的進攻，除了投降，就只剩下義和團的蠻力反抗。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卻沒有觸動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秋瑾烈士的鮮血并沒有喚起民眾的共鳴，亦沒有在觀念上改變上層社會的價值取向。五四運動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知識階層從此和傳統文化分道揚鑣，但真正完成中國基層社會革命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的形式是過激的，但土地改革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在這一點上，大陸的土改和臺灣的土改是一脈相承的，完成的事業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臺灣的社會革命恰到好處地停止了，而大陸則繼續演變為一場重新剝奪農民的公社化運動，以至于1978年之后不得不予以矯正。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否定任何形式的革命，是患上了歷史色盲癥的表現，而左派人士贊揚人民公社，是患上了歷史近視癥的表現。 
    溫鐵軍敏銳地看到了中國鄉村瓦解的根源在于鄉村的無組織化，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發展農民自己的組織，如農民協會、生產合作社等。[18] 自發的農村組織的確可以幫助村莊文化的重建，但是，要在制度層面全面推廣，自發組織未必能夠擔負起全部責任，原因仍然在于經典的集體行動的悖論：多數人會觀望和等待，以便搭上別人的便車。國家已經成為鄉村不可避免的現實存在，鄉村社會的重建，因此只能在國家與鄉村的接合處展開，其載體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當今村莊治理唯一具備政治合法性的形式。[19] 傳統的載體－如宗族－已經失去了道義上的合理性，同時，在中國大部分鄉村，它們的影響也極其弱小。同樣，國家的壟斷也失去了道義基礎；對于從國家陰影下走出來的村民來說，國家、特別是國家在基層的代表－基層政府－并不是治理鄉村的最佳選擇。因此，彭真委員長在當年提出村民自治是非常有遠見的主張。經過二十年的實踐，以村民選舉為核心的村民自治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僅加強了對村干部的監督，而且也改善了村莊內部的收入分配狀況。[20] 更為重要的是，村民對自己的民主權利有了深入的認識，開始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村民自治為中國基層社會學習民主和實踐民主提供了舞臺，為更大范圍內的民主進程準備了條件。 
    以村民自治為契機，中國農村可能生發出新型的文化，它的特征是平等、協商、合作以及多樣性。民主的本質是包容。許多論者強調農村多種內部資源在鄉村文化重建中的作用，村民民主不排斥這些資源，相反卻給它們提供了發揮作用的舞臺。另一方面，村民民主發現鄉村領袖，并為他們提供合法性。沒有領袖，民主就只能產生沒有內在邏輯，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行動，這是阿羅不可能定理告訴我們的深刻道理。領袖的作用就是說服他人，從而產生一致性的社會行動。鄉土中國需要領袖來擔綱社會和文化重建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克服由小農的分散性所導致的集體行動的難題。盡管時有賄選的事情發生，但村莊選舉發揮了它的監督作用，不為群眾辦事的村干部時常被村民罷免。 
    村民選舉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不發達地區的村民參選的積極性不高，這主要是因為不發達地區的村集體經濟較弱，村里沒有什么公共資源可供分配，參選與否和村民的關系不大。新農村建設可以成為提高村民參選積極性的一個契機。根據十一五規劃的安排，未來五年內政府每年的支農資金將達到2700億元，平均每個縣超過1億元。即使這2700億元不全部用作新農村建設，每個縣得到的資金數目也將很可觀。要合理地使用這些資金，就必須尊重村民自己的選擇，因為只有他們知道哪些地方最需要資金支持。這樣做的一個好處是，村民會因此而動員起來，參與村莊的公共決策過程，村民自治由此可以借機走上正軌。 
    正如現代經濟離開政府就無法正常運轉一樣，現代社會也和政府息息相關。那種把政府和社會對立起來的看法，如果不是出于意識形態偏見，就是對現代社會的無知。在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里，政府的唯一權威是人民的多數同意，因此，政府的行為只能體現人民的多數意志，換言之，政府是社會的一部分。盡管現實與此理想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把政府拒于社會的門外就相當于把這個理想從我們的日程表上抹掉。在一個良序的社會里，政府和民間社會的關系應該是伙伴，而不是對立的雙方。把這一論點應用到新農村建設上來，我們就不應該排斥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前面一節提出了體面鄉村的幾個標準，達到這些標準都需要政府在資金和組織方面的支持。比如，在村莊規劃方面，政府就可以通過樣板村的形式組織各村進行因地制宜的規劃。再比如，政府可以提供資助，鼓勵劇團到鄉村去演出，鼓勵縣城的電影院到鄉村去巡回放映。但是，政府介入村莊的界面只能是村民委員會，而村民委員會又要聽取村民的意見，和村民協商新農村建設的內容。這樣建立起來的鄉村－國家關系既不是保守自由主義者所想象的鄉村自主模式，也不是左派人士所想象的對人民公社組織形式的回歸，而是一種新型的伙伴關系。
    
    四、 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
    
    和“農村＝農業”同樣錯誤的，是“農村＝廉價勞動力輸送地”的觀念。盡管沒有誰明確地表達過這個觀念，但它在現實中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農村移民進入城市打工，不僅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資，而且沒有必要的醫療和健康保障。新農村建設將在這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通過新農村建設，農村將變成一個能夠維持體面生活的地方。這勢必提高農村居民移民到城市的機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延緩城市化的進程。但是，即使這一影響存在，它也是對農村居民有好處的，而且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農村進城新移民的待遇之低，是有目共睹的。國家的法律、法規（如最低工資標準）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最有效的手段是新移民自己的選擇。最近南方沿海地區工人短缺，主要原因是在城里打工不如在家種田的凈收入高，新移民用腳投票，紛紛回鄉。為了吸引工人，廠家不得不改善工人待遇。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村生活質量，提高新移民在城里的談判能力，從而改善他們的工作待遇。就經濟結構而言，許多人認為中國出口的廉價產品太多，純粹受外國人的剝削，因此主張使用各種措施－如讓人民幣升值和對出口征稅－減少出口。姑且不論中國出口是否太多，即使要減少出口，也不能使用人民幣升值或對出口征稅的辦法。對出口征稅直接降低出口，從而減少工作機會，而且對工人工資產生向下的壓力，新移民因此將成為最大的失利者。人民幣升值對高收入階層有利，因為他們購買進口品，也出國旅游，但和對出口征稅一樣，減少出口，打擊新移民。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村的生活質量，提高新移民的談判能力，不僅可以提高新移民的工資，而且也促使企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從而達到改善經濟結構的目的。當然，企業也會增加資本密集度，減少工人；但是，工人作為一個整體，福利仍然會提高，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處于勞動力供應非常大的均衡點上，勞動力需求彈性小于1。[21] 
    新農村建設不僅將農村由單一的農業場所變成安居之所，而且將改變農村作為城市廉價勞動力供應地的狀況。如果說“農村＝農業”是政府政策所致的話，則“農村＝廉價勞動力輸送地”就是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迫使全世界各國的低端勞動力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競爭，其結果是低端勞動力工資在各國都止步不前，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情況都一樣。新農村建將為農村居民提供另一種選擇機會，可以在農村進行地方性的生產，或按他們自己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而不必成為世界工廠中的一顆任人驅使的螺絲。 
    但是，所有這些并不意味著新農村建設將成為阻礙城市化的力量，城鄉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2005年已經達到了3.4倍）不可能因為新農村建設而迅速下降，而是會繼續吸引農村居民進城居住。無論如何，城市化是任何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要經歷的過程，中國也不例外。但是，必須意識到的是，中國的城市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道路。在過去的近三十年間，我國的城市化率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每年提高了一個百分點。以常住人口口徑計算，目前城市化率為42％。[22] 如果算上未登記的進城移民，城市化率會提高一些，但不會超過50％。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增加到15億人，其間城市化率如果每年保持提高1個百分點的話，2030年的城市化率最高可以達到74％，即仍然有多于四分之一，或近四億人生活在農村。以世界標準來看，這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因此，新農村建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國家長期整體發展的需要。
    
    五、 結語
    
    過去的20年，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高，但是在社會發展方面卻停滯不前，在組織和文化方面更是出現了碎片化的情況。新農村建設的首要目標不是提高農村的收入，而是要加強農村的社會文化的建設。達到這個目標的一個前提是改變農村發展觀，拋棄“農村＝農業”的思維定式，把農村從單一的農產品和勞動力的供應地轉變為提供體面生活的安居之所。新的農村發展觀將以“低度發展，高度和諧”為特征，以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為最終目標。 
    在新農村建設中，政府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參與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樣化的，但是，其媒介必須是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是在法律框架內村民集體和國家交往的交界面，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推動的一項長期政策，應該加強村民委員會的作用，而不是破壞之。新農村建設可以借助巨大的資金優勢，調動村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積極性，并由此達到重建鄉村組織和鄉村文化的目的。 
    左右兩派提出的改變中國農村現狀的方法雖然大相徑庭，但是他們在一點上卻是相同的，即他們都過于悲觀了。右派只相信民眾的自發組織，對國家及其衍生物、包括以選舉為核心的村民自治保有深深的懷疑態度；左派則相反，他們太相信國家的作用，卻對民眾的自組織能力深表懷疑。新農村建設要求我們對國家和市民社會都采取一種積極的態度，挖掘它們積極向上的一面，并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力。
    --------------------------------------------------------------------------------
    [1] 林毅夫：《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業增長》，農業部紀念農村改革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1998年11月。
    [2] 武力：《1949－1978年中國“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北京，2005年；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陳錫文：《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載《新農村建設：理論探討》，溫鐵軍主編，北京出版社，北京，2006年。
    [5] 盧鋒：《入世五年看農業－我國農產品貿易和供求演變趨勢》，《CCER中國經濟觀察》，2006年7月29日。
    [6] 關于掛帳的具體數字，還沒有精確的統計。據《了望東方周刊》記者了解，農發行在“高進高出”政策實施時期共發放5000億元糧食收購貸款，但發現只有2000億真正用于糧食收購（《糧食政策邁出艱難一步，　新糧食政策浮出水面》，《了望東方周刊》， 2004年6月24日）。另據報道，十堰市糧食局1998年6月至2002年3月新增掛帳1798萬元（《關于解決“三老"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十堰市糧食局網站，http://syls.shiyan.gov.cn/d/7.htm.
    [7]國家統計局網站年度統計報告: http//www.stat.gov.cn.
    [8] 國家統計局網站年度統計報告: http//www.stat.gov.cn.
    [9] 賀雪峰：《新農村建設和中國道路》，《讀書》，2006年第8期。
    [10] 參見溫鐵軍在《新農村建設：理論探討》中的幾篇文章。
    [11] 王亞華：《中國水權結構變遷：科層理論與實證分析》，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論文，2004年4月。
    [12] 樸正熙：《我們國家的道路》，華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3月。
    [13] 孫昂、姚洋：Health Shocks and Children’s School Attainment in Rural China，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論文。 
    [14] 高夢淘、甘犁、徐立新、姚洋：《健康風險沖擊下的農戶收入能力與村級民主》，《中國人口科學》，2006年第1期。
    [15] 姚洋：《少一些工程思維，多一些人文關懷》，《南方周末》，2006年8月3日，第30版。
    [16]姚洋：《消失的小鎮》，《經濟學家茶座》第7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北京，2001年。
    [18] 溫鐵軍：《新農村建設的背景、經驗和教訓》，載《新農村建設：理論探討》，溫鐵軍主編，北京出版社，北京，2006年。 
    [19] 這里的“政治”不是我們日常用語中的“政治”，而是學理上的“政治”，即社會進行個人價值加總的過程。
    [20] 姚洋：《17年村民選舉實驗的現實和未來》，《南風窗》，2006年3月上旬號。
    [21] 以L表示獲得工作的新移民的數量，w表示他們獲得的工資。則新移民作為一個整體所獲得的收入是Y＝wL. L是w的函數。工資上升 導致的Y的變化是 ＝ ，其中 為勞動力需求彈性。當e小于1時，整體收入Y隨工資的上升而上升。
    [22] 常住人口包括當年在本地居住超過半年的無本地戶口的人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