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制造了“三農”問題？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差不多已經30年，30年來不僅沒有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反而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成為舉國上下所關注焦點是從農民負擔問題開始的，而農民負擔問題浮出水面是在我國稅制改革以后。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保證了中央財政的穩定增長，但也使許多地方財政尤其是許多縣鄉吃飯財政陷入困境，為了保證縣鄉公務人員“吃飯”，指向農民的各種攤派款亂收費也就泛濫開來，這種驅虎入羊群的做法，使得面臨生存與發展危機的農民被迫采取各種方式抵制基層政府施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各種稅費負擔，三農問題由此浮出水面。自從改革轉入以城市為中心之后，農村改革基本無人過問，盤剝有余，補助不足，由于長期政府對三農問題的忽視，致使胡溫政府需要花費更大的代價去解決三農問題，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收入太低，農民太窮，農民為什么窮？有人說是因為中國人口多耕地少，有人說是因為農村搞分田單干，農民分散無組織缺乏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在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還有人認為農民知識短缺技術落后等等，這些原因長期都存在，也不是不能解決的，比如有人提出通過城鎮化減少農民人口，加強保護耕地；農村重新走合作化道路以及重視農村機械化建設等等，都可以緩解這些矛盾，關鍵是肯不肯重視三農問題，很明顯三農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是胡溫之前的政府、既得利益集團不愿解決，或者說正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和喪失良心的精英期望的結果。北大某一著名學者不是公然提出“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把少數人的享樂建立在大多數工農的痛苦之上，公然提倡對廣大工農的剝削和壓迫，這樣的言論出現在體制內的著名學者之口，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比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者更加坦白更加露骨。即使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資產階級政客資產階級學者為了資產階級的長治久安，避免工人造反，還總是極力否認資本家剝削工人，提出所謂價值構成上的“三位一體”、資本養活工人等等庸俗的理論，因為馬克思揭露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因此他們極力詆毀馬克思主義，這個都可以理解。而北大此老意欲何為，是否別有用心挑動工農造共產黨的反，唯恐中國不亂，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改革目標”，聯系西山會議派“圖窮匕現”及堅持民主社會主義諸公的言論當不難體會，不知當政者見到此老的言論作何感想。

不計資源浪費、不惜破壞生存環境、不顧工農利益是精英改革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大秘密武器，又以改革取得巨大成績欺世盜名，揮舞著改革大旗：改革不許動搖、改革不許反思、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就是反對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產業或者說引擎，一是外貿加工業，一是房地產業，不幸這兩個產業都跟三農問題有關。按精英的說法，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便宜這是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為此，長期維持一個價格非常低廉的農民工隊伍是必須的。許多精英陶醉于“世界工廠”的美妙情景，卻不理會我們付出的是土地和環境的代價，是制造業工人極低的工資代價，我們的工人工資跟發達國家相比，按照目前的匯率大概只有他們的三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農民工工資每月500－600元，20年不變。為招商引資，創造GDP，各地開發區風起云涌，他們征用農民的土地，盡可能地壓低征地款，盡可能地不給，盡可能地掠奪農民。外商投資一進來農民就被掠奪了，這怎么能讓農民致富呢？外商投資越多，就越掠奪老百姓，越讓外商占便宜，這怎么可能實現共同致富？被征地農民超過4000多萬人，他們失去土地后多數還難以正規就業，面對諸多的社會風險，相當多的人成為弱勢群體。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出口受到影響，增長率馬上就降下來了，為了保證這個增長率，98年朱政府就出臺了房改政策，啟動房地產業這個引擎，發展房地產業，一個需要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建筑業，一個需要大量圈占農民土地，國人都知道房地產業是一個暴利的行業，是批量制造富翁的行業，同時也是制造GDP快速增長的行業。這個暴利哪里來？一個是合法掠奪農民的土地，合法低價征購農民的土地，這樣房價越漲，獲得土地的利差就越大。就意味著房價越漲，獲得暴利的機會就越大。既然搞房地產都能賺大錢，大量資本紛紛進入這個行業，圈地、蓋樓，從而帶動鋼鐵水泥等建筑材料行業發展。在中國，鋼鐵行業產出的50%以上，都是用于建筑材料的。目前，鋼鐵行業的產能已經很高，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但是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在賺錢，鋼價還在不斷地上漲，這主要就是房地產業拉動的結果。由于房地產業的帶動整個GDP也就不斷增長，房地產業一旦被打下來，整個中國經濟現在不光是銀行垮掉了，鋼鐵行業也全完了，水泥行業就完了，整個GDP增長就全下來了。所以目前為了促進GDP增長，就是要大力發展房地產行業，而不管老百姓能不能從中獲利，或者是不是受到損害。一億多的農民雖已進城務工，但他們的身份沒有變，未被城市認同接納為城市居民，不給他們城市居民的待遇，這也是在世界歷史中從未見過的最具特色的現象，他們在城市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在建筑工人中，79.8%的從業人員是農業戶口人員，在加工制造業中，68.2%的從業人員是農業戶口人員，拿的是最低的工資。只是因為拿這么低的打工工資還是比留在農村種地的收入要好，許多地方因為大量壯勞力進城打工，留在農村的就只剩下老弱病殘，農村顯得益發破敗。

三農問題的出現，不如說是改革的需要，是追逐GDP增長的需要，也是少數官僚資本文化精英享樂的需要。幸好胡溫政府看到了三農問題的危機，執政伊始，就重視解決三農問題，極力減輕農民負擔，為農民工討還血汗工資，取消農業稅，及時開展新農村建設，為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給廣大農民共同致富帶來了巨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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