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和內卷加劇，傾心于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此時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擺在這批新生的左翼青年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戀愛和婚姻。

　　人是社會的動物，與對象交往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左翼青年熱衷于線上交流，在網絡上尋找存在感，在現實中和他人的交集很少。現實的交流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構建更為緊密人際聯系的基礎，把交際重心放在線上自然很難有機會與他人接觸，更不用說戀愛了。但也有很多左翼青年開始在現實社會中開展工作，隨著社會交往范圍的擴大，和人接觸的機會以及戀愛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對于社會經驗還不夠豐富的左翼青年而言，戀愛關系是令人無所適從的。究竟該以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它呢？不同的階段需要有不同的態度。

　　戀愛的初期是兩個人互相熟悉至濃情蜜意的階段，這時候最容易出現也最需要避免的情緒是過分的自得。在戀愛的初期，面對朋友的祝福和支持，還有兩人情感關系的升溫，保持一顆平常的心態尤為重要，否則很難面對即將面對的嚴峻挑戰。現在大量年輕同志長期單身，戀愛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也會被視作成功，性關系更是經常被作為炫耀的資本。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里，左翼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士借助自身的學識和組織里面的地位導致情感狀況混亂的，這需要引以為戒。

　　隨后就是戀愛關系里最嚴峻的一段時期了，隨著雙方的互相熟悉，三觀的沖突逐漸浮出水面，這種沖突對于左翼青年來說更加劇烈。目前來講，左翼青年想要追尋的東西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定義的個人成功幾乎背道而馳，如果說戀愛雙方志同道合情況還會好些，如果不是，左翼青年會面對的最壞的狀況是對方之前沒有經過這方面的理論學習或社會實踐（毒打），根本無法理解你的思路和立場。“確實有很多人過得不好，可這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確實現實有各種問題，但為什么非得是我們來解決？”這是最容易遇到的詰問。有朋友去工業區打工實踐，可他（她）的對象完全無法理解為什么要做這樣的事情，最后倆人只能告吹。哪怕是倆人都已經走出校園，感受到生活的艱辛了，沒有科學世界觀武裝的伴侶也會更容易把生活的不易歸咎于自身選擇錯誤或者努力不夠，難以認同是社會大環境存在問題。他們或許會把換個職業，換個城市生活作為自己的救命稻草，寄希望于這樣生活能夠變好。

　　世界觀的不同讓雙方難以在對社會的認知上達到一致，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不同讓雙方難以在生活目標乃至生活重心上達成一致，左翼青年中這樣的案例并不少見。而且，就目前現狀而言，想要完全說服對方是非常困難的。雖然社會整體上經濟危機早已出現，從數據來看財政赤字、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也已相當嚴重；但就社會大多數人而言，日子還未絕望到一點盼頭都沒有，仿佛只要選擇正確再加上多努力一點，生活仍舊能有改觀。對現有路徑絕望的預言和對激烈變革的向往在一個長期安穩的社會總是不那么討喜的，即便這種安穩正在緩慢而持續地流逝。理論的分析往往換來的是“你現在沒法證實”，擺數據往往換來“那日子總得過吧”。如果既要維持戀愛關系，又要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長期的爭論是難免的，而且很有可能在數月和數年中，爭論都無法有任何的結果。長此以往，兩種情緒很容易出現，一種是對戀愛關系的懷疑，懷疑自己當時為什么要談一場戀愛；一種是對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懷疑，懷疑自己為什么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都無法讓另一個人接受自己看起來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這樣又如何讓更多地人信服左翼的道路呢？

　　對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懷疑并無必要，目前社會發展的方向還沒有那么地顯而易見，追求個人意義上的成功的仍是社會的大多數。無法在短時間內說服不代表著不能持續地對其思想進行影響。對當前戀愛關系的懷疑是必要的，它能夠幫助我們判斷現在的戀情是不是確實事不可為。但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下，它不應發展到因噎廢食的地步，即拒絕一切的戀愛關系的地步，因為這實質上是一種逃避。在將來，左翼青年終歸是要去做通社會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工作的，再沒有比兩個人的戀愛關系更好的場合了。

　　1920年代，共產黨人惲代英在編輯《中國青年》雜志時，曾遇到名為“立木”的年輕人提出與今天類似的困惑，他說：

　　“代英：我幾年來飽嘗婚姻的痛苦！幾次提及離婚；終沒有達到目的。現在我已覺悟在舊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推翻以前，婚姻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惟有犧牲一切，為革命而奮斗，才能解放自己，解放人類。然有人對我說：‘你的妻子雖不好，你應當加以改造，若你對于自己的妻子都不能改造，還配說什么改造社會？’這些話聽起來很有理由，但我與我的妻子，已完全沒有愛情，我不獨不喜歡與她見面，就使遠遠聽到她說話的聲音，也覺得很討厭，這樣還說什么改造呢？我希望你對于我這件事加以詳細的批評和指示！”

　　惲代英的回信簡潔有力地提供了一個方案：

　　“立木：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我們要宣傳一切的人使贊助革命，以根本打破現在這種違反人性的社會制度，而消弭一切由此種社會制度所產生的罪惡痛苦。我們要對于比較易于接受革命宣傳的人去努力宣傳，不能專門和那絕對不能接受革命宣傳的人廝混，虛耗了我們的精力時間。你的妻子亦不過是我們所應當宣傳的人中間一個人而已，而且對她的宣傳事業，在革命運動上面還沒有對一般學生農工群眾的宣傳重要，所以你便不能改造她，并不見得你便不應努力改造社會。古人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這是封建時代以家庭為中心的思想，其實說到非改造寡妻，決不能改造兄弟，非改造兄弟決不能改造家邦，任何人亦說不出一點道理來。”

　　或許經過長期的努力，你依舊沒有辦法說服對方。但是，在現在的社會亦很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在倆人走出校門，如牛馬般工作幾個月后，對方亦開始吐槽起自己的工作單位，自己的上司。這時，即便他（或她）沒有這么快把思想轉變過來，仍舊認為自己的苦難是職業或者生活城市選擇的問題。但這時，想要在對方心中升起一絲對勞動者整體的共情，對你所做的事情多一分理解包容，亦會比之前更容易一些。在現在的工作單位中，又哪里會缺不把人當人使的老板和領導呢？

　　如果一段戀愛關系順利維持了下去，那么結婚就是下一步需要面對的考驗了。我們的父輩們因為他們所經歷的時代和我們不同，也因為他們對我們的關心，所以更為期待我們能夠安安穩穩地通過努力過上好日子，他們的思想也更為傳統保守，更為頑固而不可改變。在單身或者是戀愛時期，往往只有自己的父母給自己造成影響，一旦走上婚姻，對方的父母也會牽扯進來。在大多數時候也不用指望他們會比自己的父母更加開明。在婚姻的過程中，有很多東西容易形成矛盾點。彩禮、首飾、婚禮中的種種陋習……有很多在新時代左翼青年看來是封建糟粕的東西，往往是父輩們所堅持的。這時候，如果男女雙方能夠統一戰線，糊弄過去還比較容易；如果對方也沒特別認同進步的立場，這些壓力就需要自己扛著，也考驗著左翼青年處理多方關系的能力。

　　結婚之后馬上就會開始面對生活的更多重壓，包括給家庭找個合適的住所，生育、撫養小孩等等。有大量的時間精力會被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開展理論學習和社會工作的精力就會減少。有人會說，如果是這樣，那干脆不要戀愛，不要結婚，不是會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的理想當中了么？這并不正確。個人如果是實踐之后經過深思熟慮，最終選擇為了做更多的事情不再戀愛，不再結婚，這沒有問題。但直接因為畏難而選擇不去面對戀愛和婚姻，這本質上還是一種逃避。婚姻是一場考驗，它或許會占用我們的精力，讓我們無法把更多的時間花到我們的理想中；它或許會動搖我們的意志，讓我們懷疑自己多年來的堅持是否正確，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夠影響更多的人。但它也會錘煉我們，讓我們學習如何去爭取自己的盟友，讓我們不斷審視自己的理想。如果在擔起生活的重擔數年之后，仍然不忘自己心中那份堅守，那這應該就是我們畢生都可以追隨的道路了。

　　歷史上，堅定的革命者沒有因為婚姻和生孩子而放棄革命的，反而他們在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更加堅定了給下一代創造美好社會的責任感。說的唯心一點，孩子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要使我們的后代擺脫內卷的痛苦和異化的人生，只能靠社會的變革和先覺者的努力。就像紅巖革命烈士說的那樣：“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愿意把這牢底坐穿”。

　　無論如何，我都反對以自己的對象思想落后或者家庭負擔重為理由給自己逃避事業和工作找借口，因為共產主義事業是偉大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雖然很艱苦，但是很有意義，這種意義完全壓倒了個人的小確幸，完全不是被小家庭的幸福和不幸所能代替的。民國時期，曾一個署名南方大學的學生王永德在給惲代英的書信中談及他的一個朋友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如今除了戀愛對其他公共事務都無所用心，甚至一味消沉。因此他咨詢編輯有何方法可以改變其友人。惲代英對此做了斬釘截鐵的回應：

　　“永德：你的朋友當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經濟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沒有美滿的戀愛生活可言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反對戀愛，他們愿意犧牲一切以謀改造經濟制度，使人人得美滿的戀愛。但馬克思主義者為了要改造經濟制度有時要犧牲一切（包括戀愛在內），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犧牲的不能犧牲掉，甚至于因為貪戀任何事物，反犧牲了他的正當工作，這只是愚昧的鄙夫，決不配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另一方面，我也反對因為戀愛和婚姻會占用自己的工作精力，讓人持續對自己的工作能力產生懷疑從而逃避戀愛和婚姻。左翼青年即使面臨對象不理解所造成的矛盾，也應該有所舍棄，有所堅持，而不應該蹉跎歲月，在自怨自艾和自我麻醉中度過一生，即使在掙扎之后發現自己成為不了戰士，也可以為前線戰士送點糧草，或者在旁邊鼓個掌，加個油。不要逃避、勇于面對；不問結果，堅持斗爭，這應是左翼青年面對社會運動時的態度，也應是左翼青年面對自己個人的戀愛和婚姻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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