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雨欲來風滿樓——“文革”前夜的中國(上):

　　我們在上一篇《淺談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根源及文革的意義”中曾指出:“‘文革’是必然也是一定要爆發的，否則，社會主義紅色江山變顏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那么，“文革”爆發之前的中國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從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文革”爆發之前的十七年里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才促使毛澤東主席晚年思想逐步成熟，并達到一個放之全世界都無人可逾越的高度的過程呢?筆者在本篇文章中將試著在“文革”爆發之前的一系列的大事件中對這個問題做一些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究竟向哪個方向發展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需要思考的大問題。由此問題引發的黨內斗爭日趨尖銳。可以說從那時起，黨內就已經分化出了兩個司令部;即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前者主張進行“三大改造”，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后者主張繼續發展新民主主義，要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以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革命的基本綱領;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無產階級政黨經濟革命的基本綱領。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論起來:消滅私有制。”[1]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產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2]因此，如果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后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倒去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話，那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理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違背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其自身的階級性質就會蛻變為資產階級剝削者。因此，毛澤東主席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毛澤東主席所主張的路線決不是教條主義。這是路線問題、原則問題、階級性問題。毛澤東主席在1959年2月24日同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談話時曾明確指出:“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3]做為馬列主義的捍衛者、繼承者和發展者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在這一問題上再一次走在了他的戰友、同志們的前面。雖然我國在1956年底勝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從而保住了毛澤東主席政治路線，但在之后的“反右運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社教運動”(四清運動)的過程中，遭到了黨內外反對派尤其是黨內一線領導(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明里暗里地以“形左實右”的方式曲解和破壞。導致這些運動無一例外地失敗或至少被閹割曲解。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文革的根源及文革的意義”中就已經提到“反右運動”是如何失敗的;“反右運動”本來是毛澤東主席試圖通過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和建議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已經開始滋生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但是以失敗告終。官僚主義非但沒有被抑制反而更加膨脹。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文中指出:“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大多數……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4]筆者認為，毛澤東主席的這篇雄文，是毛澤東主席意識到修正主義嚴重性的對黨內的一次嚴重警告。在本文中我們將具體地談一談“大躍進”運動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因為筆者認為，正是因為“反右運動”的失敗，才導致了“大躍進”中種種問題的出現，它集中表現了當時黨內官僚主義膨脹，黨內“走資派”猖狂進攻黨內“走社派”的嚴重性。

　　首先筆者要重點澄清幾個問題，即所謂“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是怎么出來的;“大躍進”中所出現的“浮夸風”、“放衛星”、“共產風”、“瞎指揮”、“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問題究竟是誰干的，其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認，“大躍進”時期的確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但這主要是因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由于新中國工業底子薄弱，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石油、化肥、機械化設備在當時極其短缺，再加之連續三年的天災，便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糧食短缺，甚至是餓死人的現象。在那時，做為領袖的毛澤東主席，同全國人民一樣忍饑挨餓，連續幾個月不吃肉，因此導致營養不良，雙腳浮腫!但是，對于當前社會上普遍流傳的所謂“餓死三千萬”的說法，筆者是持懷疑態度的。具體在“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中國就有很多個版本。在世界范圍內同樣也有很多版本。比如在2004年版的《英國大百科全書》中所記載的是2000萬人，而在美國的一些研究中國的書籍中大多記載的是3000萬人。中國目前官方所講的是1600多萬人，但中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比如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在《中國人口科學》雜志上撰文稱“大躍進”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40萬人。無獨有偶，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稱“大躍進”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00萬人。在“大躍進”時期擔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愷帆在其所著的《張愷帆回憶錄》中寫道“大躍進”時期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約500萬人，其中還寫道安徽省無為縣1958年至一1960年三年中全縣982979人口中有320422人非正常死亡。[5]無獨有偶，在炎黃文化研究會特約作家丁人卜所著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中同樣援引了《張愷帆回憶錄》中的說法。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金沖及所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寫道，1960年至1961年，中國因糧食短缺而非正常死亡了3860萬人。[6]除了這些，在一些政經史評論研究網站上，都有對“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進行大講特講的文章。比如山東省的某位領導干部(具體是誰筆者無從查證)說1958年之前山東省人口為5500萬，而到1961年，山東省人口減少至5000萬;從而說這三年間山東省非正常死亡了約500萬人。并說道浙江省非正常死亡了14.1萬人。在這些把“大躍進”時期講得餓殍遍野、恐怖至極的文章、著作中，其中有一部特別著名;那就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該書主要是談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得出的結論是，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非正常死亡了3600萬人。[7]但是，以上這些論斷，筆者是不敢茍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因為，如同西方國家在中國培植大量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所謂自由派人士拼命地抹黑“文革”一樣，抹黑“大躍進”，抹黑毛澤東時代、抹黑毛澤東主席本人……總之，抹黑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他們一貫的立場和做法。因此，那些寫出“大躍進”時期餓死3000萬、5000萬、8000萬、甚至1.2億等等的作者、媒體的立場、動機是什么，筆者不得而知，也不想深究。

　　真相只有一個，再多的謠言和謊言畢竟還是謠言和謊言。上文中我們舉出了大量的關于“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研究的著作、文章，并不是說我們就要以那些著作、文章中的內容做為研判標準。因為筆者已經聲明過，筆者個人對那些把“大躍進”時期描繪地餓殍遍野、恐怖至極的著作、文章是持懷疑態度的，并對那些寫出這些作品的作者的立場、方法、動機、目的也是持懷疑態度的。筆者無意于用大量的篇幅來對這個問題進行批駁，因為筆者寫本文的目的是談“文革”問題，但是，筆者談“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澄清歷史事實，還毛澤東主席以清白。“大躍進”同“文革”一樣，也是西方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反毛的突破口，談“大躍進”也是談“文革”所繞不開的;就如同不談“文革”就無法研究整部中共黨史一樣。因此，筆者就客觀地把以上那些抹黑“大躍進”時期的代表作品及作者羅列出來，下文中筆者也會把那些真正客觀、理性地研究“大躍進”時期的專家學者一一羅列，無論是抹黑“大躍進”的代表作品，還是理性分析“大躍進”的代表作品，筆者都曾一一翻閱過，在正反兩方的資料都翻閱后，在下文中，筆者將加入個人的一些思考。供各位讀者獨立地參考和思考。

　　其實，關于這個問題，有很多理性的、正義的專家學者都對此做過大量地研究和判斷，并得出了許多翔實可靠的結論。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山東大學兼職教授、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華東石油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經先老師對“餓死三千萬”這一謊言做了全方位地分析和批駁。他在2013年8月23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上刊發文章《“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2014年，孫經先老師又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批駁楊繼繩餓死三千萬謊言的雄文《“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對楊繼繩先生兩篇文章的答復》。該文用獨特的數學研究方法，對“餓死三千萬”這一流傳了三十多年的彌天大謊做了有力的批駁。文中，孫經先老師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所謂“餓死三千萬”進行了批駁:一是人口大規模遷移。二是由于《戶籍管理條例》的實行，很多戶籍被注銷。三是城市人口精簡運動，大量農村人口返回農村由于沒有來得及補辦戶籍從而變為無戶籍人口。四是上述漏報戶籍的1.482萬人在1965年至1982年期間重新登記了戶籍。[8]楊繼繩、曹樹基、丁抒等人將由于戶籍變動的人口異常減少全解釋為餓死了。孫經先老師還與“餓死三千萬”這一謠言的主要推手，新華社高級記者、《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作者楊繼繩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從而直接戳穿了《墓碑》一書中的多處荒謬之處。《墓碑》的作者楊繼繩不僅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他還是長期以來都以發表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中華人民共和國、抹黑毛澤東主席;大肆宣傳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大肆鼓吹“普世價值”為己任的《炎黃春秋》雜志社的特約作家。現在《炎黃春秋》的官方網站已被官方屏蔽查封。由此可見，楊繼繩先生寫《墓碑》一書的目的恐怕不僅僅是學術研究那么簡單吧。客觀分析這一問題的學者還有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楊松林老師，楊松林老師2013年出版的大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于“餓死三千萬”》被譽為據實說話，去偽存真，精準駁斥“餓死三千萬”這個彌天大謊的第一書![9]該書以翔實的資料、嚴謹的推理、科學的態度有力地批駁了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是研究“大躍進”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原因的必讀書，極具有參考價值。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一、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糧食短缺情況要比城市嚴重，因此一些在城市里有親戚的農村人大量地遷移到了城市，從而導致這批人成了沒有戶籍的“黑戶”。在人口普查時，這批人沒有被普查登記。因此，楊繼繩等人就將這些沒有被普查登記的人視為死人。二、遇到災年，人們的正常邏輯是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因此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下滑。楊繼繩等人又將人口自然增長率下滑的人數也視為了死亡人數。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是鮮有人實施“火葬”的，假定楊繼繩等人所言是正確的，那么，為什么時至今日也沒有發現一處“百人坑”、“千人坑”、“萬人坑”?要知道，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為6億人，假定真的餓死了三千萬人，那就是平均20個人里就有一個人餓死。如果這些尸體被掩埋，勢必會集中連片，形成“百人坑”、“千人坑”、“萬人坑”。但是時至今日，那怕是密集的墳地也沒有發現。四、不可否認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某些地區的確十分困難，也的確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這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某些人夸大其詞、捕風捉影、張冠李戴，從而制造了這么一個風靡三十多年的彌天大謊!

　　其次，我們必須要談的是，究竟是誰主張大搞“浮夸風”、“放衛星”、“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從而導致出現嚴重困難的?現在主流的觀點就是將一切責任全推給了毛澤東主席，以此來指責毛澤東主席，指責毛澤東時代。但是，事實勝于雄辯。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主席就察覺到了問題，并連續發表了多篇反“左”的文章，然而，由于當時的毛澤東主席已經退居二線，他發表文章的路子也基本被黨內的一線領導干部截斷了。被逼無奈、心急如焚的毛澤東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用特殊的方式寫了一篇特殊的文章:給省、地、縣、社、生產隊、生產小隊六級干部的一封信。題目為《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上午9時，為征求對這封信的修改意見，批示:“劉、鄧、周、陳、林、朱、譚、彭各同志: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黨內通訊》，請你們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請直接改動。”“柯慶施、曾希圣、周林、劉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請求修改。”30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柯慶施、曾希圣、林鐵、烏蘭夫、吳芝圃、周林開會，討論《黨內通信》。5月2日上午，為下發經過修改的這封信，批示:“劉、鄧閱后，交楊尚昆同志:此件請你在今天或明天，用電話發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將《黨內通訊》改為《黨內通信》。[10]最終，這篇通信，在5月3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發出。《黨內通信》可以說是毛澤東主席反“左”文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及其悲憤的一篇!文中寫道:“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標準。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按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11]不僅如此，毛澤東主席為了了解事實真相，在1959年，派遣戚本禹、田家英等人赴四川做考察調研。戚本禹為此寫了《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這篇報告在廬山會議之前交給了毛澤東主席。這些白紙黑字的資料有力地證明了“大躍進”時期所出現的“浮夸風”、“放衛星”等問題與毛澤東主席是完全沒有關系的!恰恰相反，毛澤東主席一直都在努力地糾“左”，從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日)、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年2月27日)、上海會議(1959年3月2日)，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主席都在極力糾“左”，盡管當時毛澤東主席的話語權已經受到了限制。

　　與毛澤東主席實事求是地糾“左”的做法截然相反地是，當時黨內的一線領導干部，沒有一個人提出糾“左”。這一點從他們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現在除了林彪沒有正式出版文集之外，其它的幾位當時黨內的一線領導干部現在都有文集出版。翻看他們的文集，在那段歷史時期則找不到一篇糾“左”的文章。與極力糾“左”的毛澤東主席相反的是，當時的一線領導干部劉少奇、鄧小平在那段歷史時期犯了很嚴重的“左”傾錯誤。劉少奇在1958年居然講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58年7月14日至18日，劉少奇赴山東壽張縣視察。劉少奇在參觀臺前社時，社干部向他匯報道“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4萬斤，地瓜30萬斤，籽棉畝產1.5萬斤。劉少奇居然贊揚道:“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12]隨后，《人民日報》發表了“大躍進”時期著名的社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13]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講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4]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劉少奇赴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公社參觀中稻豐產試驗田時，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劉少奇聽后居然講道:“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5]同樣，鄧小平在1958年9月底，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后指出：“目前是一個出奇跡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就還沒有翻身。”[16]1958年10月，鄧小平赴吉林永吉縣視察，視察期間，對該縣作出明確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達到三千斤糧食，收入三百元錢。搶在封凍前翻完秋茬地，東北三省要堅決執行農業‘憲法’，力爭明年糧食產量至少翻一番。”[17]1958年10月18日，鄧小平、楊尚昆在林鐵、于彤軒的陪同下，赴天津霸縣視察“衛星田”。視察期間，鄧小平、楊尚昆、林鐵等人對這種極其夸張可笑的“衛星田”非但沒有半點兒質疑批評，反倒十分激動高興，還在田間合影留念!并刊發到了《人民日報》上。不僅在農業上搞“浮夸風”、“放衛星”，在工業上也是如此。鄧小平視察東三省后講道:“鞍山鋼鐵公司也修改了生產計劃，今年要產鋼四百五十萬噸 。”[18]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內一線領導干部同時也是大搞公共食堂的倡導者。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由鄧小平親自審定的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該社論在當時起到了極壞的影響。同時，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內一線領導干部也是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倡導者。1958年9月底，鄧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劉瀾濤、楊尚昆、蔡暢等人的陪同下，視察了東北三省。視察中，他竟突發奇想，談到城市人民公社問題。他說：“全國6億農村人口都實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萬城市人口，形勢逼人，公社非辦不可。”他要求各地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作出規劃，積極進行試點，總結研究經驗。[19]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鄧小平剛講完這個問題，1958年9月30日的《人民日報》就刊發了這一消息。從鄧小平講這個問題，到報紙刊發，中間幾乎沒有任何間隔。這也就意味著鄧小平所提出的“城市人民公社化”是根本沒有進行過中央政治局會議或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的，更沒有形成任何決議、公告。盡管如此，一個大膽的方案就這樣在《人民日報》上刊發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類似這樣的“浮夸新聞”、“衛星新聞”數不勝數，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但是，1959年4月18日，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擁有了國家最高行政權后，便一反常態地從極“左”跳向極右，拋出所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即: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借貸自由、貿易自由、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與之一年前的所作所為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以上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內一線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搞“小資產階級狂熱”，其目的并非真的糊涂，而是通過極“左”的行為來否定毛澤東主席的總體設想，將其曲解、推向極端，然后再堂堂正正地推出一條右傾路線，然后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迅跑。鄧小平在后來所實行的“改革開放”其實也是這條道路，但當小平同志也看到了很多弊端和問題后，對其做了一些修補和糾偏。在此，筆者無意于評價孰是孰非，只是要澄清一下事實。

　　在仔細考究過那段歷史時期后，筆者相信各位讀者就會明白為什么毛澤東主席把“防修反修”看得那么重要了。因為以上歷史事實證明，“走資派”在當時其實已經占據了主流，社會主義江山隨時都有復辟的危險。但是，善良仁慈、恪守黨性原則的毛澤東主席在那時還沒有采取實質措施進行反擊。相反的，他一直淡化自己，突出一線，為培養一個合格的領袖、接班人而努力。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江西廬山召開，著名的“廬山會議”拉開帷幕。1959年7月1日晨，毛澤東主席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車上廬山。同日在廬山創作了詩詞《七律   登廬山》:“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觀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云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次日，毛澤東主席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稱廬山會議。[20]據戚本禹回憶，本來召開廬山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糾正在“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左”的錯誤。毛澤東主席采取的方法讓全黨都冷靜一下，通過認真看書、學習和討論，來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所以一開始，毛澤東主席把這次廬山會議叫做開“神仙會”。毛澤東主席自己就帶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而且還開了個書單給黨的高級干部一起來學習，以引導全黨一起來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21]在《毛澤東年譜》第四卷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同樣也記載了有關內容。《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收錄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這十八個問題大多都是討論經濟問題和糾“左”問題的:一、讀書。……二、形勢。……三、今年任務。……四、明年任務。……五、四年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工業管理問題。……十、體制問題。……十一、協作關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毛澤東主席特別指出:“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制是兩回事。”這與劉少奇在所謂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搞的吃飯不要錢、供給制是完全不同的。)十三、學會過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十五、恢復農村初級市場。……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　十八、團結問題。[22]可見，廬山會議的本意就是談經濟問題的。在召開廬山會議時，毛澤東主席把戚本禹、田家英交上去的《關于四川新繁縣生產真相的報告》看了好多遍，并批示將它作為廬山會議的會議文件印發下去。[23]毛澤東主席還認真看了戚本禹、田家英在四川種試驗田的報告，并嚴厲批評了李井泉的浮夸行為。在廬山會議上，許多人都感到了心虛。比如王任重、舒同、吳芝圃、曾希圣等人。尤其是河南的吳芝圃，他特別能吹。戚本禹回憶道，廬山會議上都沒有人愿意理他，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上了他的當，受了他的騙。[24]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吳芝圃。“文革”時期，吳芝圃被批為“屠殺河南人民的儈子手”被打倒。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開放后吳芝圃卻被平反。在普遍否定“文革”肯定“改革開放”的今天，在網絡上也不乏有對吳芝圃的批判。可見，想掩蓋吳芝圃的罪行已經不可能了。(這是題外話)講這些問題是為了說明，廬山會議根本不是要針對彭德懷的。下面，我們簡單地梳理一下毛澤東主席在接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之前所做的工作:1959年7月4日，批示楊尚昆關于印發《宣教動態》、《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對我國幾年來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種分析》的問題。同日，閱周恩來7月3日送閱的《一個“普通農民”給毛主席的信》。7月5日寫《糧食問題》的批語。同日，閱張聞天的發言紀要《關于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作批示。同日，又參閱了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處6月26日編印的《政治工作簡報》1959年第一二四號刊載的《少數營團干部對經濟生活緊張有抵觸情緒》的材料及諸多工作。同日下午，游覽廬山仙人洞。7月8日，批示林克找兩本書。[25]7月9日，毛澤東主席見到了闊別已久的賀子珍，賀子珍與毛澤東主席相見后，兩人都難掩內心的激動。賀子珍說:“主席還像原來一樣，只是老了一點，頭發有點花白。”[26]她還叮囑毛澤東主席要記得掏耳朵。毛澤東主席深情地說:“只有你知道我是油耳朵。”[27]廬山的這次會晤，是毛澤東主席與賀子珍最后一次見面。在此之后，毛澤東主席曾多次想再見賀子珍;可是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這成了毛澤東主席未竟的心愿和莫大的遺憾。

　　從1959年7月2日到1959年7月14日之前，廬山會議的既定大方向是沒有變的。然而，1959年7月14日下午，毛澤東主席收到了彭德懷的“萬言書”。此后，廬山會議開始轉向。但是，這個轉向也不是毛澤東主席立即決定要轉的，當毛澤東主席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后，其實就沒怎么把它當回事，就只將其當成是彭德懷為糾“左”做出的一點貢獻。現在，某些別有用心之人大講特講什么廬山會議毛澤東整彭德懷，是為了報毛岸英之死的一箭之仇。說這種話的人要么是心懷叵測、居心不良，要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真如此，那1955年為什么還要授予彭德懷元帥軍銜?為什么在60年代還要重新對彭德懷委以重任讓其主持“三線建設”?在此，我們同樣梳理一下毛澤東主席在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后，毛澤東主席所做的工作:7月14日下午，毛澤東主席收到彭德懷本日寫的來信。同日，《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7月15日，閱中共陜西省委七月七日關于工農商交協力解決市場問題會議的報告，并作批示。7月16日，為彭德懷七月十四日的來信擬了一個題目《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28]據李銀橋回憶，其實，毛澤東主席收到彭德懷的信后，并沒有做出什么反應，而且已經準備走了。但后來卻被中央的一線領導干部給拉了回來。當時，彭德懷在黨內的威望是很高的。雖然彭德懷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彭德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了大勝仗，去蘇聯訪問時，赫魯曉夫稱贊彭德懷是“國際英雄”。在黨內，除了毛澤東主席，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即使對毛澤東主席本人他也不害怕。在延安時期，只有他敢不經過警衛報告，直接闖進毛澤東主席的住處。可以這樣講，彭、毛二人私交特別好。但是，那時的毛澤東主席已經退居二線，劉少奇剛剛當選國家主席，根基未穩，而彭德懷又是主持軍隊的人，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又是彭德懷的老戰友，因此，彭德懷自然會招致黨內一線領導干部的敵視。毛澤東主席曾在中央常委會上當著彭德懷的面對彭說:“有很多同志擔心，我死了以后，沒有人能管得住你。”這句話確是實話，并非虛言。[29]據彭德懷晚年講，他寫的那個“萬言書”是針對劉少奇的 。筆者認為，彭德懷針對劉少奇的確是事實。因為，他信中所講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可能是指的毛澤東主席，其實就是指的劉少奇。據田家英回憶，當時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批的最厲害的就是劉少奇。但是，彭德懷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是不應該的。這就等同于把問題上綱上線了。把問題上升為兩條路線的問題了，就等于向黨中央“逼宮”，逼毛澤東主席換人，逼劉少奇下臺。再加之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在廬山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陳伯達、胡喬木、李銳、田家英等人每天晚上秘密開小會的問題。有一次他們開完小會，李銳在路上撞上了羅瑞卿，可把李銳給嚇壞了。李銳馬上就跑到毛澤東主席那兒主動承認錯誤、檢舉揭發，說他們在會上說毛澤東主席比晚年的斯大林還壞，還看見了彭德懷給軍隊打電話等等。為了洗清自己，爭取寬大，他幾乎是添油加醋、夸大其詞、張冠李戴地胡亂說了一通。廬山會議后，田家英一直都罵李銳是小人。(其實，李銳到現在還是個小人)在加之彭德懷在訪蘇期間和赫魯曉夫的表現很不正常。當時，蘇聯方面一直都在做策反工作，廬山會議期間，蘇聯駐華大使在北京就想要策反陳毅。這更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懷疑和不滿。到后來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還講:“誰的反都能平，就彭德懷的反不能平!因為彭德懷里通外國。”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可以容忍黨內分歧，但決不會容忍民族問題。以上的這些原因，才使毛澤東主席決定批判彭德懷。盡管如此，毛澤東主席依然保留了彭德懷的政治局委員的待遇，之后又啟用了彭德懷。可見，毛澤東主席批判彭德懷是下了決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為了黨內團結，為了黨的路線的連續性、一致性，避免黨內大震動。[30]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黨內對毛澤東主席社會主義路線的一次大考評，經過激烈的斗爭，雖然保住了毛澤東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但實質上大打折扣。由于廬山會議的轉向，使其掩蓋住了很多矛盾，到了之后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黨內的“走資派”更加肆無忌憚，于是毛澤東主席終于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把當內的路線分歧提高到了政治高度。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教運動(四清運動)”如果說“社教運動(四清運動)”之前的中國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那么“社教運動(四清運動)”時期的中國就是“黑云壓城城欲摧”。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淺談文化大革命》之四中重點談廬山會議之后的問題。

　　本文部分參考資料: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鄧力群:《偉人毛澤東——經濟戰略家毛澤東》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12年

　　[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5]張愷帆:《張愷帆回憶錄》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年

　　[6]金沖及:《中國二十世紀史綱》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

　　[7]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香港天地出版社   2008年。

　　[8]孫經先:《“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對楊繼繩先生兩篇文章的答復》   《紅旗文稿》   2014年 第二期

　　[9]楊松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于“餓死三千萬”》   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四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

　　[1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2]《人民日報》   1958年8月4日

　　[13]《人民日報》   1958年8月27日

　　[14]《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8日

　　[15]《人民日報》   1958年9月30日

　　[16]《人民日報》   1958年10月1日

　　[17]《人民日報》   1958年10月22日

　　[18]《人民日報》   1958年10月1日

　　[19]《人民日報》   1958年9月30日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

　　[21]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22]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3]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24]同上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

　　[26]同上

　　[27]邱延生:《歷史的遺憾——毛澤東的未竟心愿》   新華出版社   2010年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

　　[29]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3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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