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明

我們選擇講述三代畢業生的故事，最早是光榮與夢想，后來是理想照進現實，如今是一地雞毛。故事主角雖然個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窺三個年代的社會以及畢業生的命運。

光環褪色走向普通勞動者

有人概括說，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讀書比吃飯還重要。如今儼然已是社會中流砥柱的他們，一手數著鈔票，一手遮掩著內心殘留的理想主義。而9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有用沒用”成為他們衡量事物的價值標準，“精神貴族”逐漸難敵“財富人生”的誘惑，有產有閑成為生活目標。到了這些年畢業的大學生，只剩下一句話：我們活得好辛苦。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截至2008年底，有l00萬名大學生未能就業。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

大學生不吃香了，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到底是為什么？

有的說是經濟危機。如果將就業問題完全歸之于金融危機，那為何去年還有l00多萬大學生未就業？

還有的怪罪于高校擴招。但問題是，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抱怨自己的大學生太多?

摘錄一個讓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也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當我們沒找工作的時候，小學生也能當領導；當我們找工作的時候，大學生也只能洗廁所……

問：我們這一代到底招誰惹誰了?

我國的畢業生分配制度，形成于1951年，“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沿襲計劃分配制度，那時候大學生是各單位爭搶對象，只要是大學生，搶來再說，干什么再商議。

1987年，是大學畢業分配制度的一個轉折。那一年，首次出現大學生被接收單位退回的現象。經過兩年摸索，國務院于l989年批準了當時國家教委“關于改革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的報告”，這也是用人單位與畢業生雙選制度的開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學生雖然也開始投簡歷面試，但通過市場選擇個人喜好職業的同時，還可以指望國家給自己找個歸宿。

隨著l999年大學擴招的引擎強勢發動，各大學人滿為患，上大學費用也一路飛漲，大學生越來越像流水線上制造的產品，“就業難”開始成為社會話題。

80年代：天之驕子，國家包養

80年代是一個單純且懷揣夢想的時代，國家“包養”的體制也讓他們終身有靠，從而不用太多考慮形而下的苦惱。

已經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鄧映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81級學生。到1985年畢業時，同屆有51位同學，大概只有六七個人像他這樣回到了故鄉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那時，高校畢業生就業“由國家包下來分配工作，負責到底”，“統籌安排、集中使用、保證重點、照顧一般”，享受國家干部待遇。換句話說，只要考上大學，就意味著接受了國家的“包養”，捧上“鐵飯碗”，從此終身有靠。

鄧映如說，平均每人有五六種就業選擇，對他和他的同學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鄧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鐵肩擔道義”的社會新聞記者，所以他也早早聯系好了幾家媒體，準備做進一步選擇，卻沒想到一個偶然的“國家指令性計劃”改變了他為自己設定好的人生軌跡。

20多年之后，鄧映如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還是不勝唏噓。雖然在他離京的前一天，學校分配辦突然通知他已經另有人頂上了“指標”，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臺。他回到湖南，在從前一位老師的建議下選擇了與自己專業比較對口的湖南文藝出版社做編輯。時光一晃就到了現在，他的記者夢成了個一生難以釋懷的遺憾。

2009：“飛人族”，一職難求

經濟危機、大學生、找工作，當這三個詞在碰撞在一起，面對一職難求，大學生“求職飛人”越來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會，坐火車去；遠一點的，坐飛機去。“喲，又見面了。”經常在火車、飛機上遇到有同樣經歷的“飛人族”，他們也會會心地打聲招呼。

2009年4月17日，北京西站。23歲的女孩陳麗敏腳步匆忙，踏上了一列去河北石家莊的火車。今年將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公共管理系畢業的她，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參加求職考試了，失敗、失敗、再失敗，一再擊潰她驕傲的心。“現在的選調生考試，都很黑。”她嘆息說。

3月下旬的一個深夜，陳麗敏獨自一人拉著行李箱，走在廣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涼。

白天的遭遇讓她窩著一肚子火。為了參加這次畢業選調生考試，她從北京殺到桂林，忍受著小旅館比平日高出兩倍的價格，不曾想中午竟被趕了出來。

下午，她買了次日早晨7點返京的車票，不愿意再看旅館老板的臉色，她決定到火車站將就一夜。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迷糊到凌晨3點的時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后她被勒令走出大廳，這次的理由是“你的車時間還早”。一天之內兩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頭，打了幾個哆嗦，覺得“只剩下半條命了”。

“所有的雄心壯志，都在那一刻灰飛煙滅了”。陳麗敏是那種文靜安分的女孩，事業上沒有野心。她的夢想是有份穩定的工作，工資能養活自己，然后嫁個好老公，過安穩日子。她的專業是公共管理，考公務員算是比較對口，但幾番考試下來，她發現自己離這個夢想似乎越來越遠。

最早，她報考國家公務員折戟沉沙，然后，北京、廣東、上海、桂林，她四處參加公務員和選調生考試，一面疲于奔命，一面不斷接到分數沒有過線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設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選調生作為“保底的工作”，因為選調生雖然也屬于公務員，但一般是到基層工作，競爭相對小一些。現在看來，這個想法是多么可笑。“選調生考試都比較黑，像我這樣在桂林一沒背景，二沒勢力，肯定沒戲。”

在這之前的2月份，陳麗敏到北京國際展覽中心參加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招聘會。快下公交車的時候，她問售票員“國展怎么走”，售票員眼也沒抬，回了句“跟著人流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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