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組發現，由學校組織集體前來富士康進行實習的學生工已經成為富士康在全國各地工廠中的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富士康，這個電子產業中的“巨無霸”為何要如此大規模地使用學生這個群體作為其勞動力？學生工在工廠里的境況如何，與正式員工相比他們的待遇、工時、工作強度是否有所不同？他們對實習、學校、富士康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

    一、富士康使用學生工的基本情況
        調研組發現，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漢廠區，均存在大量使用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占車間工人總數幾乎高達50%。學生工主要來自于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省的一些職業技術學校，有技校、中專，也有大專。至于所學專業，答案中出現頻率最多的是數控、激光、師范這些看似與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作毫無關聯的專業。大多數學生工在暑期實習2個月，也有相當一部分實習6-7個月，少數為1年，時間最長的學生工簽訂的合同長達2年。
        勞動報酬方面，絕大多數實習生底薪與正式員工一樣，都是每月1200元。在工作時間上，大部分受訪者反映大多數時候加班兩小時，周末可以休息一天，加班工資與普工一樣；少部分人反映與普工一樣需要加班，但無加班工資，原因是學生工效率比較低，甚至還有主管說“你們沒有創造利潤，所以不能給加班費”；極少部分人反映由于未成年，不能安排加班；少部分人反映要上夜班，每三周倒一次班。
總體而言，富士康的學生工除了身份與正式工人不一樣，在簽訂勞動合同與購買社會保險方面沒有享有正式工人的待遇以外，在工作時長、工資和加班費、從事的工種、勞動環境等與正式普工完全一樣。

    二、靈活、廉價、馴服的勞動力——富士康學生工現狀
        何謂“學生工”？
        學生工，從字面意義理解，就是以學生的身份進入用人單位打工；在法律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實習生”。根據1995年原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309號文）中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儉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因此，在法律意義上，學生工并不等同于“勞動者”，這就意味著學生工并不能享有《勞動法》所賦予勞動者的權益，也未能與用人單位之間建立勞動關系。
        訪談員：工廠現在進了很多技校的學生，來三個月、半年的。你們認為廠方為什么要請這些學生，而不是像你們這樣全職的？
        受訪工人：像去年、前年，他（指廠方）都是這樣招的。在暑期，都是招這樣短期的。因為過年的時候，他就沒事做了嘛，就用不了這么多人了。那時他們（學生工）合同到期，就都走了。如果沒有學校這些人來的話，他可能也會找短期工。
        通過許多類似的訪談,調研組分析,富士康大量使用學生工的原因有幾點:一方面是企業在面臨訂單多、任務急的生產旺季（每年的5月到11月）急需大量具備一定素質的、便于管理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是法律沒有賦予實習生群體與其他勞動者同等意義的勞動保障，“學生工”，作為中國“世界工廠”最為靈活、廉價和馴服的勞動力，成為了代工廠巨頭富士康的法寶。因此，富士康可以在勞動力最缺乏的生產旺季，通過與職業學校、中專、大專院校合作，獲得來源穩定的高素質的年輕廉價勞動力，而到了生產淡季，富士康則可以根據生產需要靈活地讓學校安排時間結束實習期，不費代價就把這批勞動力送回學校，無須像解雇勞動者那樣支付經濟補償，也不需要為這批勞動力支付大筆社會保險的費用。
        富士康學生工權益狀況
        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存在職業安全危害
        根據教育部規定，實習生工作時間是8小時，不得安排實習生加班。但是，大部分學生工每天工作10小時，周末加班一天，累計一周加班20小時（即使是有加班工資，這也是違規的）。除了這種一般性加班之外，還存在著變相加班的情況，也就是工人完不成一天的任務量時被要求“義務”加班；一些學生工反映他們還要上夜班。
     一些訪談資料還顯示，富士康的工作強度和工作環境給未成年學生工帶來了一定的職業傷害。以下是調研組訪談人員在富士康觀瀾園區與一名實習生小玲的對話：
       小玲：我的眼睛每天都不舒服。我每天都感覺腹痛惡心。而且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帶著一把刀。（苦笑）你看我的手。
       調談員：都是劃痕啊！
      小玲：是啊，都是刀劃的。
      調談員：沒有什么護具嗎？
      小玲：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我的手還是這樣。而且帶來手套反而會影響效率，我們每天的工作量都是很大的，帶了手套，會影響我的工作效率的。有時候忙起來，我甚至連上廁所、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而在富士康的武漢廠區，一名受訪實習生則對訪談人員說：
      “我們線上干的是打蠟釘的活，女生都干不來。蠟釘槍有好幾斤重，一天干下來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個不停。就昨天一個人肩疼得都動不了了……”
      深圳觀瀾園區的一名學生工訴說道：
      “我從家里來到深圳時有140斤重，兩個月的時間減了將近20斤……主要還是累，因為總是做著工作，肩膀總是酸痛……”
      社會保障缺失
       由于沒有與用人單位建立正式的“勞動關系”，富士康并未給學生工們繳納社會保險。對于學生工而言，即使不必過早考慮養老、生育、失業等社會保障，但是醫療和工傷這兩大保障則是不得不考慮的。縱然富士康宣稱給學生工購買了雇主責任險，但是在實際訪談中，調研組卻發現大多數學生工生病了都是要自己花錢治療，廠方并沒有告知他們可以讓他們報銷醫療費用。
       沒有工傷保險、沒有醫療保險，倘若學生工在實習期間受了工傷，也只能通過民事訴訟的方法向用人單位索取賠償。而眾所周知，民法對于被雇用者的保障遠不及勞動法，而且追訴的程序也更為復雜和漫長。
       實習并非自愿和自由
       調查發現，學生工由學校統一安排實習，實習與學分掛鉤，不參加的話可能會影響畢業。即使實習內容與專業無關，絕大多數實習生也會為了拿到學分順利畢業而順從學校的統一安排。一般的勞動者尚有擇業和辭職的自由，對于學生工而言，他們并不能自愿、自由地選擇在哪實習、實習或者不實習。不少學生工這樣跟調查人員訴說——
       受訪者：煩死了，我想要走走不掉啊。
       訪談員：怎么啦？
       受訪者：我是學校介紹來的啊，現在不想干了，想辭職都不行啊……被學校騙了啊，我們學校和富士康有協議的，每年都會來我們學校招工的。
       同時，調研組了解到這些學生工們通常由駐廠老師帶隊到工廠的。這些駐廠老師最主要的角色并非是專業實習指導，而是讓學生們在生產崗位可以順利地完成生產任務，不要鬧情緒，不要聚眾鬧事，不要擅自離廠等等。老師扮演著替資方“監工”的角色。受訪的學生工們也是這樣描述帶隊老師的角色的——
    “老師在這里給學生輔導其實是怕一些學生擅自離職，給有情緒的學生做工作，勸他們留下來。”
                        ——深圳龍華園區幾名學生工
    “實習老師就是防止我們提前離開的，要找他時找不到……”
                        ——深圳觀瀾園區幾名學生工
    “我對（合同）內容不是很了解，學校老師讓我們簽的，如果自己想仔細看就仔細看，反正同學都簽了我也就沒細看就簽了。合約（副本）在老師那，我們自己沒有。” 
                           ——武漢廠區一名學生工
    “我們學校過來的一個男孩子，喜歡上網，就在這邊上網，連著兩天不上班，被查出來……他一個人上網把學校的名譽搞黑了，單位就不要我們學校的人，說你們學校人不好，不要……所以我們就以別的校名進來的……”           ——昆山廠區一名學生工
    實習崗位與專業不對口
    雖然這些學生是以實習的名義進入富士康工作，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被電腦隨機地分在與自己專業毫不相關的流水線上，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實習。“專業不對口”比比皆是：學習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線上做操控；學習數控的小輝被安排在蘋果電腦的生產線上做手機外殼的加工；學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給電腦風扇貼標簽；學車床專業并熱愛這一專業的小唐卻被安排在流水線上生產蘋果電腦的“開始”鍵……不少學生抱怨說：
     “我感覺我學的專業，就是白學了，沒用上。”
    “不管你學什么專業在這邊都能上，跟學校學的東西沒關系…… ”
    “在富士康學不到什么技能，每天就是重復一兩個簡單的動作，像個機器人一樣……” 
    實習需交納高昂費用
    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入學時已經給學校繳納了不少學費，來富士康實習還要繳納各種實習費用。在南京昆山廠區實習的重慶籍學生小梁說他們來富士康時交給學校800塊錢作為路費。他們是坐火車硬座過來的，火車票也就200多塊錢，小梁覺得學校黑了錢。同在昆山實習的小輝說，當時他在學校上了一年半的學，交了3000塊錢的學費，之后，學校就把他們三四百名學生安排到了富士康工作。來之前他們還給學校交了5600塊錢，其中4000塊錢是學費，1600塊錢是所謂安置費，來的時候自己付路費，回去的時候學校付。
    如此高額的“實習費”，不知學校在聯系實習事宜中的成本為多少，還是幫學生購買了任何實習保險呢？在訪談中我們得知是沒有保險的。
    此外，富士康的“新近學員費用交納自行調查表”中，我們發現這樣一條：“繳交金額超出公司規定上限，公司將協助學員一道責成領隊老師將超出部分追回，保證您的權益”。在使用實習生方面，企業與職業學校本為利益同謀，現在，企業竟然站在實習生一邊約制學校的行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職業學校在安排學生實習過程中牟利等違規行為的嚴重性。這些都不得不讓人懷疑學校究竟是辦學機構還是牟利的勞動力中介。

    三、學生工現象背后：共生的利益鏈
    2006年，教育部下發了《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即16號文，意見提出，高職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這一文件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學結合。
    在現有提倡的職業教育模式下，企業獲得了長期穩定、“國家認可”的學生勞動力來源。除了旺季可幫忙干活，淡季無須承擔過多成本之外，近幾年“民工荒”的燃眉之急也得以緩解。而對于絕大多數高等、中等職業教育學院來說，這一模式則為它們解決辦學資金問題提供了新的門路。通過“工學結合”、培養綜合性人才的模式，可以提升學校對于報讀學生的吸引力，可以為學費的提高增加合理性，還可以有其他收益……
    此外，學校和企業還有一個幫手——職業中介所。盡管教育部明確規定：“不得通過中介機構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
    在昆山富士康廠區外，一名中介工作人員向調研組介紹道： 
    “我有個朋友在山東一所技校當老師，我就和他們學校合作，我不收學生的錢的，但是老師好像收的，介紹他們去富士康工作，我從富士康拿錢，一個人30元。現在不是這樣了，現在是直接收，中介費從求職人那里拿，也和學校合作，學校也給錢，按人頭給，其實就是學生的錢。”
    而另一位中介老板則更加直言不諱：
    “這邊中介公司的老板都與企業中的老總（人資部管理人員）有聯系，企業老總先和中介老板說需要多少人，中介負責找人，中介費和老總對半分。如果想讓自己的中介公司生意好一點的話，要向企業老總送禮，送幾萬到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都有，因為這里面利潤很大的……”
    由此可見，中介與學校均從介紹學生入廠實習中獲利，這些錢實際上都來自于學生和求職者。從中也引起了大量的腐敗，比如中介或者學校為了能夠安排更多的人員進入車間，而與企業中的某些掌權者建立聯系。由此，一個由學校——企業——中介組成的利益鏈條形成。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為了從處于末端的“學生工”身上獲利，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手段，也因此出現了上述的許多為公開的、正式的制度所不允許、甚至是匪夷所思的現象。
上述發現足以證明，富士康是以“實習”之名，讓這些學生行“打工”之實，作為企業，在生產旺季，幫忙增加產量，提高利潤；在生產淡季，又不會增加企業成本；在出現用工荒時，能夠及時填補人力缺失。富士康正是利用了法律上無須跟他們簽正式勞動合同、無需社保的漏洞，大量、廉價地使用學生工。而職業學校、中介則成為了企業獲利的共謀者。

    四、就富士康濫用學生勞動力的幾點建議
    組織學生到工廠第一線體驗生產、鞏固專業知識，是發展職業教育的必然趨勢。然而，一些企業和職業學校打著實習的名義，以學生充當常規勞動力，甚至從中賺取人頭費、中介費的行為，不僅是現代職業教育的一大病征，也是今天資本橫行中國的一個新現象，這必將引起更大的社會問題。針對富士康等跨國大企業濫用學生勞動力這一問題，調研組呼吁有關部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并且采取相應的措施制止這一行為。基于前文對問題的引述和分析，調研組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富士康應立即停止濫用學生勞動力的行為
    作為電子代工業的巨頭，富士康從來不缺乏的就是來自各大跨國電子品牌的訂單。在訂單大而多，客戶下單急，生產任務靈活的情況下，學生工成為了企業應付生產旺季而無須支付額外代價的最佳選擇。而在使用這些學生勞動力的同時，富士康也沒有為這些未來的職業技術人才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能鍛煉，而是簡單隨機地把他們分配到不同的生產流水線上，重復簡單而枯燥的動作。不僅如此，富士康也沒有為這些常規勞動力購買任何社會保險，使他們處于毫無保障甚至是存在著安全隱患的工作環境中。
調研組呼吁，富士康應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立即停止濫用學生工。調研組建議，富士康在接收職業學校學生實習時候，應遵守國家有關規定，本著雙方自愿原則，提供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理論學習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并且為實習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相關職能部門應規范學生實習相關制度與法規，規范企業使用實習生的行為　
    相關職能部門應該加強對使用實習生企業的監管：
   （1）清查并禁止企業以實習之名，迫使學生行打工之實，利用廉價勞動力，為企業增加利潤的行為；
   （2）監督企業執行“實習生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不得加班，上夜班”的法規；
   （3）監督企業認真落實《實習見習條例》，包括提供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和恰當的指導；
   （4）監督企業給實習生提供安全的實習環境以及基本保障。
    相關職能部門也應該加強監管職業學校的實習管理：
    （1）對借實習牟取中介費、交通費、報名費等的學校予以嚴懲；
    （2）監督學校落實學生實習責任險；
    （3）督促實習老師完成對學生進行保護、指導和教育的職責；
    （4）加強學生法律意識、自我保護意識；
    （5）應對實習時間長短進行細化的規定，以防止不法企業或學校盤剝學生從中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