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　，清明快到了。　　

清明時節，追懷逝者，總是件讓人黯然神傷的事。這追懷里，應當有著對亡人的尊重，更應該有對奮斗犧牲者的致敬與緬懷。否則，“人都死了，再說這些個又有什么用呢？”必然表現為一種虛無，也讓生者感到生既然苦痛，那在這塵世里走上一遭就是多余的了。失卻了理想主義，沒有了信念，還要清明干什么呢？　　

發上述議論，其實是針對文后所附的這篇文章。本想直接就抄在這兒，又恐涉“文抄公”嫌；故而，也就放在文末了。1947年1月12日，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中共預備黨員劉胡蘭同志，躺在敵人的鍘刀上英勇就義。今年元月12日，有個叫“黑星人”的人寫了一篇文章，叫《反思劉胡蘭之死》，發在他個人的博客及一些網站及論壇上。這位先生認為，劉未滿15歲就參加了革命，故而是不“人道”的。在他看來，人民的反抗和犧牲都是“不人道”的，劉胡蘭是生的卑賤，死的不值，而且死的很“可怕”。當時看了，心里就頗有些看法；遂在文后留言，說如果近期有時間，會抽空寫篇文章對這篇文章進行回應。但這之后，一直忙于瑣務，未顧得上寫。好不容易捱到清明時節，有了小長假，到了緬懷先烈的時候，也想起了當初在這篇文章后的留言，便想說上兩句。　　

從“黑星人”的立意來看，他認為戰爭是件殘酷的事情，不能讓未成年的孩子參與其間；造成劉胡蘭的犧牲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的確，在一個人道的社會里，生存著、學習著、生活著、工作著是很簡單的事情。只要劉胡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劉自會跟著常人一樣，斷不會選擇革命，也更不會犧牲她那年輕的生命。　　

但是，這個作者有意回避了一種現實，即劉當時生活所處的環境。在那個環境里，劉“從懂事起就缺少母愛，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那樣的社會是否“人道”，一直是作者拒絕回答的問題。那時山西文水縣的老百姓過得是些什么日子呢？可能不僅僅是這一個劉胡蘭吧，大家伙的日子恐怕也都是“吃不飽、穿不暖”吧！“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活著，這種最起碼的人道，是當時老百姓的奢求。在這樣一種處境下，你要劉胡蘭怎么辦，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難道就是劉天生的宿命！她為什么會“缺少母愛，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難道是因為她是天生的賤種，她天生就該過這樣的生活嗎？她難道就沒有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權力嗎？　　

不，不是。是制度，是當時那個社會太黑暗了，是對人的壓迫剝削太重了！而且，如果窮人不起來革命，那么這種現狀必然還將維系下去！因此，在黨的幫助下，劉胡蘭認識到了真理，認識到了窮人改變現實，追求幸福的途徑，那就是革命。因此，她的選擇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而這位作者將人民反抗暴政，追求幸福的奮斗這種天賦人權誣為“不人道”，將對青年傳授革命真理污為“洗腦”；那么，人民還有沒有活路，這樣黑暗的社會還要不要來改變和革命！　　

這位仁兄說：“我想說：在劉十幾年生涯中，她從沒去過縣城，山西太原、上海和北平，這些大城市可能她聽都沒聽說過。她說：‘就是給我一個金人也不自白。’她不知道這世間金人能換什么？如果讓她來一回上海，讀上幾年書，再回老家……”。其實就在當時，地主老財們把子弟送到這些個大城市里受教育的也絕非少數，當然這種待遇，又豈能是象劉這樣的貧家女子所能奢望的？（這里姑且不論，當時就是這些個富家子弟中也有不少人不滿這種黑暗現狀而選擇了革命。）請“黑星人”想想，劉的犧牲是為什么，難道她不想追求到太原、到上海這些個大城市去讀書、去生活嗎？難道她就不想過一個所謂真正符合“人道”的這樣一個起碼的人的生活嗎？而且，難道那種不勞而獲、錦衣玉食的地主小姐、少奶奶般的生活就是這位作者覺得天然合理的生活嗎？但這一切，那個時代給了她了嗎，她有的選嗎？劉胡蘭恰恰恰是為著能讓天下所有勞苦大眾都能過上這個“黑星人”所描述下的美好生活，而不惜用自己年輕的生命來悍衛了自已的理想。這種精神，恰恰體現了中華民族舍生取義的偉大人文內涵。　　

在一個不把人當人的年代里，如果連革命者的犧牲和反抗都無法得到某些高唱“人道”的衛道士們認同的話，那么，他們所謂的“人道”又是什么樣子呢？慘無“人道”的匪徒，連未滿15歲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又怎么能是這位作者所說的“無情！無情不是舉鍘刀者的無情。”呢！這里面，又哪有半腥“人道”的味道呢？因此，我只能從該文中得出一種結論，那就是這位先生大概是覺得現在山西還是崗村寧次、閻錫山一類的人統治比較符合他的那個“人性”觀吧；否則，就不會對一個革命青年的英靈潑臟水。因為，被凌辱與被損害者的反抗如果不能得到些許同情，那就只能得出一個維持現狀天然合理的答案。然而，他們怎么就不想想，這樣牛馬不如的生活里，又哪里有什么“人道”呢？　　

這位作者的論述，讓我想起了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則非常有名的故事。晉惠帝司馬衷在接到臣下天下正鬧災荒，老百姓沒飯吃，到處都餓死了人的匯報后，居然指示說： “沒有飯吃，他們為什么不吃肉粥呢？”災民們連飯都吃不上，哪里來的肉粥吃呢？這位作者的態度倒與這個晉惠帝頗有幾分神似。這讓我看到了當今部分歷史研究者們在百姓真實處遇面前的一種有意回避，這種刻意的回避，必然帶來的是與人民歷史觀的“隔膜”。這種隔膜，不知是一種對歷史的無知，還是一種惡意的遺忘。因為，在這些個人所謂“人道”的旗號下，必然會讓貧農們的反抗成為一種虛無，甚至成為他們眼中“暴民”的一種游戲！那么，如果不能給貧民以希望，那么我們的“人道”到底又能給誰呢？那種溫文爾雅的“關懷”，除了虛偽，還是虛偽。因此，讓人民選擇反抗壓迫，與“人道”之類的話語其實是個南轅北轍的話題。而且，類似這樣的言論，現在卻打著所謂“人性”、“人道主義”、“反抗極權”、“反抗愚昧、野蠻和專制”的旗號大行其道，讓人不禁悲從中來。那么，這樣貌似合理的“人道” 觀企圖將我們的思維引向何方呢？除了帶來了思維的混亂和邏輯的本末倒置外，又能有些什么？　　

還有，這位作者說：“戰爭是殘酷的，讓一個小孩卷入戰爭，在槍林彈雨中做小密探，不斷為黨遞送情報，做大人才能做的事，這不是劉愛國之心大放送，這是組織上不人道、不厚道的行為表現。……對于那些沒有生活經驗的少男少女們，被培養成最堅定的小革命分子，我個人覺得那是一種人性犯罪”。大約這位作者看來，“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之類的話語都是“人性犯罪”了？類似“小兵張嘎”、“王二小”之類的人物都是“組織上不人道、不厚道行為表現”的結果了？那么，在這樣的年月里，這些個“小孩子”們該干什么去？等著日本人、閻錫山來奴役他們嗎？等著如姜文電影《鬼子來了》里面被吹著日本軍歌的鬼子們給干掉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由，才是最大的“人道”啊！　　

這位先生的言論，更讓我覺得為我們的下一代輸送革命真理的必要。“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一個沒有精神的民族，一定會產生敗類，一定會在侵略與壓迫面前腆顏臣事，一定會為背叛與無恥籠罩上“人道”、“做人要厚道”的面紗！要是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怕是有一天，崗村寧次、閻錫山們真的又回來了，不說大人，就連孩子們也覺得暫時做穩了奴隸是一件比較安逸的事情；那么接下來，必然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 　　

我們不能奢求社會的每一員都為著理想而獻身，但我們至少不能輕慢和藐視先行者的獻身。這不是背不背叛的問題，我們也沒有權利要求所有人都對烈士們充滿敬意；而且，其實革命者的追求，并非是一種交易，而是一種不求回報的殉道（“就是給我一個金人也不自白。”、“若怕死就不當共產黨了！”）；是一種“以天下人為念，為天下人謀永福”的博大胸懷。因此，這個“黑星人”你要記著，就是你今天發抒這樣言論的權利和自由，其實正是象劉胡蘭們這樣的烈士，用生命給你換來的。　　

泰戈爾說：“讓生者有不朽的愛，讓死者有不朽的名！”，在劉胡蘭同志的英靈面前，讓我們每一個茍活者都感到了羞愧和良心不安。　　

以上就是我對這位“黑星人”先生的回應。　　

附：　　

反思劉胡蘭之死　　

黑 星 人　　

今天是2011年1月12日，1947年1月12日，這一天，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中共預備黨員、村婦救會秘書、區婦救會干事、未滿15歲的劉胡蘭同志，躺在鍘刀上，英勇就義。劉胡蘭死后，毛澤東聞此而沉痛落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做出決定，追認劉胡蘭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鄧小平后來也題詞：“劉胡蘭的高貴品質，她的精神面貌，永遠是中國青年和少年學習的榜樣。”1994年，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山西視察工作時也欣然在劉胡蘭紀念館題詞：“發揚胡蘭精神，獻身四化大業。”　　

未滿15歲的劉胡蘭，從容就義，就義前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悲壯乎！感人乎！遠在我讀小學，語文課本上就有關于劉胡蘭的故事，那時，聽老師講課，聲色俱厲地說國民黨軍隊很殘酷，連一個不滿15歲的女孩都不放過，要舉起屠刀。看看！國民黨統治有多黑暗和專制。那時，我大義大憤填小膺，暗下決定，學習劉胡蘭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長大做個把生命獻給黨的好男兒。　　

如今，幾十年歲月一晃蒼茫過去，黯然步入50門坎的我，逢劉胡蘭祭日，有感要發。　　

劉胡蘭之死，應該說是死于她對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追求。她始終認為，既然入了黨，成了黨的一員（雖然是預備黨員），那么把生命和生命的一切都交給黨組織，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無尚光榮的人生選擇。故，她要說：“就是給我一個金人也不自白。” 又故，在刑場上，她大喊：“若怕死就不當共產黨了。”　　

無情！無情不是舉鍘刀者的無情。根據現有出版的資料介紹，劉胡蘭于1932年10月8日出生，四歲時，母親早亡。由于子妹多（共5個）和家境貧困，劉胡蘭沒讀過書，雖然上過一回冬學，但由于連年戰亂，冬學開辦不久就停辦了。劉胡蘭能夠認字、寫字，是由繼母利用在家紡線機會，用家里蓋面缸的石蓋片做石板，用石灰塊在上面寫，劉胡蘭才知道一些漢字怎么讀和怎么寫。　　

對于一個僅識一些漢字的小女孩，組織上居然一眼看上她，對她不斷灌輸革命就是造反的真理。由此，劉從小就比同齡女孩懂事，知道“哪里的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大道理。這里，劉從小就比同齡女孩懂事，與她幼時喪母有關。幼時喪母，讓她從懂事起就缺少母愛，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她想讀書，沒條件。黨對她說：“窮人要過上好日子，只有起來造反。哪天造反成功了，就有好飯吃、好衣服穿、好位子（崗位）坐、好日子過。”　　

1945年，地區黨組織舉辦“婦女干部訓練班”，因為爭取不到更多的婦女前來，只能把13歲的劉當婦女招納進來，參加培訓（培訓課程是封閉式的，如同現在的傳銷洗腦）。經過一個多月洗腦后，劉回村被組織委任村婦女救國會秘書。翌年5月，劉又被調任第五區“抗聯”婦女干事；同年6月，組織吸收她為中共預備黨員，并再次被調回云周西村，負責領導當地農民造反運動。其時，劉還未滿14歲，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型之時，卻已被組織塑造成一個堅定馬克思主義理論信仰的忠實信徒。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信仰偉大與光芒之處，還是它讓一個還不韻人生真諦、沒文化的農村女孩淪為忠實信徒的可悲表現？　　

資料說：1942年，劉胡蘭（未滿10歲）當上了兒童團長，經常和小伙伴們站崗、放哨，掩護抗日干部出行。這年夏天，劉胡蘭和敵工站的劉站長，趁敵人據點唱戲的機會，偵察敵情，順利完成任務。1944年夏天，組織上決定除掉漢奸劉子仁，劉知道后，每天注意劉子仁行蹤。終于有回看見了，馬上報告區干部，武工迅速上門處決了此漢奸。資料說：劉胡蘭從小就懷有一顆愛國之心。我的媽呀！戰爭是殘酷的，讓一個小孩卷入戰爭，在槍林彈雨中做小密探，不斷為黨遞送情報，做大人才能做的事，這不是劉愛國之心大放送，這是組織上不人道、不厚道的行為表現。　　

我們說：戰爭，讓兒童遠離；而不是說：戰爭，利用兒童賭一把。“英勇就義”，這頂榮譽應該遠離普天下少男少女們。國共內戰，實為兩黨為權力之爭而戰，都想做一國之君主，行一黨治天下。所謂階級壓迫，從來就有；所謂富與窮，今生今世沒被消滅過。而劉面對死亡，能夠表現比大人還從容和坦然，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關于“生的偉大”，我想說：在劉十幾年生涯中，她從沒去過縣城，山西太原、上海和北平，這些大城市可能她聽都沒聽說過。她說：“就是給我一個金人也不自白。”她不知道這世間金人能換什么？如果讓她來一回上海，讀上幾年書，再回老家，她肯定會覺得，比死更偉大的是生。因為生命是最高貴的東西，更何況，它不應該成為兩黨之爭的犧牲品。　　

關于“死的光榮”，我想說：死是誰的光榮？記得孫中山曾一語道破這“光榮”屬于誰：“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后之勝利終歸于最后之努力者。” 這時代，“光榮”早已演繹成一種專利，它只屬于艱貞時代打天下的革命者及那些革命者的后代所擁有，不努力者豈能分享？　　

最后，我想說：古人有“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之說，對于那些沒有生活經驗的少男少女們，被培養成最堅定的小革命分子，我個人覺得那是一種人性犯罪，它不應該值得后人們頌揚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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