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的新研究：安源──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

昨天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來給報告，解釋她即將出版的新書《安源──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一開始，她先提出了一個學術范式的轉型。費正清當年研究中國，把中國革命看成是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一部分，但隨著上世紀90年代蘇聯的垮臺，中國共產黨反倒更加茁壯成長起來。因此，Perry Anderson就提出，上世紀主導世界共產主義的是蘇聯，而本世紀主導社會主義的是中國共產黨了。于是裴就提問了，CCP為何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呢？她的答案是毛澤東把蘇俄模式本土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靈活性被繼承下來了，她甚至編了本書，題目就叫：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毛那雙看不見的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

她接著問，毛如何能感召這么多中國人跟隨他鬧革命呢？甚至在他權力還未穩之前？她認為，這是因為毛及其同事吧蘇俄模式和蘇式意識形態充分本土化，變得讓中國人能夠接受。 于是她提出兩個概念“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換）”和“Cultural Patronage (文化操控）”──這兩個譯文是我根據她對概念的描述翻譯的，不是字面翻譯。 接著，她就從安源工人罷工開始具體講這兩個概念

安源在江西省境內，離湖南省很近，1920年代初是個不錯的煤礦，工人大多是湖南人。最初去那里發動工人革命的是毛澤東的同鄉李立三。李出身鄉紳家庭，還去過法國留學，他跟毛澤東關系不錯，毛當時是長沙共產黨支部的頭，就派李去安源。李家里長輩跟安源的老板關系也不錯。他就組織起工人來搞搞活動什么的。他采取的是借用傳統文化資源和秘密社會的儀式，把革命思想夾雜在里面灌輸給工人。比如找幾個武師來舞獅，舞完了宣傳一番：“我師傅是從很遠地方來的，姓馬，是個大胡子老公公”。迎神賽會的時候，則供上馬克思頭像當神主。1922年鬧罷工的時候，提出的口號這是“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訴諸最普通的個人尊嚴，為幫助窮兄弟，而不是階級斗爭。罷工開始前的宣誓儀式，也是模仿三合會的秘密會社。

無疑，1922年的非暴力罷工是相當成功的，工人的條件礦主基本答應了，而且也無人傷亡。罷工后沒幾天，毛就接著派來了劉少奇，劉當時剛從蘇聯留學回來，試圖在安源大刀闊斧復制蘇聯模式，甚至把工人活動室也從一幢很普通的青瓦平房，改建成了兩層的紅磚樓──裴說是模仿蘇式建筑。劉對李立三當初沒好好教工人馬列主義而經常訴諸傳統文化元素很惱火。他把功夫主要花在安源工人學校上了，培養了一大批工人黨員骨干，當時安源共產黨人的集中程度，甚至讓此地有了“小莫斯科”的稱號。

后來到了1950年代中，劉少奇正式成了毛的接班人，他就代替了李立三成為1922年安源工人罷工的領導人。1962年，電影《燎原》就專門講劉少奇怎么在安源發動罷工和革命的。有趣的是，該電影第一個鏡頭就是劉少奇穿著藍布長衫，夾著一把油紙傘，走在安源山間的鏡頭。──熟悉吧。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燎原》也不意外地被批成了大毒草。但安源罷工總得有人領導吧。于是1967年，年輕畫家劉春華就畫了那副家喻戶曉的《毛主席去安源》，這副畫深得江青贊賞，于是在幾年內復制了無數份，并以各種媒介翻印（如郵票、繡像、瓷器等）。1968年，安源革命紀念館重修，這幅畫被隆重請去，整個開幕式就好像一種宗教儀式化，人民簇擁著這副畫游行，最后聚攏在一起宣誓。

1979年，文革結束后，這幅畫也同樣受到批評。葉淺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這幅畫模仿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畫，又有人考證說毛根本沒去過安源。后來作者收回了這幅畫，并且在1995年以250萬人民幣的高價拍賣。同時，《毛主席去安源》也成為各種現代藝術的解構對象，對其進行各種扭曲處理，成為最經常使用的政治波普原型。

最后，裴指出，毛已經成為半宗教式的人物。各地常常有供奉其肖像的民間信仰──溫州甚至造了個毛廟。擺著毛像的人家甚至多過有佛像的人家。甚至很多公共場合集體事件中，都會用毛像。

因此，裴得出結論：CCP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利用能力，而不是其運用蘇俄模式的能力。李立三早期在安源發動罷工，用的是“文化置換”的策略，也就是把人們熟悉的文化資源重新整合，摻入新的思想，來為共產黨的革命服務。建國以后，用的則是“文化操控”的策略，國家主動去操控文化，構建新的文化形象，并使之深入日常生活。因此，她認為目前共產黨的持久活力在于能從更深的文化儲備中汲取資源，而不是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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