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時應仗出群才，青年毛澤東等與1920年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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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天津革命青年，為了開展革命斗爭，研究馬克思主義，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理社。李大釗和周恩來建立了親密的聯系和誠摯的友誼。圖為覺悟社社員合影。前排右三是鄧穎超，后排右一是周恩來，右三是郭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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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標題：《青年毛澤東與1920年湖南自治運動——以其國際視界影響于政治理念為中心的討論》，作者：李 玉 剛)
作為時代見證者的鄭超麟還在1945年即斷言，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光榮的時代”和“革命的時代”，并稱能夠“認識這時代意義的人頗不多見”。[①]
后世在感嘆鄭氏自負的同時，卻也不能不膺服其獨步時人的敏銳。
的確，這個“看似尋常實奇崛”的1920年代，首先應被視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最近之淵藪。它不僅是中國國共兩大現代政黨新生與創始的嶄新時代，也是中國頗具現代意義的國民革命運動的發祥時代。同樣，有關現代中國革命運動之（各政黨內部，各政黨之間、知識界和一般國民與各政黨之間）意識形態與實際運作等方面的思想歧見、政治矛盾、階級爭斗、乃至國共兩黨貌合神離的合作與水火不容的戰爭，也同樣大都可在這個時代里找到其或隱或顯的源頭。特別是，無產階級首次以獨立階級登上中國政治舞臺，始與昔日執革命之牛耳的資產階級分庭抗禮，為未來中國革命運動領導權而爭持稱雄。
與此相伴隨，中國現代革命的一代新型領袖人物，如中共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國民黨之“新”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等要角，亦紛紛以狂飚突起般的姿態登臨中國政治舞臺，逐步拓展其領引時代之風騷、開創歷史之新局的卓著功業。
嚴格說來，毛澤東正是通過革命的1920年代始而步入中國政壇與革命運動中心的風云人物。
此間，毛以一時代青年角色，在歷經1919年五四運動（26歲）、1920年湖南自治運動（27歲）、1921年中共創建（28歲）、1922－1924年國共合作醞釀（29－31歲）、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34歲）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鍛煉洗磨之后，于 1927年秋獨膽進入井岡山“落寇”，以傳統的中國政治智慧（形式）開始了以武裝斗爭、土地革命、農村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為中心的嶄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內容），并由此日益走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路。引起筆者研究興味的問題則在于，青年毛澤東何以能夠獨步時人卓卓然如此，而其他同樣卓卓然的中共精英未能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日后以偉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領袖群倫的時代偉人毛澤東，當是青年毛澤東的邏輯發展結果；而當年尚稱幼稚、思想龐雜、政張無定的青年毛澤東，則是后來之超撥偉岸毛澤東的政治生理胚胎。易言之，理解認識日后之偉人毛澤東，須返觀偵知前此之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研究曾長期是中共黨史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中心與熱點。迄于目前，中外學界對于“青年毛澤東”[②]的總體研究已有不少頗具學術價值的喜人之作，其中毛與1920年湖南自治運動諸問題之專論亦時有所見，[③]然專門直接從其國際視界來探討此一政治理念與實踐活動之因緣者,一時尚付厥如。本文將特別選取如下兩個研究視角：一是毛當時所由接受之西學管道及國際知識素養，以及由此所構成的認識中國問題的特殊國際視界；一是置問題于1920年代“鏟除列強”與“打倒軍閥”這一總背景之下，考察毛如何以第一次大戰為參照評判列強，并借鏡美國“門羅主義”歷史經驗以宣傳推動湖南自治運動。
一、艱難的生長背景與有限的世界知識
在中國步履蹣跚的近代化日程表上，一如西方及世界其他國家之歷程，能夠排在最前端的地域，也同樣都是那些沿海地方或通都大邑。19世紀末葉毛澤東降世的韶山，實在不過只是一個地處中國內陸的湘省小縣中的小山沖，可見生當上兩世紀之交的毛也僅僅為一閉塞鄉間之幼童。據官方的權威考訂，至1902年春，時年9歲的毛始入韶山南岸私塾發蒙。[④]揆之常情，那時的他恐怕不僅于世界地理與民族國家概念一無所知，即山沖外面縣城、省城和中國情事也未必能夠有知幾多。
毛澤東之最早知道西方及西方世界之一般，顯已無從作任何學術查考了。但是，他少年時代可憐而有限的困頓讀書經歷，或可提供一些與此相關的消息：1907-1908年間，他在鄉下借讀到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一書，“當時非常喜歡讀這本書”，甚至在一度綴學后使之再次激起了復學求知的欲望。鄭氏這本以紹介西方各國政情富國強兵的醒世名著，至少使他最早接觸到了歐洲及西方世界的情況。[⑤]直到1910年秋，17歲的毛才首次離開出生地的小山沖，來到50里以外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讀書。這里的一位有留日經歷的青年教師（他和同學戲稱之為“假洋鬼子”），使他第一次知道東瀛鄰國日本，并感知到“日本的美”與“驕傲和強大”。而在這個學堂的外國歷史地理課上，他才第一次通過一篇課文知道世界上還有個美國以及偉大的美國革命。[⑥]1911年間，年屆18歲的毛因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使自己的足跡翩翩越至湘省省會的長沙。在這個較之湘鄉縣城更大的省城里——尤為重要的是，它不僅武昌首義的第個一響應者，還特別是晚清維新思想與革命風潮之重鎮所在——他親身經歷了那場易鼎改元的辛亥革命，并在革命風潮鼓動下演出了一段短暫的投筆從戎之故事。[⑦]1912年秋，即將年滿19周歲的毛為再次復學而棄甲自修，“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很多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至此，他才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里第一次看到一張世界地圖，并開始對世界問題產生興趣。[⑧]
由上述則可想見毛澤東早年所受教育狀況與世界知識之一般。出自湖南鄉間布衣之家的毛，不惟少時啟蒙教育為時較晚，即所能讀到之書也很是有限，但他的求知欲望與刻苦精神卻還是不能不讓人感到有些吃驚。許多史料表明，從韶山塾館（9歲）到湘鄉東山學堂（17歲），從湘鄉駐省中學（18歲）再到長沙一師（21歲），除了直接源自于講堂授業所得以外，毛主要是靠著借讀書報及勤勉自修來豐富內心世界并認識外部世界的。就讀書及教育情況而言，雖然中外許多偉大人物都有其不同的生長背景，但象毛這樣的情況仍不能不說是倍償艱辛與困頓。也許，這就是那句“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古訓之真諦罷。但是，在自1914年2月（21歲）到1918年6月（25歲）就讀于湖南一師這四年多（還應包括前此已到長沙的幾年），青年毛澤東如饑似渴的知識欲求與深造熱望，在客觀條件與現實境遇方面可說得到了相當之改觀與滿足。一個人的讀書條件或教育狀況與最初的現實生存空間，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制約其思想與實踐之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國內和國際許多問題的觀察和認識，在知識儲備與思想訓練上已然較前發生了可謂革命性的飛躍與進步。毛后來曾不無感慨地回憶說：“我在這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經歷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最早的社會經驗也是在這里取得的。”[⑨]
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這段時間，同樣也是青年毛澤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掌握世界史地知識，廣泛閱讀西方著名社會科學著作，即其真正“開眼看世界”并較系統地接受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啟蒙的重要時期。“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斯·密勒的—部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于法律的書。我在認真學習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的同時，也穿插閱讀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⑩]僅從他這種籠統的回憶中，即可粗觀其閱讀涉獵之精深與廣博。可以想見，這里所開列上述書目，恐怕并非其當時接觸到的全部西方歷史文化讀物。因為作為20多年以后的簡略追憶，特別慮及其時僅系對采訪者斯諾的回顧性紹介，怕只概括性地舉其犖犖大者就足以說明問題的。即使單純就上述嚴譯為主的西學書目而言，它們也能足夠一般代表18、19世紀歐洲政治社會學說方面的名著了。無庸置疑，較之前此所讀的《四書》及《御批通鑒輯覽》等中國傳統經典，這些西方經典中所傳達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觀念，對年輕的毛來說自是一次空前的思想游歷，因之不能不具有別開生面的啟蒙作用與震撼性的影響。如，讀罷斯賓塞的名著《群學肄言》（今譯《社會學原理》），毛“乃撫卷嘆曰，為學之道在是矣！蓋是書名《群學肄言》，其實不限于群學，作百科之肄言觀可也。”[11]心喜之情，躍然紙上。
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青年毛澤東幸運地遇到了一些賞識他的師友。給他影響最深的當首推倫理學教師楊昌濟。楊氏先后在日本和英國留學10年之久，與當年一般競學法政、實業、軍事等科的留學生不同，他在外國潛心研究的則是教育和哲學。毛認為楊昌濟是一個對倫理有強烈信仰且道德高尚的人，嘗鼓勵弟子立志做一個有益社會正大光明之人。同樣楊昌濟也十分賞識毛，以其“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2]如果說當年東山學堂那位留日的“假洋鬼子”先生，曾使毛最初認識了日本之一般的話；那末，留學東西兩洋、會通中西學術的楊先生，則讓他更多認識了歐洲及西方世界。另一位與之關系十分密切、且誼兼師友的教師黎錦熙，也曾在學業進取與思想拓展方面給毛以很大影響。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說：“聞黎君邵西好學，乃往詢之，其言若合，而條理加詳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備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蓋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13]這里毛對黎氏的如此高評與誠服心態，因為此乃私函性質而尤顯發乎本真，表達深切而可供征信。此外，彼時與毛過從甚密者，還有一師先生輩中之徐特立、方維夏，以及同學蔡和森、何叔衡、陳昌、羅學贊、張昆弟等。自不待言，毛的這些師友都是品類超群、志存高遠而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熱血之士，彼此之間既有真摯的濃厚情感，也有良好的思想激勵。因此，他們最早在一起組織了在當時頗具影響的新民學會，中共成立后又相率成為湘省最早一批黨員精英。
具體說來，此間楊昌濟對毛的思想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在對現存政治問題的觀察與認識上，毛開始逐漸改變了昔往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們以濟世為尚的看法，評人論世也更加注重從“本源”根據與“教化”功能著眼。楊氏一向推崇兼具“中興名臣”“一代儒宗”之盛名的曾國藩，盛贊曾氏之鼓吹程朱理學與強調倫理道德修養，認為曾氏的成功則在其能夠抓住“大本大源”。受此觀點直接影響，毛在一封寫給黎錦熙的信中明確提出：“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樹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日無學，故基礎不厚，時虞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而完滿無缺，使以令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14]在他看來，中國社會組織極復雜，民智污塞，開通為難。如欲發動革新，當首先鼓動天下人心，而非僅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中國一切變法與革新，只是從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枝節入手，“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于敗亡哉？”因此，他提出首先應當革命人心與夫思想：“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噎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15] 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者，實即主張“思想革命”之謂也。顯然，在一方面，其“大本大源”說，明顯有著自程朱到曾氏到楊昌濟一路下來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其“思想革命”論，又分明暗合于與陳獨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以啟蒙救世一脈相承的當世之務。
其二、在接受康德唯心主義二元論思想問題上，毛也深刻地受到楊昌濟攀授附會冶程朱與康德中西哲學思想之于一爐的影響，明白提出并張揚其所謂“精神個人主義”之說。1917至1918年，在楊昌濟授課所用之《倫理學原理》課本上，毛用蠅頭小楷寫下萬余言的批語，記載了他對倫理現、人生觀、歷史觀和宇宙觀的各種見解，其中許多地方聯系到古今中外諸家的哲學思想，以及五四運動前夜的國事與思潮，每每顯示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改革社會的愿望。也許，前此讀過的《世界英杰傳》之思索余緒，剛好與此際所思考的“大本大源”問題一拍即合，我們不僅看到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之分別法，[16]也看到了英雄創世唯心史觀的幽靈已然呼之即出：“豪杰之士發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成其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排除之。”[17]其實，還在1915年，毛就在蕭子升的信中大談特談過這一問題：“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后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于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18]可見這在他已是固有的思想認識了。然而，在這些紛亂蕪雜的思想筆記中，也同樣讓人他感到從世界視角思考國內問題實證主義輝光。在寫了“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一句之后，他緊接著寫道：“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19]又如在闡述帶有佛家觀點的“生天成毀”之后，他這樣寫道：“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推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20]青年毛澤東還將自己的上述認識謂之為“精神的個人主義”，[21]并希望以此作為救國時務之主張。
由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在省城長沙耳聞目睹所帶來的眼界日益開闊，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經歷與觀念世界也變得日益駁雜起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毛帶著對拿破侖、彼得大帝和華盛頓、林肯們的偉大開創性事業的向慕，尤其以其唯心主義英雄史觀與“精神的個人主義”為向導，開始了對他一時尚難認識與把握的中國及世界問題的觀察與解釋。除了風極一時的英國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學說以外，德國近代哲學尤其是倫理學，也為毛澤東從理性王國尋找救國的政治主張提供了思想武器。有論者就此評論說，由于在哲學上從孔孟程朱陸王，到顏習齋、顧炎武、王船山、康有為、粱啟超、譚嗣同，現在又如上了康德、叔本華、泡爾生（引者所加），以及陳獨秀、李大創，甚至還有佛學的東西，便使他當時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龐雜的混合物。[22]
不知疲倦地徜徉周旋于種種歐美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學說之間，則是青年毛澤東思維訓練與思想歷程一大明顯特征。一如他后來回憶時所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23] 這種經歷剛好為他更充分地認識中外世界，并日益拓展其國際視界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歷煉與精神焠火。
二、美國情愫與仇日心態
相當可征之史料顯示，在環列于晚清與民初中國的西方列強中，青年毛澤東似乎對美國及其種種有著更多關注與興趣。[24]中美兩國交通之始原也在早，然其真正進入一般國人的感知與理性視界并不為早。問題則恰恰在于，至少在1840－1919年間，同樣作為近代以來曾經為害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在國人眼中美國似乎不若英、法、俄、日諸帝國主義國家那樣惡聲昭彰。這主要是因為，雖然它也曾伙同其他西方列強一道掠奪中國權益，對中國人民之巧取豪奪與傷天害理并不少見；然而，它畢竟沒有過對中國的單獨大舉出兵，沒有以軍事戰爭為形式的直接侵略，也沒有過對中國領土的直接占領與變相割奪。在關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掠問題上，中國知識界和多數國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均持此一觀點，學界稱之“美國特殊論”。[25]
眾所周知，毛澤東第一次親自接觸并有著深入交流的美國人，是1936年只身深入延安訪問的普通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時的他已經步入43歲的中年期，并成為了日臻成熟的中共之實際領袖。在這一意義深遠的偉大歷史際會中，毛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年輕的斯諾詳細講述了自己早年的經歷和后來的奮斗史。毛對斯諾說，“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聽了美國這個國家。”甚至還清楚記得文中的句子：“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獲得勝利，并建立了他的國家”。讓當時的斯諾和今天的我們同樣大為驚奇的是，毛在經過26年之后竟能對當年的課文有著如是深刻而準確之記憶。他又補充說，還是在這所東山小學堂求學間，“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傳》的書里，我也讀到了拿破侖、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拉斯頓、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林肯。”[26]
據毛的早年摯友蕭三記述，尚在少年的毛就十分羨慕美國獨立戰爭的偉大氣魄和革命精神，嘗主張通過學習師法美國革命，使“積弱不振”的中國一變而“富強獨立”。在美國歷代英雄豪杰譜中，最讓他欽仰的則是華盛頓和林肯兩大總統。讀了華盛頓率領人民歷經八年奮戰驅除英國殖民統治者的事跡后，毛特別激賞華氏的“苦戰”與“奮斗”品格，表示“中國也需要這樣的巨人！”在日后與“同學少年”的交談中，每每以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相砥勵，一再聲言：“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中國的未來革命“也要準備長期奮斗。”[27]再到后來，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特別以華盛頓“后園斫木”[28]的故事為例，認為青少年時代應當努力于德、智、體各方面的學習和修養，以華盛頓偉大精神與操守自勵，磨煉身心，救世救國。[29]
在他初步知曉了美國和西方世界概況的同時，另一細事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毛于此間從《湘漢新聞》[30]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一詞，并開始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興趣。按他自己的說法，那時主要是讀了江亢虎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小冊子，記得還曾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學討論這一問題，可是只有一位同學回信表示贊同。[31]遺憾毛當時并未說明，那時的他是否知道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分野，以及他開始產生興趣的所謂社會主義思潮正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而開始進入他視界的這個美國則剛好就是資本主義之典型一例。不過，這樣兩種“新生事物”，卻從此一直生根般地留在他的腦中，甚至于相伴一生而縈懷不去。一如我們今日已然確知的歷史事實——青年毛澤東并未就此開始信仰起所謂社會主義思想來。真實的情況恐怕應該是，同當時的許多時代青年一樣，他一時還搞不清楚這一社會主義思潮或學說之各種派別與真諦呢。
別具研究意趣的青年毛澤東之美國情愫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年后竟相當惹眼地凸現于我們之目前。1916年夏，時年23歲毛澤東在致友人的一通長函中，平生第一次對大洋彼岸的美國內政外交諸問題直接給予了少有的關注與評論。除了美國在大戰中的動向，正在上演的總統競選等問題而外，基于彼時輿界一時傳聞的所謂“日美之戰”之說，他竟大膽提出了中美兩國聯合抗擊日本之暢想。自然，這是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存世文字中毛澤東首次直接而正面評說美國問題，也是他最早聯美主張的私言表達。
早在一年多前，由于日本政府強迫世凱北京政府接受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國內反日聲浪驟起；待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修正案之后，國中罵袁之聲不絕如縷。毛曾為此而題詩曰：“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32]是年7月間，日俄又私相訂立密約，企圖分掠中國滿蒙。事為《大公報》所披露，國際國內輿論頓時又是一片大嘩。根據這一復雜的列強重點單位與國際背景，毛分析認為，雖輿傳有大隈重信內閣發生動搖之說，然日本政府不論何人執政，其對我之覬覦侵略政策都不會稍有改易。因此，他在函中慨然出語，直抒憤懣之胸臆：“今所明布者猶輕，且其重要者，密之不令人見也。……思之思之，日本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駸駸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引按，指日本動向）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而保子孫，止有磨勵以待日本。”[33]
在談到美國總統威爾遜希望獲得下屆連任問題時，毛初步分析了威氏同他的兩位競爭對手身為大法官的休斯和曾經入主過白宮的羅斯福的情況。他認為，羅既已聲言退出競選，那么休又與威爾遜一樣以和平為主張，則后者“不妨連任”。在1912年的上屆總統競選中，威爾遜在一次競選演說中在突然被刺后，仍然堅持到演說結束才入院就醫。對于威氏當年這種勇敢豪壯之舉，毛私心十分贊賞，望他能夠一如既往，保持“雄奇邁往之氣”。毛還認為，美國雖未參加此次大戰，然并未放棄擴張兵備，“愚意非彼用武之時，歐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時，乃十年以后；其地，則太平洋耳。”易言之，他以為美國的戰略目標不在歐洲而在遠東。由此，則進一步寫道：“日美戰爭之說，傳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國興會稽之師，彼則仗同袍之義，吾攻其陸，彼攻其海。既服三島，東西兩大共和國親和接近，歡然為經濟實貨之獻酬，斯亦千載之大業已。”[34]年輕的毛澤東的這種暢想與設計，確實僅僅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一廂以美好蜃樓壓迫眼前黑暗的私愿，但也剛好表明了他在青年時代對美國所抱有的某種好感。此之何耶？蓋情結也！
其時，號以東瀛的蕞爾日本，是對老大中國侵掠最為積極而先鋒的新式帝國主義。國人仇日，義無反顧；睡獅不醒，空余浩嘆。作為真誠愛國者的毛澤東，自然希望每個中國人皆抱越王勾踐之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聯合“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的美國，同心戳力，海陸交攻，一舉實現“三千越甲吞吳”之夢。然而，時尚血氣的毛并不能真正了然的是，美國與長期積弱的中國并無“同袍之義，同澤之誼”，彼之“共和”，非我之“共和”也。因此，想美國這一新銳而精明的帝國主義“修我戈毛，與子同仇”，“修我戈毛，與子偕作”，實在是一件太太不可能之空望。現實遠較夢境殘酷，事實終究壓迫理想。不過須以說明的是，毛的寄望“東西兩大共和國親和接近，歡然為經濟實貨之獻酬”，確實不失為互惠互利、造福世界和平的“千載之大業”。只是，此際尚遠非其時也。
在1916年的美國大選中，毛澤東深寄厚望的威爾遜總統終于擊敗大法官休斯，從而二度入主白宮。1918年1月，意氣風發而剛愎自用的威爾遜，仿佛救世主般向他的美國選民和國際社會發表了的著名“十四條”和平聲明。聲稱：“解決武力之辦法在于縮減軍備”，“廢除秘密條約，締結公開和平”，并大言許以弱小民族之“自決權”。這個“十四條”可謂聳動一時，如期引來喝采一片。在中國，人咸以為德國戰敗即“公理戰勝強權”之一證，從此這句話成了人們的口頭禪。連當時思想界之偶像人物陳獨秀，也連續撰文稱威爾遜為“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35]北京更有不少青年學生激動得跑到美國使館，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的口號。[36]
可是，在美國主導下的一年之后巴黎和平會議上的列強分贓鬧劇，特別是中國所遭受到的空前屈辱，讓國人終于看清了威爾遜虛偽和平面具背后的真相。原來，當初威爾遜之轉而參加即將結束之大戰，戰略目標在于當德、俄、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遍體鱗傷之后，獲得戰后世界資源重組和瓜分之主動權，在遠東即是同日本爭奪更大的殖民利益。然而，美日爭奪非但沒有導致日美之戰，美國反而暗中幫助日本來攫奪中國。毛的所謂中美聯合攻日之寄望顯然已經落空，而他對美國的分析也僅僅對了一半――美國的下一步目標將是浩瀚而廣大的遠東太平洋地區。自然，一時陷入巨大失望的還有歡聲最烈的胡適之們，不失穩健的蔡元培們，激情澎湃的陳獨秀們，以及若毛澤東一樣的中國熱血青年們……
嚴格看清“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們朋友”，這是日益成熟之后的毛澤東之明敏過人之處；進而分清“誰是我們主要敵人，誰是我們的次要敵人”，則是老辣以后的毛澤東之智慧超人之處。革命運動和外交運作，無疑均須此種明智。
三、“湖南門羅主義”與湖南自治運動
“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的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于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當時我是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37]“我在這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經歷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最早的社會經驗也是在這里取得的。”[38]毛澤東作為歷史回顧時所講的這兩段話，似乎并未引起有關研究者的應有與足夠重視。它至少強調了兩點：一是明白無誤地直接點出了湖南自治運動與美國門羅主義的形神關聯；一是認為還在一師時代自己的政治思已經開始形成。而這兩個問題，又均與非同凡響的新民學會直接相聯系。
所謂“門羅主義”，是指1823年12月2日美國門羅總統在致國會咨文中所提出的以對外擴張為特征的外交政策。它公然明確宣稱：美國將不干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或它們之間的戰爭；美國承認并且不干涉歐洲列強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護國；歐洲列強不得再在南、北美洲開拓殖民地；歐洲任何列強控制或壓迫南、北美洲國家的任何企圖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為此，第一次同時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響亮口號。從杰斐遜總統執政開始起，美國就已進入領土大規模擴張時期。由于當時歐洲“神圣同盟”一直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而英國以此也企圖乘機向拉美地區再行擴張，這就不能同已經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及其擴張政策發生尖銳的利益沖突。顯而易見，“門羅主義”是美國與歐洲政治矛盾嚴重沖突的產物，其所謂“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本質上不過是“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的代名詞。毛澤東后來之依然向斯諾宣稱自己曾是門羅主義的“堅決擁護者”，既是緣于其時具體談話對象的關系，也是他青年時代思想經歷的客觀寫真。[39]
1920年湖南自治運動中輿論界“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口號的提出，特別是青年毛澤東關于“湖南共和國”方案的提出與鼓吹，主要當是在思想和精神上借鏡美國獨立革命以后自治主義思想及其經驗，用以反對北洋軍閥強勢集團把持下的北京中央政府，特別是以前者叫囂的所謂“武力統一”，也是為了抗衡某些地方軍閥在反對中央名義下侵奪、割據湖南的企圖，同時也堅決反對湘籍軍閥武夫的所謂“湘人治湘”。仔細檢索這一時期毛的言論，可以讓今人大有觸目驚心之感。在整個湖南自治運動期間，其鼓吹之烈，言論之多，情緒之急迫，理念之偏激，恐怕為歷史上任何時期之毛所卻未有。
自立志發憤銳意自新的新民學會成立以后，青年毛澤東及該會會員就十分關注個人出路與湖南建設問題。[40]還在湖南驅張運動中，毛便進一步想到了以自治建設湖南的問題。1920年3月，毛就草擬了一份簡易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大綱，寄給在京的黎錦熙請示意見。毛在致黎的信中說：“弟于吾湘將來究竟應該怎樣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國里面的一省，除非將來改變局勢，地位變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獨立創設的。又從中國現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該就從如先生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目前狀況的為善為惡，盡可置之不聞不問聽他們去自生自滅。這樣支支節節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就使坐定一個‘可以辦到’，論益處，是始終沒有多大數量的。——不過，這一回我們已經騎在老虎背上，連這一著‘次貨’——在中國現狀內實在是‘上貨’——都不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41] 4月間，毛為此赴上海征求陳獨秀意見，并在滬上連續發表題為《湖南人再進一步》、《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兩文。在后一文中，他寫道：“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筑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于湖南領域以內。”[42] 7月，回到長沙后，又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其中指出：“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43]在隨后發表的《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一文中，他援引長沙《大公報》主筆龍兼公的觀點，對于“湖南門羅主義”的含義作了解釋，即“我們用心干我們自己應干的事”；“我們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絕對不許別人干涉我們的事”。[44]
由上引可以看出，在毛的想望與設計里，就是要通過這次自治運動使湖南脫離中央而獨立，變成“湖南共和國”，即“變成美之‘州’或德之‘邦’”，使之“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易言之，美國式合眾國之“州治”與德國式聯邦制之“邦治”，即這些歐美資產階級共和國之經驗方案，正是刻下湖南自治運動追慕與效法鮮活榜樣。這是毛第一次在湖南豎起“門羅主義”大旗作湖南自治運動的明白宣示。有意思的是，上海《國民日報》在刊登毛的《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時，編者竟特別為之加了“主張湖南門羅主義”的醒目提要，一以洞窺毛等倡議者真意為自得，一以彰顯自家輿媒推波助瀾之力。9月5日，長沙《大公報》主筆龍兼公更在該報發表了題為《湖南“門羅主義”》的時評。為與遙相呼應，毛次日即撰寫發表《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極加響應。為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第一次喊了出“湖南共和國”口號那篇文字中，毛所謂之“全世界解放的民族”，當是指他認為已經獲得了民族解放與自由的這些歐美列強而言之，而既非此時已經發生了十月革命的蘇俄（蓋此時社會主義式的蘇俄尚未真正地進入其“行動”視界），亦非謂當時俄國偉大革命家列寧所謂正在爭取解放之中的世界被壓迫民族與夫人民。至于“圖與攜手”云云，主要應是一種私心效法心理的表明，即學習也，師法也。因為，這時的中國人已經普遍認識到了歐美列強并不會在行動上真正幫助和提攜中國，特別是在經過是在巴黎和會中國知識界之“威爾遜幻想”已經破滅之后。
青年毛澤東關于湖南自治運動思想的主要內容當有如下：
（一）廢督裁兵，驅逐軍閥。毛指出：“與湖南文明之創造力為對敵者，軍閥也”，正是由于軍閥割據混戰，給湖南人民造成嚴重的災難，“桂、粵窺其南，滇、黔窺其西，北洋派窺其北，岳陽淪為北派駐防者6年，長沙則屢踐湯、傅、張之馬蹄。誰實為之，可不哀乎!”因此，他認為湖南人不能僅僅滿足于“驅張”的勝利，“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也就是說要徹底廢除督軍制度，并將一切軍閥勢力趕出湖南，“永無再入湖南境內與湖南人對敵”，在湖南境內也要“廢除一切守備隊、鎮守使，暫保存正式有紀律之陸軍一師”，以維持地方秩序和抵抗外來強暴。如欲湖南“劃境自保”，就要爭取湖南人“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權”，改變“長被侵奪于益我則少損我則多的中央或鄰省”的狀況，“建設一個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這實際上就是要徹底廢除軍閥割據和軍閥統治。
(二)在湖南建設“民治”，實現湖南人完全自決自治。毛澤東主張，在廢除督軍，驅逐軍閥勢力后，必須建立民治政府，實現“湖南自決自治”。他指出:即使是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體人民自決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敵”。為此，他將“湘人自治”與一些湘籍軍閥政客提出的“湘人治湘”嚴格區分開來，認為“湘人治湘”“仍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只有完全實現“湘人自治”才是真正的民治。所謂“湘人自治”就是“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政治和法律，都由全省“有職業的人”去議，去辦;要“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全省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這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三)“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湖南共和國”。毛澤東認為，“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只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勉強建設，只是不能成立。”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完備的地方自治組織作為基礎，所以“中國也只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他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即把全國“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按照這個方案，“湖南共和國”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湖南人自決自治”，“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在經濟上，“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筑鐵路，汽車路”；精神文化方面，“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使“湖南人從容發展其本性，創造其文明”，“造一種湖南文明于湖南領域以內”。他認為，“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湖南自治運動中，毛不僅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還做了大量的具體的組織工作。1920年10月6日，省學聯發出了致各個團體的一封信，請各團體選派代表于10月7日在省教育會開會，商議10月10日舉行游行請愿事宜。次日，會議決定向譚延闿遞交請愿書，公推毛澤東、龍兼公為請愿書起草人。會議還決定由報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商會、工會、教育會五團體各出一個籌備員，籌備10月10日游行請愿事宜。10月8日，在省教育會召開了“第二次籌備自治運動之各界聯席會議”，出席會議436人，公舉毛澤東擔任主席。經過討論，10月10日，萬余群眾冒雨舉行大游行。抵達督軍府后，將毛澤東等起草的《請愿書》遞交給譚延闿。譚豈能容忍人民自己制定憲法，其后他斷然否定了《請愿書》提出的各種意見，并有意加害運動領導人毛澤東，湖南民眾自治運動就此告一段落。
四、毛氏“湖南共和國”政治理念評論
在1920年前后，中國社會“聯省自治”風潮喧囂一時。既有思潮之濫觴，也多實際之運作，聲浪涌動，震動全國。一個時期以來，以中國南方省份為中心的各地區形形色色的所謂自治運動，幾成為繼五四運動之后一場頗具規模的帶有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曾經給當時北洋軍閥窮兵黷武統治下沉悶的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極大刺激。[45]雖然它在政治上留下的影響甚為有限，但給思想界帶來的啟迪卻實不為少。就個案論來，在全國，以湖南為首當其沖；在湖南，則以毛澤東首當其沖。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青年毛澤東的關于湖南自治運動的理念及其“湖南共和國”的方案，直接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改造民初社會不良政治制度、提高民眾政治地位的亟迫現實需要，并且應被視為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及其意志在政治制度選擇過程中的一種展示。彼時之中國社會及其政治生活，正處于歷史發展的轉型期之中。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往往會伴隨著形成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轉換。中國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這樣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之陶洗，但卻沒有建立起兼具政治合法性與強大控制功能之權威性政治制度。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已然墜失的以皇權中軸的權威體系，并沒有能夠從新的民國中獲得預期的應有支持。當時北洋軍閥輪番把持北京中央政府，充其量僅僅表現為象征意義上的民國文化符號而已。這種嚴重不如意的政治狀況，自然無法滿足過渡轉型之中的中國社會之制度要求，因之也給種種社會政治力量提供了顯示自己究竟與機會。有論者曾就此恰如其分地評論說，在政治價值多元而緊張，政治力量沖突而又相對均勢，新的社會政治力量尚不發展，社會政治心理執迷于秩序與消除民族危機的態勢面前，所謂“地方自治”這一異域的民主之花，便在過渡轉型期的中國無根而發了。[46]在這一社會運行總趨勢之下，青年毛澤東以巨大政治熱忱投投身于湖南自治運動之中，應當被認為合乎時代必然要求的。
青年毛澤東“湖南共和國”的政治方案，是歐美歷史上已然成功實踐的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借用，它在本質上仍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念產物。青年毛澤東關于湖南自治運動的政治理念至少應當包括下述兩個層面的思想淵源：一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政治理論，尤其是盧梭人民民主思想和直接民主制思想（亦稍帶有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一是中國社會傳統的民本主義及大同思想（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至于有論者以為其中也有列寧的有關人民自治權力的政治思想成份在，筆者頗不以為然。[47]從本文的論列與分析中似乎可以看出，除了圣賢思想與英雄史論的長期浸潤，青年毛澤東主要是更多地接受了美國歷史經驗與德國近代哲學的影響，還有就是他當時對世界大勢的默察。此外，或許早年受到梁啟超思想影響所至，毛還十分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明確提出應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湘南”，甚至也有日本。例如：“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鄉自治，完全的縣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48]甚至直接以瑞士、日本比于湖南，希望“瑞士光華之國、日本充實之邦……見于大江流域之湖南。”[49]總地看來，對于作為相當激進的地方知識分子的青年毛澤東而言，因其曾經廣泛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政治思想，所以他在他自己湖南自治運動的政治理念中，自然不能不明顯地打上此種思想經歷的烙印。
即使單純從思想史的角度衡之，所謂“湖南共和國”方案，也應該被視為毛澤東在分析當時國內外和湖南省的現實政治狀況后提出的一種政治改革方案和國家模式構想，但在終極意義上仍然體現了聯邦制共和國的空想模式。自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同時也反映了“五四”運動后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但另一問題同樣值得注意，即使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后，乃至已經稍見成熟的在1922年中共二大的政治綱領中，其最低綱領七條中仍然有這樣的載記：“（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西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大會宣言還明確指出，中共將視此為“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之一。[50]這里所謂“自由聯邦制”與“中華聯邦共和國”，也未能免于此一時代之特殊烙印。
青年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中的言行表現，也體現了他開始面向實際、重視實際斗爭的重大轉變。經過五四運動后，青年毛澤東開始由究心思辨哲學轉而面向實際，積極參加現實的政治斗爭，并注意把遠大的目標與現實的斗爭結合起來。當新民學會已經確定“世界主義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標之后，有些新民學會會員對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表示懷疑，認為既然要進行社會的“根本改造”，就不應該從事這些“小問題、小事情”。但毛澤東認為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等，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當有的新民學會會員寫信給他，希望他“快些做幾篇文章，將改造湖南的意見大大的發表”時，他則明白地表示，“湖南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這反映了他運動過后的某種清醒與理智，從而開始其“踏著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之新風。
“我覺得去年的驅張運動和今年的自治運動，在我們一班人看來，實在不是由我們去實行做一種政治運動。我們做這兩種運動的意義，驅張運動只是單簡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去的強權者。自治運動只是簡單的希望在湖南能夠特別定出一個辦法(湖南憲法)，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境，我們好于這種環境之內，實現我們具體的準備功夫。徹底言之，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說到這里，誠哉如禮容所言，‘準備’要緊，不過準備的‘方法’怎樣，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陳贊周即對于‘驅張’懷疑，他說我們既相信世界主義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顧及目前的小問題小事實，就不要‘驅張’。他的話當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等，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是對付‘目前環境’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但一有條件，即我們自始至終(從這種運動之發起至結局)，只宜立于‘促進’的地位。明言之，即我們決不跳上政治舞臺去做當局。我意我們新民學會會友，于以后進行方法，應分幾種:一種是已出國的，可分為二，一是專門從事學術研究，多造成有根抵的學者·····一是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一種是未出國的，亦分為二，一是在省內及國內學校求學的，當然以求學儲能做本位。一是從事社會運動的，可從各方面發起并實行各種有價值之社會運動及社會事業。其政治運動之認為最經濟最有效者，如‘自治運動’‘普選運動’等，亦可從旁盡一點促進之力，惟千萬不要沾染舊社習氣，尤其不要忘記我們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計劃”。[51]
前引這大段文本，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過后的1920年11月為之寫下的較為理性的文字。觀其要旨，不外乎總結和展望二層，然其總結過去亦在展望未來。在總結方面，他雖然明確提出這“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但仍對它們給予了相當肯定的評價，認為它“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并且“是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甚至認為即使將來有“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計劃”運行之后，對這類運動仍不妨“從旁盡一點促進之力”。也就是說，盡管（按照自己的認定）他已然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依然認為，未來共產黨領導下的暴力革命（“根本解決”）同改良運動（“權宜之計”）亦非一定形同水火，而還是可以在分清“方法”與“手段”主次的前提下同時運作，以互相配合收交攻之效。就此提出一個問題：毛彼時這樣的認識水平，究竟說明他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觀點呢？至于展望方面，問題則已相當清楚，即將來“我們的根本主張”無疑就是制定計劃，積蓄力量，造就基礎，創造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無產階級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盡速走上俄國十月革命之路，其最終目的當然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本文轉自：中國政治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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