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為何淪為“大白菜”？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魏城
報載，今年中國大學生的就業局勢很嚴峻。
中國官方的數字稱，2007年涌入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總量在600萬人以上。按照去年30%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比例推算，今年如果仍有類似比例的“待業率”，那就會有180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這180萬受過大學教育的“社會閑散人員”，也會連累那些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中國青年報》最近的一篇報道引述新疆大學建筑工程學院一位大四學生的話說，她所學的專業目前試用期600元、正式800元的薪資很普遍據說，這種薪資水平，與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相差無幾。
一些求職的大學生因此自嘲：我們已經淪為按堆兒論價的賤賣“大白菜”。
今年是中國恢復高考30周年。短短30年，中國大學生便從“天之驕子”跌為街頭“大白菜”，正應了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咒語。問題是，中國大學生究竟是怎么在一代人期間就完成了這一慘烈的跌落過程的？
能夠想到的原因至少包括：
一、大學擴招：30年前，中國只招了27萬名大學生，去年，中國卻招了500多萬大學生。
難怪有人說，你要是非要把大學生當成“大白菜”來生產，你也不應該抱怨“大白菜”賣不出大龍蝦的價錢。
二、就業市場不景氣：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在今年兩會期間說，今年中國城鎮新增的求職人員將有2400萬人，但最多僅有一半人（1200萬人）的就業需求能夠通過新增職位和自然減員得到滿足。
雖然田成平談的是總體就業狀況，但“僧多粥少”的總體供需狀況，也會影響到大學生的“喝粥”成功率。
三、農民工大軍在薪酬方面的“拖后腿”能力：不要以為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沒有可比性，因為新增的白領職位遠遠低于畢業的大學生人數，所以，不少大學生退而求其次，轉而爭搶藍領職位。香港鳳凰衛視最近一期有關內地大學生就業狀況的節目，就采訪到了不少為富人當保姆、當家傭的大學畢業生。
也許有的大學生不服氣：大米粥喝不上，咱還喝不上稠點兒的小米粥嗎？但排隊等小米粥的不僅有城市的藍領工人，還有陣容龐大的進城農民工，難怪大學生們即使等到了小米粥，也會發現其實是湯多米稀。
四、中國老板們過于吝嗇：在國際上競爭勞動力的“廉價優勢”，已成為中國老板們的思維定勢，如今他們在國內也競爭起這種“優勢”來了，而且把這種競爭從藍領職位擴展到了白領職位。
但中國財經評論家袁劍認為，這不是“競優”，而是“競次”，并指出了造成這一“競次現象”的更為深層的原因：“在中國，勞動力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常規的各種社會權利（福利、保障等等）。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分。”
袁劍還提供了幾個數據：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1978年到今天，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 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面對大學畢業生急劇“貶值”、甚至“賣”不出去的局勢，許多好心人紛紛出主意，當然，主要是勸說大學生降低自己的“售價” 心理預期：不要好高騖遠，不要在大城市扎堆兒，不要瞧不起體力工作，不要過分計較起薪的高低，等等。
這些話其實都沒錯。說到底，大學生的就業市場也受供求規律的支配。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商品，大學生與大白菜相比，確實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中國大學生產的畢業生太多，大學生自然會跌價；反過來說，如果市場上大白菜奇缺，大白菜也未必不會漲價。
舉例來說，我在英國倫敦和加拿大多倫多都住過，這兩個城市的大白菜就比其它很多種類的蔬菜貴。原因是，這兩個城市都有人數不少的愛吃大白菜的華人，但西方國家卻不生產大白菜，英文中甚至沒有“白菜”一詞，萬一提到這種蔬菜，就用“中國卷心菜”（Chinese cabbage）來代替，而這兩個城市的超市所銷售的大白菜，都是從遙遠的東方運過來的，所以價格奇貴。
但話又說回來，人畢竟不是物，區別在于：大白菜不會攀比，不會埋怨，不會造反，但人卻會。大白菜供過于求，只能按堆兒賤賣，但不管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卻不能按堆兒賤賣。西方的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今天這種制定了工會法、最低工資法等保障雇員權益法律的人道資本主義，就是因為勞動力這個“會攀比、會埋怨、會造反”的特殊商品被賤賣時，不僅會跳槽換工，也會消極怠工，甚至積極罷工；馬克思主義盡管有著種種缺陷，但仍然在西方人文科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因為馬克思的著作集中研究了勞資之間這種獨特的互動關系。
更為重要的是，對一個老板來說，只有你給雇員以體面的薪水和尊嚴的待遇，你的雇員才會有歸屬感，才會為你創造更大的價值；對一個國家來說，只有占社會主體的打工者在維持基本生存之外仍有一定的余錢，這個國家才不必天天擔心經濟發展缺乏內需、缺乏后勁，只有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大學生不再像“大白菜”一樣被賤賣，這個國家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競爭。
再回到《中國青年報》的那篇報道，我發現，它的小標題是一幅對聯：《企業英才難覓，好將難留；學生走馬觀花，不斷跳槽》，大標題則是個問句：《大學生超低薪到底害了誰？》
我也試著給個答案：直接受害者，大學生；間接受害者，企業；最終受害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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