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紅色學府——上海大學

程 陶

人民政協報  （ 2007-01-04 ）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社會上曾流傳有“五四運動有北大，大革命時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黃浦，文有上大”等這樣的美談，這個“上大”，即指被國民黨右派稱為“赤色大本營”的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創辦于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第二年，至1927年4月12日被國民黨查封，僅僅存在了五年時間。在上大的領導成員中，鄧中夏、瞿秋白、陳望道、邵力子等都是黨內早期的領導人。沈雁冰（茅盾）、蔣光慈、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等曾在這兒執教。這所設施簡陋的學校，成了培養革命干部的搖籃。在當年上大的學生中，許多人后來成了棟梁之才，還有不少人為黨的事業而英勇獻身。

　　上海大學最早的校址在上海閘北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167弄的位置，1987年定為市級革命紀念地）。這里原是私立東南高等師范學校校址，有學生160多人。因校長王理堂為一貪財無行的市儈文人，辦學完全為了中飽私囊，致校政腐敗，難以為繼。學校因而爆發了一場“倒王風潮”。王理堂離開學校后，學生們為繼續求學，要求改造學校。學校里的周學文、程嘉詠等秘密組織十人團為活動核心，其中有些人與共產黨有聯系，便要求由共產黨出面來辦校。

　　1921年底，中國共產黨創辦了第一所學校，即平民女校，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培養搞婦女工作的干部，校長是黨中央宣傳部長李達。在取得成功經驗后，為加速培養更多的干部，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決定創辦一所高等學校，他曾與李大釗等人多次醞釀籌劃。此時正值東南高等師范學校事發，黨中央研究后，決定接受師生們的要求，將東南高等師范改建為上海大學。

　　那時的青云路屬市郊結合部，青云里只是一條小弄堂。上大創辦時只有一座老式石庫門樓房，兩層樓共十余間房子。后來把樓上并排兩間房子的隔墻拆掉改為大禮堂，也算是大課堂。其他客廳、廂房都是教室。設施盡管簡陋，利用率卻很高。除了白天正常的教學活動外，晚上是夜校的學生上課，每天從早晨到晚上十點，每個教室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校門前是一大片荒地，這是學生們課余活動的場所。1924年2月，這個弄堂大學的學生從160人增加到400人，校舍已將不敷；同時也為避開封建軍閥對瞿秋白的監視，學校決定遷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南洋路口（今陜西北路29弄4－12號，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后又借了對面新建的時應里的部分房子辦學。那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也很重視培養干部，遂決定給上大撥款。1925年9月7日，經廣州革命政府第十五次會議決定，補助上海大學建筑經費二萬銀元。1926年又補助一萬銀元，使學校的辦學條件大為改觀。

　　1925年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進行募捐支援罷工工人，并組織宣傳隊上街揭露事實真相。上大成了這次運動的重要據點。這使帝國主義十分懼怕，公共租界當局下令上海大學停辦。這年6月4日，英帝國主義出動海軍陸戰隊對上海大學實行武裝占領，后來又派警察封鎖該校。次日，學校在老西門勤業女子師范學校建立臨時辦公室，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會議由陳望道主持，大家公推陳望道起草宣言，發表通電，強烈抗議英帝國主義的暴行，并決定將學校遷至青云路師壽坊作為臨時校舍，于是上大又成為弄堂大學。

　　師壽坊是石庫門式平房，條件很差。學校在弄堂口掛上了于右任寫的“上海大學臨時校舍”的牌子。當時學生已增加到800人，還有附設的平民學校和青云學校，僅有15幢民房，校舍嚴重不足。這時上大在社會上名聲蒸蒸日上，都認為這所大學具有遠大的發展前景。于是學校決定利用這個有利條件，采取募捐和借款的辦法，籌錢建造校舍。新校舍選在江灣鎮西端，1927年4月1日校舍落成，師生們遷入。但很快又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說“上海大學是赤色大本營”，蔣介石指令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和陳群查封了這所學校，并把上海大學的新校址改成了“國立勞動大學”。

　　上海大學創建時，共產黨人考慮到工作的便利，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想邀請一位有聲望的人來擔任校長。當時提出了章太炎和于右任。章太炎是社會政治活動家，又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學術大師。于右任20歲時曾經歲試第一，被稱為“西北奇才”，25歲任商州中學堂校長，后加入同盟會。1918年他從日本返回陜西任靖國軍總司令，對教育工作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在《民國日報》工作的邵力子向陳獨秀力薦于右任擔任校長，但于右任考慮到辦學經費及教員等問題，有些躊躇。后經柳亞子、楊杏佛、葉楚傖等人促勸，于右任同意擔任校長之職，并將學校命名為“上海大學”，副校長由邵力子擔任。1922年10月23日上午，于右任、邵力子赴任時，原東南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們在北火車站附近冒雨列隊歡迎。于右任擔任校長后，請楊杏佛草擬招生簡章，聘請葉楚傖任教務長，張君謀、何世楨等人任文科、美術科主任。1923年4月，于右任在福州路同興樓菜館邀請李大釗等人便餐，商談上大校務，李大釗向于右任推薦鄧中夏和瞿秋白。于右任欣然接受，請共產黨人鄧中夏擔任校務長主持學校行政工作，瞿秋白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

　　鄧中夏此時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他由李大釗委派到上海大學工作后，抓了三件大事：確定教育方針和目的要求；改革學校建制，草擬上海大學章程；聘請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士來校任教。這三件大事，奠定了學校發展的基礎。1924年他離校后，由陳望道任校務長。瞿秋白是1923年7月來到學校的，當時年僅24歲。他主持的社會學系當時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首創，瞿秋白親自擔任該系的教學工作，他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依據，主編了《社會科學概論》共四集，上海書店印行，影響很大。1924年6月，他在《民國日報》發表《上海大學概況》一文，后又發表《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指出：“切實社會科學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藝的系統——這兩件事便是當有的上海大學之職任，亦就是上海大學所以當有的理由。”這年10月，瞿秋白遭到反動當局通緝，他按照黨的指示轉入地下，教務長由施存統（施復亮）接任，但他仍時常到學校向學生們作報告。

　　陳望道是1923年秋到校任職的，對于是否到上大工作，他考慮了較長時間，后來陳獨秀給他寫了張小紙條，內容是：“上海大學請你組織，你要什么同志，你開出來，請你負責。”最終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委派，先在上大任中文系主任，邵力子離校后，他任代理校長，兼任校務長，一直到學校被迫關閉。在上大擔任副校長的邵力子，1920年5月加入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他除負責學校工作，還講授古代散文和新聞學。1925年6月他到廣州，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上大系主任一級的人物有：張君謀任文學系主任，洪野任美術科主任，何世楨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侯紹裘任附中主任等。而到校任教的幾乎都是國內有名望的政治名流和學界精英。教師有惲代英、蔡和森、蕭楚女、任弼時、楊賢江、侯紹裘、蔣光慈、朱自清、葉圣陶、曹聚仁、周建人、施存統、沈雁冰、田漢、朱光潛、周越然等。來校講演的有李大釗、章太炎、戴季陶等。瞿秋白的講課很吸引學生，他講課時神態從容，引征各種故事，深入淺出地分析問題。沈雁冰曾在平民女校執教，他到上大后在中文系講授小說研究，在英文系講希臘神話。由于他涉獵廣泛，融合古今中外，被學生們稱為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任弼時是剛從蘇聯歸來的最年輕的教師，許多學生滿懷興致地向他詢問許多新鮮而又十分關切的問題，任弼時都作了使人滿意的回答。上大的教師工資不高，每課時只拿一兩塊錢，有的還是盡義務的。當時還是上大學生的施蟄存回憶說：“當時上大的教師大部分是兼職的，這些從事新文學工作的教師都很年輕……田漢那時上課都不敢看下面的學生，只顧盯著天花板，我們都不禁失聲笑了。”

　　當時，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譯成中文的很少，因此許多教師的講稿經整理后，由出版社、書店印行。陳望道講授的是《國文法》和《修辭學》，開明書店后來出版的《修辭學發凡》就是他當初的講稿。鄧中夏的《中國勞動問題》、蕭楚女的《中國農民問題》、施存統的《社會思想史》、安體誠的《現代經濟學》、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蔡和森的《社會發展史》等，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由上海書店和民智書店發行的。上海書店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出版發行機構。

　　上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其中以四川、廣東、安徽等省居多，黑龍江、遼寧、吉林等省的學生也不少。每個學生都有一枚學校頒發的校徽，圖案是“海上紅日東升”，中間嵌著“上大”兩個字，掛在胸前，顯得很有朝氣。大部分學生參加勤工儉學，到報社、書店、青年會和中小學去做兼職工作。這種緊張而艱苦的生活和工作，鍛煉了他們的意志和毅力。

　　劉華、何秉彝、郭伯和、黃仁和楊尚昆等來自四川省。楊尚昆在社會學系學習時，以“四川同學會”的名義在同鄉中開展工作，并積極參加了第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蔣冰之（丁玲）、王劍虹、楊之華等，更是女學生中的豪杰。1921年丁玲回到家鄉湖南常德，王劍虹去看望她，希望丁玲到上海平民女校讀書。接著，她倆在南京小住時遇到瞿秋白和施復亮，他們希望她倆到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瞿秋白告訴她們說：“上大培養年輕黨員，可以接觸到一些在文學上有修養的人，可以學到一點社會主義。”丁玲回憶說，在上大“我喜歡沈雁冰先生講奧德賽、伊利亞特……我還讀過沈先生在《小說月報》上翻譯的歐洲小說。”王劍虹則欣賞俞平伯講的宋詞。俞平伯每次上課全神貫注于他的講解，搖頭晃腦手舞足蹈，在深度的近視眼鏡里，極有情致地左右環顧。他的確沉醉在詞的意蘊之中。她說：“可是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他為了幫助我們很快懂得普希金語言的美麗，也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

　　在上海大學時，丁玲決定了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她問瞿秋白將來究竟做什么好。瞿秋白昂首回答：“你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干，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楊之華因與前夫沈劍龍志趣不投，只身來到上海大學讀書，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并與瞿秋白結為終身伴侶。

　　上海大學培養了一批職業革命家、理論家和文學大家，學生中有很多都成了政治和文化名人，其中有何秉彝、李碩勛、何挺穎、郭伯和、楊尚昆、張治中、王稼祥、顧作霖、秦邦憲、張際春、李逸民、陽翰笙、匡亞明、張琴秋、孟超、孔另境、戴望舒、施蟄存、袁牧之、葛琴等等。革命洪流大浪淘沙，如王新衡、韓步先、李士群等人逐步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康生、陳伯達、饒漱石等人雖在革命隊伍中身居要職，最終卻成了反面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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