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斯·伊文思是一名荷蘭人，從1938年首次來華拍攝《四萬萬人民》，到1988年在中國完成拍攝《風的故事》，他與中國結緣長達半個世紀。伊文思多次用攝影機記錄下中國的變遷，對中國的感情不亞于自己的祖國，他曾經飽含熱情地說：“我熱愛中國，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

　　因拍攝抗戰與

　　中國共產黨結緣

　　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出生于荷蘭尼梅格城，成長于一個兩代都是攝影師的家庭。受家庭的熏陶，他13歲就開始拍攝電影。與普通攝影師不同的是，伊文思關心世界的發展變化，他把電影當作武器。哪里有重大事件發生，他就把攝影機架到哪里，他的紀錄片主題總是人民，始終把鏡頭對準普通人。他見證過西班牙內戰，中國抗日戰爭，古巴、越南等人民爭取獨立與自由的革命和斗爭，是一位充滿激情和信仰的“電影戰士”。

　　1938年正值中國抗日戰爭進行得最為激烈之時，伊文思經香港到達武漢。首次來到中國，伊文思對中國了解不多，這一時期他對中國更多是出于“同情”和“救助”。伊文思很想去延安拍攝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畫面，從紐約出發前他就秘密聯系了中國共產黨，并在香港見到了宋慶齡和廖承志，了解了更多關于中國共產黨的信息，但是由于受到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種種阻撓，伊文思此行并未能到達延安。伊文思在中國拍攝了名為《四萬萬人民》的紀錄片，反映了從武漢到臺兒莊戰地的見聞，在美國放映后，起到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影片中還出現了朱德、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

　　伊文思在武漢認識了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國共產黨人，并與他們建立了個人友誼。在拍攝工作隊中一位共產黨員的幫助下，伊文思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畫面，為新中國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檔案。離開中國前，伊文思秘密地把一臺埃姆牌獨眼龍攝影機和數千尺膠片交給了一位左翼影人吳印咸。1938年秋，吳印咸和袁牧之帶著這臺攝影機和從香港購得的全套電影器材到達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即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前身）。曾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廠長的錢筱璋回憶，正是利用這臺攝影機，延安電影團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記錄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中共七大、七屆二中全會、延安生活等重大歷史影像資料。這些動人鏡頭的呈現，正是伊文思的重要貢獻。

　　熱心幫助

　　新中國電影事業發展

　　伊文思贈送給延安電影團的攝影機幫助中國打開了電影藝術的大門，他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伊文思多次來到中國，熱心地把他的知識與經驗傳授給中國的青年電影藝術工作者，為新中國培養電影人才，并向世界客觀介紹中國，消除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許多誤解。

　　1956年伊文思再度訪華，成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接待的第一位“國際友人”。他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衷地感到喜悅。兩年后，伊文思愉快地接受了新影的邀請，成為新影的藝術顧問，并開始在中國授課，向中國的電影工作者傳授他的拍攝技巧、藝術觀和視聽理論。后來，伊文思又成為文化部的顧問，為中國電影乃至文化事業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的司徒慧敏回憶說，“伊文思把中國電影事業、電影藝術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點失誤，都當作自己的成功與失誤一樣關切”。

　　伊文思多次去電影學院講學，在電影制片廠進行具體指導，還經常向中國電影工作者介紹西歐、拉美和亞非地區電影發展情況和他們的經驗。伊文思認為，真實反映生活是紀錄片的生命，他要求自己拍的每一個鏡頭都是真實的，從不在攝制中違背生活真實去制造情節。夏衍、袁牧之、王闌西、司徒慧敏、吳印咸、錢筱璋等中國早期的電影藝術工作者大都與伊文思有過深入交往，受到他的影響。

　　伊文思對中國電影事業的關心還體現在具體的細節中。新中國成立初期，在1954年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伊文思向廖承志同志建議拍攝故事片《白求恩大夫》。但是由于受到當時條件的影響，這部影片遲遲未能完成拍攝，一直拖延到1958年他來中國訪問時，又再次與廖承志同志商量，并幫助做了大量工作，終于在1964年完成了拍攝，這部影片在新中國電影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始終同

　　中國人民一路同行

　　正如伊文思自己所說，“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從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開始，他就堅定地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新中國成立后，他十余次來到中國，先后拍攝了《早春》《愚公移山》和《風的故事》等關于中國的影片，分別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末、70年代和改革開放不同時期的中國風貌，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見證了中國半個世紀的變遷。在中國社會不被外界了解或者受到西方輿論封殺的時候，伊文思拍攝的這些紀錄片為世界認識中國開了一扇窗。

　　1957年再次來到中國后，伊文思不辭辛勞跨越了大半個中國，拍攝了反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影片《早春》。雖然當時正值大躍進時期，影片卻完全不同于當時許多反映“大躍進”時代主流的紀錄片，他把拍攝的主體放在了人們真實的日常生活和中華大地的自然風光上，記錄了當時的風土人情，傳達出一位藝術家對社會主義的歌頌與贊美之情。

　　1971年，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伊文思再次來到中國拍攝了一部反映當時社會精神面貌的紀錄片《愚公移山》。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全程配合進行了拍攝，該片歷時5年才完成，長達12個小時。這是一部綜合反映中國社會變化的鴻篇巨制，由大慶油田、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電機廠、“一位婦女，一個家庭”、漁村、一座軍營、球的故事、秦教授、京劇排練、北京雜技團練功、手工藝藝人、對上海的印象等12個部分組成，每個主題的內容長短不一。該片是記錄“文革”期間中國社會的珍貴影像資料，在1976年公映。伊文思充滿善意地用中國人熟悉的愚公移山，來形容當時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努力。

　　1984年，伊文思再次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風的故事》，這是他拍攝的關于中國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電影生涯的收官之作，1988年才制作完成。他希望通過此片告訴人們，“和平是最重要的”。伊文思因該片獲得第二屆歐洲電影獎特別成就獎。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國巴黎去世。

　　從《四萬萬人民》開始，在幾十年的歲月長河中，伊文思用攝影機記錄下不同姿態的中國，見證了不同時期的中國形象，也和中國人民一起經歷著社會主義發展的風風雨雨。中國影像成為伊文思電影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也證明了他對中國這個第二故鄉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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