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君主立憲制; 辯證法; 哲學; 文明; 修辭; 柏拉圖; 真理; 馬克思辯證法; 共產主義

　　辯證法不僅僅是一種思維方式，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理論體系。辯證法理論是和人類社會的一系列重大的核心問題關聯在一起的。我們有必要追溯辯證法的古希臘本源并訴諸辯證法的整個發展史，去澄清辯證法最源初的理論形態和最本己的理論使命。在這一工作前提下，回應我們時代最為重大的理論問題，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推進馬克思辯證法理論的當代進展，確立馬克思辯證法的當代課題。

　　古希臘辯證法成為構建一個合理性城邦的基本保證

　　辯證法理論是古希臘的產物，這是因為辯證法理論的產生和古希臘獨特的城邦制度聯系在一起。城邦以廣場為中心，廣場標志著城邦的性質。廣場是一個政治空間，是人們可以自由地、公開地談論公共事務的地方。希臘城邦通過“公民大會”的形式保證全體公民都參與公共事務。公民大會是在廣場進行的，廣場作為一個專門的公共空間出現，對于確立政治公共領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原來屬于國王和王公大臣等食利者所決斷的公共事務，都提交給廣場上的對話和論辯來解決。

　　廣場上的政治商談通常采用“辯證法”與“修辭術”兩種方式。辯論的技巧是修辭術，辯論中論證的規則是辯證法。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一直到亞里士多德，都對“修辭術”持否定態度，并將之與“辯證法”對立起來。話語的力量不能依靠修辭術的辯論技巧，而只能依靠辯證法的邏輯力量來達成富有成效的商談結果。修辭術之所以對古希臘城邦的政治決斷是有害的，主要原因有兩點：從過程來看，它不是一種必然為真的邏輯推斷；從結果來看，它不考慮商談的結果是否正義。從邏輯推理的視角來看，修辭術作為一種修辭式推論其實質是一種“或然性推論”，而不是一種必然性推論。修辭術在智者學派那里最終淪落為“詭辯術”。

　　蘇格拉底認為，修辭術是對邏各斯的壞的使用，是對人們的思想誤導，只有辯證法才是使用邏各斯的正確方式。表面上看來，辯證法主要是一種反駁技術，“對話辯證法”似乎是以揭示他人語言中的邏輯錯誤為目的，但辯證法并不是話語邏輯，而是真理的邏輯。真正的辯證法，它能夠使人更好地通過理性去發現真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把辯證法形象地比喻為“真理的接生術”。在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中，辯談經常被引向或者指向事物的內涵和普遍性。柏拉圖更是明確地將這些普遍性稱為“理念”。真理被認為是判斷什么是正義的和不正義的可靠依據，而正義又是城邦（國家）的最高目的和合法性依據。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來，作為政治手段的辯證法以真理為目的，這就等同于把話語的政治活動化歸為知識活動。在所有對真理的認識和把握中，最重要的是能夠認識“至善的理念”，這是政治決斷最終的根據。柏拉圖把辯證法放在整個城邦教育的頂端，就是因為辯證法是認識理念的思想進程。只有掌握了辯證法，才有可能認識到“至善的理念”，也才有可能對公共事務做出正確的政治決斷。于是，辯證法成了構建一個合理性城邦的基本保證。

　　概念辯證法與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合法性根基

　　黑格爾哲學是柏拉圖主義的完成，黑格爾秉承了柏拉圖關于辯證法的基本判定，并進一步把辯證法追求真理的邏輯進程明確和系統化為“邏輯學”。黑格爾邏輯學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邏輯的必然性去實現思維的“全體的自由性”，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絕對理念”被置于整個體系的最頂端。因此，黑格爾的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是以辯證法為內容而實現的統一。我們完全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黑格爾的全部哲學，這就是“辯證法”。辯證法是黑格爾建構其哲學體系內在的邏輯支撐。因此，與其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如說是黑格爾的辯證邏輯。

　　黑格爾辯證法的邏輯學體系為他的政治主張提供了理論根據。黑格爾的哲學在實質上是以一種思辨的方式表達著法國革命的自由精神。法國大革命不僅廢除了封建專制制度，代之以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且完成了德國宗教改革所開啟的讓自由的個人成為自己命運主宰者的使命。所以，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的行為方式再也不依靠某些外在的權威，而是取決于他自己的自由的理性的活動，所以黑格爾欣然地歡迎法國大革命的到來，稱它為“新時代的黎明”。黑格爾把自己的哲學基本原則和法國大革命所主張的社會理想聯系在一起。

　　黑格爾的哲學雖然破除了外在的權威，卻把理性自身樹立為權威，新的社會秩序體現著理性的原則。人的行為方式不需要再靠某些外在的權威如上帝來規范，卻要依賴于理性，依賴于絕對精神。上帝不再是倫理實體，而“絕對精神”代替上帝成為了倫理實體。黑格爾認為，君主立憲制會帶來這樣的統一體。君主立憲制國家作為一個紀律國家而產生了。個體的自由被置于普遍性中的權威所掩蓋，它將把自由變成必然，使理性成為權威。在君主立憲制國家中，黑格爾使自由屈從于必然，理性屈從于幻想。拿破侖之所以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承載著絕對觀念的使命，就在于他鞏固和維護了代表理性原則的新的社會秩序——君主立憲制。

　　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絕對精神是整個體系的最頂端，與此相應，君主就是社會制度中的絕對精神，是社會制度的最高點。君主也是社會制度中最高理念的化身，是國家穩固的基礎。如果說辯證法在邏輯學的層面上實現了“全體的自由性”和“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那么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則在現實層面上實現了“全體的自由性”和“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國家人格只有作為一個人，作為君主才是現實的。”在黑格爾看來，拿破侖只是維護或鞏固了“外在的君主立憲制”，然而歷史的任務是確立“內在的君主立憲制”。在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中，人們的行為方式都必須貫徹憲法的原則，而不能違背。無可爭議的權威必然被強加于個體之上，國家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黑格爾的國家觀念是一個“倫理國家”。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看似與實踐無關，實則構成了其君主立憲制政體和國家理念的合法性根基。黑格爾所主張的君主立憲制的社會制度和他的辯證法理論的邏輯體系具有同質性結構。

　　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之中的馬克思辯證法

　　如果說在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只是為其政治主張和國家理念提供了邏輯論證，那么在馬克思的哲學中，辯證法則直接和人類社會關聯了起來。這種關聯性表現為馬克思辯證法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論本性，表現為它要對現存的一切——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無情的批判，表現為它能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黑格爾辯證法所謂的“否定性”指的是“在辯證的階段，這些有限的規定揚棄它們自身，并且過渡到它們的反面”。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上，“否定性”僅僅指的是對知性概念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揚棄。馬克思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發現了辯證法“潛在”的批判本性，他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辯證法的批判本性拯救和彰顯出來。馬克思把辯證法的否定性具體化為“批判性”和“革命性”。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辯證法在它的“合理形式”上，就是“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把《資本論》中“合理形態的”辯證法定義為“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不僅僅是對“舊世界”的批判，而且還是對“新世界”的發現。馬克思對“舊世界”的批判，同時就是對“新世界”的發現。通過對“舊世界”的批判，內源性地彰顯出“新世界”。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充分地表達了革命工人階級的這一歷史使命：“工人階級并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

　　馬克思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不是任意進行的，“新世界”的顯現是受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制約的。換句話說，馬克思的辯證法作為方法和內容的統一，既是對“現存的一切”所進行的無情的批判，同時也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辯證法作為邏輯學就是“實在主體”自我運動的邏輯。馬克思的實在主體是具有特定實體性內容的“社會主體”，這種社會主體自我運動的邏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最終構成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正是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所要揭示的本質性內容。辯證法是“實在主體”（亦即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自我活動。馬克思的“歷史”不是“觀念”的歷史，而是真正“現實”的歷史。正是基于此，馬克思能夠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之中，揭示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

　　確立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辯證法

　　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通向的是一個“新世界”，一個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本質特征的現代社會，我們可以稱為“資本的文明”。這種社會或文明形態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可能性，馬克思把這種新的文明形態稱為“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的判斷，“資本的文明”必將為這種新的文明形態所取代。《資本論》就是要為這種新文明的實現開辟現實道路。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本質實際上根源于其哲學的理論旨趣。馬克思的全部思想可以稱之為“人類自由解放的學說”。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所謂的“人類的自由解放”就是從被奴役的關系當中解脫出來。在我們時代現實性的意義上，這種被奴役的關系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開辟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一部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著作。相對于概念辯證法作為“真理的接生術”而言，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稱為“共產主義的接生術”或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接生術”。

　　西方“歷史終結論”的癥結就在于，它們不僅將共產主義等同于蘇聯模式的極權主義，而且沉迷于資本主義社會所營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假象，從而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歷史的終結”。毫無疑問，在人類文明史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有史以來最為成功和優越的社會制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將是人類唯一合法的和最為完滿的社會制度，因為它仍然無法徹底地解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無法解決資本增殖的邏輯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辯證法的批判本性正是對這種“歷史終結論”的有力反駁，它告訴我們：“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馬克思主義“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如何落到實處？只有在“新的文明形態”的意義上才成為可能。柏拉圖通過辯證法試圖建構理想的城邦體制，黑格爾想通過辯證法確立奠基于理性原則的新的社會秩序，馬克思通過批判的辯證法試圖實現共產主義，這都意味著辯證法最本己的使命是和人類的美好生活關聯在一起的。在資本邏輯宰治的現代社會，超越“資本的文明”，確立一種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就成為馬克思辯證法最為重大的歷史使命。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文章作者：王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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