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知識分子怎樣“過三關”?
——漫談世界觀改造問題
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五千年私有剝削制度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總是附屬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并為其服務的。隨著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知識分子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立場，這就有一個世界觀的改造問題。
1967年5月，毛主席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講話”中曾提到：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89頁）。為什么呢? 主席認為：
“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關鍵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
那么，要革命的知識分子，怎樣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呢? 筆者以為，必須解決“過三關”問題。
第一，過家庭影響關。
“在階級社會中，毎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實踐論》）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啟蒙，影響深遠。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掘壁洞”之說，雖有些過分，但也不無道理。
毋庸諱言，知識分子就其多數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的很少。因為在私有制社會里，剝削階級子弟才有條件接受良好教育，求得更多知識，成為知識分子。既如此，多數知識分子必然自幼遭受剝削階級思想的浸蝕。新中國建立后，剝削階級家庭中又“冒”出不少“地富反壞右”，并遭受沖擊。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與家庭劃清界線，沖破“家庭影響關”，必然與新社會的一切格格不入，又何談世界觀改造?
要過剝削階級的家庭影響關，必須轉變原先的階級立場，真正站到工農大眾的立場上來。必須以國家、民族和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好惡為重，以此來思考問題。如果擺脫不了剝削階級家庭的影響，就不可能進行世界觀的改造。
第二，過傳統觀念關。
“傳統觀念”，是指由五千年私有剝削制度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私”字觀。由此派生出諸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等的觀念。《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告：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社會主義崇尚一個“公”字，它與傳統觀念是水火不容的兩極。公有制社會主張集體利益優先，在保證集體利益中實現個體利益；而傳統觀念恰恰主張“私”字領先，為一己之私允許侵占集體利益。當今26個富人竟然可以占居世界上一半財富；而世上卻有70%的人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這也就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普遍陷入因兩極分化極致化——導致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緣由。
五千年的私有剝削制度，造就了一個“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上層、中層是官僚、剝削階級和依附于他們的知識階層；占人口極大多數的工農勞動人民被壓在最低層。凡爬到了中、上層的人們，就再也不愿與下層工農大眾同命運。共產主義就是要求平等、公正，消滅剝削、壓迫，解放全人類。革命知識分子唯有從傳統“金”字塔式社會結構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與傳統觀念作徹底“決裂”，與下層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完成世界觀的改造。
第三，過知識私有關。
知識分子擁有知識，總以為這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這就形成了“知識私有”觀念。正因此，知識分子往往染上脫離工農，驕傲自大、文人相輕等臭毛病。
其實，知識分子獲得知識，除了有他本人努力的因素外，主要的還有以下的多種因素：一是前人知識的積累（所有知識，都是一代又一代前人的傳承與創造）；二是當代社會提供的條件（諸如：農民種田，工人做工，以及社會提供的教育環境，等等）。應該說，個人努力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因素。如果認識到了這一點，知識就不會被視為個人私有，應該是社會公有。
然而，在私有制的條件下，“知識私有”成為理所當然。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知識私有”觀念必然會與公有觀念相抵觸，造成個人所擁有的知識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知識分子唯有與“知識私有”觀念作徹底決裂，才能改變世界觀，就像錢學森那樣，把知識無私奉獻給人民，才能成為革命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只有經歷“過三關”的考驗，才能解決世界觀的改造問題。
毛主席說：
“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
當然，“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唯有如此，知識分子才能在歷史上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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