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22日,“賀楊振寧先生百歲華誕”大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楊振寧在會上發表的講話中,特別提到了曾經和一位女科學家寒春一起,在芝加哥大學同一個實驗室工作了20個月,而且還教了她中文,后來她來到了中國。
寒春(瓊·辛頓,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寒春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1945年,寒春來到芝加哥大學,進入費米領導的核子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期間寒春和楊振寧、李政道等青年學者一起在恩里科·費米、愛德華·泰勒等物理學家指導下學習。1948年寒春來到延安,與美國人陽早在延安結婚。此后寒春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農業領域工作,為中國農業機械化貢獻力量。
本文是寒春、陽早傳記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的第十章,這本書是作者周道遠根據寒春、陽早的口述寫成的。1948年初,獲知自己的研究助理資金來自海軍,寒春感到非常痛苦,對核物理的發展方向也有了新的認識。她決心要離開芝加哥大學,前往中國見證革命。
今年是寒春誕辰百年,特發此文以饗讀者。
整個核物理學領域看起來像是在進入一個無底的黑洞。
——寒春
在芝加哥的第二年,因為寒春獲得了研究助理職位,所以她得以逃出了考克饒夫特·瓦爾頓加速器旁邊的隔間,搬入了三樓的一間正規辦公室。她與哈羅德·阿格紐同屋——就是那位在飛機上記錄和拍攝了廣島和長崎毀滅的哈羅德·阿格紐。因為她花費了整整一學年,堅持不懈地完成了課程,所以寒春決定利用(博士入學的)第二年來準備自己的博士資格考試——她和她三樓的同事已經計劃在1948年的秋天參加他們的博士資格考試。
當寒春仍舊為她的研究而著迷,在自己領域最具創新性的方面乘風破浪時,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政治氣氛的影響。
我可以看到核物理領域正在變得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秘密。在第一年的時候,我們無法得到任何一點氘和重水來做考克饒夫特·瓦爾頓加速器實驗。艾里森希望得到一點點重水來做“子彈”(進行實驗),但是一滴也搞不到。但是在第二年里,當我和阿格紐同處一間辦公室時,我發現大廳對面的一間屋子里堆著成箱的重水。這些重水都要運到阿貢國家實驗室。同在一棟樓,我們卻無法得到一滴重水來做普通實驗。這不禁讓我思考:“好吧,這一行和我們的期望并不一樣。”
我開始意識到曾在洛斯阿拉莫斯發生的事情只屬于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正在迅速消失……。在洛斯阿拉莫斯,頂尖科學家們為了他們認定的純粹的科學探索而一起工作,來對抗法西斯主義。但在二戰結束后,每個人都在嫉妒其他人;每個人都必須發表論文并且署上自己的大名;我可以看出這一切在我周圍正愈演愈烈。對植物學而言,你可以爬上一座山,然后發現一種新植物或是其他什么東西,然而核物理學并不是這樣。在物理研究中,機器變得越來越強大,直到將人俘獲。你不能決定你自己想做的實驗,因為你是那個依靠經費的巨大機器的一部分。
我當時仍然在領域最前沿,但我可以看到這艘大船正在沉沒。你必須從什么地方搞到錢,但是出資者顯然有自己的目的。當然,除非為了自己的目的,不然也沒人會捐助經費。記得有一天吃完午餐后,我和羅伯特·克里斯蒂走在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我的研究助理費用實際上來自海軍。我回答:“他媽的海軍和我有什么關系?”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
寒春和她的同事為之不懈奮斗的文官控制(Civilian Control)的假象在她周圍轟然崩塌。與此同時,她的姐姐珍不斷向她介紹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她的家庭也會待在一起討論蘇聯和中國。她把自己關于政治的見解帶到了芝加哥,卻發現自己陷入了與費米和安德森的爭論。費米不能容忍任何與科學理論和物理世界無關的討論,他認為政治家最好在完全孤立的山頂上處理世事。安德森告訴她,年輕時在大學里持有進步主義或是左派觀點是合理的,但是她總會長大的。
因為與一名公開聲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學生曾經有過一次無意間的交流,寒春受到了阿格紐的警告:她被告知自己最好不要在公共場合被看到和這名學生待在一起。寒春頓時驚怒交加:
我說:“搞什么鬼?我們到底在害怕什么?難道是思想嗎?人們難道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嗎?”阿格紐則認為:如果你拿了海軍提供的研究助理資金的話就不行。事態正在變成這樣……,你必須準備好做那些軍隊和海軍想要你做的事,即使現在是所謂的文官統治。
陽早的來信令寒春日益增長的幻滅感愈加幻滅。他帶來了解放區故事,寒春從姐姐以及哥哥(韓丁)那里聽來的故事也因此更加生動了——韓丁后來也去往了革命中國。她想要實地了解中國,她對核物理發展方向的認識也愈加清醒,這一切終于推動她做出了一個關鍵的決定。內戰正酣,進入中國的大門即將關閉。她抱定決心,不要用余生“給美國政府制造越來越大當量的炸彈”,她最終做出了自己的決定:要趁自己還有機會的時候去中國,但萬一對在中國的見聞不滿,她也會為自己的學業留一條后路。
根據韓丁的建議,她給宋慶齡的秘書譚寧邦(Gerald Tannenbaum)寫了一封信。他正巧將要路過芝加哥,寒春托他捎給宋慶齡一封信,但是她從中國福利會基金會得到的回復只有“請耐心等待”;內戰越來越激烈,對她來說形勢似乎越來越危險。不屈不撓的寒春開始給眾多中國大學寫信,謀求一個物理教師的職位。中國福利基金會看到了她的決心,勉強同意了她的要求,并發給了她一封聘書。
聘書在手,寒春立刻以芝加哥大學被錄用到上海工作的學生的身份開始申請護照。但是,當她填到“訪問目的”這一欄時,她犯了老大的難。她深知自己不能坦陳自己要“去見證中國革命”,她也知道最令人信服的應該是愛情與婚姻。咬緊牙關,寒春無奈地寫下了“與未婚夫團聚并結婚”。雖然在那個年代還沒有電腦記錄,華盛頓的護照機構也沒有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做軍事機密工作的記錄,但寒春差點犯下一個致命錯誤。當她去華盛頓申請護照時,她把自己的文件給了母親在布林莫爾學院時的一位老同學——當時她正在護照機構工作。如果她知道寒春的工作經歷與潛在的安全風險,寒春的中國之旅或許會告吹,但是她并沒說漏。最后,寒春拿到了她的護照。
在立即預約了戈登將軍號——一艘從舊金山開往上海的船——的船票后,她匆匆地聯系了韓丁的女朋友史克。史克也在計劃去中國見韓丁。史克告訴寒春,如果能去的話就和她一起去,但是如果她沒有出現,那么寒春就自己出發。
楊振寧是第一批被她告知自己決定的人之一。楊振寧教會了她生平第一句中國話:“這是一支筆。”告知楊振寧的時候,寒春仍然小小地哭了一場。盡管她已經做好了離去的準備,但她仍舊感到撕心裂肺。她曾經為之努力的博士資格考試即將在下個秋天舉行,但是那時她就沒法去中國了。于是,她堅持了自己的決定。她騎上自行車去厄巴納,與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就讀的鮑勃·卡特道別。
費米,艾里森,和狂熱的反共主義者愛德華·泰勒——他想先發制人對蘇聯發起核轟炸,都知道寒春的旅行目的地,但是他們從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
他們本可以用一句話阻止我。但是,大家都持有這種觀點,即人們應該有自由去思考他們的追求,即使自己并不同意——CIA(中央情報局)曾經到艾里森的家里來打探我的去向,艾里森告訴他們:“關你屁事。”
與之相反,他們組織了一小群物理學家為她舉辦了一場歡送會,并送給她一部相機,以記錄她的旅行。
寒春現在有500美元——她認為這個數額剛好足夠去往中國的花銷,但是她欠她的牙醫大概500美元,因為他給她做了一套金質嵌體修復。考慮到自己最終回到美國時會需要這500美元,寒春把這些錢存入了銀行,并告訴她的牙醫,自己回來后就會付錢給他。她還通過陽早的媽媽向陽早借了500美元。寒春在三月抵達舊金山,并且在母親的另一個朋友家借住。她在美國的最后一晚住在一個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同事——意大利物理學家埃米利奧·塞格雷——的家里。塞格雷當年帶她參觀了自己的實驗室——里面運行著他自己的回旋加速器,這機器曾如此地吸引她的想象力,并使她投身于物理學領域。
第二天早上,寒春登上了戈登將軍號——一艘巨大的客運汽船,她站在欄桿前,在上船的乘客中尋找史克。客輪吹響最后一聲汽笛后離岸了。史克依舊沒有蹤影,寒春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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