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們在謳歌黨的偉大和輝煌之余，不禁會想起當年那些挺身立黨，在白色恐怖中夙興夜寐，篳路藍縷，為黨的生存發展而殊死奮斗，為傳播馬列主義真理而奔走操勞的早期共產黨人。

　　李大釗，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位。

　　李大釗先生

　　若以傳統忠烈祠而論，那么在中國共產黨的忠烈祠里，名列首位的，當非李大釗莫屬。

　　（一）愛國·立黨·在白色恐怖中傳播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出生，河北樂亭人。他畢業于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學，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兩大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是一個早慧之人，在少年時代已然心憂天下。1907年夏天，李大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遂考入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就讀。這是當時中國北方一所有名的學堂，總教習是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進步律師江庸先生

　　1908年，19歲的李大釗就曾寫過一首詩《登樓雜感（戊申）》，詩中寫道：“感慨韶華似水流，湖山對我不勝愁。驚聞北塞馳胡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國十年多隱恨，英雄千載幾荒丘。海天寥落閑云去，淚灑西風獨倚樓。”其家國情懷，溢于言表。這就注定了李大釗的一生，必然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

　　1911年冬，李大釗就讀的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迎來了另一位學子——后來成為抗日名將的張自忠。他后來戰死于抗日沙場，成為臺北國民黨忠烈祠中排位居首的民族英烈。李大釗，則是共產黨最著名的英烈。巧合的是，一文一武的兩個人，都就讀于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至于他們之間是否相識，則不得而知。

　　1913年冬，李大釗得天津紳士孫洪伊先生資助，東渡日本，考入江庸先生的母校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安藤彥太郎在其撰寫的《架向未來之橋——早稻田大學與中國》一書中不僅展示了李大釗的成績單，還詳細整理了李大釗上學時履修的11門科目及對應的執教老師。

　　他評論說，“與其他日本人學生相比，李大釗的成績是相當不錯的”。1915年1月，李大釗在早大學習的第一學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及其內閣秘密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此事一出，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反應非常強烈，李大釗積極加入留學生的抗議斗爭。他還拒絕選修“二十一條”的極力主張者浮田和民、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有賀長雄等日本教授的課程，并發表《國情》等文章，點名批判浮田和民和有賀長雄。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李大釗

　　1916年5月，李大釗回國，參與新文化運動。1918年1月，經時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的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又兼任經濟、歷史等系教授，參與編輯《新青年》，并和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推動共產主義。

　　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1919年7月，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產生了極大影響，一大批愛國青年就是通過學習李大釗的這篇文章，轉而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其中有一位接受李大釗影響的青年，后來對中國的前途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就是毛澤東。

　　在李大釗此文發表之前的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由長沙乘火車到北京。但他最終沒有去法國，而選擇留在北京。10月，經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毛澤東回憶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這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

　　次年3月，因母親病重毛澤東離職歸湘。在北大不到半年的時光，毛澤東讀了很多書，接觸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別是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這一直深植于他記憶之中并帶來深遠的影響。

　　后來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毛澤東說：“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師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49年3月，即將成為新中國人民政權領袖的毛澤東回到闊別30年的北平，他遠遠地看到古都城垣，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呢！”

　　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和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在沙灘紅樓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其辦公室，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又親自創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的思想覺悟得到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陳獨秀

　　1921年，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聚會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雖然因故未能出席，但仍和陳獨秀一起被視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故有“南陳北李”之說。

　　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十分危險，但李大釗以開拓者的無畏姿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國的導星”，并積極付諸行動。為了共產黨的發展，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不但冒著危險東奔西走，日夜操勞，而且傾囊而出，自掏腰包。他當時是北大的老師，連同兼職，月薪將近三百大洋。換作今天，他三個月的薪水就可以買一套四合院。但因為常常傾囊紓難，接濟貧寒青年，支持革命活動，實際上他的生活是非常貧苦的。北大的學生后來回憶說，李大釗平常在學校的餐食就是饅頭就水，常常連咸菜都沒有。后來蔡元培得知李大釗把薪水都無償獻給了革命和窮苦學生，于是把他的妻子趙紉蘭請來，讓財務把他們家每月的生活費先交給趙紉蘭，然后才把余下的薪金發給李大釗，以免家中斷炊。

　　這個時期的孫中山，身兼廣州軍政府非常大總統和國民黨領袖，開始探索與蘇俄的合作。1922年6月16日，備受孫中山倚重的粵軍將領陳炯明部下葉舉出兵圍攻總統府，并炮轟孫中山寓所，意在驅逐孫文離開廣東。這讓孫中山感到震驚，于是在困境中加速采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李大釗曾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抱有很高期望。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時，他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1922年8月，李大釗到上海面見了孫中山，并由孫中山親自主盟，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負責與廖仲愷、鮑羅廷等人一起改組國民黨，從而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分析，李大釗認為國民黨人整體犧牲奮斗的革命意志起色不佳，勇氣不足，還真不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失望，讓他更加堅定了共產黨應當擔負起犧牲奮斗的革命先鋒的使命和信心。

　　李大釗和孫中山見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派李大釗和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等五人組成主席團，輪流擔任大會主席。在這次會上，李大釗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回到北方，李大釗幫助國民黨建立起北京市黨部、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同時領導中共北方黨組織配合五卅運動，配合北伐行動。

　　那段時間，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李大釗身兼國共兩黨，成了國共兩黨北方地區的最高負責人，為國共兩黨共同推重，其聲望達到了人生的巔峰。

　　（二）被張國燾出賣，從此步入險境

　　就在這個時候，李大釗渾然不知，他因為被人出賣已經陷入險境之中，而出賣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學生兼同志張國燾。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不久就認識了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1919年，張國燾從預科畢業轉入本科，但沒有讀完本科，就成為職業革命家。在校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擔任北京學聯主席，是北京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張國燾跟隨李大釗參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活動，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看他革命積極性很高，又有活動能力，很是看重他，兩人之間形成了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

　　1921年7月23日，黨的一大在上海舉行，李大釗因故未去，派遣張國燾、劉仁靜與會。開會時，張國燾便刻意強調受李大釗委托而來，理應擔任領導。原來的召集人李漢俊不想爭奪權位，加之大家敬重李大釗，結果張國燾就作為大會主席主持了會議，并當選為中央局三人團成員，分管組織工作。這樣，張國燾就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上及創黨初期，占據了重要地位。

　　張國燾一生中，曾經兩度變節：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8年。其中，第二次叛變是公開的，為國共兩黨眾所周知；但第一次卻是暗中變節，具體情形鮮為人知。

　　1924年5月，張國燾一度被捕，5個月后獲釋出獄。

　　在回憶錄中，張國燾自稱他被逮捕后“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使敵人“一無所得”。按其所寫，他儼然是一位意志堅定、不屈不撓的革命者，無愧其革命者和中共高級領導人的身份。不過一份解密檔案，卻無情地揭穿了張國燾的謊言。

　　事情的詳情是這樣的：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軍蕭耀南派軍警分別包圍漢口的湖北共產黨組織的秘密機關和劉芬律師事務所，共產黨員許白昊、劉芬和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等人被捕。楊德甫被捕后叛變，向敵人供出了在北京由共產黨領導的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秘密機關和張國燾等人的住址。隨后，湖北方面將此情由京漢路局密函北洋政府交通部。

　　5月21日凌晨，京師警察廳派出3個偵緝隊，前去全國鐵路總工會所在地搜捕。當時張國燾并不在那里，敵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鳳林兩名干事。隨后，偵緝隊在臘庫16號杏壇學社抓住了張國燾及與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楊子烈，同時搜獲許多黨的文件和信件。張國燾對這突如其來的搜捕毫無準備，遂和另3位黨員一道被抓入獄。中國共產黨在《向導》上發表一系列文章，聲討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開展營救活動。李國珍等19名眾議員致函內務總長程克，要求釋放張國燾；彭漢遺等15名眾議員也致函程克，要求釋放楊子烈。

　　張國燾等4人被捕后，先被關押在鷂兒胡同偵緝隊中，敵人每日對他們進行嚴厲的審訊，但沒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張國燾等人被押解到京師警察廳。從5月26日起，警察廳開始對他們進行野蠻的拷訊，每天拷打三四次之多。張國燾開始時不承認自己便是張國燾，也沒有供出黨及工會的組織。敵人就拿出在張國燾住處查獲的一些信函、文件等，其中有一份委托狀上列有總干事張特立的名字，敵人質問張國燾這是否就是他的別名。張國燾支吾否認，于是敵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然后對他大施酷刑。張國燾為了茍存性命，最終還是向敵人屈服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中的共產派，但辯稱自己并無任何職務，屬于掛名黨員。

　　他的新婚妻子楊子烈被捕與張分開關押，也屈服于敵人的酷刑，對敵人寫下了親筆供詞：“張國燾是研究共產主義學說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學說，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為我們結婚的日期不久，同時我們學校的功課很忙，雖然把關于此類的書籍看看，憑心說話，一本也未看過。不但如此，老實說連共產二字的意義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張國燾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這種邪學說，而得像現在這種結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脫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脫離干系。政府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錯事，是應該求老大人的寬恕，使其有改過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丈夫張國燾，此次做錯了事是應該受懲罰的。但是青年閱歷尚淺，諸大人素來德量寬宏，許人改過遷善，故敢請諸大人念張國燾初犯，特別加于寬恕。那不但張國燾和我銘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覺的人，也當感德無涯矣。”

　　京師警察廳審訊后認為事關重大，隨后把張國燾等4人押解至京畿衛戍司令部。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發現張國燾是個軟骨頭，下令加重刑罰，逼其供出更多情報。張國燾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張昆弟（號芝圃）等領導同志和北京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一股腦全都供給了敵人，還供出了71位鐵路工人黨員的名單，其中京綏路工人黨員7人，京奉鐵路工人黨員21人，膠濟鐵路工人黨員3人，正太路工人黨員2人，京漢鐵路工人黨員8人，津浦路2人，粵漢路1人，通清路2人，隴海路1人，廣州工人黨員24人，并詳細向敵人提供了這些人的具體姓名及通信地址。張國燾因變節坦白得到了優待，住進了單間，伙食也改善了。

　　5月30日，王懷慶密信給內務總長程克，請求捉拿張國燾供出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釗，李大釗聞訊迅速轉移，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軍警查抄了李大釗在北京銅幌子胡同的住所，不獲。然后又趕到李大釗的老家河北樂亭追捕，當時李大釗化裝成商人，在兒子李葆華的幫助下，逃到昌黎五峰山，使敵人兩次抓捕都撲了空。6月11日，北洋政府內務部發出了對李大釗等人的通緝令，并把通緝令下達到各省。

　　此前，李大釗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李大釗就化裝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臨行前，他給趙紉蘭寫信：“現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沒有空閑的時間照顧家庭了，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因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而焦急，應當振作起精神撫養和教育子女。”

　　李大釗因赴蘇聯得以脫險，但其他被張國燾出賣的同志，就沒有那么幸運了，比如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在石家莊被捕，范體仁、吳鵬九、葉云清等同志也都被反動軍警逮捕，北京、天津、保定、鄭州等各地鐵路工會負責人陸續被捕、被通緝、被開除的達40多人。我黨領導的北方鐵路工人運動因此受到嚴重破壞，而張國燾恰恰是北方工運的主要領導人。

　　盡管張國燾變節出賣同志，但王懷慶鑒于張國燾系中共要人，依然把此案上報給直系北洋政府總統曹錕，要求槍斃張國燾。但另一名軍閥齊燮元則有些奇怪地提出了一個建議：“給他一個永遠監禁，讓他瘐死獄中。”張國燾這才保住了性命。

　　張國燾在獄中出賣了自己的恩師李大釗，而毫不知情的李大釗卻為營救張國燾四處奔走。李大釗與齊燮元系河北同鄉，齊燮元保張性命的那個建議，極可能是出自李大釗的所托。

　　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的統治。因馮玉祥欽敬孫中山，也同情共產黨，李大釗便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響力為張國燾擔保，張國燾夫婦才得以出獄獲釋。直系軍閥在各地抓捕的其他共產黨人，也陸續獲釋。

　　獲釋讓張國燾高興極了，他挽著妻子楊子烈的手走出了監獄大門。張國燾背叛革命的事情，當時并沒有人發現。故其出獄后，回到中共中央繼續就任要職。他不但對組織隱瞞了自己叛變的事實，還多次宣揚自己在獄中如何絕食，和敵人做著堅決的斗爭，只是被敵人強拿著他的手按了紅手印。但是，被同張國燾一起營救出獄的同志們也不是沒有疑問：為何在獄中，后期只有張國燾一人得到了優待？張國燾巧舌善辯，說：“敵人想要把我永遠監禁，老死獄中。”這個解釋現在看來很是勉強，但當時還是讓張國燾蒙混過關了。

　　李大釗被張國燾出賣，雖然當時敵人未能抓到他，但其后依然產生了致命的影響。李大釗的秘密身份由于張國燾的出賣而暴露，被北洋軍警記錄在案。1927年4月，執掌了北洋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派兵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李大釗全家被捕。

　　李大釗是張國燾的恩師，更是中共高層僅次于陳獨秀的領導人，其被捕和就義，是驚動全國和中共全黨的大事件，張國燾卻在回憶錄中一筆帶過，明顯避諱不談，恰恰說明了其心中有鬼。

　　1951年，新中國組織人力對北京大量敵偽檔案進行查看。工作人員在查閱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的檔案時，意外發現了1924年張國燾被捕后的供詞及相關文件，證明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被捕后都供認自己是共產黨，并供出了當時北京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與全國鐵路系統黨員名單，其內容與張國燾的自我標榜大相徑庭。張國燾在供詞中寫道：“鐵路總工會，即為實行共產主義行為之通訊機關。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李大釗為北方首領。（中共）黨員甚多，大半皆系教員、學生，姓名一時記憶不清。輔助進行黨務者：南方有譚銘三（平山）等，北方有張昆弟等。”

　　另據其他文件顯示，除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張昆弟四人外，張國燾還供認出了劉仁靜、高君宇、范體仁等多位同志，幾乎把他知曉的中共早期人員向敵人“和盤托出”。從性質上看，張國燾的變節不亞于后來顧順章的叛變。不過由于當時北洋政府內斗不斷，對一些省市尤其是南方各省控制力有限，才沒有給中共帶來毀滅性后果。

　　此次政治變節雖被張國燾長期隱瞞，卻反映了其卑鄙的人格和軟弱投機的秉性，并在其人品質上種下了無節義的思想基因，政治信仰也隨之發生了動搖。張國燾后來在1938年趁祭拜黃帝陵之機出走叛變，投靠國民黨，可以說在1924年就埋下了背叛的種子。而楊子烈在張國燾叛逃后，之所以一直追隨于張，除了正常的夫妻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人一起變節，因而具有共同隱瞞和相互依存的特殊心理。

　　（三）“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在反動軍閥統治的白色恐怖里從事救國救民的共產主義活動，充滿了危險和不測，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對于胸懷信仰的共產黨人來說，危險并不能成為退縮和躲避的理由，因為在他們的眼里，救國救民的偉大理想要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

　　李大釗性情溫厚，作風淳樸，不圖名利，很善于團結人，正如人們所贊譽的：“沒有宗派氣，內外從如云”。但另一方面，在溫和淳樸的表層之下，李大釗卻有一顆熱血激蕩的心，他堅毅內斂，無私無畏，骨子里有一種壯懷激烈、大義凜然的偉丈夫氣概。他把生死理解得很深，因為想透了，故而把生死看得很淡，故而不怕犧牲，非但不怕犧牲，反以犧牲為榮。他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這是李大釗1919年寫在文章《犧牲》中的一段話。他還有一句名言：“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辭。要知道，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

　　1922年1月，湖南工運領袖、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兩人領導湖南第一紗廠罷工時被軍閥抓捕砍頭，李大釗在《黃龐流血記》序文中稱贊他們是勞動階級的先驅，對他們的殉難表示無限的敬意。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造成二七慘案，其中罷工前線領導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壯烈犧牲。對此李大釗激憤地高喊：“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運動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鋒隊！”“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只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只有無產階級！”1924年10月30日，李大釗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懇切地發表演講：“國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孫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的只有我們了！”“我們的團體（中國共產黨）是全被壓迫的民族的先驅，我們的革命是為全人類的，所以我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目睹20世紀初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和社會黑暗，滿懷救國救民理想的李大釗，主張大力鑄造“雄健的民族精神”，他認為這種民族精神就是一個民族為反抗外族侵略“竭盡其智力”“置生死于弗顧”的犧牲奮斗精神。“自由的花是經過革命的血染，才能發生的”。在用心觀察了18世紀至20世紀初法國、俄國等“世界革命先聲”國家的政治革命歷史后，李大釗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革命能夠取得最終勝利，誕生新的國家，創造新的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付出了“最大犧牲”。他用“革命血潮”“有血革命”來形容政治革命與犧牲奮斗的內在聯系。他號召中華兒女拿出雄健民族精神來挽救中華民族，在這犧牲奮斗的悲壯歌聲中“猛力勇進”，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延續和發展民族生命。李大釗主張新青年應樹立“奮發有為的人生觀”，努力做“舊生活的反抗者，新生活的創造者”。他激勵青年們保持辛亥革命中那股“斷頭流血以從之”的犧牲奮斗勇氣，絕不能膽怯，必須勇于犧牲奮斗，一定要拿出“犧牲的精神反抗這頹廢的時代文明，改造這缺陷的社會制度，創造一種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在李大釗看來，“愛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犧牲的精神便是愛”。

　　他始終抱著準備犧牲的決心，堅持在極其殘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中為黨工作。1924年12月李大釗從蘇聯回國后，毅然接受黨中央的安排，一直堅守在北京領導北方革命運動。

　　這個時期，他不顧危險，公開發起向北京政府請愿，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了5萬余人的示威。

　　由于1924年張國燾的變節出賣，北洋政府已經知曉李大釗的共產黨領導人身份，故于1925年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為由多次下令通緝他，李大釗被迫進入東交民巷俄國兵營暫避。不久，他又走出東交民巷，繼續領導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奉系、直系北洋軍閥的斗爭。

　　那時，以日本為后臺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崛起，大有奪取北洋政府控制權的可能。為了阻止奉系軍閥的統治，李大釗投入巨大精力去聯合馮玉祥國民軍反奉；策反張作霖部將郭松齡起兵反奉；動員張作霖主要幕僚楊宇霆密謀反奉；還積極聯絡山西的閻錫山，試圖組建反奉同盟。李大釗所做的這一切，被張作霖恨之入骨，張一口咬定李大釗是蘇俄間諜，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5年月12月21日，張作霖與日軍聯合，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帶擊殺了郭松齡，將郭曝尸奉天城；隨后與日軍聯合圍堵馮玉祥軍，將馮玉祥逐回西北。李大釗試圖構建反奉聯盟未能成功。

　　1926年3月18日，李大釗領導北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并到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愿，竟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殺，是為三·一八慘案。李大釗的頭部和雙手負傷，但他仍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

　　三·一八慘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下達了對李大釗的通緝令，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月底，李大釗接受蘇聯同志的建議，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秘密遷入位于東交民巷的蘇聯駐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

　　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奉軍以“安國軍”名義占領北京，隨后加緊對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革命者進行迫害，李大釗的處境更加危險了。以足智多謀而被北京大學同仁戲稱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趕到孔德中學，悄悄把正在聽課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叫了出來，神色鄭重地對他說：“轉告你的父親，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張作霖這個紅胡子是殺人不眨眼的啊!”

　　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就連一些主張進步的報紙主編，如《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也都被殘酷槍殺。

　　鑒于北京的形勢日趨緊張，國民黨在北方的領導干部紛紛離京南下，中共也將部分干部調離北京。在明知自己已經暴露、北洋政府已緊急下令抓捕的情況下，李大釗卻毫不猶豫地堅持留在北京為黨工作。大家都擔心李大釗的安危，一再催促他離開北京暫避，他卻平靜地說：“要離開北京不難，就是工作離不開，我是不走的。”“要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這里的工作是怎樣的重要，哪里能離開呢？”夫人趙紉蘭也為他擔心，多次勸他暫避一下，他總是說：“不是常對你說嘛！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

　　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李大釗不顧生命危險，盡最大努力開展秘密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斷壯大。自1926年“三一八”慘案至1927年2月，僅北京一地，共產黨員就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員也由2000多人發展到4000多人，共青團員也有了很大發展。同時，李大釗組織國共兩黨深入農村，建立農民協會和武裝，使直隸、內蒙古、山西等地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他還努力為南方的革命運動培養、輸送了大批干部。他堅決支持當時主要在南方一些農村蓬勃興起、同時也開始波及北方的農民運動，并著文論述開展農民運動和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軍隊中擴大革命運動的影響，對馮玉祥將軍五原誓師參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釗作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學者和革命家，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尊崇，名重當世，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開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個重要條件。同時，他的名聲也讓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奉軍進占北京之后，圍捕之網越收越緊，李大釗處境危殆。他以往的辦公室、宿舍、會議室、刊物編輯部及其他革命活動場所，均陷入奉系軍警的盯梢和監控之中。

　　（四）被捕入獄，各方營救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郁文、司法科長沈維翰接到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命令，讓他們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審理共產黨的案子。偵緝二隊隊長王景有和四隊隊長楊恩華帶人趕到北郊警察署，看見警察正在審問拷打一名在街上散發傳單時被抓捕的人。這個人就是曾經在李大釗身邊工作過的中共地下黨員李渤海。李渤海經不起拷打和誘惑，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并將李大釗隱匿于東交民巷的情報及其他黨員名單供出。后來，李渤海還充當了奉系軍警進入蘇聯使館區的向導。

　　吳郁文、陳興亞大喜過望，馬上報告了張作霖。

　　為了抓捕李大釗，張作霖派出大批軍警和特務化裝成車夫、小商販，天天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國兵營門口窺視。凡是兵營出來的人，都有特務盯梢，直至拷問逮捕。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就是這樣被特務秘密逮捕的。

　　為了弄清俄舊兵營內部的情況，他們還利用兵營內招用工友之機，派遣四名暗探化妝打入內部。據當時北京《晨報》報道，這幾名暗探在在舊俄兵營中經過3個月的偵探，“所有當中的一舉一動，俱已調查明晰，并經繪圖報告”。

　　按照國際法和外交慣例，一國對其駐外使館是具有主權管轄地位的，駐在國軍警無權擅自闖入。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中國軍警更是不得隨意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張作霖得知李大釗隱匿于蘇聯駐華大使館，于是派人先找西方列強駐華公使團團長、荷蘭公使歐登科，接著又與英法等國公使交涉。出于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蘇聯的仇視，簽訂《辛丑條約》的八國公使專門開會討論，默許奉軍派人進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區搜捕李大釗等人。

　　政治上幾經轉變的民國名流楊度先生，對李大釗的安危十分關心。他在為國民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結識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釗。此前，他讀過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的許多關于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章，對李大釗欽佩有加，兩人一見如故，結為摯友。面對楊度政治主張失敗后內心的苦悶，李大釗語重心長地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幾次推心置腹的交談后，楊度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共產主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似乎在李大釗身上看到了那座指引自己前行的燈塔。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為共產黨做些有益的工作。

　　1927年4月5日，楊度在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北洋政府前總理熊希齡女兒的婚禮，碰巧遇到北洋政府前外交總長汪大燮。一番寒暄之后，楊度無意從汪的口中得知張作霖準備大肆撲殺共產黨員的消息，楊度大吃一驚，忙問：“那是俄國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許我們進行搜捕捉人的，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來嗎？”

　　汪大燮從容地答道：“今天張大帥已經派我和另外幾個人去跟各國駐北京的使館打過招呼了，聲明我們將要進入東交民巷搜查俄國兵營。理由是前方戰事吃緊，后方共產黨人在進行破壞活動，影響京師的治安。希望各國公使館諒解并協助。”

　　楊度得知事態如此嚴重，急出一身冷汗，便借故中途退席回家，讓長子楊公庶速去章士釗公館，向章先生報告情況。章先生聞訊，立即將消息告訴了李大釗。但此刻為時已晚，蘇聯使館已被奉系軍警重重監控，李大釗來不及轉移了。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張作霖的密令，陳興亞召集偵緝處長吳郁文等人秘密開會，制訂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吳郁文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他把抽調來的540名警察、憲兵和特務分成12個小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單，分頭捕人。

　　4月6日清晨，吳郁文率大批軍警如狼似虎般直撲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實施蓄謀已久的瘋狂搜捕，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人員和蘇方人員共60余人一同被捕。所幸，李大釗大兒子葆華與同學結伴外出，小兒子寄養在他處，因此躲過了一劫。

　　對于李大釗被捕的情節，其長女李星華有細致的回憶：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換上了新夾衣，母親帶她到娛樂場去散步了。父親在里間屋里寫字，我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短短的一段新聞還沒看完，就聽見啪，啪……幾聲尖銳的槍聲，接著是一陣紛亂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著眼睛問父親。

　　"沒有什么，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親不慌不忙地從抽屜里取出一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外走。我緊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暫時躲在一間僻靜的小屋里。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

　　"不要放走一個!"窗外一聲粗暴的吼聲。穿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穿便衣的偵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擁而入，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他們每人拿著一支手槍，槍口對著父親和我。在軍警中間，我發現了前幾天被捕的工友閻振三。他的胳膊上拴著繩子，被一個肥胖的便衣偵探拉著。

　　那個滿臉橫肉的便衣偵探指著父親問閻振三:"你認識他嗎?"

　　閻振三搖了搖頭。他那披散的長頭發中間露出一張蒼白的臉，顯然是受過苦刑了。

　　"哼!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偵探冷笑著，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別讓他自殺，先把手槍奪過來!"

　　他們奪下了父親的手槍，把父親全身搜了一遍。父親保持著他那慣有的嚴峻態度，沒有向他們講任何道理。因為他明白，對他們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殘暴的匪徒把父親綁起來，拖走了。我也被他們帶走了。在高高的磚墻圍起來的警察廳的院子里，我看見母親和妹妹也都被帶來了。我們被關在女拘留所里。

　　由于李大釗是北京大學知名教授，論著頗豐，聲望很高，名重京華，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

　　——4月10日，北京大學等國立九校推定北大校長余文燦、師大校長張貽惠為九校代表前往拜訪張學良軍團長，提出如下意見：（一）未放學生請速放；（二）認為情節重大之學生，請從輕發落，取寬大主義，不再株連；（三）李大釗系屬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訊；（四）李大釗之妻女，請即釋放……此后兩天，國立私立25所大學的校長也召集會議，就李大釗被捕一事，議決發表一篇建議書：“希望奉方取寬大主義，一并移交法庭辦理。”

　　——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先生，也出面游說奉系要員楊宇霆向張作霖說情。范熙壬與李大釗是好友，曾參加了李大釗主持的共產主義小組。當李大釗被捕后，范熙壬兩次探訪與李大釗相識的張作霖參謀長楊宇霆未果，第三次他寫了一封《致楊鄰葛督軍書》的親筆信給楊宇霆，勸其消弭內爭，協力對外。楊宇霆受了章士釗的委托，又讀了范熙壬的信，確曾向張作霖求情赦免李大釗，但無效。

　　——在范熙壬的斡旋下，北洋政府也曾派梁士詒、楊度、羅文干面見張作霖，主張“移交法庭”處理。

　　——為營救李大釗，楊度甚至毀家紓難，賣掉了在北京的“悅廬”公館，用所得4500塊大洋積極疏通關系，為李大釗奔走呼號。楊度還設法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討論會”召開會議，會議決定向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建議，將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辦理。

　　——4月15日，《世界日報》報道，公民李公俠致書張學良，請寬赦李大釗，書中列舉了10條寬大的理由，其中第8條寫道：“且李氏，師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襖，常年不乘洋車，盡散月入，以助貧苦學生，終日伏案，面究各種學問……此論獎掖行德，而宜主寬大。”

　　——16日，《世界日報》報道，“李大釗等被捕后，各方面營救甚力，茲聞又有李之同鄉白眉初、李時，武學易、李采巖（言）等三百余人，聯名呈請釋李。”呈文中說，李大釗“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鄉關系，愿保留李大釗之生命。”

　　——《晨報》就李大釗被捕一事發表了題為《共黨事件，應交法庭》的社論，認為當局應采取寬大精神，黨獄萬不可興，處罰不宜過重，建議將李大釗等人移交法庭處理。

　　——國民軍統帥馮玉祥此時也拍了電報，向奉系軍閥提出警告。

　　——得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逮捕入獄，蘇聯報刊立即作了詳細報道。9日的《真理報》說：“6日上午11時，一隊奉天士兵，還有憲兵和暗探等共約500人，包圍了蘇聯使館區，切斷了使館同外界的一切聯系后闖入內部，逮捕了70多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教授和一些學生、婦女和兒童。所有當時在場的俄國人，包括武官處的警衛和職員等共22人，都遭逮捕。”同一天的《真理報》刊登了蘇聯駐華全權代表處，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抗議照會。10日的《真理報》報道了李大釗第二次被審問時的情形。報道說，“李大釗同志在被審問時鎮靜自若，公開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學說的追隨者。他說，他所以參加共產黨（此處可能不確，李大釗在獄中只強調自己是國民黨人--作者注），是因為他愿為黨的原則和綱領而奮斗。”這一天的《真理報》，還刊登了李大釗同志的全身照片。

　　——同時國外的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也對李大釗等人進行了聲援。東方社莫斯科12日電：“本日下午，莫斯科10萬工人職員，舉行示威游行，發表演說，抗議帝國主義勾結中國軍閥策劃的這一陰謀事件。”

　　凡此種種，都讓張作霖面臨巨著大壓力。但他反復掂量，最終還是決定處死李大釗等20人。不過，各界營救的壓力也并非完全無用，一同被捕的家屬、孩子和蘇聯人還是陸續被釋放了。

　　暗中出賣了李大釗的張國燾，此時正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重權高，卻沒有為營救李大釗付出任何努力。這進一步印證了其此前變節的事實。

　　（五）寧死不屈，《獄中自述》無一言述及家事

　　就在李大釗被捕的六天之后，蔣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及外圍革命群眾。4月15日，廣州也發生反革命政變。一時黑云滾滾，白色恐怖籠罩中國南北。

　　李大釗在獄中受盡嚴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堅韌不屈，總以“概不知之”來回答敵人關于中共信息的審問。張作霖也曾安排楊宇霆出馬，企圖勸降李大釗，楊說：“守常兄，咱們是多年的朋友，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那時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正處于合作時期），保你官職在我之上。”

　　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在監獄中，李大釗仍然堅持宣傳共產主義，并繼續通過各種渠道領導指示黨的工作，不但獄中犯人大為感動，即看守的士兵也愿替他傳遞消息，充當監獄中的交通員。

　　在監獄中，在法庭上，李大釗始終大義凜然，泰然自若。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關心著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如何保護同時被捕的其他同志。為此，他用血跡斑斑的手寫下了《獄中自述》。

　　《獄中自述》涉及一個后人不太明白的問題——為什么李大釗不以共產黨而以國民黨的身份署名這份材料？這是因為，此時李大釗并不知道張國燾早在三年前已經將他共產黨人的身份出賣了。在生死抉擇面前，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的組織再次遭受破壞和如何保護一同被捕的同志。這就需要在恪守原則的前提下，采取靈活的斗爭策略。鑒于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自己如果亮明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其結果可想而知。考慮到孫中山曾與張作霖結成軍事聯盟，國民黨在北方處于半公開地位，張作霖正在拉攏國民黨這層關系，以國民黨員的身份與敵周旋，則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被捕同志、掩護黨的組織。所以，李大釗在獄中絕口不提共產黨，而只以國民黨的身份說話。但是，這個策略并無用處，在逮捕李大釗之前，張作霖從北京警察廳留存檔案的張國燾供狀里已經確切地知曉了李大釗是中共北方首要領導人。

　　《獄中自述》

　　《獄中自述》全文約二千七百字，寫得干凈利落，有條不紊，沒有一絲的慌亂和畏懼。這篇文獻，是李大釗對救國救民的共產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的見證，是他在生命最后時刻依然堅守信仰毫無動搖的見證，其境界與格調顯然要高于瞿秋白《多余的話》：

　　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后，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于今，中國民族尚困軛于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于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新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族；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

　　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則。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獄中自述》通篇無一言提及家庭私事，無一語關乎自身安危，字里行間所關心的全是國家民族的命運，闡述的全是他救國救民的主張。

　　其女李星華在《回憶父親李大釗》一文中寫道：“父親在獄中十幾日絕口不提家事，盡管當時對父親的這種冷淡我做夢也沒想到，但在事后還是非常能夠理解我所敬愛的父親。他永遠愛我們，可是在他堅強的心中，革命事業所占的位置，卻要比個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萬倍！”

　　（六）從容就義，三絞而絕

　　既然落到了死敵張作霖手里，李大釗自度難免一死，于是向法庭要求對自己實施絞刑而非槍決。

　　張作霖對法庭前來請示的人說：“只要殺掉他就行，絞死、斃掉有什么兩樣？你們答應他！”請示者為難地說：“我們從沒有實行過絞刑啊，連個絞刑具都沒有。”張作霖聽了，不屑地說：“這還不好辦？我自掏腰包，你們從法國進口一個絞刑架不就得了？”

　　絞刑架很快購得，李大釗死期在即。

　　這時，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北方鐵路工人計劃劫獄，楊度表示贊同。但李大釗得知信息后堅決反對，他說：“他說這種行動，自然是工人們同志們的革命熱情和對于黨對于我的愛戴，今天完全沒有可能實現這種計劃，因為不只是囚室武裝警衛，即監獄亦處于重重武裝戒備中。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做冒險事業，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保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

　　黨組織和楊度只好接受了李大釗的意見。

　　在獄中關押22天之后，1927年4月28日上午，也就是在處決李大釗的當天上午，李大釗和趙紉蘭母女獲準在法庭上相見。

　　李星華回憶說：

　　十幾天（應為二十多天）過去了，我們始終沒看見父親。有一天，我們正在吃中飯，手里的窩窩頭還沒啃完，聽見警察喊我們母女的名字，說是提審。

　　在法庭上，我們跟父親見了面。父親仍舊穿著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我看到了他那亂蓬蓬的長頭發下面的平靜而慈祥的臉。

　　"爹!"我忍不住喊出聲來。母親哭了，妹妹也跟著哭起來了。

　　"不許亂喊!"法官拿起驚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親瞅了瞅我們，沒對我們說一句話。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著。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占據著。這個力量就是他平日對我們講的--他對于革命事業的信心。

　　"這是我的妻子。"他指著母親說。接著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這是我的兩個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嗎?"法官指著我問父親。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親說出哥哥來，就這樣搶著說了，我不知道當時哪里來的機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氣沖沖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塊木板狠狠地拍了幾下。

　　父親立刻就會意了，接著說∶"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我的孩子年紀都還小，她們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們沒有關系。"父親說完了這段話，又望了望我們。

　　法官命令把我們押下去。我們就這樣跟父親見了一面，匆匆分別了。想不到這竟是我們最后的一次見面。

　　28日黃昏，警察叫我們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們回到家里，天已經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爺到街上去買報。他是從街上哭著回來的，手里無力地握著一份報。我看到報上用頭號字登著"李大釗等昨已執行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團云霧，昏倒在床上了。母親傷心過度，昏過去三次，每次都是剛剛叫醒又昏過去了。

　　過了好半天，母親醒過來了，她低聲問我:"昨天是幾號?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從地上撿起那張報紙，咬緊牙，又勉強看了一遍。我低聲對母親說:"媽，昨天是4月28日。"母親微微點了一下頭。

　　實際上，在趙紉蘭母女尚未回到家中時，李大釗已經犧牲。當時的具體情形是這樣的：

　　4月28日上午，由張作霖操縱的所謂“特別法庭”僅用了半天時間，即判決李大釗等20人死刑。下午2點，李大釗等20人被秘密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場的一臺進口絞刑架前，處決他們的罪名是“和蘇俄里通外國”。

　　當時在北京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的何雋曾親歷現場，據他回憶，在受刑之前，行刑官曾詢問過李大釗對家屬有何遺言，表示可以書函轉交。李大釗答道:“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份也，何函為?”沒有為家屬留下任何遺言。

　　行刑開始，李大釗輕挽袍襟，頭一個走出隊列，邁步登上絞刑臺請死。他新剃了光頭，身著棉袍，神色自若，站在敵人的絞刑架前留下了最后一張照片，并轉過身來，對著十九位同志意味深長地說：“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李大釗，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

　　《北洋畫報》一篇題為《處決李大釗等瑣聞》的文章里，特別提到了一個細節：當絞刑架繩環放下的那一刻，行刑劊子手要求李大釗伸長頸脖，以方便繩套套入頸中，李大釗依言而做，視死如歸，毫無懼色。有記載說：“李神色未變”，“厥態殊從容”。

　　從容就義

　　但是，劊子手事先得了張作霖的指示，不能讓李大釗速死，為了讓他多受折磨，使用了慘無人道的“三絞處決法”：把李大釗推進長方形的鐵架子中，一共施行了三次絞殺，時間長達28分鐘。

　　——第一次，把李大釗絞昏氣絕，然后放下來，用冷水澆醒，厲聲喝道：“你悔過罷！”

　　李大釗醒來后，徐徐睜開雙眼，嘴里吐出了一口鮮血，憤恨地說：“快把我絞死！我的肉體雖殞，精神不滅！”

　　——第二次，吊起再絞，李大釗的眼球已經突出，口鼻淌血，劊子手再次將他放下，澆以冷水，李大釗猶如死后還魂，醒來后牙縫里只吐出四個字：“力求速辦！”這是李大釗留在人世間最后的四個字，擲地有聲，攝人心魄。

　　——連劊子手也被李大釗的大無畏所震懾，不敢再說話，連忙第三次絞緊繩索，結束了李大釗的生命。

　　李大釗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此時犧牲的他，只有38周歲。其人格與氣節，和變節出賣同志的張國燾相較，簡直判若天壤，如隔云泥！

　　隨后，劊子手將與李大釗一同被捕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于、英華、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張挹蘭共19人，挨個絞殺。

　　張挹蘭，1893年生于湖南醴陵。在北大就讀期間，得到李大釗的賞識，成為他領導下的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婦女部長、《婦女之友》主編，是20 位殉難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個。

　　攝于獄中。左起：路友于、李大釗、張挹蘭

　　那一天，張挹蘭穿著特別整潔、干凈，頭發梳得也很齊整，她姿態安詳，眼神堅毅，充滿了對敵人的蔑視。在敵人長達 3 個多小時的絞刑過程中，張挹蘭一直站在絞刑架旁，目睹同志們一個個倒下，她毫無懼色。當劊子手最后一個喊到張挹蘭的名字時，她踏著夕陽，微笑著走上絞刑臺，沖著敵人喊道：“行刑吧！”就這樣從容就義。

　　在敵人的行刑報告上，我們看到了20位英烈就義后的情景：“行刑既畢，尸身20具并列于絞臺之側，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張挹蘭也，面皆俯向下，皮膚慘白，頸或有紅痕者，頭發無不蓬亂，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為寒士也。”

　　張挹蘭犧牲后，她的戰友褚松雪寫了一篇《哭張挹蘭》的文章，說：革命是準備著犧牲的。許多同志悲憤李守常先生之被慘殺，因而更增加其革命的勇氣。挹蘭的死，至少也可以引起婦女界的憤慨而緊張其革命工作的。對象越深刻，刺激力也越大。歷史告訴我們：革命黨人是殺不完的，而且只有越殺越多的！挹蘭真正用生命實踐了曾經的豪言：“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

　　29日一早，報紙上刊出消息：“李大釗等二十人執行死刑矣”，甫一看到，趙紉蘭立刻暈倒。《晨報》記者趕來了，他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加劇，以致臥床不走。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由日本出資開辦的報紙《順天時報》先是描繪了李大釗身后的悲慘：“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然后發表了一番冷嘲熱諷的評論：“李大釗是一般人稱為學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論，能被人稱為學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當然與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后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絕命于絞首臺上，還擔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奉勸同胞，在此國家多事的時候，我們還是茍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輕舉妄動吧!”此文的意圖，分明是規勸中國青年應以李大釗為戒，茍存性命，不要作什么“主義的犧牲”和“非分之想”。對此，就連周作人都看不下去了，他憤然寫下《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予以駁斥：“你看，這思想是何等荒謬，文章是何等不通。……照我們的觀察說來，大和民族是素來不大喜歡茍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明證。……日本人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茍全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顯系一種奴化的宣傳。”“我并不希望日本人來中國宣傳輕生重死，更不贊成鼓吹茍全性命，總之這些他都不應該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國的文字去發表謬論或非謬論，但決用不著他們用漢文寫出來教誨我們。”對于日本人文章中的“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之語，周作人更是直接稱之為胡說八道。

　　實事求是地說，在李大釗的事情上，周作人不但體現了深厚的朋友情義，而且展現了一點民族氣節。若周作人能夠一貫地堅持這個立場與節操，后來也不至于淪為文化漢奸。

　　李大釗被捕后，國內各界營救甚力，呼聲極為強烈，蘇聯方面也向北洋政府發出了抗議，這給了張作霖巨大壓力，但最終還是未能挽救李大釗等20人的生命。那么，張作霖為什么置廣大社會輿論于不顧，悍然殺害李大釗呢？

　　一是張作霖對李大釗極為仇視。張作霖發現，主要幕僚楊宇霆和自己的矛盾、最善戰將領郭松齡的起兵反叛、馮玉祥國民軍的反奉等等，都有李大釗策動的影子，因而對李大釗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是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縱容。動員群眾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李大釗，早已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憤恨，同時社會主義蘇聯也被他們所仇視。在抓捕李大釗之前，張作霖已經派人接洽西方列強駐京使團，得到了他們的默許。所以，當奉系軍警違反慣例闖入東交民巷使館區搜捕李大釗等人時，帝國主義使團非但沒有抗議，反而宣稱：“俄國不在《辛丑條約》簽約國之列，外交團已無法制止中國軍警搜查其在東交民巷區域內所設立機關。”他們采取的是名為中立實為縱容的態度，這就為張作霖的暴行打開了綠燈。

　　三是國內反動派的支持。國內營救李大釗的強大輿論使張作霖有所畏懼和遲疑，為此他給蔣介石、閻錫山、孫傳芳及張學良、張宗昌等六人發電征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復，其余幾人都主張將李大釗立即處決。雖然李大釗擔任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但正在密謀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國民黨右派首領蔣介石，也從上海發來密電，建議張作霖將李大釗“速行處決，以免后患”。兩個在北伐戰場上相互廝殺的軍閥，在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問題上居然達成了默契。特別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更是對張作霖起到了示范和催化的作用。軍事上接連受挫，已陷入不利境地的張作霖，甚至想以屠殺共產黨來博取蔣介石好感，拉近與蔣介石距離，以謀求與國民黨右派的妥協。作為軍閥鷹犬的中國青年黨砸毀《晨報》館，到處張貼標語，主張處李大釗以極刑，也對張作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口氣絞殺了李大釗等20人，張作霖覺得大解心頭之恨，很是高興和得意，當晚還特地設置酒宴以示慶賀。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的死期也將來臨——就在第二年的6月4日，張作霖即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而和他一起被炸死的奉系軍政官員也不多不少，恰好是20個人，真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一報還一報。

　　（七）裝殮·出殯·身后哀榮

　　4月30日，《真理報》《消息報》等媒體在顯著位置報道了李大釗犧牲的噩耗。《真理報》發表了題為《劊子手們動手了》的社論，對中國軍閥的罪行進行嚴厲譴責。這一天的《真理報》的頭版，還刊載了李大釗同志的傳略，說李大釗同志是中國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共北方地區的領導人。傳略強調指出，李大釗同志在與孫中山的合作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斗爭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孫中山死后，李大釗同志在北京既領導著北方的共產黨，又領導了國民黨。他不僅在工農群眾中享有威信，而且在敵視他的一些人中間，他也被公認為最有名的學者。這天的《真理報》，在第2版上還登載了李大釗同志的照片和兩篇悼念文章，回憶了李大釗同志生前的革命活動。文章說，“1923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對共產黨員要不要參加當時的國民黨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一部分同志認為共產黨應該獨立工作，不該參加國民黨。主持會議的李大釗同志詳細地解釋了組織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終于說服了原來的反對者。文章還回憶了李大釗同志對當時風云一時的胡適的態度，對國民黨要成立三青團的態度等。文章還談到，李大釗同志熱情關懷被捕同志的家屬，自己臨危不懼等情況。

　　5月1日，《真理報》在發表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文章里，還提到李大釗同志，稱他是朋友、同志、學者、戰士和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李大釗同志遇難十分注意，為此發表了《告全世界工農勞動人民書》，強烈譴責張作霖和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英國共產黨也提出了抗議，譴責英國走狗張作霖并要求英國鮑德溫政府對此負責。蘇共中央還向中國共產黨發了唁電。日本共產黨領導人片山潛說，李大釗同志被殺害，這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而且也是國際革命運動的巨大損失……李大釗同志雖然死了，但他對中國革命來說依然還活著，他的著作，他的不可摧毀的意志將指引著工人，學生和農民，鼓舞他們去爭取革命的最后勝利。

　　李大釗犧牲后，軍閥政府假惺惺地表現了一點“人道”關懷，對每一位殉難者都進行了裝殮，由政府出資給每人配了一口棺材。那19人，每口棺材價值40元，唯獨對李大釗格外“優待”，他的棺材據說花費了70元。警方將李大釗遺體裝殮入棺，寄厝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派警察看守。

　　李大釗生前同鄉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一起到長椿寺，準備領出李大釗棺材。鑒于棺材簡陋，李大釗夫人趙紉蘭也不愿使用軍閥政府提供的棺材，大家決定為李大釗換棺，并募捐辦理后事。

　　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壽山，講明要購買棺材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伊壽山推薦了一口上等柏木棺材，標價260塊大洋。這個價位實在太高，李凌斗說明情況，懇請伊壽山降價。伊壽山表示：生平不識李先生，并絕對反對共產主義，因連日看報，對于其個人人格確有相當欽佩，故只索銀140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舉動也。查閱史料可知，購買柏木棺材和相關的費用出自李大釗的同鄉摯友、著名地理學者白眉初。“白深知李大釗一生公正清廉，不治生產，且家中無主事人料理，遂派人找來北師大學生李凌斗，拿出三百大洋讓他去買壽衣、棺木，并出面交涉領回大釗遺體。”

　　李凌斗走后，伊壽山請師傅把棺材外部用紅土子涂了一遍。風干之后，又用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得十幾斤黑生大漆，仔仔細細地給棺木上了五道漆。

　　5月1日上午，伊壽山帶領16名工人扛著棺材到達宣武門外長椿寺，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杠房用藥水洗擦李大釗遺體，穿上九層壽衣，頭戴帽子，腳穿鞋，安置妥帖，轉入新棺，最后用漆密封。11時許，又組織24人抬著李大釗新棺到妙光閣街浙寺，暫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因李大釗為政府絞刑不愿收留，經多方疏通，才允許暫時停放，雙方講好，每月租費4塊大洋。可沒想到的是，由于政府迫害，加之經費拮據，李大釗靈柩一直放在浙寺。就連幫忙入殮的伊壽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經保釋才得以出獄。

　　到1933年，李大釗的靈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他生前總是把自己的薪酬用來資助工農革命和困難學生，未曾留下任何錢財給家人。他犧牲時，家里僅剩下一塊錢和一堆欠條。好在李大釗死后，其生前好友、同學和中共地下組織會經常來家里探望，正是靠著他們的接濟，趙紉蘭和五個孩子才艱難地生存下來。但不管怎樣困難，李家后代從未因個人問題向黨組織伸手。

　　在這種情況下，趙紉蘭根本拿不出錢來為丈夫出殯，這成了她的一塊心病。為了讓逝者入土為安，趙紉蘭硬著頭皮陸續找到了北大校長蔣夢麟，以及周作人、沈尹默、胡適等李大釗生前的北大同仁，懇求幫助。每當見到這些丈夫生前故人中的一位，她就含淚哭訴說：“李先生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難以入土，我寢食不安啊！”

　　趙紉蘭的悲切打動了蔣夢麟，他慨然允諾為李大釗出殯，要知道這在當時的國民黨統治下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北平，當時處于張學良的控制下，為李大釗出殯更是一件敏感之事。因此，蔣夢麟要求出殯聲勢小一點，最好從較近的西門出城。但中共北平地下黨的意見恰恰相反，要求提高聲勢，借機進行抗日愛國的宣傳動員；趙紉蘭也希望能為丈夫搞一個像樣的葬禮，她說：“李先生生前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又死得這么悲慘，馬馬虎虎地出殯，我于心不忍！”但不管怎樣，能夠在當時的環境下支持出殯，即足以證明蔣夢麟是一位心存良知的學者。

　　4月10日，由蔣夢麟領銜北大同仁周作人、胡適、傅斯年、沈尹默、錢玄同、馬敘倫、許德珩等13人聯合發起，共擔公葬重任。13位發起人向社會廣泛發起了捐款活動，許多外地人士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其中，魯迅捐款50元，李四光也捐了款，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雖然很多人和李大釗政見不合，甚至有論戰，但都為李大釗的人格風范所折服，因此在他犧牲后都慷慨捐贈，希望他的遺骨能早日入土為安。經統計，此次捐款人數達94人，一共籌得捐款2377元。

　　有了這筆錢，由蔣夢麟出面為李大釗選購墓地。經與趙紉蘭商量，蔣夢麟在萬安公墓為李大釗選定了墓地。辦好手續后，又請北大教授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全文370余字，介紹了李大釗生平，并對李大釗人品學識給予高度評價。

　　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方面，在獲知李大釗公祭公葬的消息后，決定把葬禮同時搞成一場群眾悼念烈士、反抗反動當局的大規模群眾性運動，并決定這場運動由中國赤色革命互濟會在河北的分支機構——河北革命互濟會出面組織。

　　河北革命互濟會隨即成立了公葬李大釗籌備小組，對葬禮各個環節進行了周密安排。他們首先讓李星華在4月22日的《晨報》登出訃告，寫明李大釗出殯的時間、地點，然后由河北革命互濟會組織人員參加公祭活動。這樣安排是為了公祭活動中一旦出意外，就說是群眾看到訃告自愿參加公葬的，不至于連累到李大釗的家人。

　　那么，李大釗親屬中誰出面比較合適呢？按說，以長子最為合適。但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正受到通緝而無法出面，長女李星華按照風俗不宜出面，次子李光華只有10歲，年紀太小。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遂決定派李樂光與李大釗21歲的族侄李振華聯系，讓他以李大釗“長子”的名義出面辦理李大釗下葬事宜。

　　李大釗族侄李振華21歲，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是黨的外圍組織成員。1929年春，李振華在天津中日中學讀書時，參加了楊景起(李大釗外甥)等組織的“反帝大同盟”和“社會科學研究會”，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參加革命活動。接到通知后，李振華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為李大釗辦理后事的任務。

　　1933年4月上旬，在北平志誠中學高三畢業的李振華返回老家大黑坨村，把李大釗的多位遺屬接到北平，安頓在鐵匠胡同一個公寓內。

　　1933年4月22日，公祭在妙光閣浙寺內舉行。23日清晨，蔣夢麟、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學青年學生，工人及軍人700多人，陸續趕到李大釗靈前致祭，參加出殯儀式。

　　李大釗次子李光華按出殯禮儀摔盆后，為李大釗送葬的隊伍從妙光閣浙寺出發了。李振華以李大釗“長子”身份穿著孝袍，打著靈幡，走在靈柩前邊。趙紉蘭身體虛弱，已不能行走，乘坐一輛馬車跟在靈柩后面。送葬隊伍由浙寺出發。一路之上，人們高喊著口號，散發著傳單，不斷地有人加入，不久人群便堵塞了馬路，致使交通一度中斷。雖處白色恐怖高壓環境，一路上仍有許多群眾團體無所畏懼地為李大釗路祭送行，祭桌上擺滿了水果、糕點和醇酒。不一會兒，由教師、學生、工人和市民組成浩浩蕩蕩的送葬洪流，從宣武門一直到西單。人們時而高呼“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時而又唱起了悲壯的《國際歌》。群眾對反動派互相勾結慘殺李大釗及多年來不準許親屬安葬烈士遺骨憤憤不平，加之日本侵占我東北三省后國民黨非但不抵抗侵略，反而鎮壓人民的反日愛國行動，群眾早已怒不可遏。加入送葬的隊伍，實際上變成了人民群眾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抗議行動。有些送葬的群眾邊走邊撒“紙錢”，而“紙錢”上印的是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口號。

　　在西四牌樓，送葬隊伍遭遇國民黨政府布置的大批軍警、憲兵和特務，他們用大刀和水龍驅逐示威群眾，當場抓捕數十人。后經一番努力，找回杠夫，李星華姐弟及李振華收拾起被沖散踩碎在地下的花圈、挽聯和鮮花等，護送靈柩繼續前行，直到黃昏時分才到達香山萬安公墓墓地，由北大同仁扶靈下葬。

　　公祭李大釗時，白眉初不僅再次捐款，還親自書寫了挽聯：“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這是北平青年學生獻給李大釗的挽聯。

　　當李大釗靈柩剛進入萬安公墓時，一輛騾車疾馳而來。車上用棉襖和花圈覆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十三個大字，碑額上方鑲刻著鐮刀斧頭圖案。

　　這是中共北方地下黨組織以河北省革命互濟會的名義為李大釗刻制的墓碑。在國民黨統治的環境下，這塊珍貴的墓碑無法公開樹立在李大釗墓前，而只能和李大釗烈士同埋于地下。就連出自北大教授、語言學家劉半農先生之手的公開碑文，也由于反動當局的破壞，未能立于李大釗墓前。

　　公葬之時，在場的人們失聲痛哭，氣氛悲切。李大釗的棺柩被緩緩放入墓穴，大家鏟土培墓，肅立默哀，而后默默離去。就這樣，李大釗在犧牲六年后，終于入土為安了。

　　趙紉蘭總算了了讓丈夫入土為安的心愿。李大釗犧牲后，貧苦的生活和艱辛的操勞讓她身心交瘁，為丈夫出殯和把孩子撫養成人成了支撐她“活下去”的精神動力。及至葬禮完成，她心愿得償，精神松弛下來，病情急劇惡化。1933年5月28日，也就是在為李大釗出殯一個多月后，善良堅強的趙紉蘭在悲痛、操勞和思念中追隨丈夫而去。這一天，恰恰是農歷五月初五，民間的傳統節日——祭奠屈原的端午節，也是李大釗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遺囑，就是把自己埋在李大釗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北大同仁和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再一次出面，將她安葬于萬安公墓李大釗的墓側。

　　1957年，也就是在李大釗同志犧牲30周年之際，陳毅元帥曾賦詩紀念：“就義從容甚，大節凜不辱”，“先驅好肝膽，松柏耐歲寒”。

　　1982年，為了更好地紀念李大釗烈士，學習李大釗精神，中共中央決定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陵園選址在北京萬安公墓中央，占地面積2200平方米，坐西朝東。牌樓式的園門，上懸掛李大釗烈士陵園匾額。對著園門是李大釗漢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釗烈士及夫人趙紉蘭墓地。墓后豎有一塊花崗巖石碑，正面鐫刻著鄧小平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題寫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

　　198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將李大釗和他的夫人趙紉蘭的靈柩移葬于新建的北京萬安公墓李大釗烈士陵園。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李大釗烈士碑文》，對李大釗的一生給予崇高評價。同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舉行了最高規格的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出席，薄一波主持典禮，彭真宣讀碑文。

　　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以后，前來祭奠瞻仰的人絡繹不絕，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

　　1997年8月，在李大釗家鄉樂亭縣修建了李大釗紀念館，成為李大釗生平業績的展覽中心、李大釗研究中心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在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評價說：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李大釗同志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和榜樣。我們要學習他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學習他以科學態度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緊跟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潮流不斷探索的精神，學習他勇于獻身的革命精神和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

　　在全國解放前，李大釗生前的一部分著作雖曾經其親屬編集，由魯迅先生作序，但在國民黨統治下一直未能發行。直到1959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編輯的《李大釗選集》。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經過增訂的《李大釗詩文選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10多萬字的《李大釗文集》。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前述基礎上，編輯出版了《李大釗全集》。

　　（八）25年后，殺害李大釗的兇手伏法

　　1949年1月21日，據守北京的國民黨軍傅作義將軍宣布接受《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命令所部25萬人陸續出城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1月31日，解放軍在莫文驊將軍指揮下，從西直門、德勝門、復興門入城接防，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奉命帶領8名警察和中央警衛團1個班前去接管國民黨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轄的功德林監獄。當他們走進一間大房子里，朱文剛看見靠墻處擺放著一座絞刑架，便問道：“你們用這個洋玩藝處決過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舊警察回答：“聽說用它絞死過貴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后好像再沒用過……”

　　“誰?你再說一遍，絞死過誰?”朱文剛聞聽心中一驚，馬上追問。

　　舊警察見朱文剛瞪著雙眼緊盯著他，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說了。

　　朱文剛已經清晰地聽見了“李大釗”三個字。他對在場的舊警察厲聲喝道：“你們把它給我看好了！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動！聽見沒有?!”說完，朱文剛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市公安局匯報。

　　北平市公安局長譚政文聽了朱文剛的匯報，馬上報告了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彭真立刻意識到，殺害李大釗烈士的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文物，應予妥善保管。他指示譚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組的同志，把絞刑架從功德林運送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

　　這座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編號0001，擺在陳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兇器被意外發現，緊接著殺害烈士兇手的信息也來了。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偵察處長馮基平收到一封來自鐵道部公安局的絕密信函，信中寫道：

　　“本部房產管理所中統特務分子閻振郎反映：原李大釗同志被害之主謀人，即當時張作霖之偵緝處長吳郁文，化名博哉，現住在北京鼓樓灣菖號，希望迅速調查處理為荷。”

　　馮基平馬上叫來副處長狄飛，把信遞給他說：“你來負責這項工作，一定要抓住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兇手！”狄飛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調查科偵察員溫振海。

　　第二天，身著便衣的溫振海騎著自行車直奔鼓樓派出所，在民警的幫助下，從戶口底冊上查到一個叫吳博齋的人。登記顯示，此人69歲，漢族，北京密云縣人，無職業，住舊鼓樓大街4號。溫振海心中暗想：“吳博齋”與密函中提到的“吳博哉”諧音，只差一個字，年齡也差不多，極可能是同一個人。于是，他決定前去探個究竟。

　　來到舊鼓樓大街4號房前，見屋門未鎖，溫振海借口找人走了進去，看見屋里有一張床，床上歪躺著一個老頭，很瘦，滿臉病態。溫振海走上前去，關切地問：“老人家，您病了嗎?身邊怎么沒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幾天了。”老頭一邊唉聲嘆氣，一邊用機警的目光死死盯著溫振海，似乎感到不安。

　　老頭機警的目光，讓溫振海察覺出他不是一般人。為了不打草驚蛇，他若無其事地退了出來。從老頭的鄰居那里，溫振海得知這個老頭就是吳博齋。

　　為慎重起見，狄飛又安排偵察員查閱了接管的敵偽檔案，提審了在押的國民黨北平市的中統、軍統特務，證實吳博齋就是吳郁文。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將吳郁文抓捕歸案。經審問，吳郁文對策劃、抓捕李大釗的罪行供認不諱。人民法院根據他所犯罪行，判處其死刑。

　　之后，殺害李大釗的主要劊子手陳興亞、雷恒成、王振南等，也相繼落網，逐一伏法。至此，連同被日寇炸死的張作霖等人，抓捕和屠殺李大釗等革命志士的兇手，均未落得好下場。這是對李大釗等20位革命先烈在天之靈最好的告慰。

　　（九）妻子兒女不負李大釗

　　趙紉蘭，別名阿蘭，生于1884年，和李大釗是同村人。她從小纏足，善良賢惠，和李大釗十分恩愛。她不僅是李大釗的結發妻子，也是李大釗長期從事革命活動的賢內助。據李大釗的朋友透露，仰慕并追求李大釗的優秀女性相當多，而李大釗不為所動。趙紉蘭自知沒有什么文化，生怕給丈夫丟臉，每當客人來訪她便自覺躲避。李大釗明白她的心理，每次都主動把她從內屋請出來介紹給客人。還教她讀書認字，讓她能寫簡單的信件，能夠讀懂《紅樓夢》。李大釗長期在白色恐怖中為革命奔走，不惜自掏腰包贊助革命、救濟窮人，以致家中拮據，生活貧苦，而趙紉蘭毫無怨言，總是勤勤懇懇地操持家務，撫養孩子，不讓李大釗有后顧之憂，而且支持幾個孩子追隨李大釗參加革命。因各地青年慕名而來，家庭生活常被打亂，但趙紉蘭始終熱情接待。看到青年學生衣裳單薄，她就把剛為兒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來。對她的深明大義，李大釗非常感動。趙紉蘭，堪稱偉大的妻子、杰出的母親、革命的芳魂。

　　中共地下組織、李大釗北大同仁和親友們按照她的遺愿，將她安葬在了與李大釗并排的一塊墓地里。得知母親的噩耗，正在家鄉一帶做黨的秘密工作的李葆華失聲痛哭。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召開會議，鑒于趙紉蘭多年的表現，特別是在李大釗犧牲后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培養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壯舉，決定追認她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一決議，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內部刊物《北方火線》上。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在得知趙紉蘭的事跡后，感動得為她題寫了“忠魂鐵血”四個大字。

　　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曾用名趙升陽、趙振聲，化名楊震。1909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北樂亭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學校學習。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時，碰巧李葆華與同學周豐一（周作人之子）同去城外燕京大學沈士遠教授家聚會，而躲過一劫。在父親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下，李葆華少年時期即投身革命。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7年4月在父親被殺害后，根據黨組織指示并得到周作人的幫助，李葆華的名字成功被列入公派赴日留學名單。原本生活極為窘迫的他，學業和生命都有了安全保障。到日本后，他進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1931年5月，李葆華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6月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

　　回國后，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后調任華東局第三書記、安徽省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委。在安徽，他實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堅持發展工農業，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勞，被人民群眾親切地稱為“李青天”。1973年，出任貴州省省委第二書記，同年中共十大被選為中央委員。1978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組書記。是第八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5年2月19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歲。

　　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作家。1920年夏，隨全家到北京定居。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釗，李星華與母親和妹妹一同被捕。獲釋后，返回河北老家。父親犧牲后，輟學在家，照顧母親和妹妹。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帶著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復學。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生活無法維持時，她在父親朋友的關照下勤工儉學、給學校刻印法文講義蠟版，每月補貼一點生活費用。

　　1932年春天，她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她借給學校刻印講義為掩護，為黨刻印革命傳單，掩護黨的地下工作者。1937年從中法大學畢業，1940年與妹妹李炎華、弟弟李欣華一起輾轉奔赴延安。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周作人淪為文化漢奸。不過，在此期間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李大釗犧牲后他就曾盡力保護過李大釗的兒女們。在護送李星華、李炎華離開北平前往延安時，周作人特意告訴李星華：“延安我不認識什么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李星華到達延安后，先入延安魯藝文學系學習，之后在延安中學教書。1942年，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新中國成立后，回到北京，分別在師大女附中和馬列主義學院第二分院任教，并從事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1979年11月27日逝世于協和醫院，享年68歲。她的主要作品有《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白族民間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憶》（選入人教版小學語文六年級下冊第十課），其中《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在她去世后不久出版，為讀者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

　　李大釗的次子李光華，1923年在北京出生。在李大釗犧牲時才只有4歲，1933年母親病故時，也只有10歲。他在黨的地下組織和親友的關懷撫育下成長。1938年7月，參加中共冀熱遼特委發動的冀東大暴動，頭部受傷。1940年隨姐姐輾轉赴延安。解放后，曾任中共樂亭縣委宣傳部長、唐山華新紡織廠廠長等職務。1956年調任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卒年不詳。

　　次女李炎華，1919年生。李大釗犧牲時，她8歲。從小學習勤奮刻苦。在大黑坨小學任教多年。全國解放前夕到冀東建國學院工作，后調北京，從事民間文學研究。1979年去世。

　　李欣華是李大釗的小兒子，李大釗犧牲的1927年，在樂亭大黑坨出生，未能與父親見過面。1933年母親病故時，他只有5歲。后在黨組織和友人的幫助下，接到北京讀書。1940年，跟隨姐姐赴延安。從學校畢業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1948年奉調北平市軍管會，先后在北京八中、九中任教。1954年，他主動要求到貧困山區門頭溝從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市大峪中學校長，門頭溝師范學校黨委書記兼教師進修學校校長。1989年病逝于北京。

　　李大釗的五個孩子，都深受李大釗的影響，先后投身于中國革命；也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性情溫厚，樸實刻苦，勤奮好學，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績，沒有給父母丟臉。

　　（十）李大釗藏書的下落

　　李大釗不但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大學者，嗜書如命，愛書如子。在《獄中自述》的末尾，李大釗還特別就自己的書籍事對北洋政府做了一個交代：“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在生命的最后關頭，李大釗的所思所想斷然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民族的前途。哪怕是致自身于死地的敵人，也要對他們做一個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交代。

　　實際上，北洋政府在查抄李大釗在北京朝陽里四號住宅時，并未沒收他平生所藏書籍。那么，李大釗犧牲后這些書籍在下落如何呢？

　　據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記載，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在1927年5月10日向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報告中說：“茲復據探報稱，本月九日下午一時許，內務部警政司長李青峰至朝陽里四號，用洋車兩輛將李大釗書籍等物運往南池子葡萄園十號伊宅收存。”

　　李青峰何許人？他何以會保存李大釗的藏書呢？他和李大釗是什么關系？據1908年、1910年的《北洋法政學校同學錄》記載：李青峰，號采巖，22歲，直隸冀州人。預科英文甲班(后稱1班)學生。李大釗，20歲，直隸樂亭人，預科英文甲班(后稱1班)學生。兩人原為同班同學，李青峰年齡大李大釗兩歲。在1908年到1910年預科三年間，兩人是同窗。

　　李大釗被捕后，李青峰就曾以自己與李大釗為同窗、校友的身份，致信京師警察廳，請求保釋李大釗妻女，信中說：“以峰在光緒末年曾與李大釗同學，彼既無父母，終鮮兄弟，今其多病婦嬰同遭拘禁，無知孩提咸瀕危急，其妻久不蒙釋，女仆力何能任？是罪由一人延禍六口，路人亦且酸心，校友何忍袖手？……峰愿以性命、官職保之。”(《李青峰呈報京師警察廳函》)同窗李大釗被政府殺害，而李青峰身為政府官員，換做他人極有可能唯恐避之不及，而李青峰非但不肯緘默躲避，反而不避忌諱，甘冒風險，挺身而出為李大釗妻女說項陳情，這種俠義擔當，實屬難得，令人肅然起敬。

　　據《晨報》1927年4月30日載：“今晨八時，李之遠族李采言、李凌斗兩人，偕二女興華、艷華，一同赴長椿寺。棺木運到后，即在停靈屋內重新裝殮。李妻因病不能行動，故入殮時僅有二女在側。親友到場照料者有白眉社(即白眉初)等數人，情狀殊為凄慘冷落。”此處的李采言就是李青峰。經與李大釗的舅父周玉春商議后，決定李大釗遺眷暫住李青峰家。李青峰就將李大釗遺屬一行五人（妻子趙紉蘭、長女星華、次女炎華、次子光華、三子欣華），接到南池子葡萄園十號自己家中暫住，以盡保護之責。5月1日，將李大釗的靈柩由長椿寺移至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暫厝。

　　因為李大釗在朝陽里四號的住房是租用的，5月9日取走書籍及若干用具后，便將朝陽里四號院落交由舜記木廠伙計國敬銘接收。5月11日下午，李青峰用汽車將李大釗妻女及趙紉蘭胞弟趙小峰等，送往東車站，乘京奉通車出京，返回老家樂亭縣大黑坨村。李大釗的藏書就暫放在李青峰家中。

　　1939年，李大釗的家人曾因生活困難，托請周作人、錢玄同設法變賣歷史典籍集成的叢書《九通》。

　　1927年4月，李大釗犧牲后，長子葆華改姓氏被護送去了日本；長女星華仍在孔德學校讀書，沒了經濟來源，為堅持上學，經周作人安排為學校刻寫蠟版，每月可得15元。

　　1932年，李星華接到母親從樂亭大黑坨村老家來信，告知因實在無力償還浙寺停柩的租金，要到北平安葬已在寺廟停放近6年的李大釗遺體入土。李星華接信后即去找周作人，希望能幫助出售父親的藏書。

　　后來，由于寄存書籍的李青峰要搬家，一時沒有合適地方存放這些書籍，大部分就放在錢玄同在孔德學校的房間里。李星華為解決家中生活的窘迫，再次向周作人提出售賣父親藏書的請求，周作人在8月26日寫信給胡適：“此事曾與兄及孟鄰(即蔣夢麟)校長說過，惟近來寄存書籍的親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境況亦甚窘苦，想早日賣掉。孟鄰曾提議由大家集款買下，寄贈與圖書館以作紀念，或由學校收買更易辦亦未可知，希望兄為幫忙，為向孟鄰一說，早點想一辦法以了此事。聞書目已由守常(即李大釗)內侄楊君(即楊景起)抄交孟鄰矣。”但由于胡適態度冷淡，此事并未能落實。

　　1938年7月4日，中共冀熱遼特委發動冀東大暴動。李大釗次子光華參加暴動頭部受傷，因敵人搜捕，在家鄉難以安身，李星華只好帶著光華到北平尋找機會轉赴延安。這時，李炎華和愛人侯輔庭參加冀東大暴動后，也到了北平。12月23日，周作人接到炎華求助信，先是送錢幫助度過寒冬，聯想到此時或應出售李大釗的藏書，以解燃眉之急。

　　據周作人日記，1939年1月10日“玄同來訪，在苦雨齋西屋坐談”，玄同即李大釗好友、北大教授錢玄同，兩人坐談內容即商議賣書之事。此時的錢玄同正在病中，為解決李大釗子女生活困窘和籌措赴延安的路費，他拖著病體四處聯系變賣李大釗的藏書。

　　1月14日，錢玄同致信周作人（又名起孟）說：“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時得手示，即至丘道交與四老爺，而袒公即于十二時電四公，于是下午他們(四與安)和它們《九通》共計坐了四輛洋車，給這書點交給祖公了。此事總算告一段落矣。”(因為敵偽統治森嚴，錢玄同信中使用了暗語：丘道是孔德學校；四老爺、安、袒公、祖公，都是此項成交的關系人。)這部《九通》已經在1月14日下午，被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的秘書趙祖欣(1939年后任河北師范專科學校校長)等人，一并乘坐四輛人力車拉走了。至于這套書賣了多少錢，未見記載。

　　事后第三天，1月17日錢玄同先生竟因腦溢血病逝！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幾天里，拖著病體、冒著危險，為幫助李大釗妻女的生活盡了最后一份心力，殊堪欽敬。

　　周作人在《玄同紀念》中翔實敘述了此事。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后來與北平師范大學合并，定名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因此，李大釗藏書中的這部《九通》，現在保存于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

　　北京解放后，李星華在孔德學校書庫里還找到兩大木箱李大釗收藏的書籍，約100多本。交由周作人代賣，這次賣得120元，星華、炎華各得其半。

　　河北唐山也珍藏著李大釗的部分書籍。這是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保存下來、李大釗讀過書籍的一部分，大多是他在求學時的講義和參考書。這些書籍分別保存并展出于樂亭李大釗故居、樂亭李大釗紀念館和唐山市冀東烈士陵園。其中，李大釗故居保存的書籍比較多，主要靠老館長劉荊山先生精心收集而來。其中有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日本早稻田大學使用的教材和參考書近50種，多為日文。還有李大釗和張潤之合譯今井嘉興著《中國國籍法論》、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上世紀70年代，李大釗紀念館開館，故居保存的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講義《預科法學通論》和《正科刑法講義》，上面的批注確定為李大釗手跡，決定轉到李大釗紀念館展出，并錄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大釗全集》。李大釗和張潤之合譯今井嘉興著《中國國籍法論》也轉到了紀念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書籍中有兩部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論著：《藝舟雙楫》是清代包世臣成書于18世紀晚期的文藝論著，《廣藝舟雙楫》則是康有為于1888年撰寫的關于書法的論著，由此可以得知李大釗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喜愛與研究。

　　在唐山市的冀東烈士陵園里，珍藏著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讀過的四本書：北村三郎著《歐洲列國史》、英國勃拉斯著《南美共和政治之評論》、秋山雅之介博士著《國際公法》、中村進午博士翻譯的俄國弗里德里西·馮·馬騰斯著《國際法》(下卷)。

　　李大釗留下的這些書籍，不但可以印證他的勤奮博學和思想形成與演變的脈絡，而且對于研究中國革命史、對于啟發今天的青少年，也富有意義。不知李大釗的在天之靈是否曉得，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這些書籍的變賣還曾接濟了他的后人陷入困境中的生活。

　　結語：有感于李大釗之死

　　（1）在李大釗犧牲22年后，他參與創立的中國共產黨終于推翻了國民黨統治，剿滅了所有的軍閥和土匪，廢除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不平等條約，執掌了全國政權，成立了新中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李大釗生前的偉大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李大釗，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

　　（2）當年像李大釗一樣鬧革命的共產黨人，許多是不缺吃不缺喝的，可他們為什么要把自己的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玩命呢？是吃飽了撐的，還是嫌自己活得太長？都不是。是因為他們深愛著這個國家，卻又極不滿于國家的現狀。個人和小家庭的安逸富足不是他們的追求，他們的情懷與目光所及，是我們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幸福。目睹國家衰弱屢受列強欺凌，百姓苦難常常食不果腹，他們就是要立志改變這種現狀。為此，他們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不惜獻出生命而義無反顧。正如李大釗所說的“愛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犧牲的精神便是愛”，也就是用自己的犧牲去愛護自己的國家。為了改變國家衰弱的狀態與百姓貧苦的生活，他們樹立了“奮發有為的人生觀”，他們引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相信馬列主義能夠救中國。但是，這樣做就動了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的奶酪，它們絕不允許共產黨人這樣做，而共產黨人一定要這樣做，于是艱苦卓絕的斗爭和無可避免的流血犧牲就必然地發生了。李大釗就是一個血的例證，他以自己的生命實踐自己的理想，在理想的黎明還遙遙無期的至暗歲月里，就倒在了血泊之中。38歲的年紀，正是風華正茂的歲月。

　　（3）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為一個擁有9500多萬人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新中國誕生了，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國家實力增強了，中國的發展方向、世界格局與力量對比為之改變，甚至人類的未來也極有可能為此受到有益的、深刻的影響。這一切，正是李大釗們當年為之流血犧牲的理想；這一切，都與李大釗們當年的奮斗與作為有關。因為，中國共產黨后來的一切偉大與輝煌，都是從他們那里發端的。陳獨秀之子陳喬年犧牲前，獄中的戰友為他即將被害而難過，陳喬年卻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他們甘愿獻出風華正茂的生命。飲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今天無論是處于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是享受著和平幸福生活的人民群眾，都不應該忘記李大釗及所有和他一樣奮斗犧牲的革命英烈、民族英雄。

　　（4）當年的英烈，是否為后人所感念和銘記，既取決于他們自己的思想、人格、能力和業績，更取決于他們開創的事業后來能否發展到強國富民、惠及子孫的程度。新中國的成立，使得國家由站起來而富起來，由富起來而強起來，正在回到世界的中央。現今的中國人再回眸共產黨英勇奮斗的歷史，對當年流血犧牲的共產黨人充滿了感激和敬仰。原因就在于，中國革命的結果，反過來證明了李大釗們創立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價值，反過來印證了李大釗那些革命者奮斗犧牲的偉大價值。

　　（5）但是，今天的我們，卻很難想象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的弱小與艱辛，其救國救民的社會環境是何等的殘酷與危險。由李大釗的被絞殺，讓今天即使不太了解那段歷史的我們，也可以真切地感知當年中國共產黨救國救民的斗爭是何其艱險不易。在這個偉大的黨還處于弱小之勢而不得不面對強大敵人的時候，她連自己的領袖的生命都保護不了，甚至連為死去的領袖舉行一個葬禮都難以辦到，這是何等的辛酸、屈辱與無奈！但幼小的共產黨并未被恐怖和犧牲所嚇倒，她并未停止英勇的斗爭，而是繼續赴湯蹈火，繼續流血犧牲，繼續砥礪前行。最終，她勝利了。因為，她的信仰、理想與路線、方針、政策，符合時代的要求與人民的期望，時代和人民最終理解了她，選擇了她。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無疑是那個時代各種各樣的救國救民的政治力量中理想最無私、信仰最堅定、政治最進步、方法最對頭從而也最得民心的政治力量。她的成功與勝利，絕對不是白來的，其中沒有一點點僥幸。

　　（6）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艱苦性、危險性和復雜性，還來自于革命陣營內部的叛徒。相比于富貴階級中會有人背叛本階級而投身于人民革命，那么艱苦卓絕、險惡叢集的革命陣營中出現叛徒和變節者，則是更加常見的現象。信仰的不堅定、思想的不純粹和性格上的軟弱，使得他們往往經不起危險和艱苦的考驗，經不起敵人的誘惑和嚴刑拷打，不惜背叛革命、出賣同志，以變節茍存自己的性命。他們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巨大犧牲，也給普遍的社會道德造成極大損害，他們作為革命的叛徒、人格的丑角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時也從反面襯托了李大釗們的偉大、堅韌與壯烈。

　　（7）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還可以通過兩個參照系來加以論定。在國外，是蘇聯共產黨；在國內，是中國國民黨。蘇聯共產黨，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老大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而共產國際，只是蘇聯共產黨指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總部機構。現在，共產國際早已解散，蘇聯共產黨已經不在了，其余部俄羅斯共產黨已淪為在野黨；而中國共產黨卻發展成為9500多萬黨員的世界最大執政黨，正在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國民黨，也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老大哥，因為它成立早、規模大、地位高，國共合作不能平等進行：第一次只能是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第二次只能是紅軍改變番號、壓縮編制、更換軍裝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那時的國民黨，是居高臨下俯視共產黨的，或是揮舞屠刀屠殺共產黨的。但最后的結局是，國民黨在大陸丟了大陸，到臺灣丟了臺灣；而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而強，打敗了國民黨，她領導的新中國日益強大，已經從西方列強手中收回了香港、澳門，收復臺灣也將為期不遠。這個結果，也反過來證明了當年李大釗們挺身立黨、英勇奮斗和流血犧牲的偉大意義。

　　（8）李大釗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然而與他親密友好者，在他死后依然關心著他的家人者，卻并不限于其革命同道，還有他的北大同事、法政學校同學及各路社會賢達與普通群眾。盡管后者未必都贊同其政治追求，卻認同他的人品與節操。比如，北洋政府內務部警政司長李青峰，北大校長蔣夢麟，北大教授錢玄同、周作人、沈尹默、劉半農，政界與文教界朋友章士釗、楊度、蔡孑民等，國民政府官員馬敘倫、邵元沖、蔣伯誠等，德昌杠房掌柜伊壽山，以及李大釗生前同鄉好友白眉初、李凌斗等等，都在李大釗犧牲后，紛紛給他處于困境中的妻子兒女以各種形式的彌足珍貴的幫助。這并非是他們熟悉李大釗的妻子兒女，也不是他們都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出于他們對李大釗人品和氣節的認可欽敬。這說明，崇高的人格操守可以跨越思想立場的界限，而在“人”的意義上得到普遍認同。這也是“黨內圣人”李大釗的一生，給予我們的另一個啟示。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李大釗不光是共產黨人和各方革命者的光輝榜樣，也堪為全體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和普遍意義上的“人”的共同榜樣。

　　尊敬的守常先生，親愛的李大釗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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