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

——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

（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

摘  要：關于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道路選擇，馬克思依據“二重意蘊歷史觀”進行了考察，其卓越的理論思想啟發了“恩格斯－列寧道路”與“列寧－恩格斯道路”，引導人們認識把握指導東方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本著對思想共同體“唯物”“唯實踐”的原則，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發掘應遵循“統一辯證法”；沿著“共同體→國家”路徑，藉由對“人（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與“物（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結構交融的歷史系統機理的全面展示，清理出“國家本位I→國家本位II”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道路理論特質。據之可以發現，恩格斯與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道路分殊而原理統一”。然則基于思想共同體的研究視角可探究到和歷史道路生成運動方向有關的唯物辯證法總原理：“歷史總體的個別”對“歷史總體的一般”的一般性關系；由于經濟形態社會類型依存于所有制這一內在因素的具體歷史中介（屬性），遂達成“所有制形式本位論”意義的歷史世界的復雜性工作異同關系；應以此為指導進一步處理好共同體與國家、民族與世界、計劃與市場、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辯證認識關系，以 “唯物史觀實踐規定（國家本位論）”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定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內在”維度。

       關鍵詞：共同體；國家；通史；東方道路；本位論；社會主義經濟學；高質量發展

    在歷史道路選擇上，馬克思是高度的歷史論者；在向“未來社會”進軍問題上，馬克思是“科學的唯物史觀”論者。二重意蘊的統一則構成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考和予以堅守的原則。具體而言，馬克思早年持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觀，以抵制和糾正烏托邦的“空論社會主義”，這可看成針對資本歷史本位的“國家過渡本位論”（在規定上稱為“國家本位II”）；晚年根據對東方社會的觀察，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命題，實則是肯定了和土地歷史本位對應的作為揚棄意義的“國家本位I”。相比“國家本位II”，其不獨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而首要是“建設的社會主義”。這些系統性思想為恩格斯和列寧在其活動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所驗證，留下寶貴的理論財富。本文系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暨列寧誕辰150周年專稿。期待藉由這個專題深入闡述恩格斯與列寧基于“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性質及其對當代社會主義所發揮的巨大指導作用。

一、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恩格斯與列寧究竟是何種“原理派”

象者恒也、易也，馬克思“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道路”在其身后似乎出現了“分岔”，恩格斯和列寧仿佛又分別代表著不同道路方向上的“理論解說”。是道路分殊，還是原理統一？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恩格斯與列寧究竟是怎樣的“思想共同體”？等等這些問題，既是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的基本問題，也同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不可回避的重大原理和策略問題。蓋因它深入涉及到了社會主義歷史道路生成的基本走向和過渡、轉化的策略：如歷史本位論為何“分殊”，唯物史觀工作路徑基于東方語境如何得以澄明化，獲得意義的“新詮釋”；再如對革命與建設的辯證關系的處理——這涉及到正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尷尬說到底是理論的尷尬，由于堅持以彼此割裂的“馬克思學”“恩格斯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正好顛倒了理論事實，于是圍繞“各式各樣的分裂之論”的議論殊可驚人。其往往顯得言各有當，義匪一端，又往往排闥直入，對社會主義道路充滿疑慮；懷疑與獨斷性并存，一個顯著的例子莫過于在探索如何跨越“卡夫丁大峽谷”問題上，不恰當地割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沒有看到它們是社會主義一般原理這一思想共同體的不同意義側面，并且無視歷史對象在道路生成運動方向上的內在規律性。由于分別持有“單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讀傾向性，并且將由通過割裂得到的認識片段同實踐中的具體社會主義策略問題直接掛鉤，從而得到不正確的認識。如以恩格斯對“跨越卡夫丁峽谷”未付諸實踐，且可能有微詞甚至異議為由，試圖引出不適當的結論：恩格斯斷言俄國作為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先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恩格斯否定俄國革命。這里首先有一個用語問題：和馬克思相比較，恩格斯往往不嚴格區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術語，恩格斯傾向于用“多階段的接續的社會主義革命”表征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整體對象。顯然，恩格斯的一個失誤是，在革命策略這個問題上，較少關注“國家本位I”的道路規定性。就“國家本位II”而言，恩格斯無疑是正確的，即恩格斯肯定一個命題：向共產主義本身進行過渡，作為對資本進行“歷史消滅”的前提性工作規定——國家本位，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這其實就是馬克思聲明的，“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1]462

在執行社會主義辯證法這一點上，列寧并非越過了恩格斯。因此，事實真相只能是：第一，“馬克思明確表明了自己對俄國民粹派和俄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即支持他們為俄國公社探索走一條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全新道路。這是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全新的道路，即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又繼承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成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2]第二，“恩格斯全面地研究了俄國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指出俄國社會發展選擇何種途徑——究竟是一般途徑還是特殊途徑，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3]或者毋寧說，恩格斯基于西歐社會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實際是傾向于把俄國公社跨越發展的時間起點，定位在歐洲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從而生產資料公有制具有現實的生長力之后。這樣，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即是引入了“恩格斯所考察的因素”的一場特殊的“《資本論》革命”，“意在強調布爾什維克‘革命者自己將創造為全面達到他們的目標所需要的條件’，走完全有別于西歐的另一種道路。”同時，須知“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道路，是指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殊文明形態，列寧認為東方社會的經濟形態是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類型。”[4]

首先來看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怎樣的思想共同體。總的來說，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作為“馬恩”，不是因為“差異分析法”而走到一起，是因為一致才走到一起，而因為走到了一起，才需要策略的“許多不一致”。（1）“恩格斯與馬克思親密合作40 年，基于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方面的共同見解，他們在廣泛領域具有高度一致的認識。”[5]（2）“這種研究過程決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依靠單純的邏輯推理推出來的，而是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社會實踐特別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反對資產階級和剝削者斗爭的實踐中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感性材料運用辯證的方法和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和論證的結果。這是馬克思恩格斯作為一個理論家、思想家區別于歷史上的所有理論家、思想家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二人都是理論家，但他們首先是一個實踐家、革命者。所以才創立了唯物史觀。”[6]（3）因此，“從原則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義、辯證法、歷史觀、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態度、對未來社會的理想等方面都具有高度一致性。”[7]（4）最為關切的一點，“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關系決不僅僅是闡發和解釋者的作用，而參與和共同創立、共同發展則是他們的本質關系。”[6]

其次，列寧之作為“原理派”，正是“馬恩思想共同體”意義上的。“1894年，年僅24歲的青年列寧在其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有關哲學的論文《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將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唯物辯證法說成是對‘社會學的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否定’，是一種從客觀現實出發的方法。”[8]77正是在這篇論文中，青年列寧系統指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批評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的主觀方法開始的……所以他們不能不得出結論說，他們所遇見的是必然使大眾遭受剝奪和壓迫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這一信念直接決定了他們的實踐綱領……這個斗爭是俄國從最偏僻的鄉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廠的經濟現實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已使主要工業部門達到大機器工業的階段；它從而使生產社會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質條件，同時造成了新的社會力量——工廠工人階級，即城市無產階級。雖然這個階級遭受的資產階級剝削，按經濟實質來說，和俄國全體勞動群眾遭受的剝削是同樣的，但是這個階級在謀求自身解放這個方面卻具有特別有利的條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剝削上面的舊社會已經沒有絲毫聯系；它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本身就把它組織起來，迫使它開動腦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爭的舞臺。社會民主黨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這個階級身上，把自己的綱領歸結為發展這個階級的階級自覺，把自己的全部活動都用來幫助這個階級起來進行反對現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爭，并吸引俄國全體無產階級投入這個斗爭。”[9]210-211

同時，“不難發現，列寧此處對社會的觀察，是直接從生產方式特別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著手的，而不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起步。后來的毛澤東顯然依循了列寧的思路。”[8]82“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10]受啟發于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聲稱：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但同時，指認“馬克思主義者信奉抽象歷史公式的不可變易性”，“這完全是撒謊和捏造！”其實，“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總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陳腐最庸俗的責難，這種責難是所有那些絲毫不能從實質上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人早已用過了的。”[11]58正是基于這個語境，列寧進而深刻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別注意的是修蓋好唯物主義哲學的上層，也就是說，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9]115-116

最后，列寧突出說明：“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12]“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先提出不僅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問題的社會主義者。”[9]182這樣在列寧看來，歸根結底，“生產力全面轉向生產關系研究，這才有了堅實的歷史唯物主義，凸顯了存在者的發展規定。”[13]

二、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恩格斯－列寧道路”“列寧－恩格斯道路”及其歷史定位

在寫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明確表示，《資本論》原始積累章所揭示的發展道路方式原則上不適用于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說明。為此生產關系需要區分為“原生型”和“次生型”，以體現徹底的歷史研究的路徑實證性。然則進行唯物辯證法原理的求索，在這一點上，針對歷史對象的任何“思維單邊主義”都是要不得的。以“說主義”為例，“其實質不過是欲將一切的由隱到顯（歷史、結構、矛盾、拜物教認識的由隱到顯），全部說成是‘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運動……這就把范疇批判概念的歷史認識行動神秘化了，由于違背‘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歷史自我認識原則，過度化的有關于運動的邏輯操作顯然是嚴重破壞乃至根本否決了產生認識的‘第一性原則’（在這一點上科學實證主義甚至比邏輯實證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實質上看，這是把思維方式當作‘抽象原則’而神秘化了。工具不是獨立的，抽象之淪為自足的思維工具在于滿足了邏輯的自洽，從而離開實踐基礎，可一旦失去思維與歷史對象存在的同一性原則，一切的思維形式都將直接蛻變為解釋學的某種用具形式。”[14]

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共同體的特性在于使民族與世界的研究視野工作合一，以唯物史觀范疇為切入，建立廣泛性的民族共同體和世界共同體聯系，形成統一的歷史發展理論。從歷史路徑看：“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和“王權向皇權的轉化”對應，而“商品→資本”運動和“共同體→國家”運動對應，是以東方民粹派對“公社”進行粉飾，認為是比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優越的東西，乃至作為未來社會的雛型。觀點肯定錯誤！但說出一個真相：商品生產方式是資本經濟的必然起點，亦是遭致其歷史覆滅的內在規定；與之道路分殊但原理同一，共同體生產方式作為皇權經濟的內在規定，同樣決定著后者的歷史命運，封建專制機構的總潰敗同時標識它的歷史揚棄性。由此，社會主義國家本位正是對共同體生產方式內在成熟性的“歷史醞釀”，相應提出“重建共同體”的歷史任務。所謂馬克思主義何以“實證”的問題，“實際是尋求‘兩種唯物主義’——世界觀上的唯物主義以及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的統一，事實上就是尋求‘唯實踐’的工作標準問題。”[15]再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面強調的：“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以及“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16]然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決不是反《資本論》其道行之，恰恰是同道而行，從“個別規定”（家庭個別）出發，堅持由歷史總體的個別（如商品和勞動過程規定）上升到歷史總體的一般（即“生產方式”）。蓋因“‘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邏輯與歷史相一致’，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遵守的科學研究道路。”[17]這樣，“總的來說，馬克思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的總基調，是積極支持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為自己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資本原始積累道路的新的發展道路。”[2]恩格斯則得到結論：“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18]193

誠如資本價值形式的發展，是將“商品”“貨幣”的價值形式規定分別攝入自己的發展體系，作為自我發展道路的環節和構件，共同體生產方式向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歷史轉化，在利用好上述價值形式規定的同時，需注意推進共同體形態的轉換。商品生產廣泛存在于原始共同體后來的發展形態中，但以列寧為代表的理論工作者進一步認識到，東方共同體生產具有特別唯物史觀意義的“決定論”：基于共同體原生關系貫徹始終和全過程的特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更多集中體現于共同體生產內部“勞動的二重性”的互系和矛盾，勞者－非勞者的階級關系向度直接基于“勞者－官者”，而非“勞者－資者”。[①]然則需要很好利用“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這些東西本質上又不過是民粹派所說的“被上帝遺忘的東方規定”在現代的繼續。“雖說皇權是絕對的在場者，但經濟上，不排斥多個在場者的身份共處”，“列寧的《資本論》‘新論’是：‘俄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要使農民擺脫這種中世紀的狀況’，必須實行‘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土地革命不實行土地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而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的看法。”[4]在中國，為了防止出現新的土地兼并情況，重演歷史循環的治亂悲劇，在土改的基礎上，毛澤東則要求農民結成公社：在內部，是恰當地形成“勞者”與“非勞者”之間生產與觀念的斗爭關系；在外部，則以有組織的力量，來對抗和制約官僚體系。是以必須立足“思想共同體”，以統一的規定（通史原理）來探究與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社會主義及東方道路的論述，尋求馬克思主義工作策略問題。這樣來看，將東方民族與世界關系的研究視野和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相結合，乃是列寧首要關心的一個理論問題。列寧同時將其作為“實踐的議題”對待。綜上所述，可將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上的“人類通史（研究規定）”在聯系和發展上歸納為“四步”。第一步：共同體原生關系（作為“絕對的前提”和貫穿全部歷史過程的“始源規定”）；第二步：共同體生產方式內部的唯物史觀原理（次生規定I，生成“國家本位I”）；第三步：商品生產系統內的唯物史觀原理（次生規定II，生成“國家本位II”）；第四步：以“國家本位”為主導的商品形式歷史覆滅之路。[②]

“四步法”的實質是在歷史過程中全面貫徹“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領導生產力”兩個唯物史觀基本法則（相當于把“資本有機構成”工作規定廣義化、總體化了），以解決共同體的歷史發展道路及其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最后的步驟顯然是對共同體生產而言的“回歸之路”，但歷史視野不局限于此；社會主義共同體所歷史繼承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發達生產力”，同樣要和自身的形態革命結合起來。它既要完成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任務，同時也要徹底結束“身份的統治→人的力量發展”這一必然性的歷史過程（如重建個人所有制）。簡而言之，列寧的思路可總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生產關系本身的社會革命。“在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歷史認知前提上，恩格斯則與列寧高度統一。”[4]并且，如果把這里的“生產關系的社會革命”限定為以生產力（人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生產關系領導生產力”命題，則可認為恩格斯和列寧具有工作一致性。這一思路可進一步歸納為“列寧－恩格斯道路”（理論）。事實上基于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均認可在一定條件下，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是可跨越的，——盡管其文明階段不可逾越。由此應考量支持恩格斯與列寧觀點背后的“歷史道路”各自不同的狀況，對二者工作關系進行總體歸結。

從民族到世界，再以世界為體，以民族工作關系為用，而建構起東方道路的“共同體－國家理論”。顯然，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東方的“靈魂性的東西”，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維方法的基礎性建筑。這是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需要面對的歷史知識。與之不同，“資產者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現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身上。”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其所以是庸俗見解，是因為他用子女生產及其心理來解釋遺產制度，而用氏族聯系來解釋民族；其所以是資產階級的，是因為他把歷史上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以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形態）的范疇和上層建筑，當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兩性關系一樣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疇。”其他的方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這樣一個簡單真理：除非在每一個國家把被壓迫者階級組織團結起來反對壓迫者階級，除非把這些民族的工人組織團結成一支國際工人大軍去反對國際資本，是沒有辦法來消除民族仇恨的。”[9]174-176說到底，“辯證法要求從發展中去全面研究某個社會現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東西歸結于基本的動力，歸結于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斗爭。”[9]243

這樣在列寧看來，對東方社會道路而言，科學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探究同樣涵蓋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的豐富性內容，但比之具有更大的工作內涵和“人本位”代表性。故事勝于邏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決不是什么推理關系，它們的矛盾性“實質是有關于‘系統決定論’的思想，而與‘本體論’邏輯推理無關。”[19]畢竟，“身份的統治→人的力量發展”歷史揚棄過程和“物的力量發展→物的統治”歷史研究過程工作內涵殊異：一者肇始于“人本位的生產力”，一者肇始于“物本位的生產力”；以及一者著力體現通過“身份”進行人的統治，一者著力體現通過“物本身”進行人的統治；更進一步，一者由“關系本身”（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啟動——反映“共同體的有用勞動→身份勞動”聯系與發展（對應次生規定I歷史序列）的社會有機體狀況，一者則直接由“商品生產社會”（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啟動——反映“具體勞動→抽象勞動”聯系與發展（對應次生規定II歷史序列）的社會有機體狀況，等等。然則列寧所堅持的似乎正是馬克思的“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20]馬克思拒絕俄羅斯學者對《資本論》結論的機械民族搬用，指出所謂“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是超歷史的概念。“馬克思強烈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將《資本論》中‘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公式化、教條化，并錯誤地運用到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前期的俄國。”[2]馬克思的這段話看來也就是列寧的理解：“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21]可見，列寧并未改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觀：“在革命的前提問題上，他們都認為，無須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但必須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才能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的進程問題上，他們都認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可以在一國或幾國首先獲得勝利，但要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則至少需要各先進國家無產者的共同努力。”[22]在革命道路抉擇上，列寧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民族志”優先原則，“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歷史地來考察斗爭形式的問題。脫離歷史的具體環境來談這個問題，就是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的起碼常識。”于是，“在經濟演進的各個不同時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條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提到首位，成為主要的斗爭形式，而各種次要的附帶的斗爭形式，也就隨之發生變化。”[9]339

與上述視野不同的是“恩格斯－列寧道路”乃是反映了“生產力社會革命→科學社會主義的建構形態”西歐道路的實存性；它以“財產過渡”的嚴格性邏輯表明：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生產力是和共產主義物質形態直接連通的，此“生產力接口”是認識革命的先決條件。恩格斯是把“物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當作“邏輯勝于故事”，尺度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以及相應從事革命和建設的首要客觀條件了，并認識到，“革命的發生”和之后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活動”必須時空一體。即認為，“在西歐不僅一般的商品生產，甚至連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都同它本身所創造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繼續支配這種生產力，它正在由于這些內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階級沖突而走向滅亡。由這一點就已經可以得出結論，對俄國的公社的這樣一種可能的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亦即，“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只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能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沖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據之強調：“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18]457-459顯然，這進一步就是“恩格斯－列寧道路理論”的來源與根據。同樣也可以從中發現，在恩格斯的思想構境中，“世界主義立場”是優先的，恩格斯可能更為強調世界歷史的“一般途徑”在跨越卡夫丁峽谷歷史任務中的不可回避的引領性作用。

于是產生一種推斷：“恩格斯從根本上否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落后的俄國可以先于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并取得勝利”，或者說，“恩格斯相信俄國也許會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恩格斯甚至也相信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也能給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以推動，但是恩格斯仍然堅信沒有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先行勝利，俄國是不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2]如上指出，這其實還是對恩格斯的誤解：恩格斯所指的“社會主義”，不是別的東西，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過程”和“總結果”；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是運動的過程規定”著名論斷內涵在于茲，并據之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23]那么在“總結果”上，在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和運動規定這個問題上，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在獲得徹底意義的歷史勝利這一點上，毋庸置疑，列寧是十分地贊同恩格斯的見解的，毋寧說他們立場根本一致。即他們共同認識到：（1）“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興盛的國家里被克服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榜樣上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開始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也是有保證的……比較起來，這在俄國將最容易做到，因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時期這個國家可以幾乎與西方同時完成社會的改造。”[18]459（2）“在社會化的大機器（勞動）生產的基礎上，用新的更高級的方式來組織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這個任務是1917年10月25日在俄國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完全勝利的主要條件。”然則，“大工業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而從生產力狀況的觀點來看，即按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來看，又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它把先進的產業工人聯合起來，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聯合起來。”[24]

小結：恩格斯和列寧是嚴格意義的歷史本位論者。一者立足物質基礎的“客體批判”（資本運動的內部邏輯）求解主體解放；一者以“主體批判”（共同體總體邏輯）為社會基礎的工作切入，尋求“共同體（主體）一般”對“資本（客體）一般”辯證工作關系及主體解放自身的能動的道路選擇，進而重新思考人類共同體向共產主義“文明過渡”的規劃方式。然則唯物史觀是主體自覺行動與認識體系，包括“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階級斗爭（原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狀況”“社會存在規定社會意識”以及“自然歷史過程（原理）”等工作構件。對系統的這些構件必須進行有效的統籌，才能從認識上給“社會革命”正確的定位，藉以指導社會主義理論建構。通史的意義即在于使“生產力革命”“生產關系革命”的內在聯系得以牢固地建立起來，以此為跳板，從而可能將“共同體的瓦解行動”（財產過渡）同“共同體的建構行動”本身（身份過渡）真正一致起來、統一起來。

三、“東方國家本位論”的歷史演變內涵及當代相關問題

以上的分析突出了“列寧－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寧道路”的理論統一性，為對社會主義進行“通史視野”的考察提供了可能。其道路的路徑可刻畫如下：

道路之一  共同體的身份關系本位→土地（身份國家）本位→國家本位I→基于“身份過渡”的共同體本位重建（東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道路之二  共同體的財產關系本位→資本（財產國家）本位→國家本位II→基于“財產過渡”的共同體本位重建（西歐共產主義革命道路）

兩條道路相輔相成，相互進行規定滲透，相互提供“發展支撐”，又于彼此間無數次地發生歷史沖突和邏輯矛盾。這個路徑因而較好詮釋了列寧所領導“俄國十月革命”何以先期發生，創造性地把“國家本位論”的發生（機理）路徑明晰為：國家本位I→國家本位II，具體化了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馬克思道路”。或者毋寧說，馬克思（主義）道路在工作內涵上正是“基于通史原理的（廣義）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政黨→國家（計劃）→市場，由此僅了解下列情況尚屬不足：民族的發生、世界的建設，曰“列寧－恩格斯道路”；世界的發生、民族的建設，曰“恩格斯－列寧道路”。事實上它們必須結合起來，須知“兩種道路理論”是內在統一的，是同一道路的“兩個側面”；作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統一辯證法”，它結晶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不同的民族社會主義工作范型。由列寧所開啟的東方社會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乃是全方位展示了“原理與策略”的唯物辯證法工作關系。

然則，發生機制的道路結合必然和國家發展狀況相關聯。如果說秦廢封建之制，立郡縣制，是對華夏民族的一大貢獻，那么與之相反，《資本論》所考察的國家僅僅是“總資本家”范疇，這種國家概念是“排社會主義（身份）發生的”。“即如果說‘官者的經濟學’（關于身份配置的政治經濟學）必須從‘人’——執行身份批判出發，相比之下，‘資者的經濟學’（關于財產配置的政治經濟學）則必須從‘物’——執行財產批判出發。”[4]所謂社會主義（形態）之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形成，蓋源自此“特殊規定”，在于西方財產國家之規定性的單一化（所謂“財產蘊涵身份”）。列寧則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于：對于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它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然而，“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25]3-4是故可以說，“遵從于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列寧的社會主義邏輯是大寫字母意義的——由共同體本位上升到國家本位（社會本位）的工作邏輯。這是行動主義辯證法意義上的目標追求，確證東方社會以‘經濟形態社會形成原理’為行動追求的內在根據。”[4]

理解歷史問題需要科學的“歷史本位論”。試圖通過定義的方式來解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屬性問題，以及用邏輯的方式解決“黨的領導”的歷史定位問題，顯然是落入了資產階級的科學意識形態，蓋因所倚仗者正是作為“資產階級第一哲學”的邏輯本體論。以此觀之，資產階級理論家必然是把“國家（組織）”作為本體論上的建筑予以看待了，又在理論意識形態上巧妙運用“虛假本體論”的工具偽裝術。須知在《資本論》考察路徑上，市場和危機相對應，然而新古典經濟學家是巧妙地以“政府”（作為“虛設的財產國家”）拿來與之工作呼應，引出以母設假、以子設用，復以子假設、以用結論的“微觀”“宏觀”如何對接的經濟學虛假“理論話題”。究其實質，資本主義應考察總資本家概念的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包括國家和市場的失敗（即“經濟危機”）的關系。顯然，這樣的“資本（財產國家）本體論”的結果是分別產生了“剩余（價值）攫取論”和“帝國主義論”。前者在《資本論》中的例子已經婦孺皆知，其在非資本主義社會類型中的存在則如孟捷教授指出的：“在秦統一前后，除了通常了解的由商鞅改革所帶來的封建地主經濟外，秦國還存在著大規模的國家奴隸制……是為國家控制、并在國有部門內使用的生產奴隸，其來源為刑徒和俘虜……正是秦國在生產力上十分先進的部門”；并且可以斷定，“這種國家奴隸制以及它所確立的經濟優勢，是秦最終得以戰勝六國的決定性因素。”[26]71這種國家與市場的結合的實質是國家和直接勞動的剝削生產組織的相結合。至于后者，顯然是由資本積累過程所支持和驅動，它的實質是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力量和壟斷資本的結合。雖則以“凱恩斯主義干預”為救急手段，但結局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的世界瘋狂。“即應當說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27]至于21世紀法西斯主義，其由“特朗普主義”所代表的權貴資本主義開啟，“21世紀法西斯主義涉及跨國資本與反動的、壓制性的政治權力的融合，其中政治權力體現了跨國資本的獨裁。”[28]

新帝國主義似乎顯示了“國家的消失”，其實不然。由資產階級市場本位引出虛假的“國家本體論”，乃是資產階級特有的一種理論意識形態；而由對“政府－市場”范式的解構邏輯發展至本體論批判，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意識形態。進一步，由本體論批判必然引出馬克思主義“國家本位論”，深入到國家本位I和國家本位II工作關系的“同謂之玄”。是以東方社會中，它強調“產品（財富）→財產（價值）”這樣的資源配置主從結構及運動方向，是令價值規律服從于共同體規律（或國家規律）。由此國家經濟的國際人格化之進一步走向“國際非人格化”，所應淡化的不是國家本位的身份，而是“民族類型國家”的本體論。“世界意義的資產階級國家”（所謂“資本聯合國”）乃是虛幻的本體論。[③]

現在必須返回頭再說“兩種建設機制”。對國家和市場結合難題的破解仍然在內部過程，并且不僅僅在現實過程，同樣在歷史過程。國家和計劃結合所依據的歷史條件正是科層組織和國家官僚制。另外，前蘇聯的歷史潰敗又恰恰在于國家科層組織生產計劃的失敗和官僚機構社會治理的低效無能，——在這一方面，仿佛就是“市場的國家”擊敗了“計劃的國家”。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因為列寧早就認識到，“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種現成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計算，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落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25]4-5然則面對“資本”在中國再度崛起，有些人用“梳理中央文獻”方法來打中央旗號，同時標榜自己推動中國市場化之功績，掩蓋、夾帶自己搞極端市場化、私有化的圖謀，是欲置“計劃的國家”于死地而后快了。其鼓吹的“市民的社會”其實是“市民的市場”，其鼓吹的“市民的市場”其實是“資本的政治”，其鼓吹“霸權的社會”即“資本的國家”，乃是為國際上的“霸權的政治”和“霸權的國家”遙相呼應的。這樣看來，“計劃的社會——政治的國家”不獨是“科層組織社會——官僚國家”的歷史變身，也是對“資本的社會——霸權的國家”之現實揚棄。一句話，計劃是國家“事的本體”的東西，而非市場本位的產物；國家是本位，計劃是本體，這不過是說計劃是對國家（行動）意志的擘畫，是事本位的“封、產、建”逐漸被引導向計劃生產、社會聯合勞動，又毋寧說，計劃本位實則體現者“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本體”也。[14]蓋因體用關系更多是指歷史的工作本體與本相活動，本位和本體這種“相互調情”的工作關系與邏輯聯系，委實揭露這一點：“對一定形態的所有制而言，計劃和市場必然是生產關系的范疇形式。”[4]確切地說，計劃是共同體經濟治理職能歷史變遷的產物，從而必然作為“現代國家范疇”系列之組成。應當在這種意義上理解“計劃經濟”這個術語。[④]這亦是將“計劃”納入“社會主義國家”在場者的范疇規定性當中了，以此形成對資產階級范式的解構與批判。并且在這一層意義上，計劃和市場是直接對立的[⑤]，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綴詞不可能是一種虛設，“社會主義的”“政黨的”“國家（計劃）的”委實就體現權屬關系“計劃的國家”工作領導“市民的市場”。

社會主義經濟學源于計劃，但并非說計劃是“本體論”。不同于西方國家在職能上使結構機制轉向數量機制，東方國家在職能上是相反的使數量機制轉向結構機制，毋寧說，這就是“計劃本位論”。一句話，計劃是實踐科學的現代產物，是百科理論之魂，是社會主義“百工之學”實踐訴求的內在工作提升；與之相反，一切經濟本體論皆出于“實踐烏托邦”。這一結論進而表明從學科到科學，社會主義國家之作為工作范疇乃是公有制向“社會所有制之普遍形態”邁進的必要中介。公有制怎樣“煉成”？有機的個體不斷演變為有機的整體（規定）使然。計劃始終是其中的靈魂性的原則和工作內涵。要言之，“以人民為中心”是國家制度的底色，計劃的行動尺度和人民尺度將是社會所有制的文明養成，即是說，“以人民為中心”之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強調了計劃的“合國家社會性”和“合人民共同體性”，這是對“人民主體的生產方式”和“人民本位的生產關系”原則的最大貫徹。

歸根結底，必須認識到范疇是母概念，從范疇引出一切的子概念。國和資本（范疇）是兩個最大的母概念：由共同體生產方式引出“共同體—國家”的官者階級格（“控制政治的身份”和“控制生產的身份”的合成體）的歷史發展脈絡，由商品生產方式引出“市民關系（本身作為共同體瓦解的規定）—資本家”的資者階級格（“使用價值的財富”和“價值的財富”的合成體）的歷史發展脈絡；其使得生產目的得以具象為“國家制度＋人的需要（生產力發展條件）”。[⑥]東方社會浸淫于向“國家（身份國）”發展的線索中，相比之下，西方社會浸淫于向“資本（財產國）”發展的歷史道路。世界各民族無不受此歷史線索制約和影響，或可徑直看成其中的一個類型，或作為它們（兩種線索和道路規定）某種樣式的混合物形式。是以對社會主義經濟學而言，我們仍必須經由“范疇”認識一切經濟事物，建立對現象過程之全息化把握。

四、通史原理的東方社會主義道路“理論意蘊”

任何生產方式均是自然歷史過程的規定。據之，可將自然歷史過程從發生機理和唯物辯證法認識屬性上分解為：自然過程（表征“生產力”規定）和歷史過程（表征“生產關系”規定）。于是，唯物史觀范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資本論》中，實際對應了兩個層面的工作關系：（1）勞動二重性——屬性的互系，以及（2）商品兩因素——關系的對峙；前者代表系統相生的過程，后者代表系統相克的過程。這樣可將自然歷史過程之自然過程內涵進一步確定為是“生產力及其復雜性系統的發生”，相應，將自然歷史過程之歷史過程內涵進一步確定為是“生產關系及其復雜性系統的發生”。“以此觀之，生產力（自然過程）與生產關系（歷史過程）相生相克關系中就包含有‘勞者－官者’‘勞者－資者’雙重階級矛盾的關系（可謂‘一體二重’）。”[14]然則，可以對比“共同體－國家”及“商品－資本”社會形態發展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是其必然的反映形式）：

圖1  生產方式不同“歷史過程”與“邏輯過程”的對比

以“自然過程（陰）→歷史過程（陽）”為經（圖1以水平方向表示），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之間構成發生學意義的母子關系；同時，以“社會的歷史過程→社會的自然過程”為緯（圖1以豎直方向表示），這是在母子關系結合體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起來的“體用關系”，——蓋因自然過程（生產力）是“相生的系統”、歷史過程（生產關系）是“相克的系統”。這樣，我們完全可以把“有用勞動和身份勞動”——分別代表勞動的物質身份性和勞動的社會身份性，相應稱為“體現在共同體生產中的勞動的二重性”。[14]經濟結構不外是豎立在勞動二重性發生路徑之上的一種特別的“體用結構系統”，但它們擁有了截然相異、又內在聯系和共有“同一原理”的不同歷史邏輯。

按照認識論來看，唯物史觀似乎展示了兩條道路：“列寧－恩格斯”（圖1的關系示意：左“主”右“從”）以及“恩格斯－列寧”的道路（圖1的關系示意：右“主”左“從”），并且如上指出，似乎它們是“對立”的。這是把唯物史觀范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僅僅作為認識本體，從而割裂了辯證法的工作統一性，是沒有認識到：在兩者關系上，“合”是前提，“分立”乃是歷史作用過程和表現。自然過程→物質形式→社會過程→歷史形式，于是自然歷史過程必須視為自然過程基礎上的“歷史過程的辯證法”；按照恩格斯的觀點，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需注意：階級斗爭從來不是外在于這個過程的因素，而恰恰是內在于該過程、決定歷史進程的一個工作規定。歸根結底，無論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抑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它們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以此觀之，不僅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要綜合來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建設”也必須結合一體予以規定；一言以蔽之，科學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建構形態本身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體”另一種意義的表達。[⑦]因而無論如何，列寧主義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同樣作為“原理”來看待，它不僅僅是“革命的策略”，這樣就統一了民族與世界關系域的國家范疇。

生產關系是統一的。盡管如此，在統一的勞動二重性意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發生路徑上，在面向社會主義文明形態進行過渡時，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道路的分歧”。尤其社會生產關系的“結構系統對立”引發人們在認知上的分歧，觸發持久爭論，并且，“生產力標準”愈被神秘化，共同體本身作為“原生關系的類型”就愈被嚴重忽略。是原理服從策略，還是策略服從原理？這顯然不會是“辯論賽的題目”。于是不同于這一觀點：“在此意義上，經濟結構就不是由兩類生產關系按某種比例結合而成，而是由具備了兩種不同功能的同一生產關系構成的，這兩種功能分別占據不同的比重。”[26]47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退與進上，列寧再次顯示出大智慧，實現原理與策略的有機統一。“退一步”，實行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經濟政策”；同時“進兩步”，“在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的大工業得到足夠發展的情況下必須把農民小生產改造成社會主義大生產”，“是一個探索經濟文化落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29]因此，列寧指出，“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退一步，進兩步……在個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歷史上，在政黨的發展中，都有這種現象。”[11]523-526

然則，設若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公有制是它的內容）以“計劃”為本體范疇，如上指出，那是基于民族與世界統一關系的“國家行動”（由生產目的本位要求所決定），是亦原理亦策略的工作本位規定。蓋因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市場是資本關系上的“范疇”，計劃僅僅是“手段”；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形式的“本質”是計劃（本位），所以，它除繼續承擔手段規定以外，必須同時是“目的范疇”。只不過在多種所有制關系并存的發展階段，市場和計劃的矛盾尚處積蓄期、在形成中，計劃還不能成為被社會認可的主要或領導性的“經濟在場者”，更不可能是“唯一在場者”了。[⑧]盡管如此，計劃應作為公有制的實現范疇和內在調節的規定性予以對待，其將促成以產品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完善，使在生產目的上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系顛倒”通過“決定論”來獲得解決。這將極大啟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理論與實踐。“國家本位”作為身兼文明、建構形態兩重工作性質的理論實踐規定，決定“社會主義國家”（取和無產階級專政合而為一的內涵）必須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進入“所有制”，作為其內在成分，并發揮“體用合一”的領導功能。

如此看來，中國范疇需要在“所有制”上有重大突破。蓋因這是個亦民族亦世界、亦共同體亦國家的綜合規定，蓋因這個存在者規定（國家＝所有制關系）主導了當前人們對“市場”和“計劃”關系的討論。如前文論及，所謂計劃、市場：既是所有制意義的經濟形式，又和特定社會制度相聯結，還是一般工具如資源配置工具和系統目標分解工具的規定；這決定需要建立圍繞“歷史范疇”之所有制形式本位的通盤考察，任何脫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市場經濟（規定）顯然是“概念烏托邦”。深層次看，所有制究其實質乃是“共同體社會”事的規定，即是“勞動過程范疇”（共同體本身并入所有制的規定）和“生產方式范疇”（國家乃是所有制的內在成分）。由此在外表和實現機制上，所有制分別采取產品的形式、商品的形式、市場的形式以及計劃的形式，其決定資源配置的具體領域歸屬。馬克思所謂：“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56

走出本體論的意義鎖定，以“完整的唯物史觀”工作概念指導實踐，社會主義經濟學需要作為“歷史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蘊的“價值理論”進行雙重建構。一是以“計劃”，二是以“市場”；前者針對于結構機理的研究（生產波動管理），后者針對于和結構機理伴生的“數量機制”研究（經濟波動管理）。可見，正是由于計劃本位和市場本位的并存，導致資源配置的“特殊分類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30]，意義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類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后形成的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31]其也透露這一信息：“出現了一種試圖避開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的新主張。”[32]

然則撇開理論爭議不說，純粹的策略行動依然難以奏效。經濟學在當下仍然必須首先是“政治經濟學”，因為政治經濟學反映的正是一種社會階級意識。為此，我們也仍然必須像列寧一樣執行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告誡：“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確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33]在這個階段上針對經濟特性與功能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行動，但社會主義原理必須體現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一般結合，從而對“生產關系”的表述更需發揮本土化思維的智慧支持。社會主義的階級格是重建共同體意蘊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階級格顯然就是“資本”，——這是全部含義的“姓社”“姓資”理論問題，同時表明基于東方社會語境，唯物史觀工作路徑遂得以澄明化，獲得意義上的一種“新詮釋”。

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策略問題

恩格斯和列寧不是改良主義、折中主義者。所謂“恩格斯與列寧社會主義思想對高質量發展具有指導作用”，在于不局限于經濟對政治的關系，而引導認識深入到所有制對生產方式的關系中去：與其說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經濟指標高質量”，毋寧說體現“所有制高質量”。生產方式不會自己說話，生產方式是通過自然歷史過程判別自己的“生產力”（自然過程）和“生產關系”（歷史過程）分別所處的不同狀況的，決定其是否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會形態選擇包括具體經濟形態的選擇，從根本上說，都是依據“生產方式矛盾”進行的，——無論如何描繪這種矛盾性，最終規定性只能由反映在勞動二重性內部的矛盾來歸結。[⑨]而東方社會特殊的經濟形態形成原理使得以“主體身份”為基本內容的社會生產關系成為矛盾主要方面，相應唯有有效地通過生產關系來領導社會生產力，組織物質生產實踐，進行生產革命、技術革命（科學實驗）、社會革命，方可歷史實現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之任務。[⑩]

“‘發展’不是抽象的無社會目的的發展,‘發展’本身是歷史的社會的, 因而就必然包含‘為誰、為什么發展’的問題。”[34]言下之意，大力發展公有制是“高質量發展”應有之義，藉以鞏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主導形態。從而“高質量發展”不是政治的向左向右問題，乃是勞動過程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問題（本質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自我錨定”之規定），是經由這一規劃發揮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對民營經濟（黨領導的私有制經濟）的更好領導力的問題。于是依照列寧的看法，這就是生產關系“社會高質量”問題。列寧是“全面過渡論者”。對于面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明規劃，他指出：“一個真正的‘經濟工作者’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里，資本家和托拉斯組織者，也要費好多年時間……研究和檢查自己的（和別人的）實際經驗，糾正和改變已經開始的工作……而我們則是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建設，這就要求我們對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習慣進行極其長久的、頑強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來。”[9]308接下來，針對革命隊伍中的折中主義者的錯誤，列寧繼續指出：“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更進一步。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我們永遠也不會完全做到這一點……從托洛茨基整個綱領性小冊子中的提法來看，錯誤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會是學習在行政和技術上管理生產的學校。不是‘一方面是學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別的東西’……國家，這是實行強制的領域……工會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這個領域的特殊之點和主要之點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還有地方）‘國家管理機關、國民經濟和廣大勞動群眾之間的’‘聯系’。”[9]314-318畢竟，“主體關系是工作統帥，統領一切關系，主體關系調節、規制、引導著客體關系。”[35]

再看恩格斯怎么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于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36]顯然，恩格斯必定同樣是“全面過渡論者”。有關于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過渡，恩格斯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選擇的前提和事實出發，強調了生產方式運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會生產力。結合“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高質量發展根本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是生產力（發展）維度和生產關系（發展）維度的有機統一。[11]是故依照恩格斯的看法，社會主義的高質量發展仍然會首要地體現于生產力系統的高質量問題（如以“勞動生產力高質量”為前提的全要素生產率、科技創新），但同時必須明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消除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確保國民經濟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35]

與此同時，庸俗化的高質量發展研究一方面努力使之和純粹的資源配置問題相掛鉤，把它說成和提高GDP直接相關的經濟指標，另一方面則極力打造一個完全脫離性質的“定量分析”，進行“體系忽悠”，要將其粉飾為“求穩定、構體系”的必由通道。但是，離開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如社會主義主體規定（主人翁地位／勞動關系的高質量）——來談的“高質量”發展究竟是什么？曰調控工具（箱）質量、曰經濟動力質量、曰經濟結構質量、曰產業（或技術）創新質量、曰經濟體系質量、曰產品（供給）質量、曰勞動質量、曰資金質量、曰營商環境質量、曰開放質量，如此等等。在這當中，我們則看不到勞者和官者身份的區分，更看不清勞者和資者在經濟分配上的區別，“高質量”似乎是掩蓋矛盾的一種障眼術。[12]又似乎不是“高質量＝勞者（關系）成長”，而是“高質量＝資者（能力）成長”或“高質量＝官者（指標）成長”；結局自然是一團漿糊。試想，當下中國內需不足難道不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虛擬金融（如房地產金融）等非生產性活動過度膨脹的結果嗎，難道不是由多種直接體現“資者”“官者”訴求的經濟因素（如大量以牟利為目的的銀行的盲目涌現、資產的大量證券化、大學的過量擴招等）共同誘致而形成的嗎？歷史是“矛盾道路的歷史”。很顯然，高質量發展仍然是解決生產目的的必然性問題，是在“社會的自然過程”這個運動環節實施大手術，通過重塑勞者對非勞者（官者和資者）的能動博弈關系，并通過極大提升社會生產勞動者實際之地位、給予社會弱勢群體關懷，從中創造和發掘一種新發展格局。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規律是現實具體的規定，——在公有制和資本生產并存狀況下，無論從生產力發展的直接要求出發，還是著眼于生產關系內部直接沖突性的解決，在當前加強社會主義的國家生產性質均屬必然。從而，它的辯證法范疇也應該就是“列寧－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寧道路”現實性的統一。黨的政策是“謀全局”，而非“謀一域”；為此必須拒絕庸俗化之路，以“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觀”為指導，在社會主義矛盾的內在事件中解決階段性問題，把不斷增多的階段性表現、結構化難題推進到不斷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組織化的國家治理進程中予以消化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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