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國發展道路差異及其后果

——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兩條道路的斗爭說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內容提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自主性與依附性“兩條道路”的斗爭。雖然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起點相同，由于兩者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導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過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論分析，作者認為，中印兩國發展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如果中國未來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經濟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國的發展可能反倒還不如印度。

在亞洲，印度和中國的發展模式始終備受關注。筆者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自主性與依附性“兩條道路”的視角提出并切入問題，探討了不同發展道路對印度和中國兩國經濟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對由此產生的發展前景做出基本評估。[①]

一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兩條道路”的斗爭及其意義

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有的國家順勢崛起，也有的國家瞬間倒下。造成這二者差別的原因并不在于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的高低，而在于這些國家發展選擇的道路及其性質。下面從長時間段得出的統計數據似乎是對這個見解的有力證明。

表1  1700～1890年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NP）比重分布

（單位：%）

資料來源：[英]安格斯•麥迪森著，楚序平、吳湘松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表1顯示，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從1700～1820年間也一直高于歐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也居于領先水平。 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臺灣，并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1857年英國擊敗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淪為英國的殖民地。這說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強盛。表2、表3提供的數據反映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與國家興衰的關系。[②]

表2  歐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長率(1820～1950年)      （單位：%）

表3  歐洲、拉丁美洲及俄國/蘇聯地區GDP增長率(1820～1950年) （單位：%）

表2、表3的資料說明：從1870～1950年間，歐洲國內生產總值發展遠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戰前已被歐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也多淪落為美國的附庸國家。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不如沙皇俄國時期，但前者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后者卻毀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說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不能作為衡量國家強盛的指標。歷史上，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一般說來總要比強國快些，這正如貧血病人的心率，其脈搏的運動總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樣。

結構差異產生于道路的不同。選擇自主性還是依附性發展道路（不管它們是什么主義的）是近代以來國家斗爭的焦點。資本主義國家間有資本主義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爭，社會主義國家間也有社會主義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爭。[③]毛澤東抵制蘇聯霸權主義，主要抵制的是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制造的圍繞以蘇聯為中心的依附性發展模式，抵制的是蘇聯脅迫中國成為其附屬國的企圖。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如英國與西班牙的戰爭、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等）都是國家發展道路間的斗爭。當時西班牙希望英國成為其依附性國家，英國而后又希望法國、德國和美國等成為其依附性國家，前者希望后者為其提供市場、資源而不是技術；而后者卻不愿成為這樣的國家，它們因此而不惜一戰。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國家間戰爭都不是源于國家間增加生產總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國力圖將生產力掌握在本國手里并由此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矛盾。在這一時期，技術含量的大小而非國內生產總值的高低決定著國家財富的多少。工業革命后，世界利潤的流向地并不是勞動密集型國家而是技術密集型的國家。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只有在擁有自己的生產力的國家中才能產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國家所依賴的附加值極少的自然資源中產生。當產品交換是以技術附加值的多少為利潤導向的時候，此時以出口本國資源、以讓渡本國市場來換取工業國家技術的依附型經濟在國際利潤分配體系中所獲得的份額就顯得無足輕重。

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英國人。英國發展的起點是原材料產品（即羊毛以及由此發展出紡織業），對于“英國發展毛紡織業的邏輯起點”，中國經濟史學者梅俊杰認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④]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剛剛起步的英國抓得最緊的并不是對本國資源的開發，而是對自主創新技術的開發和壟斷。對今天的自由貿易神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制造這種神話的國度（英國）在其起步階段恰恰是以殘酷的國家暴力來推進和壟斷技術的，這點與制造人權意識形態的國度（法國）曾經是制造“斷頭臺”故鄉的現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國就頒布了具有強烈保護主義內容的《牛津條例》，要求“英國所有生產的羊毛必須在國內加工生產，不準賣給外國人；人人都必須穿用本國織造的呢絨”。[⑤]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國政府多次對本國人民強調這些規定。不僅如此，英國王室還將這些規定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國家暴力要求本國人民執行。1547年，英國王室在誥令中重申：“只有獲得了特許證的羊毛商人協會成員才能運出羊毛，其他人必須將羊毛紡成線，織成呢，或制成帽、帶，始得出口。”[⑥]1549年，英國王室又頒布更嚴厲的誥令，對于無特許證而輸出羊毛的違令者“處以雙倍于出口羊毛價格的罰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監獄”。[⑦]實際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線、精紡毛紗、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單上。英國法律規定，違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則要被處死”[⑧]。據考證，愛德華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進口的誥令直到18世紀“依然有效”[⑨]。

英國人在用非經濟的（實則是政治的）手段擊敗歐洲大陸經濟優勢的同時，又用這種方法擊敗了印度的經濟優勢。17世紀末，經由東印度公司輸入的“印度軟棉布”已占英國全部進口紡織品約1/4，這已影響了英國的毛紡織品在國內的市場，當時英國有評論稱：“突然間，我們發現我們所有的婦女，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簾、坐墊、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紡織品外幾乎沒有別的織品”。[⑩]1700年，“雖然英國是紡織品的凈出口國，但國內紡織品消費的一大部分（按價值算約37.5%）還是要靠進口麻織品、絲織品、棉織品來滿足，這讓毛紡和絲織行業大為驚恐”[11]。這是因為，與羊毛呢絨相比，棉布輕薄舒適、多彩時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織品更是色澤、設計、質地俱佳，且在物輕質優之外明顯價廉。即使在英國使用機器生產之后的1813年，議會中尚有人作證說：“印度的棉織品和絲織品還能以比英國制造品低5%～6%的售價在英國市場上賺錢”。[12]

英國的羊毛生產在經濟方式上競爭不過印度的棉布生產，于是英國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國議會對進口棉紡品實施了更嚴厲的限制。1666年，英國議會通過《安葬法》，規定“無論是誰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紡織品裹尸都要受罰”，違者罰款5鎊，據統計，在1688年，英國的人均收入不過7英鎊18先令，因此這項罰款額度“相當于八個月的收入”，足見消費管制及貿易限制之嚴厲。[13]鑒于印度軟棉織品超強的競爭力，1700年，英國下院又通過了更為嚴厲的法律，規定從1701年起，“由波斯、中國，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經加工的絲品、羅緞及其制品、與絲或草本物混紡品，所有上述地區上色、印染的軟綿布，已經或者進口至本王國，均不得穿著”[14]。1704年，議會又決定把這一禁令從英國擴大到愛爾蘭。

1721年，英國議會進一步通過立法規定，自1705年圣誕節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論任何衣著服飾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軟棉布，在英國均屬違法行為”，違法的者將被課以5鎊罰金，如果違法的是商人則要課以20鎊罰金。為使這項政策得到有效落實，英國官方還鼓勵公民舉報，舉報屬實者可獲5鎊獲金。1721年的這項法令“有效地關閉了本國市場，阻擋了亞洲紡織品的進一步滲透”，特別是“英國市場最終對印度軟棉關上了大門”。[15]1774年，英國議會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顛王國，任何人使用或穿著任何由英國紡織棉織成的新制衣鈽，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東西，也不管是以何單色或色上色與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議會開幕式上，喬治一世經內閣授意，對英國的經濟政策做了這樣的概括：“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16]德國經濟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說：“這是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商業政策的主導原則”[17]。

認識到英國經濟發展的上述歷史，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就職當天特意身著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國奧巴馬政府為了克服經濟危機而推行國民消費國貨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們就不難體會出18世紀的英國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術和市場壟斷政策時曾下了多大的決心。

列寧曾經說過，被打敗的軍隊很能學習。斯大林評價說：“列寧的這一觀點對于所有民族都是適用的。被打敗的民族很能學習。”[18]

英國是海島小國，它一直受著歐洲大陸帝國的欺負：一開始受古羅馬人欺負，接著是法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欺負，直到19世紀初，法國拿破侖還不忘征服英國。可是，英國人愈挫愈奮，用“鐵與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創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話說就是，將“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將生產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們說“自由貿易”并不是英國經濟的本色，英國是以殘酷、甚至專制的方式進行技術壟斷而發家的。英國保護自己技術的同時，還利用歐洲大陸的動亂將大量法國技術人員吸引到本國去加以利用。

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大陸各國最初并沒有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與依附性的斗爭。從短期來看，依附性道路代價較小，歐洲人尤其是在歐洲大陸處于強勢地位的法國人，與18世紀下半葉俄國維特的經濟發展思想以及19世紀30年代蘇聯的布哈林經濟思想一樣，在工業化起始階段，也傾向于選擇依附型并通過暫時的經濟依附漸進地轉入經濟自主的發展道路。19世紀初的法國是農業國家，它看到了英國的崛起，也想對本國實行工業化改造，但當時的法國人并沒有認識到自主型發展道路的選擇本身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過程，而是充滿斗爭并需要以暴力開路的政治過程。當時法國人想得很簡單：先用法國的葡萄酒、工藝品等附加值極低的產品跟英國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品進行交換；等自己有了錢，再用錢買來英國的工業技術，這樣就能慢慢實現國家工業化。與英國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國于1786年和英國簽訂了《伊甸條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說：“他們（法國）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進口稅率減為20%），以此為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夠恢復繁榮狀態。”[19]法國人對這個條約的理解很像我們前些年有些學者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認識，認為進行商品交換、參與到對方的市場就可以了。實際上，即使不考慮在國家間的搏弈中起著一錘定音作用的軍事因素，兩方產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國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國的商品附加值低）也會在雙方貿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換。在這種交換中，法國農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產品越多就越不賺錢，隨之而來的就是法國農民大量破產。法國農民破產后就蜂擁進城，于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這樣的經驗及其中的教訓對于今天正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爾說過：“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時還存在的話，法國大革命或許就不會發生了。”[20]其言下之意就是，沒有資源的壓力、沒有生存的壓力就不會出現法國大革命。由于資源少、土地少，在與英國的貿易交換中，那些因破產而失去土地農民只好進城，于是法國很快就出現了社會動蕩，出現了吉倫特派、雅各賓派等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最后拿破侖出現了。拿破侖雖然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看到了問題的根源在于英國高附加值的工業對法國的沖擊。拿破侖知道法國要走自主創新的路，要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于是，拿破侖把歐洲全部封鎖起來，不允許英國資本進入歐洲市場。與此同時，拿破侖把法國的資本轉動起來，用軍事手段把歐洲封建莊園全部打散，讓歐洲莊園農奴變成自由農民，繼而使自由農民變為法國資本可以剝削的自由勞動力，使法國的資本家迅速賺錢。后來，拿破侖法國盡管被打敗了，但已經獨立運轉起來的法國的工業生產力并沒有因戰爭失敗而被毀壞，法國還是擠入了以英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中心，成為今天所謂“北方國家”的最早的成員。在這之前，實際上，法國以及歐洲大陸是英國的外圍國家，也就是那個時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國家”。

美國開始也是依附英國的，為英國提供原材料和市場。但英國人的那點發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國人看破了，所以，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身著國產布料制成的服裝，其意在告訴美國人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作了中肯的評價，他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稅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21]華盛頓在卸任的告別講演中坦率承認，他對美國未來最大的憂慮是美國不幸陷入歐洲式的分裂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內戰。他說：“如果不根據我們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顛根據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種寶貴利益，美國的形勢將只是歐洲大陸形勢的翻版。那就會出現常備軍和不斷征稅會使自由到處遭到破壞的景象。分裂的美國，其命運甚至比歐洲那些國家的命運更加不幸”。“大不列顛的歷史，一般說來是我們最熟悉的一部歷史，它給予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經驗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們所付的代價。”[22] 華盛頓給美國人留下這些思想遺產是促成美國人民誓死抵抗英國分裂美國的圖謀并在南北戰爭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從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巴黎和約》算起，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的82年間，英國一刻也沒有放棄分裂美國的實際努力。1812年，美英開戰，1814年8月，在拿破侖6月滑鐵盧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英國占領華盛頓，燒毀白宮、國會大廈，并借有利的戰爭形勢企圖肢解美國，它向美國議和代表提出“沿美國邊界成立一個中立的印第安緩沖國”[23]的要求。這實際上就是要在美國內部分出一個國家來。美國人對此堅決抵制，并把英國人趕出了美國。當時，為了反對英國，歐洲大陸國家也幫助了美國。1803年，拿破侖把路易斯安那州“賣”給了美國，他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過美國在大西洋西岸牽制英國。

為什么會發生南北戰爭？南北戰爭是美國國內“兩條路線斗爭”，即選擇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選擇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攤牌。南方希望降低關稅，通過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賺錢；而北方要發展本國自主工業，通過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兩種發展模式的斗爭最終使南方提出與北方分離。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總統林肯在國內贏得了美國人民的支持，在國際上獲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終統一了美國。美國南北統一后，沙俄還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美國人利用歐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創新的道路，在反抗歐洲壓迫的斗爭中，美國的國家版圖也得到迅速擴張。

南北戰爭之后，美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經濟速度過快的時候，往往也就難以兼顧公平。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開始重復英國19世紀40年代的經歷：兩極分化嚴重、工人運動風起云涌。我們現在享受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三八”婦女節等都是美國工人階級在那個時候爭取到的。當時美國的軍隊多是用來鎮壓工人的，美國是怎么解決這個沖突的呢？美國與英國一樣走了出去，大力發展海軍，向世界要資源和市場并為此擴大以本國為中心的依附地區。所以，對整個西方來說，資本主義的自主性國家是通過擴大和掠奪它們的依附性國家而獲得發展的，而國家海軍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決定性的力量

19世紀40～50年代，歐洲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工人運動，這迫使歐洲各國政府利用他們的海軍加速在東方的擴張。中國和印度的戰敗使得東方國家的大量財富被掠奪到了歐洲，這又使歐洲在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現象，這使歐洲工人階級在與資本家的“共同富裕”中，從被壓迫的階級搖身一變而成為“壓迫民族”。于是，19世紀40～70年代，歐洲一致起來壓迫和掠奪依附于它們的國家和地區。世界就這樣形成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是今天“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產生的歷史前提。[24]

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19世紀末，美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制海權。在1898年，美國占領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夏威夷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相當于中國的臺灣，是美國進入遠東的跳板。20世紀初，美國全面進入遠東地區，利用各種機會參與西方對中國的掠奪，用東方財富補償國內貧困階層，縮小兩極分化，美國國內劇烈沖突的階級矛盾由此逐漸得到緩解。

蘇聯的發展模式也很能說明問題。蘇聯與中國經歷相似，它選擇自主模式是因為有沙皇時期工業化運動失敗的經驗。19世紀俄國與拿破侖前的法國一樣，也試圖通過大量引進外資來實現其工業化目標，當時的時任財政大臣的維特簡單地認為，只要把別人的工業買過來并直接移到俄國就可以了。于是他從法國人那獲得了大量貸款，大量購買西方技術，通過政府推動等方式使俄國工業化獲得了長足進展。但由于俄國工業不是內生性的工業，沒有自主的技術，到了19世紀末又碰到世界經濟危機，俄國的工業發展速度就難以為繼。1905年，俄國在遠東與日本開戰，俄國戰敗，其維特領導的工業化運動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沙俄帝國的經濟已無法維持正常運行，其間的帝國內部的政治關系也隨之自行解體，這一時期的經驗促使列寧和斯大林對本國發展道路進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終做出走以工業技術為主動力的自主發展道路選擇；這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買辦路線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促使中國人民做出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選擇一樣，都是出于同樣的歷史經驗。

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經濟學理論對后發國家影響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種樹”來比喻產業政策，認為國家財富增長的關鍵不在于收獲果實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種樹的能力的大小。19世紀下半葉，俾斯麥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的工業迅速發展，形成強大的生產力。由于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長期在德國從事革命工作，德國的這些成就對列寧及其戰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寧在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業化道路和電氣化計劃；斯大林在國際上拒絕了20世紀30年代的“道威斯計劃”、40年代的“馬歇爾計劃”，在黨內拒絕了與之相適應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慮就是怕過度依賴外資會阻礙蘇聯經濟的自主性發展。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斯大林與英國人一樣，他在堅持本國自主型經濟發展道路的同時，卻不希望別的國家也搞自主性經濟。他不讓東歐那些國家走自主性經濟發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間的矛盾不是對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隸的人與其主人之間的矛盾不是對立性矛盾一樣，一個愿挨，一個愿打，這會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對立性的矛盾沖突來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經濟間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慮打敗希特勒德國后如何處置德國問題時，他與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生產能力；只要沒有重工業生產，德國就永遠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羅斯福則說得更絕，他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25]牧羊場國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國家商品的傾銷地。作為牧羊場的國家是沒有力量的。

二  起點相同但道路不同的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后果

中國和印度競爭實際上就是產生于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間的競爭。1949年之前，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的那條道路就是依附性發展道路，由于大量引進外資，其經濟發展速度快，但社會兩極分化也快。最后導致的后果是：外資沖擊中國農村，農民整個勞動收入遠不足補償生產支出，致使農民的農業生產也難以為繼，甚至連“自身再生產”即養家糊口都不能維持，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解體。蔣介石集團的依附型發展道路為中國革命鋪好了干柴，大量外資又為這干柴澆上了燃油，以至共產黨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農民參加紅軍鬧革命。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毛澤東那一代是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共產黨人，也正是這段歷史讓他們明白：依附型經濟沒有出路！鑒于蔣介石時期依附性發展道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又鑒于國外發展道路問題上的經驗教訓，中國人民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后又提出“自主創新是掌握民族發展命運的關鍵之舉”[26]這一重要命題。只要我們了解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們就能知道當時為什么中國人民選擇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選擇了以共產主義為其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前進的領導力量。我相信，即使我們今天重新開始我們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人民最終還會選擇列寧主義，選擇毛澤東思想，選擇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發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根據自已的成功經驗，不僅不允許印度有自主創新能力，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摧毀印度的自我選擇能力，更遑論其革命的能力。20世紀40年代在印度有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另一個是錢德拉·鮑斯[27]。后者是個強權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錢德拉·鮑斯主張用利用德日的力量，用軍事手段趕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但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后死于飛機失事。從此，印度統治階層中失去了強勢人物。最后，尼赫魯在英國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權并使印度獲得了獨立。這個結果的好處就是其成功快，成本低；其負面影響則是龐大的私有產權被保留了下來。而所有制越復雜、產權繼承的歷史越長、分割關系越細密，國家發展的產權包袱就越重：為了發展，就必須補償龐大的產權利益，并為此必然嚴重依賴外部資金，這就嚴重削弱了印度國家的獨立自主和自我創新的能力。

中國與印度最實質的差別在于中國經過了徹底的革命，而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革命使中國經濟在“生產－流通－消費”循環過程中剃除了印度那樣龐雜的非生產性的產權紅利和生產利潤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動輒就要給私有產權付利，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私有產權的大量預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資金投到生產的流程之前，要經過資本家、地主和英國殖民產權的截留，最終到生產者手中就所剩無幾。

生產者沒有投資資金就只有借高利貸，印度，尤其是在印度農村高利貸盛行，其利息也很高。這對印度生產者，尤其對作為社會主體階層的農民的壓力很大。這就導致印度生產沒有動力。中間人靠產權來獲得分配，勞動者沒有投資和消費能力，這樣便出現大量的貧困階層并由此產生的社會動蕩。從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貸在耕種者借貸總額中的比例在各種借貸來源中一直居于絕對主體地位。從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國家合作社和商業銀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貸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鄉村高利貸者至今還占優勢”。[28]小農由于缺乏償還能力，缺乏貸款信譽，不能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當然也就不能從自己的生產中獲得較大的收益。信貸組織特別是合作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過期未還貸款。過期未還貸款率，合作社大約占40%～42%，地區農行是47%。而借款未還的多是無助小農，這就迫使一些金融機構貸款傾向大農。由于大農具有良好的償還能力，合作社和商業銀行事實上更愿意向大農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貸款，這迫使小農必須從高利貸或其他非組織的資金市場按12%～75%的利息借錢。[29]其導致結果是：日益嚴重的小農破產和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這也是印度一些地區比如比哈爾、西孟加拉、奧里薩和安得拉邦等農民暴動延綿不絕的直接原因。[30]

社會基層如果沒有經濟活力，整個印度經濟就不會獲得自主發展，不能自主發展就沒有民族市場。民族市場本質要求的是人民市場。沒有人民消費，沒有民族市場，建立其上的國家經濟就不可能崛起。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問題是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印度問題的核心。

中國的改革成功是與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關的。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通過國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農產品的價格提起來，讓農民先獲利，農民獲利就可以進行投資。中國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而印度卻不能呢？因為中國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議會的每個議員所考慮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由于人民沒有資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費還得通過政府這一中間環節轉包給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資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滿足資本家的同時，也在財政上拿出一些錢給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國家經濟就這樣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魯就質問：1950到1960年這十年印度創造的財富都到哪里去了？[31]答案其實很簡單，即這些財富就是被龐大的私有產權預先截留了。

尼赫魯本來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計劃，但他又想走“中間路線”，要回避社會主義革命，這就使他的計劃成為空想。“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32]沒有革命，在這里當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說社會主義，即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也無異于紙上談兵。這個道理，連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也看得明白。在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這句話一語雙關，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蘇聯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是說自主創新的社會制度沒有革命是建立不起來的。斯大林同意并接過羅斯福的話說：“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33]革命在歷史上對印度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由表4可見一斑：

表4  1700～1995年印度與中國經濟水平比較

數據來源：根據[美]安格斯•麥迪森著，楚序平、吳湘松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作者根據相關數據整理而成。

表4顯示，幾乎是同時建國（新中國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建國）的印度與中國，其兩者之間的差距始于中國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迅速拉大。中國1952年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決于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些革命使中國整個社會的所有制關系大為簡化。土地集中到了國家和農村集體手中，這大大降低了國家發展的成本。20世紀70年代，中國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后，計劃經濟的主要任務也已經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國轉入商品（市場）經濟，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其經濟顯示出遠遠高于印度的強勁發展勢頭。假設我們沒有經過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蔣介石集團統治時期堆積如山的產權問題，那么現在中國遠高于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現。徹底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擺脫了經濟發展中的依附性質，而完全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又使新中國經濟具有了沒有經歷政治革命的印度無法具有的創新品質。

最能反映印度經濟對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對外貿易領域。印度國內市場極為有限，只有依賴外部。印度為了外匯大量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商品以購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結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貿易赤字就越大，從而形成“利潤逆循環”現象。從1949年到2003年這長達50多年的歷史中，印度外貿竟然只有兩年順差！它們分別是1972到1973年度，其貿易順差10億盧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順差6.8億盧比。2003年逆差竟飆升到了4 206億盧比。印度外貿那如雪崩一般越滾越大的赤字是其經濟對西方技術和資本絕對依附關系帶來的惡果。[34]

印度經濟的依附性嚴重阻礙了其生產力的發展。這里已沒有必要再列舉依附性對印度傳統產業的影響，因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很多。我們只要看看現在被輿論炒得火熱且美譽有加的印度信息技術產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IT產業）并將它與中國同類產業比較，就不難理解印度經濟中的依附性因素對印度發展的阻礙作用。表5的數據說明了這一點：

表5 印度IT產值增長基本情況（1997～2003年）（單位：億盧比）

資料來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報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表5可知，從1997～2003年期間，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術產業（IT）產值比1997～1998年增長了2.02倍，總額中軟件出口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6.1倍，而軟件內銷量才增長2.9倍。附加值較高的戰略性電子產品增長只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1.8倍。占產值總額主體部分的是附加值較低的日用電子產品，增長了0.82倍。這說明印度IT業增長是靠海外市場拉動，而且推動IT出口的產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產品。印度IT產業的這種依附性的特點，在表6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表6 印度電子產品出口情況（1997～2003年）（單位：億盧比）

資料來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報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表6表明，近年迅猛發展的印度IT產業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經濟自主推動而是由國際，尤其是由資本中心國家的經濟需求拉動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項目中，西方從印度進口需求最小的是戰略性IT產品，需求量最大的則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產品。從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戰略IT產品出口竟只有1億盧比，而從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戰略性IT產品竟沒有數據。是沒有統計，還是西方對印度不再有此類產品的進口需求，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至少表明，國際資本中心國對印度IT產品的需求對提高印度IT產業的技術，尤其是有利于鞏固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的進步，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造成IT產業這種依附性發展的原因又在于長期處于萎縮狀態的印度民族市場，近30%左右的貧困人口[35]大大限制了IT產品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和IT技術的國內培育和開發條件。這可從下面與自主型的中國IT產業的比較中看出（參見表7）。

表7 印度和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

              （1990～2002年）               （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頁。

即使在電子領域，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筆者認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嚴重弱化。而拉開中國與印度自主創新能力差距的原因應該歸功于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雖然是一個自由經濟論的擁護者，但他對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經濟成果非常肯定。他認為，1979年之前毛澤東領導的社會改革無意中為1979年中國商品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鋪平了道路。他說：“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36]

三 對印度和中國經濟發展及其前景的基本評估

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筆者對印度和中國的未來國家發展前景做出如下評估：

第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及建立其上的產權關系。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在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五十多年的痛苦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貫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那么在與中國比較時，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有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37]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第四，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在“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國用本國的資源支撐本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后勁已十分有限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自主創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思想。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著第三次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的時候是從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次飛躍是從改革開放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次將是從“統籌國內國際大局”中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國際國內條件的相互轉化中把握發展機遇、從國際國內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穩步扎實地全面實現小康的戰略目標。如果我們能順利實現這次飛躍的話，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失去了起碼的前提。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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