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意義
韓德強
2008-12-10
時代不同，生活的意義不同。
過去，人們大多為光宗耀祖活著。光前裕后：追思先人，澤被后人；光耀祖先，富裕后人，這是一種生活意義。這種意義可以鼓勵人有長遠目光，不走歪門邪道的致富捷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為下一代人做榜樣。鄉親們的目光，無論是嫉妒還是詛咒，無論是羨慕還是嘲笑，都成為生活意義的一部分。項羽為什么要衣錦還鄉？因為他的生活意義存在于他的鄉親的目光中。至于說戰爭中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都是陌生人，都是項羽的生活意義之外的人。
可是，后來說光宗耀祖是封建、愚昧、落后。于是，家譜也不續了，宗族祠堂也拆了。計劃生育一搞，“斷子絕孫”了，更沒必要光宗耀祖了。所以，光宗耀祖不再成為普通人的人生意義。
那么，為父母活著行不行？父母說，我們有自己的養老金，不用你管。只要你自己好就行。再說，根據現代法律，年滿十八歲就是一個獨立公民，與父母只有法律上的贍養關系。獨立了，父母也不需要為孩子活著，孩子也不需要為父母活著。
那么，為自己所愛的人而活行不行？問題是，神圣的愛情已經讓位于世俗的利益考慮。戀愛雙方都自我中心，逐漸計較投入產出比。
那么，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行不行？國家說，年輕人一關心國事，國家反而不穩定。年輕人有自己的權利，自己的選擇，出國留學，還是下海經商，悉聽尊便。
那么，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行不行？本來，這是新中國幾代人的生活意義，但是，隨著私有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個意義也很快消失了。
最后，只有一個答案，就是為自己活著。可是，自己怎么活著都可以，怎么死也都可以。既然不對任何人、任何共同體承擔責任，也就不被任何人、任何共同體所需要，活著和死了也就沒有任何人關心，也就沒有什么區別。勤快可以，懶惰也可以；可以積極生活，也可以消極避世。可以煙酒不沾，也可以吸毒販毒。可以潔身自好，也可以賣淫嫖娼。可以自殺，也可以殺人。
這樣，你徹底擁有了自由主義者所向往的徹底的形式自由。但是，這種形式自由也是讓人極難以忍受的。所以，在無牽無掛、無拘無束的自由中，人們才反復提出一個問題，人為什么活著？
人為什么活著？當你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人生已經出了問題，社會已經出了問題。
意義是將人生與社會連結起來的最重要的心理紐帶，是人生的發動機、方向盤和燈塔。生活有了意義，就有了動力，有了方向。有了方向感，才有成就感，才有幸福感。
有的人可能會問，一個人有責任，不也就有了方向感，成就感，幸福感嗎？是的。但是，意義比責任更高一層。意義不但能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責任與分工，還能協調這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責任與分工，教人既珍惜生，又能不怕死。責任相對明確，但意義卻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使生活充滿了情趣和浪漫想象。
想想春節回家的現象吧，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離開大城市，回到農村去過年，說明了什么？說明農村是生活的意義所在，農村的父母親戚、鄉里鄉親，構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內容。雖然祖墳沒有了，雖然也要計劃生育了，但是由千年以來由光宗耀祖、澤被鄉里的文化所形成的習俗還在，人們依然在乎鄉親們的關心與蔑視，贊揚與批評，羨慕與嫉妒。這些都是自己的生活內容、生活意義。而在城市里打工的日子，就只是掙錢。
從根本上說，有社會共同體，生活就有意義。沒有社會共同體，生活就沒有意義。社會共同體相互承擔責任，相互提供生活的意義。由自由市場、自由政治、自由主義思想所構成的一個社會，根本就不是一個社會共同體，而是一個靠個人權利和國家法律所構造的一個自由交易平臺。其中每一個人都不存在對他人的責任和義務，而只有權利的相互博弈。自由主義認為，個人的權利高于社會，這才是一個自由的健康的社會；凡是個人的權利要服從于社會的共同利益，這就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就這樣，自由主義將任何社會共同體的合法性都瓦解了，也就將任何人生的意義都瓦解了。
人生意義被瓦解了，個人獲得了徹底的形式自由。一些人接受不了意義的失落，就去自殺，或去殺人。一些人走向虛無主義，縱欲狂歡。一些人肆無忌憚，物欲橫流，巧取豪奪，成為成功者；還有更多的人是撇不下親情、鄉情、友情，成為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迷茫者。這究竟是社會進步還是社會倒退？這究竟是社會文明了，還是社會野蠻了？
我的看法是，社會野蠻了，社會倒退了。進步的是技術。但正是這技術的巨大進步，導致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兩極分化，世界戰爭，以及人類毀滅的前景。
說到這里，我想起一個阿拉伯故事。故事說有一個漁夫，從海里撈里一個魔瓶，魔瓶上打著所羅門王的封條。漁夫不知輕重，將封條打開。魔瓶里釋放出一屢輕煙，這輕煙很快變成一個“口像山洞，鼻像煙囪”的魔鬼，要吃掉漁夫。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故事寓意深遠。人的貪欲就像是魔鬼，而那個不知輕重的漁夫就像是自由主義。本來，這貪欲是被基督教、天主教封在瓶子里的。后來，自由主義撕開宗教的封條，以自由之名釋放出欲望這個魔鬼。這個魔鬼從一屢無害的輕煙（思潮）轉化為有形力量，發明技術，征服自然，改天換地，帶來繁榮的物質生活，同時，則使人類兩極分化，痛苦不堪，走上毀滅的道路。在1789年的那場法國大革命中，羅蘭夫人臨上斷頭臺前嘆息：“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二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不得不擔憂：“自由啊，人類的毀滅將假汝之名而行！”
那么，人們為什么會接受自由主義的致命誘惑呢？自由主義者特別擅長顛倒黑白，將上帝的東西歸為愷撒，將愷撒的東西歸為上帝：將一切美好的事物貼上自由、光明、現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標簽，而將人們不喜歡的東西貼上專制、黑暗、古代、落后、封建社會的標簽。
人類社會說到底可以歸納為兩種人際關系：競爭性人際關系和壟斷性人際關系。
競爭性人際關系是陌生人之間的關系，其典型是買賣關系。買方和賣方相互不認識。開價高了，買方可以不要。還價低了，賣方可以不賣。貨好了，賣主人品再壞，買家也能踏破門檻；貨不好，賣主人品再好，顧客也門可羅雀。雙方身份平等，各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卻能通過自由交易達成合作。雙方關系相互陌生，既沒有愛，也沒有恨，既沒有情，也沒有仇。因此，雙方關系是臨時的、簡單的、公開的、透明的、規范的。雖然買賣雙方本質上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對稱，本質上相互封鎖信息、相互欺詐，本質上弱肉強食，但是在現象上卻很有吸引力。于是，淺薄的自由主義者以為找到了人際關系模式的至寶，以為可以將所有的人際關系都轉化成臨時的、簡單的、公開的、透明、規范的人際關系，這樣，就可以“相忘于江湖”。
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際關系客觀上相互壟斷，相互不可替代。例如，親子關系，夫妻關系，師生關系，以及政府或企業中的高層上下級關系等。一旦其中一方，例如父親發現兒子在外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能不要兒子嗎？妻子發現丈夫有外遇，能輕易離婚嗎？一個掌握重要業務的高級經理泄露部分公司機密，能輕易辭退嗎？在上述種種情形中，另一方一定會火冒三丈，要責罵，甚至要動手打人。經過責罵，經過憶苦思甜，經過啟發教育，出問題的一方答應改過自新，雙方關系可能重歸舊好。如果說，競爭性人際關系的雙方自利短期內看不出多大的問題，那么壟斷性人際關系的雙方就必須時刻想著對方，必須利他。
利他主義是處理壟斷性人際關系的唯一行為準則。但是，往往其中一方更能體諒，更能團結，更能感化或教育對方，更懂得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更懂得大義，這一方就會在雙方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在天長日久的相處中，雙方關系逐漸深化，相互依賴，相互信任，相互產生默契，越來越融為一體。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深層次都是形成了良好的壟斷性人際關系。什么叫和諧的人際關系？這就是。但是，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這種人際關系就是“相濡以沫”，就不好。因為這種人際關系長期、復雜、深邃、難以公開、難以透明、難以規范、難以標準化、不受法律保護，一旦其中一方忘恩負義，背信棄義，另一方就慘了。
自由主義者要求公開、透明、規范的人際關系也頗有道理，似乎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弱者。但是，在一個充滿意義的社會中，弱者并不需要用公開、透明、規范的契約來保護自己，而是訴諸輿論，訴諸道義，對背信棄義的強者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秦香蓮就是這種做的，陳世美至今翻不了身。相反，一旦將秦香蓮與陳世美的關系轉化成公開、透明、規范的市場買賣關系，陳世美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強勢地位，簽訂一個AA制的婚姻契約，隨時可以拋棄秦香蓮。因此，真正能夠保護弱者的，絕不是法律、契約，而是活在每個人頭腦中的道德，是一個生活意義系統。一旦把道德廢除，把輿論約束弱化，強者完全可以利用公開、透明、規范的契約欺壓、剝削、掠奪弱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自由主義解構了古今中外各種社會的各種生活意義，而將“自由”二字寫入每個人的心靈深處，確立了“自由”的專制，確立了“弱肉強食”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于是，一個前無古人的野蠻的、無恥的、縱欲的、毀滅性的社會——現代社會，就穿上自由主義者縫制的“文明”外衣行銷到了全世界。這真是一件空前絕后的、超級巨大的皇帝新衣啊！
人類要擺脫這個野蠻的、無恥的動物世界的狀態，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喚醒人心深處的良知，激發越來越多的人“向往崇高、追求崇高、體驗崇高、實踐崇高、享受崇高”，體驗幸福，找回做人的尊嚴和自豪，聯合起來與野蠻、與無恥作斗爭。
人類的歷史有進步，有倒退。每當善良、崇高的仁人志士大批出現時，歷史就進步了，人民就福了；每當邪惡、墮落成為社會風氣時，歷史就倒退了，人民就危險了。人類歷史上的大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能認識到，人類歷史是一部善惡斗爭的歷史。唯獨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相信“惡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杠桿”，相信“看不看的手”，從而在根本上顛倒了善惡是非黑白。到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重建人類社會共同體，重建人生意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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