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經濟形勢務虛會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國稅務雜志社408會議室，六位學者對一系列重大命題的熱烈討論正在進行。此次座談緣起于王建在中國稅務雜志社《香港傳真》上的一篇名為《改造我們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舉了十個有悖于傳統經濟理論的現實問題，此文引起了不少學者對現實問題的共鳴和思考。參加此次講座的學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農業和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王建、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黃小虎、國家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

下面是高梁在會議上的發言：

高梁：王建寫的《改造我們的研究》，很有啟發性。關于虛擬經濟，王建做了很多研究。我對這方面的理論不太熟悉，但1998年回北京前，我在南方做過兩年期貨操盤手，這里想從微觀操作的角度，談談對虛擬經濟的看法。

現代各種金融衍生工具起源于農產品期貨，兩者的基本原則和操作方法應該沒有大的區別。期貨交易和通常的股票交易，在操作規則上有兩點明顯不同：一是股票只能先買后賣（做多），期貨則也可以先賣后買（做空）；二是買股票必須足額付款，買賣期貨則只需要交百分之幾（我國是5%）的保證金，到交割日再全額付款。這就是“買空賣空”和“以小博大”。大家都知道，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減少大宗同質性商品交易的價格風險。但是，價格風險只有在連續的交易中才能被眾多交易當事人分擔。規避未來實物交易的價格風險，要以無數的投機交易為前提。“以小博大”是風險的極度放大，在期貨市場中多數散戶必然是受損者，甚至血本無歸，只有極少數人能發財。莊家操縱市場、興風作浪更是由這個市場制度本質決定的、與生俱來的丑惡面。

所以，在期貨市場對某個具體品種的買賣，除了最后交割日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之外，整個過程中的所有交易活動，不過是賭博而已。在股市中，莊家操縱價格必須先大筆買進，然后才可能拋出。而在期貨市場，“多方”、“空方”卻是真正對壘的兩個陣營，價格的被“發現”，完全取決于哪一方能“拍”出多少“保證金”，拼的是資金實力。真刀真槍在期貨市場玩的人，最清楚這個市場是怎么“配置資源”的。國外發明炒股票期貨的“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得了諾貝爾獎，但揭露金融衍生品市場本質的作品，卻沒人理睬。

很多人知道１９９５年“3.27”國債期貨事件，多、空兩方殺紅了眼，竟玩起了“空手道”。結果剛開張了一年的國債市場就關門了。在這里我想舉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的海南中商所“９６５”咖啡事件的例子，這個故事不太出名，但我覺得更能說明問題。

海南中商期貨交易所的咖啡期貨是個小品種。我國只有海南產咖啡，當地持有現貨的商家多數“做空”。１９９６年初，大批大陸資金到中商所“做多”，在某個交易日發動。多、空兩方經過猛烈交鋒，空方資金不敵，被“逼空”。當時國際咖啡平均價格大約是每噸1.7萬元人民幣（期貨市場上每手一百公斤，１７００元左右），在一周內，９６５咖啡價格被抬到３５００元以上。空方大戶沒有現貨的，眼看要傾家蕩產。于是中商所當局規定，允許空頭進口咖啡交貨。據說那年從越南緊急進口的咖啡，等于中國十年的消費量。多方拿到大批現貨咖啡，成了燙手的山芋。在其后將近一年中，這批咖啡貨單成了在大戶們之間來回傳遞的“籌碼”，利用它呼風喚雨、制造謠言，在后續的咖啡交易中，不斷演出“逼空”、“逼多”的好戲，就像蕩秋千一樣，在９９９元到四千元之間來回擺動，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黑幕故事。到１９９７年春，證監會終于宣布停止咖啡期貨交易，此后不久，中商所關門，全國１４家期貨交易所只剩下今天的三家。

當時其他多數期貨品種也充滿了黑幕和丑聞，不再列舉。實踐說明，在一個投機機制大于正常供需機制的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可以是逆向的，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投機市場是賭場，玩的是零和游戲。你的收益必然是別人的虧損。索羅斯在泰國、馬來西亞賺了大錢，在香港和俄羅斯又賠了進去，相應的，泰國、馬來西亞必然有不少人賠了，在香港、俄羅斯有不少人賺了。這和作為生產過程延伸的商品流通完全不同。我們不否認期貨市場積極的一面。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的投機成分，不可能形成商品的增值。我認為，所謂期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本質上是有錢人之間的財富再分配游戲。

另外，根據期貨交易規則，全世界每天兩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真正發生的現金流不過是兩萬億的百分之幾。這不一定準確，是要求教于專家的。

其次，我想順著王建的話題，談談“改造我們的改革理論研究”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就一再提出要正確處理發展、改革、穩定三者的關系。（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關于“七五”計劃的建議》中就提出了“處理好經濟發展、體制改革、人民生活的關系”），講了２０年了，但三者是什么關系，怎樣從我們２７年的改革實踐，怎樣國際經濟教訓中加以總結？我們的改革理論界似乎很少涉及　這方面的講座有一部分人盡管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但顯然對俄羅斯“一步到位的”轉軌十分向往。

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后，政治上實行了多黨制的“憲政”制度，經濟轉軌實行“休克療法”，價格進一步放開，商業銀行一步放開，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四年內８０％實行了私有化。原來的國際國內市場聯系很大一部分被切斷，通過官商勾結廉價收購國有企業的私營老板們忙于投機和抽逃資金，無心踏實搞生產，結果經濟衰退、社會混亂、兩極分化、群眾生活困苦，民主政治一度變成寡頭操縱的“金權政治”。國外敵對勢力乘機實行戰略包圍，步步進逼。俄羅斯“休克”十年，只是仰仗國土廣袤、資源豐富和原來的軍事工業科技的老底子，才沒有“長眠不起”，靠著新一屆政府“撥亂反正”，加上國際油價高漲，這幾年剛緩過勁來。

當初俄國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沒有預見到激進改革會帶來經濟衰退、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但把這一切都看成是“轉軌必要的代價”，實際的代價是犧牲了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國家安全的利益，成了“為私有化而私有化”，機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場經濟理論”硬套本國實際，實際付出的代價，是十年衰退和國際戰略地位的喪失。

宏觀地看，可以認為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是犧牲發展和穩定的最高利益、服從所謂“市場化改革”這一次要目標的典型。我國改革走“漸進式”道路，注意直轄市三方面關系，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

經濟改革是為了激發經濟運行的活力，更發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過程也是社會利益出現分化的過程，改革必須以保持社會穩定作為基本的邊界條件。這就是“漸進式”改革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首先，改革開放，必須以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為最高原則。

“發展是硬道理”，但我們一度流行的發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場化和全面開放——發展勞動力比較優勢——融入世界分工體系”這樣的邏輯體系。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和參加國際分工當然也有必要，但今天必須更多強調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升級的支撐作用。對于中國這個經濟科技相對落后的國家，之所以不能盲目照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理論，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理由：

第一，我國作為后發展國家，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在整體組織水平、科技水平、企業競爭力和市場規范程度性等各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經濟體制改革如果過分強調市場化私有化，過分削弱國家的管理組織能力，放棄國家對本國產業的組織、支持和保護作用，就可能成為拉美那樣的“弱勢國家，渙散社會”，永遠處于競爭的下風，被鎖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成為“打工經濟”或“依附型經濟”。這決不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

第二，長遠的發展要領先自主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科技的發展，既要依靠企業和市場的基礎作用，也要依靠政府制定通過前瞻性的經濟科技規則，整合國家經濟科技資源，資助科技開發，組織產學研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科技發展規律不同于經濟規律，又必須和經濟結合，離不開領先政府的引導和組織。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中占了主力地位。對外貿易中57%由三資企業完成。其中，電子業達到92%，機械制造達到70%。外商控制了主要的出口渠道。20多年了，我們還沒有學會通過自己的貿易組織去拓展世界市場，而且把自己的工業組織領導權一步步地送給外國人。中國確實要解決就業這個基本問題，但就業只能通過外國人來組織？這么走下去，中國經濟本質上成為打工經濟，是外國公司在中國雇用最便宜的勞工，使用中國能源，污染中國環境，向母國提供最便宜的消費品。這不是中國人組織的經濟，不是自主自立的經濟。

資本主義的發展，尚且有拉美道路和日韓道路之分。本質上看，拉美道路是依附型、殖民地型，日韓式道路是自主型發展。日韓道路，本質上就是技術立國、自立自強。現在一提自主創新，就有人扣帽子：“你們要搞閉關鎖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挫，有人幸災樂禍，說要謹防掉進日韓自主創新的陷阱。它怎么成陷阱了？恰恰是那樣才能贏得強國地位。我要問一句：中國是不是永遠要服從今天的國際分工？是不是要把過去已有的工業體系、科技體系全部打亂拆散，并入跨國公司，徹底變成打工經濟？市場經濟最后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資本主義？對外開放是不是一定要走到殖民地才算徹底，否則就是半拉子工程？

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科技落后導致工業競爭力不足，對外依賴性增強。中央提出，“把自主創新作為結構調整和增強國家競爭力中心環節”，具有重大意義。什么叫自主創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地盤，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業——不是外國人控股的企業，也不是外國人控制經濟權的企業，是中國人控制的企業。現在，全國上下都要搞合資，不合資就是不開放，不改革。合資以后，中國是不是就永遠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

改革開放有個前提，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要讓大多數人過好日子，有起碼的社會公正和公平，要捍衛國家的主權，自立自強。開放必須是堅持自主權的開放，不是殖民地型的開放。劃不清這個界限，改革開放的未來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開放。如果是這樣的開放改革，我反對。我個人信奉的改革開放路線，就是中央一再強調的，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改革開放。

必須強調產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強調保持自主的戰略追趕態勢；注重發展和安全（國防、產業、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的統一。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單純依賴“招商引資”的發展是違反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的。

第三，中國的最大國情是人口眾多、資源緊張，這決定我國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必須更多地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續發展。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資源節約型發展道路，也不能僅靠企業短期利潤驅動的市場機制，從另一面看，用改革開放促進發展，必須符合科學發展觀，必須以國家競爭力為基本導向，必須超越GDP目標。瑞士洛桑的“國家競爭力”評價指標中，對“制度”的優勢提出了兩個基本定義：第一，系統開放性和系統自主運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觀活力和宏觀調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這也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所有成功實現趕超的后進國家，其工業科技的進步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過程。而不是單強調某一方面。要追趕發達國家，必須正確處理“將企業推向市場”和“國家支持保護”的關系、正確處理“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吸收消化、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關系，正確處理企業短期效益和基于科技發展規律長期戰略利益的關系。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要國企改革限期完成。先是MBO，老百姓反得厲害，暫停。于是就搞合資，能賣的全賣掉，城市把地皮賣掉，地方把自己的骨干企業賣掉。換得一時的財政收入，一時的減輕政府負擔；得到一時的局部利益，丟的是長遠的整體利益。

一個招商引資，一個限期國企改制，這兩條是地方政績的硬指標，逼著他去賣家底。前提是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產業。政府要少管，那讓誰管？讓外國人管，把中國的經濟命脈奉送給外國人？在利益的驅動下，省以下的骨干企業紛紛出賣，而且是廉價出賣、限期出賣，以賣為榮，就好像誰賣得快誰就升官。

裝備制造業有幾個例子非常典型：大連電機廠、寧夏西北軸承廠、合肥變壓器廠等，都是先叫外國人51%控了股。控股后馬上把銷售渠道拿走，財務拿走，總經濟拿走，名為合資，實際上由外方控制。控制后就搞虧損，一個勁兒地虧。零配件一定要進口，高進低出。連年虧損，中方一看沒轍，再談。外方說，股權我全要。我所研究的幾個企業，都是三四年的時間，全部玩完。

合資前，這些企業有的是虧的，但也有不虧的。過去虧有幾個原因：第一，在裝備工業領域，中國企業的市場越來越小。大量進口外國裝備，然后合資企業侵占本國市場。裝備工業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市場讓人家占領，國企能搞好嗎？第二，根據統計，多年來國企的平均稅務負擔是外國企業的兩倍。開放初期，外商對中國大陸不了解，為了鼓勵人家來投資，搞了一系列稅收優惠，現在連續20多年了。可能是我孤陋寡聞，我沒聽說過一個國家是這么干的。這么玩兒是在自殺。第三，一片“國企失敗論”，說國企就是搞不好。然后是“吐痰論”，說國企不能搞好，國有經濟強大了，計劃經濟就更沒法動了，寧可搞壞以后私有化。這是流氓改革理論。這私折騰了十幾年，等于縱容總經理監守自盜，把工廠搞黃了，資不抵債，負資產、零資產。然后說算了，你給評估吧。本來價值一億的廠子，評估一千萬，他先出兩百萬買下，五年還清。兩百萬還是貸款，銀行居然貸給他。買下以后，再免幾年稅，這廠子就是他的了。什么叫MBO？不全是這么玩兒的嗎？分明就是挖國家的墻腳，貪污腐敗。后來MBO不行了，又賣給外國人。地方官一要招商引資，二要國企限期改革，三要丟包袱，還有什么破產政策、國家給財政減免等，動不動就罵國有企業不行，因為制度不好，一定要把國企搞死。

問題在于，這些企業中有一部分是國家裝備工業的中堅骨干、國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完了怎么辦？這樣下去，國家政權也就完了。我不知道某些人心中有沒有經濟發展戰略，有沒有國家安全？還要不要為國家負責，為歷史負責？

所以，我們必須以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戰略指導思想，正確規定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關系，保持國家對戰略、骨干產業的控制權。只有這樣才能幫助本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才能提高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最后，改革必須以社會穩定作為底線。如果改革的指導思想，不遵照統籌經濟社會平衡發展的指導思想，縱容官商勾結、腐敗橫行，聽任社會不公平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甚至公開站在權貴資產階級的立場，蔑視群眾呼聲，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積累社會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國家建設和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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